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道理,我自己也是觉得,中国历史很像一类重复,那就多关心最近的吧,譬如党史、民国史。清朝都没啥价值。
世界各地的文明,尤其发达一些的地方,迥异的生活方式背后的来龙去脉,往往隐藏了值得深省的智慧。
历史爱好者。欧陆风云4沉迷者。
我小时候很爱读中国历史,后来因为在海外长期生活,尤其是因为玩欧陆风云4,就越来越对西方的历史感兴趣了。时间很少,没法读大部头,很多时候就靠只鳞片爪地学一下,居然也颇有收获。
我说句公道话就是:如果没有时间,当然不必去了解和学习西方历史;但如果稍有时间精力和必要,分出一些精力了解西方历史和文明,哪怕非常粗略,也是好处很多的。
所谓“世界文明”,太大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只需研究欧洲;而西方的古历史也是不靠谱的,我推荐只看1453年(中世纪结束后)的西欧历史。
为什么?因为对今人有意义,很快进入了地理大发现时代,不仅仅跟中国相关,还帮助今人了解几大帝国的兴衰;更重要的是,可以以古照今,加深理解西方文化。
所谓国际话语权的问题,不单单是国家力量的较量,也是交流方式的问题。要想争夺话语权,至少得有一少部分人能够精通对方的文化。
比如通过百年战争,至少能够理解西方的王位宣称体系;通过詹姆斯一世,可以明白英国的“和平统一”是如何做到的;通过哈布斯堡家族,可以了解联姻在西方历史上的地位,以及君主制的真正缺陷;通过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和衰落,更能看出近东、中东的变迁。
如果理解了伊比利亚婚礼(1469年)和西班牙的崛起,你就会很容易理解西欧为什么允许女性当国王、甚至允许“外国人”来治理自己的国家。西班牙、英国,这两个曾经最有影响力的国家,恰恰是靠对王位的妥协而逐渐到达帝国的顶峰的。
有时候跟中国的历史和事件对比着看,更觉得有意思。
比如1492年就是过去600年间,历史上最重要的年份。
因为如果不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辣椒不会传入中国;如果土豆玉米没有被传播到世界,人口不会暴增,可能所有世界历史都会因此而改变;至于新大陆的那些国家更不会存在。
1492年也是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的结束年份。如今人们谈起西班牙,似乎只是个不起眼的二流国家,但了解了历史上的西班牙,也就等于了解拉丁美洲各国(除了巴西)的共同历史,甚至美国的加州一堆San(圣)开头命名的城市、乌央乌央的墨西哥非法移民,也是西班牙遗留下来的遗产。
英国也一样。了解了英国历史,就等于了解了美国和加拿大的过去,还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有人说美国和加拿大不认英国这个“祖宗”,那只是现实中为了民族自尊心而已,事实上历史传承是无法摆脱的。了解了英国、清教徒,你也不会说“美国只有200多年历史”,实际上美国这个王朝的确只有200多年,但美国人的祖先是英国人,不是石头里蹦出来的孙悟空,五月花人来到美洲大陆时,不是文盲,也是带着千年以上的历史传承来的。
再比如1616年,努尔哈赤起兵反明,两年之后的161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开始,一些欧陆人逃到东亚来躲避兵役和战争。红夷大炮的出现,其实也客观上说明了在明清战争、三十年战争时期,中国的火器已经落后于西方了,否则不需要进口。甚至有玩笑和脑洞说,大明能不能雇佣西班牙大方阵佣兵来抵抗满洲。大明的火器完全扛不住满洲的冲击,而三十年战争欧洲排队互相枪毙,军事理念已经不太相同了,这是在1840年前的200年。
郑成功收复台湾,打跑了荷兰人,但实际上荷兰人占领的是西班牙人的殖民地,当时双方在打八十年战争。
中世纪以后的历史,本质上是世界史。任何一个国家,莫卧儿也好、大明大清也好,甚至远在天涯海角的印加,都被迫或是主动地融入到世界历史里面。
如果单纯地不看任何国界外的历史,那么西方人就像外星人一样,忽然出现在1839年的大清;但如果稍微看看他们的历史,就明白了西方海陆军发展、殖民地管理、各种复杂条约的签订等,一步步是如何走过来的。
他们对待海外领土和殖民地、保护国的态度,到今天也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涉及到某些敏感话题。
如果说大清接触外国人时,还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路,是因为当时严重缺乏懂得西方语言的人;在今天,其实有足够的人才和动力可以全面去理解和研究西方了。
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过一本书,日本人写的,讲犹太人的。大概是说日本战败后,国民上下开始反思,于是那人在以色列生活了15年之后写下专门讲犹太人的历史、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的。时间太久内容记不得了,大概是有点舔狗的色彩,但是讲了非常多的细节。这种研究异民族、异文化的思路,是比只局限在国界以内,要有趣一些的。
“历史学不需要什么门槛”是一票社科学者对历史学最常见的狂妄误解。
说一个经历。
有一年参加复旦国务学院的夏令营,唐给我们讲座,关于社会科学和科学哲学的。
问到几个学历史专业的同学,他用十分鄙夷的眼神看了这几个同学,然后大概意思是说这种专业没有什么意义,所有文献都是人写的都不可信,他只信考古挖掘和勘测数据。
由此我大致管窥了唐教授的历史文献学的知素养。
(一个依稀记得的小插曲:唐说,当年读初中(还是高中,忘了),自己写了一篇文章,本来能发nature,结果因为英文不好,只能作罢。)
在国关圈子也当了几年混子了,没什么成就但对这个圈子的人多少有些了解。
这个圈子,说句不好听的,知名学者里面没几个懂历史的,现在能像崔丕、沈志华老师一样沉下心来搞国际关系史、搞学科建设的有多少?最多是出来宣传宣传英国学派,来强调一下历史学研究方法对国关研究的重要意义。而实际上呢?经常把东亚封贡体系挂在嘴边的知名学者,有几个敢说自己对宋史、明史、辽金史、清史的某一方面具备较充足的文献阅读基础;看看多数国关学者的圈子,有几个是和中国史学者打成一片的?
我所见到的涉及中国史研究的国际关系论文著作,基本特征:
1.时间跨度极大,甚至没有什么时间跨度,为了支撑观点而随心举例
2. 充斥着二三四手文献(这一点唐教授对考古资料的运用已经比他们高多了)
3.没有任何对历史资料进行分类和辨伪的工作(虽然我理解您是在写国际关系的东西,但是您这东西在历史学研究者的眼里看来就是不严谨)
折腾到最后说要搞什么学派,所谓北京学派,上海学派,都没有十分明确和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从这一意义上唐的基本研究素养使其在理论体系建构上相对那些学者是很突出的了),最后解释中国的国际关系观,最有影响力的竟然是赵汀阳这样一个哲学家(天下体系)哈哈哈哈。
中国史在做历史研究的时候往往会引述三类资料,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和考古数据。如果考古学和历史文献学之间的关系仅仅是“哪个更可靠”这样简单的关系,并且将出土和勘测的东西奉为圭臬,这相当于否定了中国史学界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研究,诸如古代政治制度、古代文化与历史人物的研究,多要依靠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互相印证。更何况不少历史文献学的研究推动了考古研究的发展,例如考古挖掘工作的指导,出土文献的辨伪,还有年代与地理勘测误差的排除。
从方法论上,我相信唐教授根据研究规范引述充分的证据完成观点论,但我对唐的在中国史研究这部分所展现出的历史文献学知识结构是存疑的,起码在他言及中国史的著作中,我没有看出其有太深厚的中国史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阅读基础和相关的知识结构。
如果唐教授真的认为“考古证据本身就比历史叙述可靠”,那么按照科学研究的常识,也应当将对文献的阅读和辨伪工作作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适当展现在著作中,因为自己认为不可靠所以就不去在研究中进行辨伪,恐怕这种不遵循史学研究最基本常理的研究在史学家眼里看来是站不住脚的。我钦佩唐老师的努力,也理解唐老师撰写著作所在的领域无法面面俱到,但既然谈到历史,在史言史,我这里指出的局限性,也许并不算过分吧。
这个圈子的绝大多数学者,最后总结一下就是,
下面我们来看看一些不同观点:
这位答主试图从全文语境,来说明很多人对唐想表达的意思的误解。
如果唐教授的意思是重视国别研究,试图跳出自己思维的桎梏,真正从世界的角度去观世界,而非从中国的眼中去观世界,那么为什么一定要用这样的方式去表达出来?
如果唐的本意和所言差距如此大,那么就说明他不仅无法准确表达自己对矫枉过正的批评,而且对矫枉过正的原因的分析是有局限性的。
人沉迷于权术原因,是中国古代史本身,还是当下的流行通俗历史作品、历史教育所面临的社会环境?
闭目塞听的原因,是对中国历史的沉迷,还是国别研究和多语言教育的现状无法支撑起来国人对世界史的普遍兴趣?
如果说过分自恋无助于建立国际话语权,那么按照某答主贴出来的ppt所反映出的对历史学家的片面理解看,是不是一种对历史学社会科学化的自恋?
再来看看这个圈子里有些人对历史学的傲慢,历史文献基本都是无用的,这个结论唐在著作中证明了吗?历史文献作为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要排除历史文献的作用?我认可这个观点的前提是你拿出与著作论述逻辑同等的严谨性去排除这样一个重要的证据来源。
还说中国学者只研究中国历史是偷懒,因为对二外的要求,按照你的意思,田余庆、仇鹿鸣、杜正胜、金景芳都是偷懒,或者说唐教授是真有资格谈普适性知识的创造,因为他掌握八门外语?
奉劝这个圈子里有些人,你想泛泛而谈做所谓的“普适性知识”的创造我不反对,还要建立一种鄙视链,鄙视在某一具体领域钻研的历史学家,吃相难看了吧?
这么看贵圈的功利性确实是很多中国史研究者比不了的,一门心思想的都是如何成为所谓的一流学者,而不考虑自身研究的硬伤。
既然史料的硬伤都不足以阻挡一名学者称为国际关系学界的大牛,由此可见国关圈是个什么样的圈?这是在黑国关圈,还是在黑唐老师,还是不小心说了大实话,就不知道了。
当然了,在学科彼此缺乏对话和统一的权威分配机制的情况下,有硬伤无所谓,只要在本学圈里能敷衍别人就行。这是现代学术研究领域的通病,在国内这样的通病放大的明显一些。
对于一本国关圈学者都觉得犯了无数历史学错误的书,是从何判断其对中国历史的整体把握比其他汉学家和历史学家都正确?这种所谓的正确,是真的正确,还是准确的说是符合某些人对中国历史整体的观察或阐释的期待?或者你觉得其他汉学家和历史学家都致力于在著作中阐述“中国历史的整体把握”?史料的选择与辨析看来在圈内人眼里确实是小事,反正先抛出个观点,然后找史料去论证就完了,绝对不能因为这点“p事”耽误了成为一流学者的大业。
任何先入为主忽视史料的研究在我眼里其本质都是一种精致利己。致力于搭建自己的积木,塑造对立,却对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的多样性、复杂性、具体性没有任何裨益,仅仅会招来一些沉湎于宏大叙事的权威崇拜者罢了,正可谓学究引学韭。
想做通才,一本著作就想和一些大师比肩,飞扬浮躁,目中无人,恐怕还差点火候,到头来也就顶多是个顶着长江学者头衔的知乎话题人物罢了。
肯定比我这种混子强多了,比不少水学者也强,但让我承认他是大师是顶级学者,我做不到。
有资格批评中国历史研究,我就问问他和国内几个历史学家对话过,拥护他的答主(看样子是学生或者助理)就敢替唐老师招揽这样的资格?别人针对唐的言论质疑两句,就是捍卫自己饭碗了?您还真说对了,中国史这碗饭,唐老师想吃,还想从公元前八千年到当代史通吃,先潜心看五年历史书再说吧哈哈。短短十多年,一会研究国际关系理论,一会研究世界史,一会研究中国史,现在又跳到经济学、产业政策、哲学,就这么来回横跳,除了哗众取宠,真以为能搞出什么惊世成果?真把他当神了?你问问唐老师所推崇的王賡武老师敢不敢这么来回横跳?
唐世平的头衔和成就能说明的恐怕并不是他的贡献,而是他所在的科研平台的影响力,和国关圈有多水。
至于有这么多的人在争论这个事情是否是他想看到的这个和我对他本人的判断没有关系,对公众讨论保持开放态度应当是知识分子的基本节操而不是什么值得宣扬的美德,当然在这个在互联网上党同伐异的“学术网红”当道的年代(具体是谁不说了容易被围攻),唐老师的开放性已经实属难能可贵了。
偏个题,这段时间单位里组织学习四史,世界史毕业的同学看到这道题一定很扎心……
个人观点,历史既是种认知,也是种看世界的角度,比起了解权谋宫斗来说,了解一些世界历史,看看中国古代同时代的世界文明,确实还是很有用的。中国历史本身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从更广阔的视野回顾中国文明的发展,会给我们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思考。可以让我们中的一些人不那么妄自尊大,让另一些人不那么妄自菲薄(建立在理性思考前提下)。
那么问题也来了,我们该如何了解世界文明?
世界文明千头万绪,普通人根本没空全面了解,最多读读通史性的普及读物,日常生活中往往也用不上高屋建瓴的历史视野。而在舆论空间中,大部分研究历史的学者都来自西方,大部分通史性的世界史书籍也出自西方学者。诚然,不少西方学者自称要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但ta们从小浸润于西方文明的世界中,甚至很多非西方的学者也是在经历了西方化的学术训练后才能成为学术圈的一员,想要摆脱,谈何容易?
没有几个人会主动了解大航海时代印度次大陆的角色,没多少人愿意了解近代之前的非洲文明发展。不是说要否定西方在学术发展上的贡献,只是,从一个视角出发看问题,未免会有些片面。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还不得不从这个视角出发。在国内世界史研究尚待强化的背景下,提炼出一个新的看世界的视角,还要走好多路。
其实,我对于“少沉迷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文明”和“中国史都不了解还去了解世界史”这两种言论,都是不赞成的。
首先,这两种言论对立了中国历史与世界文明的关系,他们并没有哪个是高人一等,哪个就一定低人一等,中国历史恰恰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在历史上密切联系、互相影响,并不是了解哪个就不能去了解哪个。现在许多中国史著作论文,都把跨学科的世界各国的理论,与中国历史的实际相结合,从不同的角度发掘中国史的内涵,尤其是重视城市史、心理史、生活史等传统史书忽略的方面,并不像一些专家一看到中国历史,就想到权谋宫斗什么的。
其次,虽然我本人非常喜欢世界历史,也希望向更多人普及世界历史,正如我在知乎写许多回答,就是出自这个想法,但是我非常非常反对将这个上升到一种道德绑架式的要求,好像学这个就必须是在履行某种义务,承担某种高尚的责任。有些人认为:如果不“少沉迷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文明”,就是盲目自大,固步自封;如果不“中国史都不了解还去了解世界史”,就是数典忘祖,这样的言论我觉得过度夸大了学习历史的意义。
我认为学习历史,虽然有很多人文关怀的高大上的东西,但她对于非专业人员之外的大多数人,其实和玩泥巴、打电动、桌游、看电影、跑步、潜水等廉价或昂贵的兴趣爱好一样,都是一种兴趣爱好。并不像某些人认为的,我看个历史就得为国家发展负责了,小小的我真的担当不起。
如果继续这样道德绑架地要求别人,只能学习中国史或世界史,这样只会劝退更多的人,或是让本来可以心平气和的历史讨论变得更有火药味,为了发泄自己的情绪,而不是虚心学习,了解更多!!!这样大家了解这些,不会欣赏非常丰富多彩的世界,而是背着苦大仇深的一种功利、狭隘的态度。
其实许多人潜意识里,对历史学习,持有一种“任务感”,比如我母亲,就说过我为什么看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比如印度、孟加拉、墨西哥等,为什么不去看些大国的历史。因为我感觉世界上任何国家,普通人的生活,以及塑造他们生活的社会历史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大到美国,小到萨尔瓦多的人们的微历史,都有值得研究的地方。学习历史,并不一定是要学习别人的长项,谋求发展,很多时候真的只是在认识世界,认识自己而已。
那么,我是怎么普及世界史的呢,我举几个我生活中的例子。
1.结合时事,追根溯源:
我家里人看新闻,比如看到有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印巴冲突、欧洲难民、委内瑞拉经济危机,我就会顺便科普一下历史来源,讲一讲西班牙内战、印巴分治、西亚北非和殖民史与向欧洲的移民以及委内瑞拉的石油经济发展史和查韦斯的改革。
2.通过流行的文艺作品来联系各种梗:
比如我跟我追电视剧的朋友,他们看《锦绣未央》的时候,里面有柔然王子,我就说有一种说法是柔然人是阿瓦尔人,后来在欧洲与拜占庭、法兰克交战,被查理曼大帝灭掉了,这就顺便推荐我读的商务印书馆《查理大帝传》。
家里过去看《那年花开月正圆》,周莹他们在乌鲁木齐,当地商人提到波斯的纳斯尔丁.沙阿,我就顺口给家里人科普了一下波斯恺加王朝,告诉他们这个编剧这方面考据的挺靠谱。
3.在知乎经常答有关世界史的题:
通过回答,不仅可以与众位大神交流,补充知识漏洞,也可以考验自己长期对历史的积累。
4.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自己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物,它们的根源是什么?
我最早的两个回答,就是从生活中思考它的历史根源,比如我把一些廉价图书与苏联时期普及教育和名著做了对比,我还把当代中国的公立教育与19世纪70年代法兰西共和国做了对比。意识到我们生活中许多东西是历史长期发展而来的,而且来源于世界各地,意识到中国历史和世界文明是互相交融,而不是对立的。
5.可以试着对比以下中西方历史的异同之处,通过反差提升兴趣
比如我给别人科普过欧洲史,我就说德意志、波兰有个历史时期,国王是选出来的,那人就说国王还能选出来,我就介绍了下从部落时期到封建化,神罗、波兰国王选举制的产生,简单和我国的帝制做了对比。
总之,我觉得我做这些事,就像做别的兴趣爱好一样,我一方面觉得非常有成就感,一方面也不给自己压力,觉得自己在执行某种高尚的任务,承担某种使命,也不把这种压力强加到别人身上。这样心平气和的平等的互相交流,自然可以普及世界历史,大家就友好地讨论吧,就像在一起撸串喝饮料一样,不必觉得自己因此承担某种艰巨的使命!
我觉得我就像稚嫩的魔法师一样,用寓教于乐的方式,在这个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容易接触学习了解世界历史的时代,做着一件有趣的事。
巧了,刚好一年前在回答一个类似“世界史对小孩子有什么好处”的问题时,有人就把复旦唐教授的这篇“少看中国史”的评论给搬了出来,详见
唐教授不是历史专业,他的履历似乎也和历史沾边不大
所以我承认一开始我吐槽他对中外历史的这段跨界强评时,是没有考虑过这位国关教授说这些话的背景的,是没有设身处地地体会他说这话的苦衷的,只是觉得一个教授说这话可能是博博眼球,吸吸流量而已?
直到。。。回答评论里面 ️国关专业的学生跳出来,把他们专业大牛的个中背景和苦衷“科普”给我以后,我顿时体会到了我作为一个键史民科的肤浅之处,因为
“这特么更不能原谅了”!
原来按您的意思,唐教授这是想争国关界的话语权争经费,但又不敢指着鼻子骂同行啊!
所以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在公众媒体上不加任何限定前提对着历史界开地图炮了呗!
不知道知乎各位历史科班/民科带佬对这个背景的解释是怎么看待的
反正我是觉得,越洗越黑.jpg
不管你的学术专业背景多硬,做过多少贡献,也不管你对你的对立面有什么大(zheng)义(duo)名(jing)分(fei),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公众,特别是期望对历史有所入门的学生和家长,绝大部分是不懂regression是分不清楚所谓社科和文史的区别的,作为一个国关壬不对大众普及一下其中的区别,反而为自己“恰饭”,不加任何限定前提地宣传“国史不如世界史有用”论,这种指桑骂槐的地图炮,论影响比单纯的吸眼球还恶劣得多
这个回答,不涉及任何对国关专业的攻击和不敬,而且我也真心想知道,国关壬们对于唐教授这样的苦衷,有什么看法?
警惕构建中国中心论的同时,也请也不要沉迷西方中心论体系下的神话。
是这样的,然而也应该少沉迷“伪装成世界史的地中海史”,窝佬最近看到的一本书的前言里面的部分言论窝佬柑橘是这个问题的完美答案
下面这位是作者
书名叫《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对芦荻讲:“一部《二十四史》大半都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
虽然认为《二十四史》大部分都是假的,但同时他也明确指出:“如果因为历史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证实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
如对陈桥兵变,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动兵变,篡夺了周的政权。《旧五代史》却说他黄袍加身,是受将士们‘擐甲将刃’、‘拥迫南行’被迫的结果,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读到《宋史·秦桧传》,毛泽东则点明:“宋高宗、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宋高宗赵构。”
所以中国史也好,世界史也罢,如果不能真正看明白,读什么都是白读。
补充
如今史学界流行某种所谓的以史论史,主张历史类的书籍不应该带有作者的任何感情,并且极力推崇西方的这种科学的历史观,即以研究科学的态度和方式研究人类历史,在史料的基础上,用绝对客观的态度来评价历史。
说实在的,这种实证态度的确迷惑了不少人,搞得很多中国的历史学家妄自菲薄,觉得西方的史学就是客观,就是科学,中国的史学这种以论代史的方式过于主观,不科学,所以不是学史的好方法。
说真的,看到这样的论调,真的让人无语。
客观,这个世界真的有绝对的客观吗?
所谓的客观,在一些人手里,其实是一种操纵,不露痕迹的操纵。
如今有些人读史读傻了,不从社会、政治、道德伦理等等去看史,而是就史论史。但是无论什么历史,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必须要形成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观点,鉴于整个历史的观察过程中,都是由具体的人来进行,这些人都是有立场,有各种地位,接受的教育也各有不同,当他们需要就这些史实做出结论,出台观点的时候,让他们完全客观,不带感情,无异于缘木求鱼。
如今有些所谓客观史学观点的形成,就像是一些记者做新闻。比如说,一个人落水了,河边站着七个人,其中有三个人当即跳下河去救人,但还有四个人选择袖手旁观,那么这个新闻最后会出现什么面目呢?
首先,这个记者如果是提倡社会正能量的,那么他会选择性的忽略那四个袖手旁观的人,他会对他们只字不提,会把所有的采访和镜头放在那三个救人的人身上,会深度挖掘他们所有的感人故事,或者会把他们跳水之前的那一秒时的心理活动写个几千字,然后,被救的人如何感谢,社会对他们如何赞扬,这一系列的过程中,那四个袖手旁观的人永远也不会出现。
这就是真实,救人的事件、时间、人物和地点都是真实的,三个人毫不犹豫的跳下水时那种感想也可以说是真实的,因为他心里到底怎么想只有他自己知道,只要他不公开站出来否认记者,大家就会觉得是真实的。而被救的人的感谢,社会的评论等等,一切都是真实的。没有人能够说出反对的话来。
就这个记者而言,他也非常尽职的履行了他记者的只能——公正和没有自己的观点,只是记述。他记述了真实的事件,但他没有在报道中发表自己的任何观点。他只是忽略,或者说装作忘记了一丁点事实而已。
好吧,我们再来看这个事件从反面如何报道,很简单,把报道的注意力,把镜头的焦点都集中在那四个袖手旁观的人身上,他们是如何的冷漠,是如何的没有同情心,甚至可以深度挖掘他们在生活中的各种表现,小时候就不好好学习,参加工作了好逸恶劳,总之把他们曾经有的缺点都堆上去。至于那三个毫不犹豫跳下水救人的,可以一笔带过,之后就可以列一个数据,一个人落水,大部分人(4个)选择冷漠的袖手旁观,只有极少数(3个)去救人,这个社会真是冷漠到了极点。国人的道德素质真是无可救药,。
这个报道中的东西,也都是真实的,没有任何人撒谎,记者也是在记录真实,没有很突兀的去发表自己的观点。
这就是一些不带作者感情的历史。
所以西方人的历史,以及他们所谓以史论史,如果不带脑子看,也是白看。
再补充。
关了七天小黑屋,才出来,发现这里吵成团了,所以再答一波,解释一些疑问。
首先区分一个概念,研究历史的专业人士和读史的业余人士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大家最好不要把二者混为一谈。
声明一点,研究史学,靠历史吃饭的人,当然要越细越好,越精深越好,细节是研究者最重要的关注点。
而我这里所说的,其实是读史的人,靠历史吃饭的研究者不在此列。读史的人观其大略就可以了,不需要搞那么细。如今乎乎里有些人,读了两本史书,就把那些书里的内容当做百分之百完全正确的历史,将里面的细节一个一个的挑出来和你反复的辩论。我最怕的就是这种人。
第二、关于世界史和中国历史,我既不主张仅仅只读中国史,也不主张只读世界史,我希望大家不仅读懂中国史,也要读懂世界史。中西并蓄,博采众长。
而我之所以在这里加上教员的话,就是想提醒大家,我们很多人读世界史,尤其是西方的历史,文艺复兴以前的历史,其实只是一部宗教史,其中的内容很多都不可信。
而近代现史,大多数人更多的是关注从工业革命以来至二战,再到苏联解体这一段时间的西方史。这一部分历史,由于年代较近,记述很多,史实比较详实,所以史料丰富。
但看这一部分历史,需要大家带着脑子看,为什么呢?西方实证主义的哲学思维之下,史学似乎给人一种极为科学和严密的感觉,使得我们对这些史学的内容深信不疑。但我上面说过,每个人都是有屁股的,在记述史学的时候,表面上没有任何倾向,没有任何观点,甚至没有任何感情,其实在内在里,他的倾向、观点和感情都隐藏其中,只是你不易于觉察而已。我们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找到他们所刻意隐藏的东西,自己去领悟历史。
同时,从工业革命开始,一直到前苏联解体,西方文明,一直是处于上升阶段,这一段时期,是西方文明从原本的边缘化一步一步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我们在研究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总是被它的辉煌和成就所吸引,为他们的法治、人权、民主、自由和博爱所倾倒,从而很容易忽略了他们背后所隐藏的血腥和暴虐。
而正因为这段文明处于上升阶段,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等,在我们的眼中,基本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都是正面的光辉形象。但任何体制,都有一个固化的过程,民主政治如此,专制体制也如此。所谓250年一个衰退和固化的周期,一直都没有变化过。
美国如今的罗马化已经很明显的表现出这种趋势。但当代史目前还处于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中,它的结果远远还没有表现出来,所以,西方文明,我们一直是在用近代史的目光看待它,我们很多人,看现在的美国,要么是用华盛顿时期的眼光,要么是用林肯时期的眼光,还有人是二战罗斯福时代的眼光,更有人用里根时代的眼光。
为什么人们总是向往西方?原因就在这里,国内近年出国的人很多,但再多,相比14亿的中国人,毕竟都是少数,没有真正在国外长期生活过的人,很容易将欧美想象为历史中的形象。也就是说,大多数普通人的观念里,其实关于欧美,基本还是近现代史里的欧美,是一个处于文明上升期的欧美,是一个充满活力,自由民主的欧美。
这就是历史给我们的影响。
与此同时,我们自己的近代史,却是一部极其糟糕的历史,专制、愚昧、割地赔款、贫穷和屈辱。这样一部近代史,与西方一比较,就让我们深深的感到自卑,感到自己文明的失败。所以我们将西方当做灯塔,当做天堂。我们很多人开始抛弃自己的一切,不但所有的文化都想舍弃,甚至希望自己的皮肤也变成白色。
倒脏水连孩子都一起倒掉,这就是很多不带脑子读史的人干出来的事。
中国历史,不仅仅只有权谋,还有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等独特的文明,这个文明是建立在性善论的基础上。
中国人,或者说是东方人,与西方人最大的差别在于,中国人信仰的是人性本善,属于性善论。西方人信仰的却是性恶论。
中国几千年的儒家学说,都是从性善论延伸而来的,唯一的一个儒家荀子因为提倡性恶论,遭到了其他儒家学派一致批判,甚至有人想要将他开除出儒家学派。
“人之初,性本善”成为中国道德教育的根基。如今国内的教育和道德,其实并没有多少变化,媒体、专家和艺术文化不停的灌输,教育民众善良、诚实、宽容和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等等。所以中国人很容易原谅曾经对自己作恶的人,也经常以为对方都是与人为善的,都是怀着宽容之心的。这也是在宋明时期,中国沿海地区广大的移民就已经进入东南亚,后来却被西方人驱逐,甚至无数人死在他们屠刀下的原因。
中国多年接受的性善教育,使得我们即使在占据绝对优势的时候,比如宋明时期移居东南亚的中国移民,他们的文明比当地的土著要高得多,武器也更先进,可是我们总是怀着一颗与人为善的道德情怀,做不到西方人那种残酷的灭绝性的种族屠杀行为,更不会毫无怜悯的掠夺他们。
西方人则不同,从宗教来说,任何人都是有罪的,为什么有罪,宗教故事的语境是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偷吃了禁果,但其实背后的实质却是,因为人的本性是恶的,所以人都是有罪的。如果人性本善,人之初,性本善的话,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有罪呢?善良是有罪的,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而从西方哲学来说,其实大部分西方哲学都暗含了人性本恶这个前提,尤其是文艺复兴之后,性恶论在西方成为主流。
对于西方人而言,人性本身就是邪恶的,所以需要各种道德规范,政治制度加以约束。这是西方人的语境。然而当这个制度和道德管不到的地方,那么,人性的邪恶就会宣泄出来,就会主导人本身的行为,比如美国移民当年灭绝性的屠杀印第安人,英国人和荷兰人在东南亚国家对土著和华人的大屠杀,欧洲人在非洲大规模贩卖黑奴和屠杀黑人。这些地方,政治制度和道德规范完全失灵,在于这个时期,东南亚土著和华人,黑人以及印第安人不适用西方语境的道德规范和政治制度,你不配和他们享受道德和政治,如此而已。
所以,从北欧海盗思维所演化而来的近代西方思维,实际上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思维。而性恶论又给了他们一个很强大的理由,既然人本身是邪恶的,那么,无论做过什么,都不需要后悔,也不需要赎罪。顶多是忏悔,不过这个忏悔不是针对受害者,而是在教堂向上帝忏悔。
那么,我们现在就能够理解,蓬佩奥为什么会公开说,我们欺骗,我们偷窃和我们撒谎了,正因为他们本身就认为人是恶的,所以作恶是没有任何的道德负担。这不仅仅是在为个人谋取利益时会如此表现,在为国家和民族谋取利益时,这种作恶还得到了某种道德上的升华,从而令其完全感觉自己是正义的。
而中国人,因为教育和道德的约束,哪怕在做坏事的时候,都会有良心上的负担。从鸦片战争与西方接触以来,我们一直处于防御状态,哪怕是如今重新崛起,实际上都抱着一种与人为善,和平崛起的期望。
可是我们和西方,其实从一开始就不处在一个频道上。我们的勤奋,在他们看来是侵略,我们的示好,在他们看来,是收买,我们的友善,在他们看来,是示弱。因为从性恶论的角度,我的利益才是唯一的,任何对我的利益产生威胁的人和物,都是敌人。这是上千年的宗教影响和人文教育所孕育的。
这两种文明的差别,其实就隐藏在东西方数千年的历史之中,也孕育了东西方截然不同的两种文明。我们了解世界历史,了解西方历史,需要从他们的宗教、哲学、道德伦理、政治等等来了解。
所以读史,是一个综合的过程,是一种提升自身智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什么中国历史,也没有什么世界历史,历史就是历史,中国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学习历史,就是取长补短,去芜存菁的一个过程,没有谁比谁重要,也没有谁比谁高等。
关键是要有脑子。
中国,不也是世界的一部分么?
上一代知识分子总有一种习惯(或毛病),那就是中国如何如何,世界如何如何。无论最终结论是“我大清自有国情在”,还是“中国就是不行”,把中国与世界对立起来的看法都是不变的。似乎凡事只要一离开中国国境,马上就会变得不一样,无论是好的不一样,还是不好的不一样,总之就是不一样了。
但那一代知识分子,是不容许不一样的。
少年时期受到太多“赤旗插遍全球”的影响,这一代知识分子成长以后,虽然普遍对少年时期的信仰持反对态度,但少年时期的方法论却是留了下来。他们放下“中国”,用同样的方式宣传着“世界”,如果网传“少沉迷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文明”话语是真,我一点也不意外,毕竟这就是他们“痛定思痛”以后的人生态度。
但无论是少年时期,还是成年以后,他们都依然认为,中国与世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所以他们行文充斥着这样的话语体系:“看遍世界,只有中国是最........的”,“中国始终没有与世界接轨”,“中国不见容于世界”。
久而久之,他们忘了,二十四史中的每一部著作都不仅仅记载中央政权历史,也会专门为外国著书立传,就我个人热爱的日本史而言,《三国志》甚至有着日本文明最早的文字记载,读日本史读到最初,都要翻中国史料;他们忘了,唐朝任用不知道来自于多少文明的智能之士入朝为官,日本人阿倍仲麻吕能在唐玄宗身边任职,长安的国际化程度丝毫不亚于今日的上海。
中国人,向来是坐居中原,胸怀天下。也正因如此,中国文明才能辐射如此多的亚洲邻国。
我长期认为,宋史学者的史学“四把钥匙”理论,是非常适用于世界各国各个阶段历史研究的概念。如果某个人并不掌握年代、地理、职官、目录“四把钥匙”,那么可以认为,这个人对于某国某段历史的看法没有任何参考意义,因为他没入门。
(1)“年代”,就是要对历史事件有一个时间概念,这个时间概念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先后顺序,更重要的是在心中形成一种“这个事件是远是近”的感受。比如说发生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这个事情在1856年的一个法国知识分子来看到底是近是远?到底是一个已经过去的历史事件、还是一个需要警示未来的启示故事?理解了“年代”概念,才能明白托克维尔在写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时候是一种什么心态。
此外,熟悉年代,还能对两个事情是否有着相关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比如说同样发生于1789年的另一件事,就是华盛顿担任美国首任总统,大家都知道建国初期的美国是反抗英国,那么法国在其中是什么样的角色,法国大革命与美国独立是否有更深层次的关系?深挖下去,就能发现美国与法国许多不为人知的联系。
(2)“地理”,不仅是要对地形气候有了解,更重要的是了解大家对于某个地区的既定概念。比如同样是“风调雨顺”四个字,如果是说江浙地区“风调雨顺”,那可能是真的风调雨顺;但如果是描述河南、山东这些自然灾害非常多的省份“风调雨顺”,那可能仅仅意味着没有大规模饿死人而已。相反,如果说自然灾害非常多的省份“一如往常”,那这就很可能是地方大员为了掩盖过失而搞出来的文字游戏了。
(3)“职官”,字面意思就是要明确一个官僚体系中,谁官高、谁官低,但广义来说,就是要理解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在社会中是一个什么社会地位。比如明清制,吏部考功司郎中与地方的知州事都是正五品官,理论上是平级的,但谁更厉害?谁更弱势?平级的京官与外官在某个具体事务上分别有什么权限?这个事情闹不明白,那两个人的书信我给你看了,你也可能会看错意思。
说穿了,“职官”其实泛指整个人类社会的等级制度。等级制度虽然是现代人所斥责的,却又是现实存在的,哪怕是非官僚体系中也会自然而然的依据出身、辈分、成就乃至于具体人的性格而形成等级,那么处于下位等级的人对上位等级的人说一些谦恭的话,这能作为他服从的依据么?
举个我熟悉的日本史例子。比如明治维新时期的军队创始人山县有朋,就曾在1890年对明治天皇提过一番建议,希望他能更多出席军队仪式,塑造军队对天皇的忠心。但这么一封劝谏信,他开头却都是近乎谄媚的言辞:“臣等在维新前受教,紫宸殿(天皇宫所)前,哪怕一掬沙土,犹贵于金银珠宝”,这种话洋洋洒洒写了一页纸,他才婉转提出建议:
“回顾我国形势,东西铁道既通联络,一夕可达百里之远,如此便利,龙跸(即天皇的行迹)从未至于大阪、名古屋、仙台诸师团,若反复由臣下乞愿临幸,此非未尽宪法上陆海军统帅之陛下之天职乎?海军屡屡乞愿陛下临御横须贺竣工式,却大抵以头痛之故而不加听取,陛下即便有晕船之病由,若不能有少许忍耐之处,敬爱便徒有虚名,陛下【一令之下水火不辞】真之敬爱忠诚之心难立。”
那么从这封信里,我们能得到的信息,到底是山县有朋对天皇有着无限崇拜之情,还是他只是想天皇提了个建议呢?如果不了解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推崇天皇的政治正确话语体系,那就很容易认为他们都是“忠臣”,然而实际上呢?
(4)“目录”,也就是告诉你如果想了解这段历史,需要读什么书。
这一点在过去与现在的概念有点不同:近代出版社体系出现之前,书籍都是以抄写为主,那么书籍自然就会出现不同版本,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甚至会因为抄写者本人的因素而有所不同(嗯,所以许多研究辽金元的朋友都不会去参考四库本,原因你懂的);到了现代,书籍版式变得有章可循,那么许多史料的追溯就有了依据,如果研究近现代史,除去私人记录以外,这个问题已经不是特别显著。
但出版社体系也带来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大量研究书籍混杂一处,导致大家出现选择恐惧症。这个时候,首先要明确判断一本书的作者本人的学术水平:他是哪个大学博士毕业,是谁的学生,主要做哪一块的研究,他的学术水平在业界如何评价。其次是这本书是他人生什么阶段的书籍,要知道许多著名学者上了岁数以后事实上也没有学术进取的精力,那他们晚年的著作更有可能是把早年著作拿出来重新抄一抄冷饭,甚至加上一些民科观点也丝毫不稀奇;但也有很多学者早年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作品,中老年以后反而悟道。所以同行互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只有四把钥匙都拿到手中,真正的历史才仅仅算是对一个人打开大门。如果四把钥匙缺少一把,那就不排除民科的可能性。
当然,这个网传的言论本身,就已经很有民科的色彩了。毕竟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并不是被开除出地球人类文明的国家,而是地球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