题目里面这个“前秦”应该用“先秦”这个词来替代比较妥当吧,前秦大多用来指代五胡十六国时期苻氏所建立的政权。
至于宋明理学能不能代表儒学的问题,争议其实是很大的,我个人的意见是能够代表儒学的。
首先,宋明理学所尊信的是先秦的儒家经典,即“四书五经”。“四书五经”是理学价值系统与功夫系统的主要根源,理学的讨论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些经典。
大体上,理学讨论的主要问题有理气、心性、格物、致知、主敬、主静、涵养、知行、已发未发、道心人心、天理人欲、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等。在这些问题中,格物致知出自《大学》、知行出于《论语》,心性见于《孟子》,人心道心出于《尚书》,天理人欲出于《礼记》,已发未发出于《中庸》,这些经典问题通过宋明理学的诠释获得了新的意义。
理学道德实践中的各种修养功夫如存心养气、戒慎恐惧、必有事焉、勿忘勿助等也都联系着不同的儒家经典来源。
而且,宋明理学对儒家“仁”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先秦以来,儒家政治、哲学、伦理思想的核心,都是倡导对仁的追求和实践。对仁的把握,就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就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
朱熹认为:“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动;心者,性情之主。”在他那里,“心”具有能动性,可以控制人的情感欲望。而这个“心”分为两种:“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道心”是天理的表现,“人心”则是人欲的表现。朱熹继承了二程“灭私欲,明天理”的思想,力主“明天理,灭人欲。”,并将其作为根本的道德修养和人生追求目标。
朱熹“明理灭欲”的主张,从思想渊源上看,是对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谋道不谋食”,孟子“养心莫善于寡欲”,“舍生而取义者也”还有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朱熹把前人单纯的道德要求上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
“天理”既是宋明理学最高的哲学范畴,又是其奉行的现实性道德实践的终极尺度。
可以说,宋明理学发展和强化了儒家“内圣”方面的精神。它把先秦儒学所强调的道德自觉和人格修养的理论前提进一步推向了极致。
张载的这句话,个人很喜欢,也认为它代表着整个理学乃至儒学的根本精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说到正统的问题,其实不管是董仲舒的儒学,还是宋明理学,都是儒家思想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新发展。其实每一种思想学说都是带有一定的时代烙印的,适应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很难有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定论。
举个例子,毛学是不是马学?邓论是不是马学?谁正统?同理儒学也是这样,它是不断进步的。
孔子提出以君臣民的等级制度为蓝本,实行自上而下的仁政统治,对于个人,要忠孝仁义礼谨信,然后多学习文化知识。孟子提出实行仁政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民,君臣都是为了民服务的,君不人道,民众就能推翻君王再立。董仲舒为儒家提供了神学色彩,更容易迷惑民众(可能佛道两家发展成神话故事就是这种原因)隋唐开始科举,把儒家文化取士推上历史舞台。程朱理学将儒家神学发扬光大,将做儒家的必要性归结为天理—因为老天爷要你做好事。到了王阳明,又将儒家神学拉下神坛,认为做好事是因为人自己的良心。明末三大思想家在看到明朝王室的无能,以及平民的壮举后开始批判君主专制,更深刻的提出民本思想。然而由于外部压力和守旧势力的压迫,儒家的进步终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