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以为,流民军、北府兵、青齐兵、荆雍兵,其实是相对同质的。他们都是在北方历次乱局或高压之下南逃江淮地区与汉水中下游的南迁民众,他们都是在伧荒晚渡的地方豪族带领与组织的武装力量,他们都是无法通过正常的选拔渠道获得政治待遇提升的“武家浊流”,他们都是常年奋战在淮汉边境地带的南方一级战力。
“北府兵”其实只是晋、宋、齐、梁四朝淮汉边境武装力量在东晋中后期与刘宋中前期的阶段性表现,在此之前的流民军,以及在此之后的青齐兵、荆雍兵,其实都是淮汉边境武装力量的阶段性表现。质言之,“北府兵”对于东晋中后期、刘宋中前期统治阶层的影响,就是“淮汉武装力量”对于整个晋、宋、齐、梁四朝统治阶层的影响。在思路上打通了这一点,才能更好地理解“北府兵”。
淮汉边境武装力量对于晋宋齐梁统治阶层而言,无外乎以下两方面四维度的作用:
其一、【守序善良】抵御北方军事威胁的南侵,构筑常态化战略缓冲区,屏藩江东建康朝廷与门阀世家的庄园(经典案例——淝水之战);
其二、【混乱善良】构成南国北伐的主力军,并利用边境豪族与黄河流域本郡本家的乡里关系,实现对黄河流域的恢复与防守,向一统中原的大目标迈进(经典案例——祖逖北伐、桓温北伐、刘裕北伐);
其三、【守序邪恶】以南国作战主力的实力参与到南国四朝的政治斗争中去,被门阀望族、宗室诸王、建康皇权所拉拢利用,或自行搞事(经典案例——苏峻之乱);
其四、【混乱邪恶】成为改朝换代者的主力部队,参与到篡代建功的过程中,高级军官一举成为新朝新贵,精锐部队成为新朝禁军(经典案例——刘裕建宋、萧道成建齐、萧衍建梁)。
北府兵对于东晋、刘宋的统治阶层,影响也无外乎这么两方面四维度的作用,他们既能在前秦高压面前在谢玄的率领下,亮出淮南之战、淝水之战的出色战绩(守序善良作用);也有在桓玄之乱中,由于主帅刘牢之的无所适从而阵前倒戈支持桓玄,左右内争导向的能力(守序邪恶作用);更有跟着刘裕北伐,气吞万里如虎的不俗战力(混乱善良作用);还在刘裕篡代过程中,构成刘裕军功威望的基础柱石(混乱邪恶作用)。可以说,北府兵在晋宋齐梁二百多年历史中,军政两开花,是发挥得最淋漓尽致的一批源自淮汉边境武装力量的武人。
正是北府兵对于晋宋之际政治如此强大的影响力,导致了刘宋皇权对他们的压制。元嘉时期,除了皇族统领,便是分而治之。檀道济之死,便是刘义隆、刘义康兄弟猜忌所导致的一个象征着北府兵衰败的标志事件。再加上,北府兵自谢玄选拔编练(377年)以来,到檀道济之死(436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在刘裕北伐时期(404年-417年间)达到战力巅峰的那批兵将,已然老去。顶层排挤与自然衰老,使得北府兵的衰败成为必然。
东晋江淮兵(被流民帅率领而相对松散的流民军)、历代荆雍兵(构成历次荆扬之争荆州主战力)、建齐青齐兵(在宋末齐初特殊形式下形成的边武势力),也分别在不同程度上经历了北府兵所面临的兴衰、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了北府兵所发挥的作用,只不过都没有北府兵这么典型。
而且,更为关键的一点是,【北府兵】是【东晋门阀政治】到【南朝皇权政治】的转折关键,它的崛起既宣告了东晋门阀政治的结束,也开启了南朝(宋齐梁)皇权的新时代。它本可以构成义熙元嘉武文二帝强势皇权的强力军事基础,奈何刘裕称帝不久便病逝、刘义符的废黜、刘义隆的多病,连续发生,使得刘宋政权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开国皇帝,刘宋的权柄也不断陷入到托孤权臣、北府强帅、宗室权臣之手,刘义隆本身的尴尬得位更是为日后的皇权继承留下了阴影。
本该在强力且贤明的长房皇帝带领下,巩固初建时期统治的宗王政治,反而在皇权不振、继承不正的局面下,成为刘宋乃至齐梁两朝内耗的病灶所在。本该掌握在强力皇权手上进一步精锐化【北府兵】,也便虚耗在了这一过程之中。元嘉草草,固然有北魏策略得当且战力尚佳的因素在,但北府兵本身的自然衰老,以及元嘉皇权的相对不振,或许才是北府兵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原因所在。
毕竟,(开始畅想),如若刘义符、刘义隆、刘义康三人的能力、心智、健康能够合而为一,徐羡之、谢晦、檀道济、傅亮等被刘裕这等人杰选用的托孤之臣,也没必要陷入到废立所引发的君臣猜忌之中,更避免了日后的宗室内耗的接连爆发。【北府兵】可能还有机会在良性君臣关系的管理下,充分融入到禁军建设与外战准备当中,那样的刘宋,或可彻底完成刘裕在内政外战两方面的未尽事业,实现能够统一中原的新皇权建设、新战力建设,甚至完成新制度建设。诚如是,则【北府兵】虽然依旧难免因为皇权猜忌而被弱化、分化,但弱化与分化后的军力,好歹也能被刘宋皇权用作巩固皇权、发动北伐的动能,比真实历史中发生的宗室内耗,强太多。(本段纯属臆想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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