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谈一下韩国:
朴正熙时代大韩民国对于一般二产、三产工人的称呼是“勤劳者”(근로자)而不是“劳动者”(노동자)。
韩语语境下“劳动者”或者说其对应词“Labour”是具有主体性的、劳动的人(不限于是否有雇佣关系,是否有偿劳动),也指代进行现场劳动的人,“勤劳者”或者说其对应词“Workers”是指在雇佣关系中,按雇主要求进行劳动换取报酬,并以此维生的人(接近于“打工人” 这个字面语意)。
自己的兄长以及本人曾经有南劳党活动经历的朴正熙大统领在执政之后之所以用“勤劳者”而不是“劳动者”称呼工人并且把后者列为禁词,是因为他和他的幕僚认为用“劳动者”这个词左翼色彩太浓烈,容易唤醒工人的“主体性”(或者说“阶级意识”),不利于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相比之下用“勤劳者”意识形态色彩要比“劳动者”淡,而且也符合当局向国民灌输的“要在经济发展上赶日超美”[1]、培养爱国的“产业战士”(或者叫“产业大军”)以及经济发展优先、现代化建设优先、民生优先的国民意识:
今天我在这里要向国民强调的是:“我们确实无能、落后,但我们在不远的将来将与先进国家[2]比肩,我们会凭借自己的力量自立于世界,我们要有这样的梦想、自信和勇气。”
——朴正熙《镇海第4肥料工厂致辞》,1965年5月2日
韩民族应该从“非生产性的”、“前近代的”、“依附性”的民族变成“生产性的”、“近代[3]的”、“自立”的民族。
——朴正熙《5.16革命[4]四周年致辞》,1965年5月16日
在各种层面,国际社会都在迅速发展,但是韩国经常落后一步、两步,甚至十步……我们磨蹭一天就会落后一年。
——朴正熙《第四次出口日纪念仪式致辞》,1967年11月30日
在这一语境下,“工作”、“提升生产力”、“出口”就是“爱国”,辛勤工作的韩国人也被官方媒体称之为“祖国重建的战士”:
你们不像别人把爱国挂在嘴边,而是在这深山中埋头建设,终于有今日如此优秀的发电所,你们才是真正的爱国者。
——朴正熙 1965年9月15日《在火力发电所竣工仪式上的致辞》
同样在这种情况下,当时韩国在野党(像金大中、金泳三这类自由派政治人)鼓动的民主化运动,以及像全泰壹这类人鼓动的劳工运动,都是朴正熙当局提倡的“发展”的对立面,是不爱国的、反韩(反韩民族)的、“共产主义”的、“从北”的行为。
由于朴正熙政权本身就是靠着5.16军事政变上台,获取政权根本没有程序合法性,外加他跟日本的秘密外交导致政权失去了道义高地,所以延长政权生命与获取合法性的唯一方式就是发展经济。朴正熙政权力图用“发展认同”的叙事强调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压倒社会上涌现的民主化与保障劳工权益的诉求,并且朴正熙本人不断强调国民为了经济发展与现代化暂且多做出一些牺牲、多忍耐忍耐,以保证韩国早日迈入发达国家之列实现韩民族的伟大复兴,再解决福利分配与民主权利的问题。同时让韩国国民要为了统一祖国与近代化化身产业战士以打赢跟“共产主义北傀”的竞争。
我们现在的经济计划可以比喻成一次旅行。大家可以想象自己乘坐从木浦[5]驶向首尔的列车,必须到达首尔才能成为富人。但是现在我们到达哪里了呢……我的估算,现在我们大概到达了驿里站……还要经过第三个“五年计划”,火车才能跨过汉江大桥到达首尔。到那时候,我们都能过上好日子,成为富人,我们的国家将成为亚洲最先进的工业国家。到时候我们会跟日本比较,到底谁是第一……等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我们的生活会改善很多……之后我们再实行一次“五年计划”就可以了。那时候我们将完全成为现代工业国家,迈入先进国家之列。
——朴正熙 1967年4月18日《全州游说演说文》
这种“追赶型发展国家”的认同叙事与韩国的国民心理产生强烈共鸣,时至今日仍然在很多韩国人心中有市场。但是韩国现在这种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产业高度垄断、福利安全网缺失、强大的劳工阶级与劳工阶级政党的缺位、生育率极度低下、内卷型社会等令人心酸的社会现实也与之密不可分。孰是孰非恐怕历史已经给出个答案了。
2200年前的工匠不经意间在兵马俑上留下一个指纹,粗心的秦吏在验收时并未察觉。
工匠侥幸暂时逃脱了被处死的命运,多活了点时间。每个兵马俑脚下的砖上都有制作工匠的名字,被发现了可能就难逃一死了。
经历了2200年的岁月,被一个文物摄影师在给出土的兵马俑拍摄证件照时突然发现。摄影师热泪盈眶,这是对工匠精神的感动,这是对中华文化瑰宝的感动,这也是对自己平凡岗位上不平凡发现的感动。
由此,开启了一段不平凡的人生
兵马俑制作工匠留的字样问题与为什么会刻名字,百度百科相关资料如下:
兵马俑的制作工匠是处于秦帝国社会下层的一批陶工。这些陶工有的来自宫廷的制陶作坊,有的来自地方的制陶作坊。从陶俑身上发现的陶工名有80个,都是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优秀陶工。
在陶俑、陶马身上打印或刻划陶工名,源于战国中期秦国的“物勒工名”制度,是秦国政府管理官府手工业、保证产品质量、控制和监督工匠生产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运用于秦陵兵马俑的制作上,一方面加强了对工匠的控制与管理,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作品质量的提高。
在出土的陶俑、陶马身上的一些隐蔽处,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些刻划或戳印文字。字数很少,一般只有2个字,最多的一件有11个字;陶文除了编号外,都是陶工名。这些陶工名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在人名前带“官”字的,简称作宫字类;二是在人名前带“右”字或“大”字的,省称作右字和大字类;三是人名前带一地方名的;四是只有人名的,人名多数仅有—二个字,个别的为三个字。在上述四类陶工中,第一、二类是来自中央官府制陶作坊的陶工;第三类是来自地方制陶手工业作坊的陶工;第四类因文字过于简略,而对其来源尚难作出判断。
官署作坊工匠
宫字类陶工的名字均发现于陶俑身上,陶马身上尚未发现,而且多在陶俑衣服下摆底部的隐蔽处,少数在衣角或腿上,目前共发现87件,其中印文75件,刻文12件。这些陶文的字体均为小篆,戳印的文字比较规整,为阳文,大多数四周有边栏,字与字之间没有界格,字的排列绝大多数是由左向右横排;刻划的文字较草率,文字排列顺序不一,或从左到右或从右到左横排,或上下竖排。
民间作坊工匠
在陶俑身上,还发现了一些在人名前加地名的陶文。已发现的地名有咸阳、栎阳、临晋、安邑等。其中以带有“咸阳”的陶文最多,其余三地各一件。带有地名的陶文均为刻文,多在陶俑上身的隐蔽处,字迹比较草率。经过统计可以看出,来自咸阳的陶工有衣、危、野、赐、午、笥、高、秸、庆、处、行、路、敬、文忌、木等19人,说明当时的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咸阳,为修建秦始皇帝陵征调了大批优秀的陶工,成为秦陵修建大军的主力。
来自宫廷的陶工和来自地方的陶,在陶俑的制作上,存在着陶俑体型塑造、头型、面型、五官刻划方式等技艺技法上的差异,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其所处社会环境的差异所造成的艺术创作上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