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的说东吴将领叛变不少,但带军队投敌的多,带地盘投敌的就不多了,貌似一直到灭亡,虽然叛乱将领确实多一些,但并没有因为叛乱丢失地盘的,像韩综和晋宗这样的都是只带走了本部的军队,无法带着整个防区投降,步阐的叛变已经算比较大的投敌叛乱了,但也是被成功镇压了。
其实东吴将领能带兵叛变的主要原因就一点,即政府对军队和基层控制力太差,世兵制普遍运行下的军队正规化程度低下,兵归将有的程度太高,士兵利益和将领捆绑程度较深,想带兵叛变的掣肘程度低。
对比一下,自己一个人叛逃的难度和带兵叛逃相比
夏侯霸和韩综
南趋阴平而失道,入穷谷中,粮尽,杀马步行,足破,卧岩石下,使人求道,未知何之。蜀闻之,乃使人迎霸。
综欲叛,恐左右不从,因讽使劫略,示欲饶之,转相放效,为行旅大患。后因诈言被诏,以部曲为寇盗见诘让,云“将吏以下,当并收治”,又言恐罪自及。左右因曰:“惟当去耳。”遂共图计,以当葬父,尽呼亲戚姑姊,悉以嫁将吏,所幸婢妾,皆赐与亲近,杀牛饮酒歃血,与共盟誓。
军队正规化程度越高,将领的个人意志贯彻的越少。带不动人一个人跑去投降的难度可以看看夏侯霸,差点死在半路,再者,投降之后的待遇很大程度上和带去的资源正相关,如果孤身投奔的话,能有多少好处还不好说。
世兵制下的问题除了将领可以部分世袭领兵之外,还有一点在于士兵和家属住在一起,只有将领本人需要将家人留在后方做人质,但也不是全部比如说上面的韩综身边就有家属。这样的话控制士兵的手段又少了一件。
初为骠骑将军朱据军吏,将母在营。既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谢其母,母曰:“但当勉之,何足泣也?”
部曲万口,妻子尽识之。爱养吏士,赡护六亲,俸禄产业,皆与共分。
当然根源在于扬州地区发展的落后性,整个扬州东汉时期只有七郡92县,请注意这是全国最大的州,包含了现在的苏皖浙赣闽五个省的面积,户籍人口二百万出头,去掉淮南的两个郡28个县80万人口,也就是说整个江东地区在东汉时期只设了六十多个县(乡亭一级的长官不属于官员,县级以下也没有国家名义的军队,不允许有城墙),实际上在三国之前江东甚至没有出现过以此为中心独立的割据势力(秦汉属于以淮北为中心的项羽,两汉之交也是传檄而定,当地军阀我粗看都找不到名字)。县城以外的地区宗族势力只会因为安全和抱团生产的需求逐渐壮大,在南方生产力不够发达的情况下(农具从北方传来,实用性未经过南方实践改造,旱田和水田生产经验不能借鉴,南方经济实力逐步上升源自铁制农具在南方逐步实践运用,以及大量的北方劳动力南迁带来的管理经验),是很难有所作为的。(对比孙吴灭亡时,共有43郡313县,虽然是包括荆扬交广四州的,但行政区划相对于东汉过于广阔的划分,总算勉强和北方的郡县面积相似)而作为首都的丹阳郡,在孙权称帝之后依然能维持着十万人以上的山越聚集,本地人口相当分散而且过度依赖长江干支流的交通。另外提一下,东吴没有玉玺,因为做不出来,这生产力可以说落后的现代人想象不到。
吴时无能刻玉,故天子以金为玺。
之所以带兵叛变的多,带地盘投敌不成功也有东吴本身在搞这种松散军制的同时并不是真的不知道危险,也会用各种手段来进行修正,比如说缩小单一将领的防区,在军队中掺沙子等行为,到后来孙壹这种大将能直接控制的也就三百人而已。当然更重要的是由于长江防线的整体维持,单一防区的失陷并不足以威胁到全局,相反会受到江南地区的围攻,因而叛乱无法站住脚,当然这只是对江北的,上游地区就需要靠军队硬实力维持了,东吴的两任丞相,陆逊驻武昌,步骘驻夷陵,一直都是重点所在。
东吴的将领叛变真正值得诟病的在于,军队可以在不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因为将领的政治问题而集体叛变,这一点才是非常恶劣的,放在其他两国都挺少见的(即正常情况下军队整体投降都是在遭受攻击的前提下,没有受到攻击就投降的孟达算一个,其他的在正式的三国鼎立完成政权正规化建设后确实不多,当然司马家掌权之后的魏国,由于政治混乱出现的淮南三叛,这个才是将领叛乱的最严重后果)。
另外反对一下主要是因为意识形态建设落后的答案,东吴的意识形态建设是落后,但确实不是将领叛变的最根本性原因。因为对比一下按理说季汉本身是意识形态建设最好的,但就将领叛乱的破坏力来说,季汉的将领投敌危害显然大多了,大部分地盘的丢失都和这有关。如果说季汉的将领也能像东吴这样一念之差就能把整个防区献出去,难道说政权的正规化建设更差?这种逻辑明显不对,该谈钱的时候感情再好也不顶用不是。
因为背叛是孙吴政权的根源及永恒旋律。
孙吴政权对此早融会贯通,又不断精益求精。
将背叛刻在骨头里,流淌在血脉中,万事俱备只欠精神钢印。
孙权从背叛袁术时期一路走来,然后数次投降曹操父子,又数次复叛;二次与刘备结盟,又二次背盟,通过不断的“背叛”获取利益。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他执政五十二年,其治下的叛乱事件超过四十五次。
与刘备相比,他没有流离失所,寄人篱下,无立锥地的苦楚。与曹操相较,他没有内部拥汉的尖锐矛盾,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政治斗争,结果呢?
建安十三年,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封豕以养爪牙长达八年的孙权集团,其股肱,谋主们竟然在鼓励孙权向曹操投降。
刘备集团也好,曹操集团也罢,几时出现过群臣推着君主投降这画面?刘琮倒是有过这待遇,不是鲁肃和周瑜力挽狂澜,孙权早是刘琮第二了。
怕不是要生子当如某某某,若刘景升,孙文台儿子若豚犬耳。
单是赤壁这波主降派群臣,其数量和质量已经冠绝蜀、魏,当世无对。也只有蜀、吴亡国投降时尚可一论。
请问,是兵临城下危在旦夕了,还是屡战屡败弹尽粮绝了,曹操一封信,吓得江东官僚们翘首以盼,心痒难耐的劝孙权投降,这就是据有江东,已历三世?这就是孙权统治八年的江东政权?
秋七月,将军马茂等图逆,夷三族。
吴历曰:茂本淮南锺离长,而为王凌所失,叛归吴,吴以为征西将军、九江太守、外部督,封侯,领千兵。权数出苑中,与公卿诸将射。茂与兼符节令朱贞、无难督虞钦、牙门将朱志等合计,伺权在苑中,公卿诸将在门未入,令贞持节称诏,悉收缚之;茂引兵入苑击权,分据宫中及石头坞,遣人报魏。事觉,皆族之。
诸位,这又是什么,又是一波政变呗,此时孙权已统治江东四十多年。魏将马茂降吴后,拉拢孙权的宿卫军无难督和首都禁军外部督,兼孙权心腹符节令一起设计,准备围困公卿诸将,击杀捉拿孙权,控制吴国首都、然后联络魏国投降。一旦成功,吴国便彻底玩完。
问题在于“朱”和“虞”显然是江东著姓,而无难督,外部督,符节令,皆是亲近孙权的禁卫和官员。这些人没有讨伐汉贼,维护汉家天下的的政治意向,也没有兵临城下大势已去的形势压迫,和一个魏降将一起竟然要干掉孙权,挟持群臣去投降魏国,这种背叛才是最厉害的。若说马茂想回魏国,那么朱贞和虞钦等人的动机是什么?
对于挥之不去的背叛,孙权不是没想办法,他曾经至少下过二道诏书:
江表传载权诏曰:"督将亡叛而杀其妻子,是使妻去夫,子弃父,甚伤义教,自今勿杀也。"
江表传曰:是岁将军翟丹叛如魏。权恐诸将畏罪而亡,乃下令曰:"自今诸将有重罪三,然后议。"
足见江东督将亡叛现象在孙权时期常有之,且到了孙权数次下诏维系的局面,其数量绝非我们能看到的记载这么少。这些督将是不是吃饱了撑的,宁可妻子不要了也要叛国投降?
粗略统计孙权执政期间,孙吴反叛事件:
建安五年:
建安八年:
建安九年:
建安十三年前:
建安十三年:
建安十四年:
建安十六年:
建安十八年:
建安二十年:
建安二十一年:
建安二十五(二十六)年:
黄武二年前:
黄武二年:
黄武四年:
黄武五年:
黄武六年:
黄武七年:
黄龙二年:
黄龙三年:
赤乌元年前:
赤乌二年:
赤乌五年:
赤乌八年:
赤乌十一年:
这是孙权在位期间的粗略统计,到吴国灭亡还有二十八年没纳入统计。
最后看骆统怎么说:
今强敌未殄,海内未乂,三军有无已之役,江境有不释之备,徵赋调数,由来积纪,加以殃疫死丧之灾,郡县荒虚,田畴芜旷,听闻属城,民户浸寡,又多残老,少有丁夫,闻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寻所由,小民无知,既有安土重迁之性,且又前后出为兵者,生则困苦无有温饱,死则委弃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恋本畏远,同之於死。每有徵发,羸谨居家重累者先见输送。小有财货,倾居行赂,不顾穷尽。轻剽者则迸入险阻,党就群恶。百姓虚竭,嗷然愁扰,愁扰则不营业,不营业则致穷困,致穷困则不乐生,故口腹急,则奸心动而携叛多也。又闻民间,非居处小能自供,生产儿子,多不起养;屯田贫兵,亦多弃子。天则生之,而父母杀之,既惧干逆和气,感动阴阳。
骆统阐述孙权治下的民间百姓和屯田兵们弃子不养,杀子不养。而面对不断的徭役征发,江东百姓们是怎样选择?
贫困本分的只能任劳任怨;稍有钱财的不惜倾家荡去行贿逃避;轻率剽悍的逃到险要中结伙作恶。
更悲哀的是,用全部积蓄去行贿的这些人,即便逃得了这次,也难逃下次。
这不过是夷陵之战之前一纪(十二年)内的情况,孙权他老人家继续统治了三十年,其子嗣又接着统治了二十八年。
孙吴朝野这种统治基础和状态,有这么多叛变实不足为奇,归根结底,孙权的统治能力和统治方式是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