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陈之所以在太建年间联周抗齐,道理其实非常简单,无外乎四个字——远交近攻。只不过,太建北伐的背后,其实需要我们综合考虑南陈的建国历史与立国空间,这就需要我们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一路追溯到陈霸先的“南陈立国”时期与陈蒨、陈顼的“南陈常态”时期。
我们需要注意,对于任何一个政权而言,君主与官僚机构所在之都会永远是该政权做出战略判断时的“第一基准”。南陈所承继的吴、晋、宋、齐、梁之故都——建康,本身就是一个位于长江下游,江水东北流段向东流段转折之处。在南陈立国的绝大多数时间里(557-573),建康往北过了长江便是北齐领土,北齐势力已然进逼南陈国都大门口了,南陈怎么可能顾得上伐周灭梁?一边是火烧眉毛(国都建康以北)、一边是残肢断腿(荆襄缺失),自然要先解决眉毛上的问题,再图补全残肢。
陈霸先之立国是相当困难的,这是南陈之于宋齐梁三朝完全不同之处,我们也万万不能因为“宋齐梁陈”南朝四朝的“贯口”背溜了,就把南陈真的和宋齐梁三朝相提并论。南陈之所以联周抗齐,也与其立国之势的“南天残破”密不可分。我们甚至可以把梁陈之际江淮荆襄之丧失,比作五代唐晋之际的燕云十六州之丧失,不明白江淮荆襄之失对于南陈立国有怎样的影响,自然不会明白南陈为何联周抗齐或者说先齐后周了。
发生于公元548年至公元552年间的太清之难(侯景之乱),是“南朝”总崩溃的开端,侯景不仅将南朝精华之所在建康、京口、广陵之军政中心以及三吴地区之经济中心,全部摧毁,而且还彻底戳破了萧衍政权的纸老虎本质。长江中上游诸宗王不仅未能及时勤王,甚至爆发大规模内讧,以至于西魏宇文泰、北齐高洋纷纷派军南下掠地,一举将“南朝”压缩至长江中下游南岸。梁元帝江陵政权覆灭于西魏之后,王僧辩、陈霸先两位军头组成的南朝建康临时政权甚至一度成为北齐的附庸(萧渊明政权),如若陈霸先不与王僧辩撕破脸,建康萧渊明、江陵萧詧并立在长江中下游,“西魏梁国”与“北齐梁国”并立,真不知“南朝”的脸面该搁那了?
面对如此“丧权辱南”之局面,陈霸先杀王僧辩、废萧渊明、立萧方智、两度击退齐军,建陈称帝,堪堪保存了些许“南国”颜面。但是我们要注意,南陈在陈霸先在位时期,仅仅是一个江南地区割据政权,连长江中游都无力管控。湘州刺史王琳在北齐支持下拥立萧庄抗陈、北周扶持的江陵萧詧甚至还能派遣军队纵横长沙、武陵一带,北周军队则在长江上游之梁州、益州,长江中游之襄阳、荆州附近盘踞。所以,南陈在陈霸先为帝期间一直抗齐,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陈蒨为帝时期,虽然成功讨平王琳、熊昙朗、余孝顷、萧勃等长江中游、珠江流域实力派割据势力,将陈朝直辖的版图开扩到“历史教科书上的模样”(560年-573年)。那么,在南陈版图之常态时期(苏南+皖南+浙江+两广+江西+湖南),南陈首都建康所面临的死敌北齐之直接危险并未解除,自然在对外政策优先性上,依旧会把“抗齐”放到首位。江陵的西梁虽然不算强大,但既有荆州州城江陵坐镇,又有北周做靠山,南陈自然没有实力轻易触碰。
其实不难发现,南陈立国之初的全部内忧外患,均主要来自北齐一方,无论是王僧辩萧渊明组合,还是王琳萧庄组合,均为北齐扶持。所以,于情于理,南陈也不可能把死敌北齐忽略掉,去纠缠与陈朝本身并无过多仇怨的北周。
那么,一边是从前朝末期一直纠缠到本朝建国之后的多年死敌,一边是并未与本朝发生多少仇怨的第三方,而且死敌还一直在本朝都城建康北侧虎视眈眈,作为整体智商还算正常的政权决策者(陈霸先、陈蒨、陈顼),怎么可能不采取“联结第三方、抗衡死敌”的策略?
质言之,吴明彻之太建北伐就是陈霸先诛灭王僧辩以来,南陈抗齐一贯国策之最终爆发。甚至可以说,太建北伐其实是一个充满投机主义色彩的“志图恢复”,是南国试图恢复被侯景之乱破坏了的江淮防线的最后尝试,对江淮的执着,一如孙权对于合肥的执着,是每一个建都建康(南京)之政权刻在骨子里的第一战略需求,能不能实现、能维持多久,就是得到江淮以后的后话了,先得到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