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网上大部分发言对郭沫若的风评转变为称赞居多？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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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hunyidao 网友的相关建议:

要评价一个人，主要不是看他说了什么，而是要他做了什么，郭沫若在国共分裂的时候，站到了极为弱势的中共一边，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又坚定地站到了极为弱势的中国一边。

这两次站队，已经奠定了郭沫若在中国历史上的位置，那么，否定郭的人，到底又在否定什么，不是已经很明了么？

否定郭沫若，与吹捧胡适是同时发生的，当时的口号是告别革命，难道只是告别，而不是否定么？

因此，否定郭沫若，其实只是否定革命的一个风向标，因为，郭是文人参与革命，和革命文学的典型代表。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对人的评判也是如此。五四运动期间，胡适提出要多谈问题，少谈主义，这种主张在民族危亡的时候合适么？抗战战争时期，胡适更是参加了低调俱乐部。

要讲人格，胡适比郭沫若差着十万八千里，但是胡却是中国公知的旗帜，是掌门大师兄，这便是公知们鼓吹胡适，而否定郭沫若的根本原因。

对郭沫若的非议，主要是建国后，郭写了一些不合时宜的文章，因此，有人说郭是软骨头，是墙头草，那么，在国共分裂的时候，在抗战的时候，郭的骨气如何？

原因其实很简单，郭是革命者，但更是文人，在建国前，只要站在弱者一边，就是革命，但建国后，要保持革命性，又要如何站队呢？

因此，郭迷茫了，但又习惯性的要冲到前面，习惯性的为革命鼓与呼，结果却总是不合时宜，显得有些投机。

对很多人而言，被敌人杀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自己人排斥，郭沫若应该就是这样的人。

我们应该告别革命，否定革命，还是继续革命，永远革命呢？关键要看对革命的理解，人类现在不需要工业革命，不需要科技革命吗？当然需要。

因此，中国应该继续革命，永远革命，人类也是如此。革命永远也不会过时，只是不同时期，革命的目标和形式不同而已。

革命的实质是能动，是主动，是一种追求极限的状态，可以这样理解，革命就是群体修仙，不是追求个人的超脱，而是追求群体性的超脱。

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主要矛盾不同，革命的目标和形式也各有不同，但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却是贯穿始终的。

追求主动性的革命，比较好理解，但追求能动性的革命，很多人却不明白，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乐观主义精神等主要都是能动性。

主动是相对的，有主动，就会有被动，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而能动则不同，能动的关键在于整体性，主要是整体的趋势性，均衡性和制衡性，而不是针锋相对的斗争。

支持郭沫若，还是否定郭沫若，其实就是肯定革命，与否定革命之争，称赞郭的人多了，说明肯定革命的人多了。

革命，就如修仙，但不是个人超脱，而是集体超脱，其对立面就是极端个人主义。

因此，在评判郭沫若的时候，应该问问自己，我是一个信奉集体超脱的人，还是一个信奉极端个人主义的精致利己者呢？

佛见佛，魔见魔，垃圾眼里，污秽多，对郭沫若的看法如此，对中国的看法也是如此。

zhen-li-de-feng-xi 网友的相关建议:

别的事情我不了解，但是《试看今日之蒋介石》的背景我可以说一下。

这篇文章写在1927年3月底，而当时蒋介石的状况是什么呢？

当时武汉方面有鲍罗廷的直接支持，国民党中执会撤了蒋介石大量职务，拉抬汪兆铭的声势。这个时间节点上，怎么看都是蒋屈居下风，将要倒台的样子。

可以认为郭沫若写这篇文章是出于他的义愤和政治观念，但是认为郭沫若这么做能说明他铁骨铮铮的，我觉着还是免了吧……

tu-zi-31-55 网友的相关建议:

更新一个刚想起来的让我笑到劈叉的郭老暴论：

“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家的顶峰。例如以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了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

……按郭老这个说法，我小时候扣的语文分谁来给我补上啊！

但同时，郭老和毛主席在诗词上正常切磋的时候，还是足见二人功底的。比如我印象里《登庐山》的“跃上葱茏四百旋”原为“欲上逶迤四百旋”，郭觉得有“踟躇之感”；“热风吹雨洒江天”原为“热风吹雨洒南天”，和上一句“冷眼向洋观世界”不谐。所以后来毛都改过了。只是那些吹捧的言论也比比皆是，搞得连后来写传的都看不下去。

关于此事，可能出自张恩和的《毛泽东与郭沫若》，有兴趣者可自查。

最让我感慨的，是郭老的儿子郭世英在因为电话中讲了英文被抓起来毒打，不堪其辱跳楼自杀（此说存疑，因其被反绑）。而郭沫若此前正好陪同周总理出席外事，夫人于立群托其求救，而郭整晚坐于总理身边一字未提。

面对妻子痛不欲生的指责，郭沫若一再沉默，沉默，最后说：“我也是为了祖国好啊！”万般苦闷中，郭沫若默默地伏在硕大的办公桌前，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悲痛，将郭世英在西华农场劳动期间的日记一行行、一页页颤抖地誊写在宣纸上，整整抄了8大本。——《晚年郭沫若负疚抄写亡子日记》.《文史参考》2016年16期

诸等事宜，请结合本提问下高喊口号的各种回答自行品味。

————————————正文————————————————————

郭沫若，尤其是60年代后的郭沫若，是个非常有了解价值的历史人物。他喜欢夹带私货，但没作甚大恶。同时代的学者对其品格看不上眼也是普遍现象。亲生儿子生死之际，为了自保也不敢出言，事后悔恨终生，虽然也是大时代下的可怜人，但要人喜欢，我相信大部分人也做不来。

首先，私德没什么好说的。培根卖舅求荣，陀思妥耶夫斯基赌得发昏，薛定谔的外遇比箱子里的猫还不可测，我等又不是他们的老婆外甥，关我们鸟事，不值得提。学术更不用说，大概说得上的黑点的是考古上的定陵事件，这个属于业务不精私欲重，虽然痛心也说不上是刻意破坏；再就是坎曼儿诗笺搞了次乌龙，也不是什么大事。

但节操这个事情就不用洗了。60年代前的郭还好，虽然他后来晚年称自己已经“学会逢场作戏”，但那时更多是官僚主义，环境还没那么极端，60年代后就真是……当时的京城四大_____里，另外三位位置人物都有变动，就他稳居第一。不是没原因的。

以下摘自丁东《陈明远谈郭沫若》（如果连陈明远都不知道就别参与郭沫若讨论了）：

丁：郭沫若对科学、艺术两界的态度有何不同?
陈：身兼中科院院长和中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对文艺界其实没有拿出过什么领导性的意见，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中国科学院。科学院设什么新研究所，他都要过问。有一次，他就问我关肇直的书怎么样?当时华罗庚和关肇直不团结。郭沫若和华罗庚私交不错，和关肇直不太熟悉。当时华、关两位都担任数学研究所的业务领导工作。
　　我说关先生学生很多，为人很好，华先生做人做学问也都不错。青年人都希望这两位老师能够消除隔阂，团结起来，共同搞好数学所的工作。这说明郭沫若关心科学院的事，他想做说服工作，维护团结。郭沫若在反”右”以后，对文艺界的批判出面少。身为文联主席，60年代以后，文联的事他不太愿意管，只愿管中国科学院的工作。他给自己在社会结构里的定位，放在科学界。1962年在广州有两个会，科学的会他很热心，自始至终参与;文艺的会只露了一面，看得出对文艺不愿意参与。凡是文联的事，他都按周扬的意见(他认为也就是毛主席的意见)办。
　　”大跃进”开始时郭沫若很热乎，符合他的浪漫主义性格。一天等于20年，遍地皆诗写不完。他还写了不少民歌。其实他也有另外一面。他就跟我说过，民歌有局限性，写不出大作品。他对艺术是有见解的，什么是珍品、精品，什么是糙品、废品，他很清楚。50年代他参加世界和平运动，出国很多，在国外接触的文化艺术很多，包括现代派。
他外语也很好，”文革”中还在外国诗上作批注。这代表他真实的鉴赏水平。他对文艺的真实看法和公开表态矛盾很大。他说过自己的《百花齐放》并不好。他后来写诗是自暴自弃，反正我就这么胡写了，不是当诗写，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有什么时事，《人民日报》等媒体就找他约稿，请他作诗表态，他一般都不拒绝。约了稿就写，写了就刊登，刊登后自己也就忘了。
　　后来，郭沫若对”大跃进”把学生身体弄坏了也有看法。了解到浮夸、虚报的真相，他也反感;老百姓得浮肿病，他也有点忧国忧民。但在公开场合从来没有发表不同的声音，因为他知道其中的利害。他也劝过我，不要参加对一分为二的讨论，写什么对浮夸风、共产风的分析。郭沫若在科学院提倡三敢三严。他在科学院还是实干的，也有实权，张劲夫对他很尊重，他和张劲夫关系处得比较好。每次院长例会他都主持，经常到各研究所检查工作。
解放前夕，他发表过一篇《斥反动文艺》，点了沈从文、朱光潜、萧乾。我认为，朱光潜的书他是不怎么看的，沈从文的小说他也不一定看。沈从文曾经评论，郭沫若是诗人的笔，写不了小说。《斥反动文艺》那篇文章的很多材料不是出于郭沫若本人的第一手了解，基调来自当时党的工作者。解放后，他还是延续了这个角色。凡是文艺方针政策方面的事，他表示都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具体说来都是照周扬传达的意见办。
　　如1958年”大跃进”时编选《红旗歌谣》，就由周扬拍板，郭沫若按照周扬定的调子写序言，算是由两人合编。60年代文艺界一连串批判什么”写中间人物论”、”无冲突论”等等，他都没有直接介入。但是一到批判田汉的《谢瑶环》、夏衍改编的《林家铺子》、阳翰笙的《北国江南》，郭沫若就立即与过去几十年的好朋友田汉、夏衍、阳翰笙断了联系。解放前，他上台讲话先问党的负责人：你们需要我讲什么?问完了，列个提纲，再按提纲发挥。解放初，批判《武训传》，他没想到，所以先作检讨;批《红楼梦研究》不太一样，胡适原来就是他的老对手，学术上、政治上都是对立面。他们是一左一右。
　　所以批胡适派一点心理障碍也没有，组织得很积极，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其实，郭沫若也是大胆假设。我的看法，他的历史学是浪漫主义方法，随意性很大，想像上比闻一多还要过之。在学术上，他利用了比较确切的资料时，能得出正确或比较正确的结论。一发挥想像，纰漏就大了。胡适是乾嘉学派加杜威的实用主义，重考据。郭沫若往往是借题发挥。根据我对郭沫若的了解，他不会仔细看胡适的文章。他自己说，鲁迅活着的时候，《呐喊》他只看了一半。茅盾的小说他基本上就没看过，别人研究他们的文章更不看。艾青的《诗论》他根本就没看过。历史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他看得多。
　　王国维的书他看得多。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两汉文学史纲要》他看。文学作品看得少，跟他风格相近的”新浪漫主义”一派的作品，如田汉的《关汉卿》、《文成公主》，闻一多的《红烛》等等他还是看得津津有味。他生前很赞赏田汉、闻一多的作品。他也很看重郁达夫、成仿吾。他曾一再为郁达夫辩护。文艺理论基本不怎么看，也没什么兴趣。他和胡风过去很要好，40年代在重庆是抗战文协的同事。他写文章提倡胡风，后来胡风出事又将文章删掉了。胡风和周扬有派系之争，但胡风的理论也是左翼。
　　批胡风，我感觉他对胡风讲些什么都没看懂。他当时要求对胡风逮捕法办，后来编《郭沫若全集》时，有人要删掉这些。我觉得没必要删，白纸黑字，他就是站在当时的主流政治立场上。他把自己放在民主人士跟党走的位置上，党说什么就是什么。60年代初毛泽东在一个讲话里提到《随园诗话》，郭沫若就发表文章《读〈随园诗话〉札记》。我找他借这本书读，他告诉我里面没什么东西。1961年学术界突然讨论《再生缘》，文章发了不少，他也发了文章，我又问他找书看。这也有上面的背景。有封信里他对我说，你不用看，知道有陈端生这么个人就行了。一直到”文革”初表示拥护”文革”，1976年表示拥护批邓，他对邓小平有多少了解?没多少了解。林林先生有一篇文章说郭沫若是”党喇叭”，比较客观。他很明白，他就是”党喇叭”。
　　丁：最后，再请您谈谈郭沫若晚年心境。
　　陈：据我和郭沫若的接触，他60年代和50年代心境有差别，他心情最好的时候是1959至1962年，这几年他写出了3个历史剧本，也做了不少研究工作。1963年以后他心情明显不好。一件大事是阶级斗争搞到了他们家里。他的儿子郭世英被打成反动学生送去劳教，这件事对郭沫若震动很大。据说当时内部发了通报，说高知子女很危险。郭世英直到”文革”前才放回来。这个案子已经过去30多年了，值得研究。当时问题是从信件中查出来的。家信怎么被查出去?可想而知，郭沫若有些事不愿意让”身边的人”知道，要避着秘书。郭世英出事后，郭沫若把我的信还给了我。
　　1961年秋，郭沫若去上海，白杨、以群他们想给他做七十大寿，他谢绝了;第二年秋再提议，他又谢绝了，说不要声张。他到上海是悄悄来，悄悄去。他对上海的背景有感觉。他写剧本《武则天》原来想让白杨演。白杨看了剧本，也想演。但上海形势已经紧了，只好请北京人艺朱琳演。
　　我最后一次见郭沫若，是在1966年底吴玉章的追悼会上，他只和我说了几句话。当时，”文革”已经如火如荼。他说，有些事情虽然我们不能理解，但毛主席自有他的考虑。从这话里也能感到他内心的矛盾。不久，我就失去了自由，此后再也没有见过郭沫若。

同时郭沫若写给陈的书信里也有着如下的反省：

做人有两种，一种叫逢场作戏，那样，很快就能成功，另一种，叫自然流露。也很容易倒霉，甚至毁掉。我的诗，最早之所以写得好，是因为自然流露。譬如我写《女神》，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要靠写诗混稿费，更没有想到，要靠写诗去争地位。那时候，我在日本留学，时常穷得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好在有几个好朋友，田汉、郁达夫，常在一起海阔天空地聊天。我写的《女神》里面，有不少是和田汉交往过程中写出来的，陆续寄给了在上海的宗白华。宗白华是个好编辑，是他把《女神》发表了出来。由此，我就成了名。北伐开始之后，我的地位渐渐高了，就免不了学会逢场作戏了。现在，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谈话，是有什么谈什么，我不会作戏。可是一转眼，我跟别的人，往往就不得不逢场作戏了。这是很悲哀的。凡是逢场作戏的人，写出来的东西，都会遭到后人的嘲笑。”
他一九六三年五月五日给陈明远的信中也说：“至于我自己，有时我内心是很悲哀的。我常感到自己生活中缺乏诗意，因此也就不能写出好诗来。我的那些分行的散文，都是应制应景之作，根本就不配称为是什么‘诗’。别人出于客套应酬，从来不向我指出这个问题，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你跟那些人不一样，你从小敢对我说真话，所以我深深地喜欢你，爱你。我要对你说一句发自内心的真话：希望你将来校正《沫若文集》的时候，把我那些应景应制的分行散文，统统删掉，免得后人耻笑！当然，后人真要耻笑的话，也没有办法。那时我早已不可能听见了。”

不只是和陈明远的书信可考，还有和其自杀的儿子郭世英的好友周国平的书信：

国平：
你的信和写给我的诗——《寄语老兵》，我都看了。其他的诗也看了。
我这个老兵非常羡慕你，你现在走的路才是真正的路。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
我在看世英留下来的日记，刚才看到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他在日记后大书特书的两句：“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
我让他从农场回来，就像把一棵嫩苗从土壤里拔起了的一样，结果是什么滋味，我深深领略到了。你是理解的。
希望你在真正的道路上，全心全意地迈步前进。在泥巴中扎根越深越好，扎穿地球扎到老!
不多写了，再说一遍：非常羡慕你！
老兵
一九六九．一．六

讲真，什么如椽巨擘都没法写出这么深刻的形象。太踏马隽永了。

我看也有不少人认为他的那些吹捧之作算不得正经创作。从他自己的书信来看，他也这么认为，大概是不错的，反正也不是什么正经学术作品。但是《李白和杜甫》这个封山之作就怎么都说不过去了，为了巴上主席的喜好，整出以下暴论（太长时间了我就对《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段特别有印象）：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屋上有三重稻草是杜甫作为地主阶级的象征，穷人一重都没有；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是污蔑劳动人民的孩子为盗贼；

【娇儿恶卧踏里裂】体现了杜甫作为地主阶级对自家孩子的纵容和溺爱，是反革命性的体现。

这特么要不是当年黑纸白字人手一册的国民读物，你说是《何新李杜考》我都信。

还有这个：

1949或1950年，周作人写信问《人民日报》文艺部：如果鲁迅活着，党会如何看待他？我（牛汉）看到过这封信，收信人是编辑李离。当时郭沫若是国务院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信转请他答复。郭沫若的回答是：鲁迅和大家一样，首先要改造思想，再根据改造的情况分配适当工作。

好吧，反正您二位解放前就不对付了。一个要《女神》，一个要《补天》。

要说为什么现在风评转变？

一方面，当然是郭沫若自身的学术成就摆在那儿；另一方面，大概是节操这种东西对有些人来说实在是太过时了吧。

——————————更新——————————————

注：有人提议让我写一下关于陈明远被郭沫若之女郭平英起诉伪造书信的事情，我简单说一下。

wg后郭平英起诉陈明远伪造了父亲郭沫若的书信，最后海淀法院只判陈侵犯了郭沫若的署名权（陈拿不出郭沫若书面的授权原件），当时郭已经过世，相当于陈未经许可就给《新潮》这本诗集擅自署郭沫若的名，法院并无认定陈明远伪造书信。

起诉方的郭平英是郭沫若纪念馆的馆长，评论区里大量采用伪造说的言论也来自这个馆的研究员李斌。这派人马说的东西学术界接受吗？

遗憾的是并不。这派朋友们的核心阵地《郭沫若学刊》1987年创刊到现在，是个影响力因子0.1左右的刊物。0.1左右啥概念？

说这个是学术垃圾可能有点残忍，但是说是吃政治遗产的水货刊总是没跑了吧。可信度大概跟影响力因子差不多。不维护个完人形象怎么恰饭。

事实上，陈的书信有几个不同来源相互印证：

早在文革前，郭沫若与陈明远通信之事就得到了住在上海的文艺理论家叶以群的关注，叶帮助陈选录了其中一部分，抄了三份，叶留了一份。叶不幸死于文革中。1978年归还文革抄家物品时，一部分已残缺散乱的书信抄件被归还。这成为书信的第一个来源。

文革前上海《文汇报》记者周尊攘也关注到郭沫若与陈明远通信，当时有意写报道，请陈抄了一部分书信。周当年保存的材料，成为书信的第二个来源。

陈明远虽在文革前已离沪赴京工作，但他与叶以群共同选录的抄件，有一份放在上海的哥哥陈明通（原高桥石油化工公司副总工程师）家中。陈明通本已忘记此事， 199O年要去美国，临行前整理家中东西，发现此件，这成为书信的第三个来源。

加上文革前《中国青年》发表的几封信和中国科学院归还陈明远的少量信件，郭沫若致陈明远书信一共就有五个来源。

重点是，郭平英的起诉连她自家兄弟都看不下去了。

郭沫若的另外三个儿子郭博、郭复生、郭志鸿发表声明：“看到（1996）海知初字2O号文，才知道我们3人成了该起诉书的原告人。我们作为郭沫若第一顺序继承人，从来没有委托过郭平英做我们的代理人来向法院起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和陈明远。也没有委托郭平英全权处理此案。郭平英也没有事先跟我们商量过。因此我们认为这个起诉书和判决书是不符合法律手续的。同时我们3人都不同意郭平英的该起诉书的内容，因此我们3人要求撤消该起诉书。”

注意，三兄弟都不同意郭平英的起诉内容。可以说是石锤了。相反，郭平英自己作为郭沫若纪念馆馆长，才是这桩起诉里最有利益动机的人。

利申：郭老的学问我很尊重（当然除了某些同时代大拿也没啥人黑他这个），男女关系私人道德我不关心。但作为御前学者，翰林大学士，这个为人节操实在是德不配位，没法让我敬重。当然作为一个大学者，他自己有对自我清醒的、悲哀的反省，这点比那个时代和这个时代没文化的吹捧者要强。发这个答案的初心，就是希望大家了解一下，在极端的环境里，能把一个本来好好的学者逼成啥。

绝对不要做任何回到过去的尝试。

顺便推荐一本郭沫若研究绕不开的书吧。这问题下没读过郭的回答太多了，辣眼睛。

shen-peng-38 网友的相关建议:

郭沫若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政治家，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文学对他而言，只是战斗的武器。

现在对他的风评转变，是因为大家认识到，对于国家和人民而言，伟大的革命者比文学家重要的多，也是因为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共产主义的理想。

郭老有几句诗，叫做：“忧患增人慧，艰难玉汝成。死灰犹可活，百折莫吞声。”

多年以来，我都把它当做座右铭。

只要稍有文字感觉的人，大概都能看出这几句诗中郁郁勃勃、百折不挠的英气，多念几句，什么艰难、什么忧患、什么误解、什么抹黑、什么绝境，都是狗屁一般，上天生我这个铁头娃，不是专门来屈服、妥协的。

我不信写出这样诗句的人，是个软骨头。这首诗和汪主席的“不负少年头”不同，不负少年头说的是年少的豪气，少年热血，书生意气，来的快去的也快，容易磨损；而“死灰犹可活，百折莫吞声”，讲的是一个饱经忧患的中年人，看清了世界的真相，遭受了世界的捶打，却依然坚持理想、坚持信仰、百折不挠，这才是久经考验的战士。

我也不信一个1927年反蒋，1937年抗日的人，是个“投机者”。我们再读那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就会发现，他是真的信仰马列主义，他是真的认同中国共产党，他在国民党内本来身居高位前途无量，却在四一二白色恐怖下，挺身而出，怒斥反动派，参加南昌起义，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何等胸襟和胆魄？

蒋介石对他通缉令，下了有十年之久。直到抗战爆发，因为需要借重郭沫若的人望，在陈布雷的劝说下，才撤销了通缉令。

我小时候读的所有有关郭沫若的书、课堂上老师的评价，基本上都是在骂郭老，他们把各种地摊文学拿出来讲，没玩没了都是“赛过亲爷爷”这种烂梗。

我这人性格古怪，你越是对我灌输什么，我越怀疑，我就特意借了《郭沫若作品集》，你们说的什么“亲爷爷”，我没看到，反而看到了一篇《南下书怀二》：忧患增人慧，艰难玉汝成。死灰犹可活，百折莫吞声。

郭沫若写这首诗的时候，是1937年十二月，在1938年的长沙，他摘出这两联送给了罗洪夫妇。这时候，正是日本全面侵华，国家危在旦夕的时候。这个时候，后世名满天下，被文青小资追捧，号称拥有“自由意志”的胡适大师，正在美国刷博士；而被人骂成软骨头的郭沫若，回国抗战。

那时候需要统战，不能再反蒋，抗战需要他搞“国防文学”，他就放下对蒋介石的厌恶和仇恨，他说：“好！党决定了，我就照办，要我做喇叭，我就做喇叭。”

所以，你要搞清楚，郭公不是个单纯的文人，不只是个民国大师，他是个有政治立场、政治理想的政治家、革命家。他深爱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他崇拜教员，他信任党组织。

很多人黑郭沫若，其实不是为了黑郭沫若，而是为了黑他爱的一切，他们不能理解这种政治热情，也不能理解一个人的追求。他们幼稚地认为，文学家就应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他们不知道在那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无人能够独善其身，你总要做出选择，郭沫若选择做社会主义的战士，不做旧时代的文人。

他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党外人士”，因为有人说：“他在党外，贡献更大” 。这就更了不起了，因为他所做的事业，在当时是有可能湮没于后世的，但是他早有觉悟，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都有这个觉悟。

这些年，年轻一代终于能够抛开那些师长的灌输、那些地摊文学的渲染去自己发现真相，自己推敲是非了，所以，我们对一个人、一件事、一段历史的看法，会有“否定之否定”。

郭公出于自己的崇拜，偶尔“赞美一下太阳”，是什么大错吗？难道太阳不该赞美吗？以公心待天下，挽狂澜于既倒，救民族于危难，开启民智惠泽后世的教员，难道不能被赞美吗？

郭公能够得到公正的评价，首先是由于教员本人能够得到公正的评价，以及那个理想主义的时代能够得到公正的评价。人民正在发现，他们没有错。

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胜利。

tuo-qia-ma-ke-zhi-guan 网友的相关建议:

究竟是郭沫若的风评好转了，还是他至死效忠的那个人和那个理念的风评好转了？

以及，这种好转的原因是什么？前些年风评被害的原因又是什么？

这些才是这个问题的实质。

我无意对任何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评头论足，但一个被誉为“球形天才”“甲骨四堂”的大学者，仅仅因为他忠于某位领袖，就被无数学阀文痞以下流语言进行恶毒人身攻击，以至于其学术成就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被抹杀，被忽视乃至被篡夺。

他一个追随者尚且如此，那么那位正主呢？

这其中蕴含的不公和阴戾，让人脊背发寒。

另一方面，舆论对待某些失败者时又莫名宽容，热衷于“还原一个真实的XXX”“走近XXX的内心世界”，竭力从他们身上发掘出各种各样的“闪光点”“人性光辉”“生活细节”来论证他也是一个像我们一样活生生的人

恕我直言，宁配几把钥匙？

猪狗之辈岂能冠以人名？真以为人是那么好当的吗？

对一部分人宽容，对另一部分人苛责，被宽容的人往往待人以苛责，被苛责之人往往待人以宽容，大概种瓜得豆是这个世界的公理吧。

zui-ai-xiao-de-ren 网友的相关建议:

很简单，因为最近他亲爷爷的风评好转了，至于为什么他的亲爷爷风评好转，今天先不说，单说郭沫若

1.郭沫若死后葬在大寨，也不能说是葬，他的遗愿是用自己的骨灰来肥田，小小的纪念碑矗立在陈永贵墓的旁边。所谓“大寨”即是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生产方式的代表，正是他一生理想之所系，（当时的中国有“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说法）所以郭沫若纪念碑后的自题诗《颂大寨》也就不难理解了

全国学大寨，大寨学全国。

人是千里人，乐以天下乐。

狼窝成良田，凶岁夺大熟。

红旗毛泽东，红遍天一角。

这首看似是打油诗，其实是押了入声韵的古体诗，至于为什么这么浅显，因为这是给农民看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过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

2.国名党四一二屠杀了五千余名共产党员，郭沫若在这个生死存亡的时刻发布《试看今日之蒋介石》后火线入党，之后一直坚定地斗争于共产党的文艺战线，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郭沫若的政治立场可谓是一以贯之，不认同他的政治观点可以，但是说他无耻文人，趋炎附势，则是无稽之谈，毕竟中国共产党还没成立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了

3.很多人批评网传的郭沫若诗作《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

天安门上红旗扬，毛主席画像挂墙上

亿万人民齐声唱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寿无疆

毛主席呀毛主席，你真赛过我亲爷爷

试结合之前的诗歌来看，他写出《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也不无可能。早在1921年4月，早已以一曲《凤凰涅磐》名满文坛的郭沫若赴杭州游览，在雷峰塔下见一锄地的老农，写下了这样几句诗

我想去跪在他的面前

叫他一声“我的爹！”

把他脚上的黄泥舔个干净

为了考证这首诗的真实性，翻箱倒柜，终于在老屋里面翻出了一本五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郭沫若的《女神》，封面的字应该是郭沫若自己写的，雄健有力而不失潇洒气度

（说一句郭沫若的书法，评论区里面有人质疑郭沫若的书法水平，但是考虑到今天二田（田英章，田蕴章）圆美丰腴的欧体书法在普通群众中影响深远，郭沫若这种书法自然不受人待见，但是郭沫若是一个清末人士，清朝金石考据学大盛，于是当时的书家文人喜欢拿一些魏晋时期匠人极具有想象力的碑刻来临摹，于是形成了与王羲之为代表的帖派相对的碑派，郭沫若就受到碑派的影响很深，于是他的书法就显得有一些碑刻的特征）

里面确实有这首诗

既然郭沫若称劳动人民为“我的爹”，那么到情感激烈之时，称毛主席为“亲爷爷”也没那么突兀，世俗的礼法在那一代革命家的面前根本算不了什么，郭沫若还写过“见佛我就打，见神我就骂，骂倒十万八千神和佛，打成一片烂泥巴”

很多人用“亲爷爷”这首诗来嘲讽他攻击他，反对者就极力证明这首诗不是郭沫若写的。这个悬案既无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其实就算是他写的，那么郭沫若以一个文人澎湃似火的激情，写下“亲爷爷”这样的诗歌又有什么不妥呢？也正是这种理想主义和精神，支持着他在四一二火线入党，看着我党从成立初一个只有十几个人的小党，一路从胜利走向胜利，三大战役之后，一个新中国就是这样排山倒海气势如虹的到来了（韩少功语），郭沫若更是历史的参与者和创造者，对主席，郭沫若除了敬佩之外还能有什么别样的心情？

现在的人无法理解当时的人能写出感情如此激烈的诗作，就像挣扎于一点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的我们，无法理解郭沫若那一代人放弃优渥的生活，放弃高官厚禄，甘愿在长征路上苦苦探寻中国的出路一样

4.郭沫若的新诗水平。很多人看见郭沫若最有名的诗《天狗》，就大骂郭沫若的新诗简直就是“发发羊癫”（我初中语文老师语）但是一个人最有名的诗并非是他最好的诗，就像不能拿胡适的“两只黄蝴蝶”来嘲讽胡适的新诗水平不如当代小学生

贴一首郭沫若的诗作《炉中煤》，在我印象里没有被选入课本

诗作中以女郎比祖国，以炉中煤自比，把自己对祖国炽烈的爱用男女之情曲折而出，不可不说是受到了屈原《离骚》中香草美人比况系统的影响。语言明丽深婉，拿去和徐志摩新月诗派的诗歌比较也不落下乘，况且还兼有为底层（以黑煤比）呐喊的左派意识，为当时民国的一众公子哥所无

5.他的感情生活，他一生有过三段婚姻，第一段是包办婚姻，他作为民国的知识分子，在婚后数日逃离了这个家庭，这个姑且算是他人生少年时期的一个污点，但若是比私德，民国私德第一人是汪精卫，一生只有陈碧君一个妻子，不抽烟不喝酒不骂娘，关爱下人，西装革履风度翩翩，胡兰成说他气质如“山河不惊”，却不能改变他投敌的事实

第二段婚姻是和一个日本女人，很多人都拿抛弃他的日本妻子说事，可是郭沫若从日本回国是什么时候？1937年。彼时全面抗战爆发，日本扬言三个月把你中国给灭喽，亡国论甚嚣尘上，郭沫若毅然回国，这是他继四一二之后的第二次逆行，试问不抱有必死之勇气，又怎会与日本的一大家子在熟睡中不辞而别，与自己的安逸生活不辞而别？连他在日本潜心写就的几箱著作都没带回国。他回到中国的时候估计就没想着还能活着见到自己的日本妻子。倘若真把日本妻子带回了国，在当时激烈的民族情绪的影响下，会有很多如今难以想象的麻烦，具体可以参照电影《精武英雄》中陈真（李连杰饰）带着日本妻子回国的场景。

后来他的日本老婆在建国后带着郭沫若的五个孩子在来到了中国，可是郭沫若已经在中国结婚了，于是郭沫若通过周总理的关系把他的日本老婆安娜安排在大连工作，并定期给她寄钱，安娜还被选为政协委员，最后活了101岁，可见她在中国的生活应该还不错，这个悲剧是时代原因更多一点

6.郭沫若的学术水平，只能说现在大家讨论的都是他的人生经历，郭沫若搞的学术讨论起来是有门槛的，我也就略窥一二，郭沫若是“甲骨四堂”之一，与王国维齐名，郭沫若晚年，由他主编的大型甲骨文汇编《甲骨文合集》，被认为是新中国古籍整理研究的最大成就之一，我在学习古代汉语的时候，老师对于甲骨文字形的解释就多次援引郭沫若的说法，读儒家十三经的集注，引用郭沫若的地方也比较多，可见其研究范围之广

中国传统精神讲究文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要求文人“改变世界”，郭沫若以高扬的政治理想，与奋不顾身的践行精神做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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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一个关于评论区提到的关于挖坟的内容，首先开挖明定陵是明史专家吴晗提出的，与吴晗的直接学术追求相关，郭沫若只是被吴晗一并拉去的人，另外被一并拉去的人包括沈雁冰（茅盾）等人，其次郭沫若虽是球形天才，但是他的研究重点是在上古时期（夏商周），涉及明代的著作据我所知只有《甲申三百年祭》（写李自成的，算是和明朝有点关系）所以从动机来说郭沫若也不可能是开明陵的狂热者。

另外表达一下我对于开掘皇陵的个人看法，我不是考古历史专业的，大家尽可以对我的观点提出异议，相互交流嘛。当时的能力确实也不足以保护全部的文物，这一点毋庸置疑，但评论区有好多知友提到挖别人祖坟断子绝孙云云，我的看法是，挖出别人尸体是不道德的行为，但建造一个皇陵，不知有多少力役征夫曝尸荒野，那怎么不让万历断子绝孙呢？

就算是死者为大，但开挖皇陵不一样，皇陵中尸体所占据的空间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把这一部分另为安葬就行了，皇陵中绝大部分的空间都是当时的工艺品，与宏达的地下建筑，是无数能工巧匠和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皇帝作为全国最大的地主，却无偿占有了他们的劳动成果。而开掘皇陵的意义，正是让这些精美绝伦的艺术品重见天日，以弥补历史研究的缺憾，以促进民族美学的发展，那些能工巧匠们如果知道他们制作的艺术品能够以这种方式延续价值，我相信他们也会认为这种方式会比永远埋在地底下不见天日好得多吧

li-xin-35-46 网友的相关建议:

庙是苏武庙，碑是李陵碑

是左还是右？这得看大V

昔年观山月，今日泣子规

虎变方可活，食人何敢悲？

老死文章灭，春风吹纸灰

且看众答客，可比魏收未？

franzli 网友的相关建议:

正常，

看风向就能看出来，现在吹的什么风

墙头的草就往哪倒。

您可以去看看，这个问题下的高赞答案，答的头头是道、有理有据的，连我都差点信服了。

可是

还是那句话，风往哪吹草往哪倒

加入哪天风向变了，问题变成了“为什么郭沫若的评价现在差评居多？”

那么你可以去看看，他们会给你同样精彩、同样令人信服、有理有据的答案

然后你看了也会无比信服。

不要觉得他们说的有多正确，只是答题技巧强点而已，文字多码点就显得有理有据

这些人并不高尚

当然

郭是个名人，虽然人品不佳，但也是名人。

对于名人，希望只是批评，不要过度诋毁

hua-han-lu-11 网友的相关建议:

不是好转了，是因为之前老郭的所谓污点除了支持挖坟以外，都是假的，而人家在历史节点上确实是逆风而行，比如八一入党，37回国。

说实话，虽然我喜欢历史，但我对于郭沫若并不感兴趣，因为他毕竟只是文史类的研究人员，虽然后来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但是后来还是去做文史工作了。但是随着近年来对他负面评价的增多，特别是一些涉及历史的方面的事，所以就去搜集了一下他的经历。发现，确实不一般。虽然他名气很大，当过副总理和中科院院长，但是基本没有向权利上靠(没人会觉得现在的文联主席大权在握吧)，长期负责的也是文史类工作。虽然曾经以笔为剑，但也从来没干过宣发口的负责人。老郭虽然位高但似乎权不重，这么长时间也没听说动用权利打击过谁，当然可能是我不知道，有了解的请指出来。

1、1926年7月，在大革命的洪流中，34岁的郭沫若放弃了每月360元大洋高薪的广东大学文学院长职位，由著名共产党员孙炳文介绍，投笔从戎，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宣传科长兼行管秘书长职务。北伐军誓师北伐，郭沫若随大军猛进，到11月北伐军攻克武汉三镇，郭沫若已升任总政治部副主任。蒋介石见郭沫若到来，十分高兴，当即任命他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还给了他每个月300元大洋的津贴。

412抛弃国民党一军政治部主任职位，加入共党。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的总司令！”他号召全国军民起来反蒋：现在凡是有革命性、有良心、忠于国家、忠于民众的人，只有一条路，便是起来反蒋！反蒋！”郭沫若一面派人将文章送到刚创刊不久的武汉《中央日报》上发表，一面在南昌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发。一时间，郭沫若名声大振，几乎成为了工农武装的代言人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反蒋功臣”。蒋介石看到后勃然大怒，于5月10日发出了《通知军政长官请通缉趋附共产之郭沫若函》，指责郭“甘心背叛，开去党籍，并通电严缉归案惩办”。5月21日，蒋又以总司令的名义向全国颁发通缉令《电令所属一体严密缉拿郭沫若一名，务获归案惩办》。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失败后部队被打散，此后，郭沫若开始转入地下。原先他由周恩来安排，准备赴苏联，他在日记中写道：“定十一号走，心里涌出无限的烦恼。又要登上飘流的路，怎么也觉得不安。”不料船期临近时，他却因患伤寒，在上海四川路上的一家日本私人医院住了一个月。以后又由周恩来安排，于1928年2月24日登上轮船，东渡日本，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海外流亡生涯。

2、77事变后，45岁的郭沫若，忍痛抛弃日本国籍的老婆孩子顶着国内通缉令回国宣传全面抗战，拒绝了西园寺公望（孝明、明治、大正、昭和四朝的政界元老）加入日本国籍的拉拢。被一群人说是抛弃妻子。

1936年11月15日黄昏，郭沫若在创造社的好友、时任福建省参议的郁达夫借着到8本采购印刷机的机会，来到东京近郊须和田郭沫若的寓所探望。两人虽是故知旧友，但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因对政治形势和国共两党的认识发生了严重分歧，一度反目为仇。两人在这次见面之前，已经中断交往了十年。

郭沫若隐居于东京附近的市川市，以他的日本妻子佐藤富子的姓氏安家，全家生活费依靠创造社每月资助的100元钱。这100元首先由创造社按月交给居于上海的内山完造，内山寄给东京的好友小原荣次郎，再由小原转交给郭沫若。1928年，因小原涉嫌走私，被东京警察拘留，警察从他家抄出了给郭沫若的信件，郭沫若被拘留审讯，从此受到日本宪警的监视。

“十年别泪知多少，不知相逢泪更多”。两人相拥相泣携手而坐，还没说上几句，门外那个随时监视着郭沫若的警视厅警员就走了进来。郭沫若的日本妻子安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探员请走。郁达夫开门见山地说他是奉陈公洽（陈仪，辛亥革命元老，时任福建省省长）之命，来问先生是否愿意回国。

郭沫若回答：我没有一刻不想回到祖国，虽然现在有朋友照顾，生活还可以，但每天都在日本警员的监视下，最多是个三等公民，但是我还回得去吗？加上还有安娜与五个孩子……前些日子西园寺公望（孝明、明治、大正、昭和四朝的政界元老）还出面希望我加入日本国籍，但被我拒绝了。我宁可去死，也决不加入日本国籍……

1937年7月初，郭沫若收到了郁达夫的一封信。信上写道：沫若兄：今晨因接南京来电，嘱我致书。谓委员长有所借重，请速归……强邻压迫不已，国命危在旦夕，大团结以御外患，当系目下之天经地义……”“中国情形，与前十年大不相同，我之甘为俗吏者，原因也在此。将来若得再与同事，为国家谋一线生计，并设法招仿吾亦来聚首，则三十年前旧梦，或可重温。临函神驰，并祈速复。

这时七七事变已爆发，日本警方在郭宅周围增派了监视的警察和宪兵。7月10日左右，郭沫若的一个学生金祖同来到东京，他是前来参加东京诗人俱乐部举办的文化交流会的，担任主讲的是郭沫若。此次聚会遭到日本浪人的破坏，郭沫若险些被打，金祖同与另一位学生拼死拖出郭，将他护送回家。7月15日，金祖同又来到郭沫若家里看望，劝他抓紧时机逃回中国去。郭沫若告诉金，从报纸上的动向分析，日军将很快并吞华北，考虑到在这里可能会受害，决定写下一篇“遗言”，大意是：临到国家需要子民效力的时候，不幸我已被帝国主义者拘留起来了，不过我决不怕死辱及国家。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唯有以铁血来对付它……写毕，郭沫若让学生一定设法转交给最高当局。

1937年7月17日，金祖同告诉郭沫若，在10日之内一定安排他回国，但有一个条件：回国之事不能告诉任何人，作为掩护，您的夫人与孩子这次就不能同行了。郭沫若听到此消息，心如刀绞，临行前，郭沫若为安娜及四子一女分别写了留言，给大孩子们写的是“勤勉”二字，特地贴在墙上，希望他们以此为座右铭；给最小的儿子写的，是盼望他无病息灾地健康成长。

1937年7月27日，郭沫若终于抵达上海。黎琬先生代表何廉迎接了郭沫若，安排他住进了沧州饭店，并送上1000元大洋。次日，中国各大报纸都刊出了一纸公告，这份由林森与蒋介石共同签署的文告，宣布撤销于“国民十六年（1927年）五月二十一日发布的通缉令”。回国的次日，友人沈启予、叶灵凤、夏衍、阿英、周宪文、郑伯奇等纷纷来访。因为觉得来客愈来愈多，难以应酬，便由党组织安排，于8月初搬入高乃依路（今皋兰路）的一所公寓里居住。夏衍看郭沫若随身只带了一个旅行袋，问他还有什么行李，他笑着作了一个写字的手势说：“只带了一支笔。”

8月2日，在中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和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举行的欢迎宴会上，郭沫若在答谢后说道：此次别妇抛儿专程返国，系下绝大决心，盖国势危殆至此，舍全民族一致精诚团结、对敌抗战外，实无他道。沫若为赴国难而来，当为祖国而牺牲，谨以近作七律一首聊表寸衷。”接着朗诵了一首作于日本、步鲁迅原韵的诗作：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所以说老郭在国家大义选择上一直没有问题。

3：至于婚姻吗：他一共有三段婚姻

第一段郭沫若的父亲为郭朝沛，母亲杜遨贞。1912年正月十五上元节，郭沫若奉父母之命，与一个没有读过书的旧式女子张琼华（1890—1980）草草完婚，由于郭沫若对封建婚姻制度不满，婚后第五天便离家出走，赴成都读书，但两人没有离异。直到1939年，郭沫若还乡，向张琼华鞠躬表示道歉。张琼华在郭沫若家空守68年，无子女。

这种情况在民国时期很常见，年轻人看到了西方文化，追求婚姻独立。但父母确是包办婚姻，很多人都遇到了这种问题。

鲁迅，林彪很多都是这种情况。

第二段就是佐藤富子，1916年8月，与东京圣路迦医院护士佐藤富子（1893—1994）相遇并相爱，为其取名安娜，佐藤富子为此断绝了与父母的关系；年底，赴东京接安娜到冈山同居。1916—1937年，与安娜共同生活21年，共同度过了郭沫若在日本的最困难时期。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老郭为归国抗战，别妇抛儿返回祖国。建国后佐藤富子来寻找老郭，被周总理安置在大连，最后享受副部级待遇。

第三段。1938年1月，他与《救亡日报》社成员于立群（1916—1979年2月25日）结婚。

至于渣男论断应该来源于这一段：

于立群的长姐于佩琛，也就是于立忱，在师范大学时是一个很活跃的青年，喜欢文学，善演话剧。著名话剧导演熊佛西所导演的法国名剧——《哑妻》，就是由她主演的。她还被选出席过太平洋学会。还在大学三年级时，她的共产党身份被国民党特务发现，被捕获释后为《大公报》社长张季鸾所聘在该报工作。

1934年，于立忱得了肺病，靠《大公报》的津贴，到日本治病并兼东京特派记者。她住在东京郊区，与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家相距不远，常去访问郭沫若。后来《大公报》表示不再承担她旅日的费用，她只好于1937年初返回上海。被疾病缠身，忧郁苦缠，1937年5月，于立忱竟自缢身亡。

留绝命书十七字云：“如此国家，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

有人说她的死和老郭有关，是被始乱终弃的，还有说怀孕流产的，还说是冰心为证。众说纷纭，不知真假。

我们还是从遗书分析吧。

遗书的意思很浅显：就是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这样的我，已经无能为力了。

从这句话来看，应该是对于民国深感失望，以及对于自身的无能为力。

不知道从哪看出和感情有关系。

另一个就是老郭的夫人于立群。

网上的传言是，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逝世后，于立群竟然在收拾遗物的时候，发现了能够证明姐姐之死和郭沫若相关的信件和一张图片，那一瞬间无异于五雷轰顶，于立群霎时间明白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替身，一个影子！而姐姐离开的时候，竟然是这么痛苦，自己成为了窃走姐姐爱情的贼子！她大受打击，两个月之后，竟然也选择了自缢身亡。

但是对于于立群和老郭第一次见面说这样写的：初次见面，于立群把大姐于立忱思念郭沫若的诗笺交给了他。郭沫若心情十分激动。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环节，有的话，前后很矛盾，因为一个说的是于立群知道她姐姐倾心老郭，并向郭转交了亡姐的书信。这说明她姐姐的遗物是她整理的，要是她姐姐倾心老郭应该会留下书信记载，她肯定知道她姐姐和郭的关系。

那么发现所谓遗书，过了几十年才知道关系就是编造了。

PS：本来这种不知真假的问题不想拿出来讨论。毕竟其中臆测的绯闻根本不知真假。但是评论区有人提出了，那么干脆就全部罗列出来，如果有详细资料的可以讨论讨论。

有网友提出，郭沫若始乱终弃的不是冰心谢婉莹，是谢冰莹。

我查了一下确实是弄错了。

1984年，谢冰莹在台湾《联合报》上发表了篇文章，题目耸人听闻——《于立忱之死——是郭沫若害死她的》。

1984年，谢冰莹在台湾(我好像发现了什么)《联合报》上发表了篇文章，题目耸人听闻——《于立忱之死——是郭沫若害死她的》。

看起来这应该就是真相了，之前国共冲突那么激烈都没人指出郭的私生活有问题，在日本也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回国后也没有其他传言。结果郭沫若1978年去世，于立群1979年去世，当事人都死光了，1984年，谢冰莹在台湾就爆出来这个消息。

按时间捋一下，1937年，于立忱女士去世后不久，《妇女杂志》刊发了两篇其“生前好友”所写的悼念性文章，一篇的作者是郭沫若，而另一篇正是谢冰莹！

《妇女生活》杂志接下去刊登的两篇悼文是：郭沫若的《断线风筝——纪念于立忱女士》，谢冰莹的《痛心的回忆——悼立忱》。《断线风筝》被收入多种郭沫若的作品集，前面已提到，不重述。《痛心》写于逝者下葬后七天，回忆了谢冰莹第二次去日本时同于立忱的相识和交往。不知何故，该文没有收进谢冰莹的任何作品集，极少被人关注。对照这篇佚文和作者晚年的《于立忱之死》，前者像镜子一样告诉人们，后者所谓“揭秘”是造假。（引自中国作家网《寻找于立忱》

《大公报》为她数次发文，内容摘要如下：

广西于立忱女士，三年前曾在天津本社任妇女版编辑。工作数月辞职赴日本留学，攻经济学，苦学勤读，有志深造，乃不幸病肺咯血，静养经年，稍有起色，今春以资尽归国。到沪后，咯血复犯，由其妹看护送杭州疗养，肺疾略减，而精神忧郁，悲观前途，萌厌世之念。日前归沪，昨晨忽自缢身死，其妹发觉后，已救治无及。其妹云：在杭时已屡次图谋自杀未遂，此次防范稍疎，竟以不救。女士敏捷能文，热心学业，青年殒生，闻者惜之。（1937年5月23日上海《大公报》）

于系广西贺县人，赋性慧敏，由工读自学，插班中学两年，即考入北平女师大，后任天津大公报《妇女与家庭》编辑。嗣因求深造，留学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院，专攻经济，课余常撰稿。不幸女士东居甫及一年，即患盲肠炎，施行手术后，不如平日康健，后竟由于重伤风引起肺病，经年始愈。今春以资尽归国，舟车劳颠，眠食失常，病又发作，到沪后，即陷于顽固失眠，神经错乱，虽经其妹佩珊费尽心力，亦未能救治，卒之自杀逝世。(1937年5月29日上海《大公报》）

（于女士）“九一八”事变后被推为全校学生代表，南下入京向中央请愿，颇为贤劳，后因当局以爱国运动所注意，勒令离校，她于离校后，自知努力求进，继赴天津任大公报妇女副刊编辑，并兼任教课，……最近因肺病复发，神经错乱，颇成痛苦，有厌世之念，忽于上月二十一日夜间背人自尽，当由其妹于佩珊办理一切事宜。（1937年6月1日上海《大公报》）

然而，从1937年于立忱离世到1984年谢文发表，整整过去了47年。在此期间，谢1948年之前在大陆，之后在台湾和美国。应该说，“比立忱还要愤慨”的谢冰莹完全有理由、有动机、甚至有义务，也有“言论自由”的条件揭露“真相”，为朋友伸冤。可是她在近半个世纪的漫长时间里未发一声，反而在所有当事人郭沫若、于立忱之妹于立群、于立忱的日本友人竹中繁子等等均已作古之后，把害死于立忱的罪名加给郭沫若。这是为什么？再来看该文中，于立忱对谢冰莹的另一个“嘱托”。于立忱说：“我有个妹妹于立群，演过一次电影，用黎明健的艺名，我没告诉她和郭的这段丑事，你将来有机会见到她，就请把这件事告诉她吧。”这个“嘱托”也缺乏佐证。于立忱和妹妹于立群素来关系亲密，她生病回国后直到离世，于立群是在身边照料她的唯一的亲人。如此私密的事情，于立忱为什么不能亲口告诉妹妹，反倒要请谢冰莹这个第三者去转告呢？退一步说，如果真有其事，谢冰莹转告于立群了吗？没有！直到1984年谢冰莹还在文章里发问：“这是个秘密，不知她的妹妹知道不知道？”可见谢并没有告诉于立群。是没有机会吗？不是。1937年秋，淞沪抗战期间，谢曾和于立群一起在嘉定劳军，她们的合照至今还看得到。而且她们还和郭沫若一路同行，于立群在《战地剪影》（1937年11月6日上海《救亡日报》，署名黎明健）记下了这段经历：“出发的时候，郭先生也同去的，到了某地，他转到某军去了，我便跟着冰莹姊去看看她们随从的军中情形，郭先生打趣地说：‘小心点成炮灰呀！’”这里我们再次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谢冰莹当时为什么不履行承诺，反倒把郭的“这段丑事”一直向于立群保密？也许，这个“嘱托”压根儿就不存在。

让人无法理解的事还不止这些。1937年于立忱离世后两个多月，发生了日军侵略上海的“八一三”事变。此时，谢冰莹不仅把她的文章投给郭沫若主办的《救亡日报》，还请郭为她的《军中随笔》一书题写了书名，把郭的题字连同署名一起印在书上。这本书于1937年11月初版，1938年再版。如果1984年谢文的内容是真实的，谢会这样做吗？应该这样做吗？

4、另一句的原话是，远看一条狗，近看是东洋狗，到了眼前，哦，原来是郭沫若先生”

并没有查到这句话的出处和时间，我们来分析一下。

鲁迅”，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最为广泛的笔名

胡适1918年，参加留日学生罢课，抵制签订“二十一条”；

1919年夏，与留日同学响应五四运动，组织抵日爱国社团夏社，并创作小说《牧羊哀话》；

双方要是矛盾发生在大革命之前，应该是在新文化运动或者新文化运动后，因为理念不同发生争执是很有可能的。

那时候老郭30，鲁迅40，双方都不年轻了，但文人气盛，互相因为理念不同互喷应该是可能的。

这时候应该不会骂他是东洋狗。因为鲁迅要是日本学医回国。他要是以这来骂老郭连自己也骂了。所以东洋狗这句就没流传开。

到了大革命时期也就是1925年后，双方几乎同期投身大革命，前往南方，鲁迅先生是继续在大学文学中战斗，老郭更激进直接参加国民革命军了。这时候应该不会骂他吧，毕竟统一战线，老郭直接投笔从戎，冲锋在前。

412之后，双方都反对老蒋

鲁迅先生（1927年），1月赴中山大学任教。3月，与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会见。4月1日，赴黄埔军校发表演讲《革命时代的文学》，12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29日，营救进步学生无果愤然辞职。8月，发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9月，致信台静农，拒绝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离开广州赴上海。12月，与梁实秋等人就“第三种人[47] ”、“自由人”发生论争，双方争论持久，影响巨大。

老郭是直接舍弃军政治部主任的职位，和老蒋决裂，通电反蒋，参加南昌起义，然后被老蒋通缉。南昌起义失败后，被迫流亡日本十年。

这时期鲁迅先生是迂回反抗通过辛辣的文笔来抒发心中的抑郁。

老郭是直接对立。

这时候应该不会骂吧，毕竟老郭比鲁迅先生激进多了，直接操刀子反抗去了。鲁迅先生是以笔为刃。

老郭在日本的几年，要是鲁迅先生这么骂他，那么老郭在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舍妇别子雏，回归不知道那一天就会丢命的祖国，那么相信鲁迅先生也会收回这一骂声吧。

5、至于拆墙和挖坟。

你说拆城墙也好，挖坟也好，人家老郭都不是发起者，是评议者，就跟老梁身份上是一样的。或者说在城墙这事上人家压根就没跟着掺和。

你非得说人家提议拆城墙，挖坟的，这本身就搞错人了。

比如挖坟

最早的时候是这样写：

1955年，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牵头，联合郭沫若、沈雁冰和范文澜这些学界巨擘，一起上书建议发掘明朝的长陵。吴晗几人，都是在历史学领域享有盛誉的人，对考古研究有着极大的热情，这无可厚非。

后来就成了这样：

当时的北京市领导吴晗与著名的历史学家郭沫若共同上报了挖掘明朝陵墓的请示。

最后变成了：

在郭沫若等人的提议下，文化部向国务院提交了《乾陵发掘计划》。

6、再说拆墙：

新京报：一开始，你是在做北京市城楼的保护，然后开始维修。没过多久，就变成了要拆迁？　

孔庆普：1950年，我在北京市建设局道路科工作，负责桥梁养护与管理工作，以及城墙和城上建筑物等古建修缮管理工作。1951年春节过后，我指挥9名工人，组成了三个“城楼调查小组”，1951年4月，周恩来总理让政务院给北京拨了维修款，修缮城楼。1951年修缮完了七项工程以后我们报上了第二批的修缮计划，但一直都没信。到1952年5月份，得到的任务是——拆。就这么突然。是谁让拆的？后边才知道，是刘少奇。　　

新京报：这个决策是怎样出来的？　　

孔庆普：彭真为这个事儿，找了毛泽东，说不能把北京城一扫光了。后来毛主席说，党内的事儿我负责，那些事儿归少奇同志管。从那时候起，这个事儿就落到我身上了。就是拆。　　

新京报：之前我是看一些书里说，毛主席希望从天安门上望下去，下面是一片烟囱。　　

孔庆普：下令拆的是刘少奇。1950年定规划的时候，梁思成提了一个意见，把政府部门集中在西郊新市区。那么，老区怎么办呢？老区跟外边得有联系，联系就得修路，修路还得拆，那城墙顶就得拆豁子。后来拆了豁子，城墙都乱了。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委员提出，出豁子以后城墙都分了段了，可以每段都盖一个公园。那道路怎么办呢？华南圭、单士元这些老同志们就说，这个老城里39万多人，生活必需品得要供应，生活垃圾都得往外排。　　

给城墙开豁口是老百姓生活所需

新京报：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孔庆普：那时候梁思成说原城保护，别拆，也别扒豁子，城墙要保留下来。有人问那城里头40万人上哪儿去？怎么办？他说解放前都行，现在怎么都不行啊？他不理解，解放前老百姓没人管，你没吃就没吃的，你倒垃圾爱怎么倒怎么倒。解放后就不行了，吃菜、吃肉，你排出来的垃圾，都得运进来和运出去啊。自来水也是这样，从前都是井，一般都是有人拉个推车，一边一个水箱，卖水。只有一个自来水厂在东直门外，供应政府机关。老百姓根本是吃不上自来水。那时候和煤球还得要黄土。黄土上哪儿弄去？上北城根儿。城墙根里头挖坑。马三立相声里头说过这些事儿，一车黄土卖几个钱。那时候老百姓的生活不需要供应，也不需要帮他消纳。　

新京报：梁思成1950年2月就和陈占祥提出了“梁陈方案”。　

孔庆普：主要是解放后情况不一样。一是老百姓的生活逐渐改善。还有，战争一结束，人口增加也很快。而且中央人民政府住到城内之后，增加的人口也非常多。包括官员，服务人员，还有驻军、警察都增加了。这些人的生活垃圾、出行问题怎么办？然后，梁思成没词儿了。陈占祥先是跟着梁思成一块儿搞了一个梁陈方案，然后他变卦了。陈占祥主张，北京城他同意开城墙豁口，不开的话，变成一个死城不行。中央说了，要把北京变成一个生产城市，发展轻工业。这样的话，那城墙豁口就得拆，不拆不行。陈占祥一变，不同意开豁口的，就剩梁思成一人了。所以这样，这豁口，就基本上开定了。1950年10月11日，市委市政府召开战备工作会议决定，在内城东西北拆六个城墙豁口。这个在会上一说，谁也没有反对。梁思成在那儿，他也没反对。　

新京报：原来城墙开豁口还有这样的历史背景。　　孔庆普：从这儿一开始，一扒豁子，这老百姓说，行了。原来设计的时候，东边两个，北边两个，西边两个。后来扒豁口的时候，东边的豁口外边修木桥，东边两个是我做监工员。六个战备城墙一修完以后，到第二年，各个豁口的交通流量迅速增加，就把豁口修成正规路了。这一弄，老百姓建议开更多的城墙豁口，以连通城内外的道路。北京的各民主党派对城区道路交通不畅的问题，综合了四条意见，市政府将汇报材料转给了建设局，要求建设局按道路规划提前分批逐步安排开辟更多城墙豁口工程。

新京报：你们当时是否有计划要拆多少个豁口？

孔庆普：那时候我们建设局拆多少豁口，拆多少条路，也搞了规划。第一批工程计划安排五条道路和五座城墙豁口。但是，方案交到都市计划委员会后，都委会几次开会都未能形成统一意见。主要是梁思成不同意。

1951年1月下旬，吴晗副市长召开了开辟城墙豁口专题座谈会。

1951年，开辟了东直门北小街、陶然亭、架松（劲松）三个豁口。

1952年，又开了武定侯、左安门东、宣武门三个豁口。

1953年开了永定门、陶然亭（扩建）、雍和宫、范家胡同、东总布、东直门、广安门豁口，以及二号豁口的扩建。

1954年又开了白纸坊、费城门两座豁口。

1955年开了朝阳门、安定门、广渠门北城墙豁口。

1956年又开了龙潭湖城墙豁口。　　

梁思成同意拆除西便门城门

新京报：开这么多豁口，梁思成一直不同意吧？　　

孔庆普：1953年以前，要开城墙豁口，都需要经过都市计划委员讨论通过后，报市政府批准。每一次开会，梁思成就讲，“中央机关就不应该设在老城里”。后来，彭真市长生气了。在1953年6月，成立了一个首都规划小组，由北京市委直接领导。小组设在动物园西边的畅观楼，所以，这个小组也叫“畅观楼小组”。以后，建设局有关开辟城墙豁口就不再报到都委会，直接报畅观楼小组审议后，由规划小组上报市政府。等于绕开了梁思成。梁思成生气了，他找副市长吴晗诉委屈。吴晗不但没支持他，还给他讲一些道理，说服他。这时候起，梁思成就没有说话机会了。

北京的城楼，是1952年9月开始拆的。大面积、大规模拆外城城墙，是1956年开始的，到1958年就拆光了。　　

新京报：梁思成一心一意想把老城保留下来，结果愿望落了空。这是因为他当时的想法太超前了吗？　　

孔庆普：主要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做不到。北京不是个小城。像山西平遥，没多少人，好办。北京城内近40万人生活，这不是个小数目。比如拆西便门。开会的时候，谁都不发言，都等着梁思成。梁思成说，这个城门非拆不行。他说我考察了，这个城门才三米多宽，光走一个大汽车，别人就走不了。这边是护城河，城门里头又有铁路，我看现在不行，我同意拆。梁思成一同意，大家都同意了。

来源：新京报

所以，为什么要说郭沫若非要拆墙

ps：这个事本质上就是战乱结束后城市发展过快，城墙开始成为城市发展的负担，从记录上看北京老城内40万人，北京一共420万人，这4百多万的民生成了新政府必须解决的问题。城内离城门远的地方需要多饶二里路才能出城，城外也得多饶二里路才能进城，这种情况下开豁口已经拆墙成了必须进行的问题。一开始北京的领导们也想把城墙保存下来，但快速的城市发展已经无法容忍老旧的城墙了。一开始全部保存就是不实际的，老梁实际上就应该重点要求保护城门，留一段城墙。结果最后因为开豁口，旁边就会说凭什么他开我不开，最终都拆了。特别是那个城门，太窄，现在看来应该修环岛，但当时没这个条件啊。最终也留下来一部分，比如德胜门，前门。

7、爷爷这一说法的来源则是一首名为《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的诗歌，但是这首诗歌在网上标注的出处为《郭沫若文选》第12卷，以及高晓松的《鱼羊野史》。但是对郭沫若有研究的学者都知道，《郭沫若文选》一共4卷。

应该是谣言，因为要是他写了，那么九成九在当年都会被编成歌谣。这样全文流传的应该很广泛。可现在你能看到忠字舞，看到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但爷爷这个你找不到。甚至连上下文都没有，就高的一句话。

附老郭作品：

a、诗集：《女神》《长春集》《星空》《潮汐集》《骆驼集》《东风集》《百花齐放》《新华颂》《迎春曲》《天上的街市》等等；

b、诗歌代表作品：天狗、笔立山头展望、凤凰涅盘、战声、罪恶的金字塔、天上的街市、骆驼、晨安、夜步十里松原、黄浦江口、血肉的长城、太阳礼赞、春莺曲、莺之歌、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我是个偶像崇拜者、诗的宣言、炉中煤、霁月、郊原的青草

c、历史剧本：《屈原》(已拍摄发行)《虎符》《棠棣之花》《孔雀胆》《南冠草》《卓文君》《王昭君》《蔡文姬》《武则天》《聂嫈》《高渐离》；

d、回忆录《洪波曲》

e、评论集《雄鸡集》

f、专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研究》《卜辞研究》《殷商青铜器金文研究》《十批判书》《奴隶制时代》《文史论集》《郭沫若文集》(38卷)等。

g、翻译书目

《茵梦湖》(小说)德国施笃谟著、与钱君胥合译，1921年，泰尔

《少年维特之烦恼》(长篇小说)德国歌德著、1922年，泰东

《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论文)日本河上肇著，1924年，商务

《雪莱诗选》(诗集)英国雪莱著，1926年，泰东

《浮士德》(诗)德国歌德著，1928年，创造社

《沫若译诗集》印度枷里达若著，1928年，创造社

《石炭王》(小说)美国辛克莱著，1928年，上海乐群书店

《政治经济学批判》(理沦)德国卡尔.马克思著，1921年，神州

《战争与和平》(长篇小说)俄国列夫.托尔斯泰著，1935年，光明书局

《艺术的真实》(理论)德国卡尔.马克思著，1947年，群益

h、著作书目年份及出版社介绍

《黄浦江口》

《女神》(诗集)1921年，泰东

《瓶》(诗集)1927年，创造社

《前茅》(诗集)1928年，创造社

《恢复》(诗集)1928年，创造社

《水平线下》(小说、散文集)1928年，创造社

《我的幼年》(自传)1929年、光华

《漂流三部曲》(小说、戏剧集)1929年，新兴书店

《山中杂记及其他》(小说、戏剧集)1929年，新兴书店

《黑猫与塔》(小说、散文集)1931年，仙岛书店

《后悔》(小说、戏曲集)1930年，光华

《黑猫与羔羊》(小说集)11931年，国光

《今津纪游》(散文集)1931年，爱丽书店

《桌子跳舞》(小说、散文集)1931年，仙岛书店

《文艺论集续集》(论文集)1931年，光华

《创造十年》(回忆录)1932年，现代

沫若文集第七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8-08

(少于10人评价)

收入沫若自传第二卷《学生时代》。包括《我的学生时代》《创作十年》《创造十年续篇》《今津記遊》《山中雜記》《路畔的薔薇》《水平線下》《集外（5篇）》。

沫若文集第八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8-09 / 1.6元

(少于10人评价)

收入沫若自傳第三卷《革命春秋》，包括《北伐途次》《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海濤集》《歸去來》。

沫若文集（第一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7-3 / 1.10元

(目前无人评价)

本卷收入《女神》《星空》《瓶》《前茅》《恢复》等诗集中的作品及其他集外诗作，分为六辑。若文集（第六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8-5 / 1.20元

(少于10人评价)

本卷收入《沫若自传》第一卷《少年时代》，包括《我的童年》《反正前后》《黑霾》《初出夔门》四篇沫若文集（第九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9-9 / 1.75元

(少于10人评价)

本卷收入《沫若自传》第四卷之《洪波曲》、《芍药及其他》《苏联纪行》《南京印象》。沫若文集（第三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7-3 / 1.60元

(目前无人评价)

本卷收入《卓文君》《王昭君》《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等五个剧本及其附录。若文集（第二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7-3 / 1.60元

(目前无人评价)

本卷收入《战声集》《蜩螗集》《新华颂》《卷耳集》《屈原赋今译》等诗集及其他集外诗作，分为六辑。沫若文集（第四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7-3 / 1.50元

(目前无人评价)

本卷收入《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三个剧本及其附录。沫若文集（第五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7-4 / 1.90元

(目前无人评价)

本卷收入作者从1918年至1947年间所作中短篇小说三十八篇。其中大部分曾分别收入《塔》《水平线下》《橄榄》等作品集中；《落叶》和《一只手》则刊印过单行本。

PS：说实话，要是老郭不回国，估计也跟其他人一样，换成可以理解的辩解了，一句普通人不就够了吗。而且他还有理由，被kmt通缉。有排面，日本元老拉拢。有借口，家庭。49年后也会被当成统战对象争取。问题是他回来了，45岁舍弃家庭事业，回到了不知道明天会不会亡国的祖国。所以才说他是大节无损，有古之名士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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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就说过，过去有一种不良风气就是对好人过苛，坏人过宽。已经被盖棺论定的老佛爷、李中堂、袁大头都不断有人翻出“亮点”来翻案。唯独从未被否定过的郭沫若，有一段时间只被人找黑点，从来没人说他干过的好事，这本来就不正常。所以说现在郭沫若的风评转变了的话，那也不过是大家开始比较多地提起他的正面事例，回归正常了。

回到题主的问题，要问为什么有很多人称赞郭沫若，大概原因有：

一、郭沫若是实打实的抗日有功

和在美国当大使，结果后来被某公写日记吐槽为“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的某人相比。郭沫若回国以后就在第三厅任职，为抗战事业做出了实打实的贡献（著名的反战宣传家绿川英子就是郭沫若请到武汉的）。陈诚后来写日记都承认淞沪会战的时候郭沫若和他一起亲自上过前线，日本飞机来轰炸的时候他们和全体在场官兵纹丝不动，根本不怕。

知乎嘲笑郭沫若的，有几个在野外遇到敌人轰炸的时候，能做到像郭沫若这样镇静自如的？我不吹牛皮，我做不到。

而且武汉会战的时候郭沫若还是最后一个撤离武汉的高级将领（中将），武汉沦陷当天才走，临走还在工作，即便不能说先走了的就是胆小鬼，但这个例子至少也能证明郭沫若不是啥软骨头了吧？

二、郭沫若为国家利益做过不少活动

郭沫若作为一个在国际上有名声的任务，在国家遭到封锁的时候，利用自己的名望，积极团结国际上的进步人士，对国家打破封锁是做出过贡献的。比如1950年和之后的几届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以及1955年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代表团出访日本。

郭沫若对中外文化交流也有贡献，日本就曾演出过郭沫若的《屈原》，对推动中日友好起到了一定作用

三、郭沫若为国家争取和培养了不少人才

郭沫若在担任中科院院长的时候，利用他的声望，对于争取留外科学人才回国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郭沫若还是建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推动者之一，他还亲自为中科大谱写过校歌。后来中科大也按他的设想培养了很多优秀人才。

此外郭沫若在友好访问活动中也注意和外国的科学家发展友好关系，以便促进中外学术交流：

由此可见，郭沫若为国家做过很多有益工作，他的贡献岂是有的人可以一笔抹杀的？所以郭沫若受到称赞也不足为奇，他做的贡献当得起这些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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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现在网上大部分发言对郭沫若的风评转变为称赞居多？第1页

讲真，什么如椽巨擘都没法写出这么深刻的形象。太踏马隽永了。

绝对不要做任何回到过去的尝试。

一、郭沫若是实打实的抗日有功

二、郭沫若为国家利益做过不少活动

三、郭沫若为国家争取和培养了不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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