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学的时候,知道一个简单的道理。
如果一个老师跟我说“你怎么这么笨,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就你这脑子还怎么考大学。你们家养你还不如养头猪。就你这成绩留在咱们班里也是拖后腿,你赶紧回家跟你爸说,让他把你接回家。你赶紧退学吧”。然后又说 “我批评你是为了督促你进步”,我觉得她纯粹是在把我当傻子。
但如果他说“这个题目我昨天都已经讲过了,你是怎么听的课?我再给你讲一遍,你认真听着。如果再做不会你就把这题目抄十遍”。他要说这是为我好,我信。
批判与骂街的区别在于,批判的出发点是真的为了对方变好。但以我对当下中国大多数所谓传统文学作家的了解来看,他们理解的“批判现实”其实都只是第一类老师的做派。很多传统作家甚至已经陷入到了“我只要敢写社会的阴暗面,我只要敢骂政府就是批判现实”的误区之中,并且将批判现实视作衡量作品价值的唯一标准。这几个月成为舆论焦点的方方,恰恰就是第一类“批判现实”的作家的代表。
其实方方有过很多不错的作品。比如我非常喜欢的《万箭穿心》,里面李宝莉这个人物形象真的可以说相当出彩,评论界的口碑也非常好。《万箭穿心》的精彩,恰恰是源于李宝莉这个人物以及她的家庭,表现的李宝莉的性格对于她的人生的影响,而不是这部作品批判了什么。
那么方方的日记呢?抛开方方道听途说的那些部分不谈,她日记里的很多内容并不能说是假的。但问题在于,这种批判遮盖的是整个防疫的全部面貌。在方方的日记里,我们只能看到武汉市政府的不作为和瞎指挥,却看不到背后的深层次思考,更看不到医护人员的努力。
当然,方方可以为自己辩解——她说“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记录的都是我听到看到的东西”。然而,这也道出了方方们真正的问题——她们并不在乎全局如何,她们只想把目光聚焦于那些阴暗面,并将此视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
有人为方方辩解说,“方方只是写出她个人的感受,难道她没有表达的权力吗”?
当然有。但问题在于,如果方方的日记是写在日记本上的,任何人都无话可说。可方方在微博这样一个平台发表出来,摆明了就是要把“日记”作为一种公共言说来让别人看的。公共言说的一个特点是,你无法知道你面对的对象是谁,也无法控制他们怎么想。换言之,方方有表达的权力,其他人也有批评他的权力。
在文学作品中,批判现实能够表达的只是一种立场。如果你仔细阅读那些批判现实的文学作品,你会发现大多数文学作品更多的是情感的宣泄,却并不能带来改变现实的力量。纵然是鲁迅的《阿Q正传》,最大的价值也只是将民国初年的混乱社会现实以及国人麻木愚昧的精神状态进行淋漓尽致地展现,这也是《阿Q正传》艺术价值的根基。但是,真正意义上批判了现实并且提供了解决方案的,是那个北大走出来的图书管理员。
关于文学对现实的批判问题,贾平凹有过自己的论述。他说:
现在的文学被边缘化了,许多人都在怀念上个世纪80年代那种情况,那个时候大家还很小,或许还没有出生。那个时候文学特别热,一个短篇小说可以全民阅读,一个作家可以在一夜就爆红了,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的文学有太多的新闻元素,到现在媒体高度发达,新闻元素完全从文学中剥离了,文学就成了纯粹的文学,现在整个社会不热衷于文学可以说是特别正常的事情,文学毕竟是人类中最敏感的一小部分人最敏感的活动,如果说人人都是搞写作,都来空的也不行。
那个时候的中国,文学之所以要强调现实批判,是因为作家们自己还是有以舆论来干预政治的想法。然而,学习过当代文学史的中文系学生都应该记得,也是在80年代,出现了所谓的先锋文学五虎将以及刘索拉、余华等一大批更追逐形式创新的作家。他们大量的借鉴西方文学的元素,更看重的是文学的诗性与表达的可能性,他们所理解的文学也就更接近于“纯文学”。
我在知乎上看到许多人在谈论文学时,都会将“批判现实”列为评价文学作品的第一标准。能批判现实的就是有深度,不能的就是没有深度——当然,许多文学研究者也这么认为。但如果你这么想的话,其实是走偏了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基于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并非所有的文学作品都需要批判现实。说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比如李白的《望庐山瀑布》、苏轼的《赤壁赋》、《念奴娇》以及《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小说,它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留名,是因为它们深刻地批判了什么现实吗?每当中秋节的时候,大家总会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是因为想拿这句词来批判什么吗?把话题延伸到影视领域,《流浪地球》被观众所推崇,是因为它批判了什么吗?
第二,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一部作品是否批判现实,也完全不成为认定其价值的依据。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位作家就是詹姆斯·乔伊斯和普鲁斯特。无论是《芬尼根守灵夜》还是《追忆逝去的年华》,都与现实没有什么关系,但他们在20世纪的文学史上地位是非常高的。而且,如果真要说批判现实,那那些开国将帅的回忆录才是真的批判现实。他们经历过血与火的考验,对当时的社会也有着更直观和深入的了解。但是,为什么现实中很少有人把这些将帅的回忆录当成文学作品?
第三,承接上一个问题,很多人应该都会说,虽然将帅们写的问题很重要,但他们的文学水平不高,所以不能把他们的回忆录当成文学作品。既然如此,那么这就意味着其实决定一个作品文学价值高低的其实并不是深度,而是“文学性”。换句话说,文学可以没有深度,但却不可以没有“文学性”。否则,那就只能叫文献,而不是文学。
当然,以上有关文学性本身的讨论,并不意味着文学作文一种艺术形式不需要介入现实。不过,正如我一开始所说,为什么很多作家的“批判现实”就是揭短呢?这是因为大多数人无法对整个社会进行全面的了解,也无法形成有效的改进建议。我不敢说我对社会有多么深的了解,但至少我在说问题的时候,是有一个解决的思路在的。比如,在这次抗疫一开始,一些老人把自己的积蓄捐出来给一线防疫,于是很多作家站出来说什么样的国家会要老人的钱bulabula……
这听着当然很爽,但不解决问题。我在2月份的时候就多次公开说,老人的心意我们是了解的,我们也不能拒绝老人的好心,这时候媒体最应该做的是引导有捐助意向的人去购买地方以及中央发售的专项债券。一来,专项债券都是专款专用,不用过红十字会的手,效率也更高;二来,债券都是有利息的,你购买债券既支援了政府同时自己也能获得收益。这是国家和个人双赢的好事。
如今,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批判的话语权已经分散到了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手里。比如在一个有影响的性侵案件中,许多作家们可能翻来覆去地只会说“你国药丸”,但法律专业人士却可以从中指出当前立法的漏洞以及提出改进意见,之后还有可能把自己的想法融入到立法中。(最近引发争议的离婚冷静期制度,就是这种批判最后作用于现实的最好例子)
作为普通读者和观众,我们应当期待的是反映现实的作品,而不是批判现实的作品。反映现实与批判现实的区别在于,前者力求表现的是一个宏阔而伟大的人类内心世界,后者则是希望通过写作达到某种现实诉求甚至政治诉求。但文学乃至于一切艺术的核心是人,而不是政治。过度的强调文学批判现实的能力,恰恰是将文学再次推向政治的舞台上,而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最后,用作家阿来的一句话来结尾吧:
有人说,文学要表达思想,你思想写尽了哲学家干什么?有人说,文学要写时代变迁,但那是历史学家干的工作;有人说文学要写文化,你把文化地域都写尽了,人类学干什么?所以,文学写的是人,它会涉及各种学科,但那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终是我们运用来写人的。
PS:
最后说几句补充的话吧。
那些对我的这个看法有疑问的人,我先问一个问题,你认为文学应当走政治化的路线吗?
如果说“应当”,那你说得对,我不做辩解。
但你如果说“不应当”,那你一边鼓吹文学要批判现实,一边又要否定文学应当政治化,就非常矛盾了。
因为所谓政治本身就是一种公共场域的话语表达,批判现实的本质就是文学对于公共政治生活的介入。在某种程度上说,批判现实也是在表达创作者本人的一种政治诉求。文学创作者也是人,当然可以通过介入政治来表达个人的思想,但这个文学作品的好坏更多的还是取决于作品的文学性而不是批判现实的能力。这正如你是一个男的,你想找个人结婚生孩子,实现这个目标最关键的地方在于你找的人必须是个女人,如果这个女人恰好长得也漂亮、学历也高、家世也好,这都是加分项。但你不能把一个长得好看、学历高、家世好的男人塞过来说“我看你们挺合适的,你们结婚吧”。
在这里需要再次强调的一点是,我不反对文学作品“批判现实”,但反对将批判性作为文学作品最重要的乃至于先决标准。当一部文学作品不再以文学性作为第一评判标准的时候,文学作为独立艺术的价值也就消失了。过度的强调文学批判现实的能力,恰恰是鼓励文学以另一种形式介入现实政治,而再次推向政治的舞台上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其实熟悉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应该都知道中国现代文学中有所谓的“左翼文学”传统。在批判现实这一方面,其实左翼作家是最为激进的——他们将文学作品视作对社会黑暗现实的战书,也写出了不少有影响力的作品。但是,今天我们谈起民国时期的作家,首先想到的却不是这些激烈批判现实的左翼作家,而是鲁迅、郭沫若、老舍、曹禺甚至于张爱玲等人。这并不是文学界可以把这些人忘掉,而是仅就艺术水平来说,左联作家的整体水平的确不如鲁、郭、曹等人。
从左联作家们的命运来说,这也正是“批判现实”的尴尬之处——因为你所批判的现实可能过上十几年就完全变了。在现实中,这样例子也比比皆是。比如2000年初的时候,我看过一本报告文学作品叫做《中国农民调查》。这本书写的的确是非常好,对当时中国农村的许多问题进行了非常深入地描写,影响力也非常大。时至今日,我也觉得很多人如果想了解当年的中国农村发生了什么,最好也来读一读这本书。但是,这本书在今天却不会再有当年那么大的影响力了,这是因为一来现在农村的面貌跟书中描写的那个时期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新一代的读者已经很难感同身受,另一方面《中国农民调查》 的文学性本身其实一般,但又算不上是标准的文献,实际上是很难归类的。
从文学创作的规律上说,《中国农民调查》存在的一个大问题是作者的主要目的在于批判现实,因此整个作品的核心并不是具体的人,而是当时中国农村体制下存在的各种弊病。这导致很多人看完《中国农村调查》之后,开始思考的是中国三农问题,却没有记住作品里的人。就我个人来说,我现在还可以说出书里面的几个事件,但你要问我这事是谁干的、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我就真记不住了。反之,我在小学就看了韩寒的《三重门》,到现在却都还记得林雨翔、Susan、马德保等人的性格与故事。
归根结底,那些认为文学的根本价值在于批判现实的人,不妨去思考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
如果文学的价值在于批判现实,那么当作品所批判的现实已经消失的时候,文学的价值又表现在哪里呢?
PS2:
另外再说一句,批判现实固然重要,但以大多数作家的认知来说,如果不能有超越性的认知,批判现实就很容易成为一个笑话。
比如说吧,1960年代中国在极度困难的情况搞原子弹的研发。那个时代,香港、台湾以及欧美很多有“良知”的作家都对中国行为进行了批判,这种批判演化到后来的巅峰就是“我不要大国崛起,我只要小民尊严”。可是,站在今天的视角来看,现在中国的人均GDP也只有美国的1/6,远不说不上富裕。假如当时中国没有造出原子弹,那么今天要造的话,也依然会有很多人拿没有解决的民生问题来反对。可是,稍微一个理性一点的中国人,都不会不承认,如果没有原子弹,中国是不可能有40多年的和平发展环境的,更不可能有今天的经济成就。从这个角度上说,单纯的批判造原子弹影响了民生建设而看不到其背后的积极意义,就是非常浅薄的见解了。
同样的道理,当年温州动车事故的时候,某专栏作家喊出了振聋发聩的“请停下来等一等你的人民”,直指高铁建设的大跃进。可是,如果中国的高铁建设真的停下来了,就意味着放弃了一个几万亿规模的产业,影响的至少是数十万高端劳动力的就业。这一点,许多作家们是认识不到的。(何况,后来的高铁建设中也反思了动车事故的原因,吸取了教训)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文学创作也不例外。在人类历史上,大多数的经典作品(特别是小说)都是写“过去”的,而不是写当下的。这个原因其实完全不难解释。有过写作经历的人都应该明白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好的文章是需要沉淀和思考的。同样是评论一个社会事件,一篇花5个小时写出来的蹭热点文章,和一篇花一个月时间查找各种资料、咨询国内外专家写出来的文章在深度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篇文章已然如此,一本动辄三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不花上三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怎么可能写好呢?而如果你要花上三五年的时间去写一本小说,你就不能死盯着“现实”——因为现实过几年就变了,你应该找寻的是那些能够超越现实的内容。如果一个作家死盯着现实去批判,那么只能说明两个问题:第一,这个作家对于批判现实的兴趣大于雕琢作品本身的兴趣;第二,这个作家很想蹭热点。
我依然是那句话,我不反对作家在作品中批判现实。可问题在于,记者和媒体人也可以这样去“批判现实”,并且以他们的专业素养,说不定批判地还比作家们更深入。这时候,作家与普通媒体人的区别在哪儿呢?为什么很多著名记者,写出来的文学作品却很一般呢?
这依然又回到了上面提到的问题:
如果文学的价值在于批判现实,那么当作品所批判的现实已经消失的时候,文学的价值又表现在哪里呢?
——————看完评论后的一点补充————————————————————
结合评论区的一些问题,我再补充几点。篇幅较长,对文学和文学理论有兴趣的人可以看一看。
第一 如贾平凹所说,文学作品介入现实以及批判现实,是在上世纪80、90年代媒介不甚发达的背景下的一个特殊状态,批判现实的文学作品兼有“类新闻”的职能。而从当时的语境来说,无论是正面反映改革开放进程的改革文学还是揭露社会弊病的其他作品,其实都有着宣传层面的支持。然而,站在文学史的立场来看,80、90年代文学成就最高的其实是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甚至是新写实小说。到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再提改革文学了。
第二 正是因为80、90年代的特殊背景下,文学具有类新闻的功能,所以当时文学也获得了远超其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影响力。而随着文学影响力的逐渐减小,许多人对文学其实已经不怎么关注了。虽然很多人一直在唠叨中国为什么没有批判现实的作家,但你要问他你看过《收获》、《十月》、《钟山》、《上海文学》、《北京文学》没有,估计没几个人会说自己看过。
要是继续问他双雪涛、班宇、孙频、石一枫、马金莲、弋舟等人是谁,恐怕也没几个人能不看资料就说出来他们的代表作。其实,写现实的作家一直都在,只不过很多人根本不去看。
第三 承接上一论点,当下写现实题材的作家的确有所减少,但也没有到消失的程度。现实题材作家的减少,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监管是一方面,这个不必细说,大家都懂;其次,是其他媒介对社会问题的分流,现在出了一个重大社会事件,许多媒体都会一拥而上对这个时间进行详细解读,这个解读比作家本身的分析甚至更详细,作家的批判很多时候已经失去了意义;第三,现在的作家中科班出身的越来越多,大多数人对于文学的理解也不再是狭隘的题材和批判。
第四,关于作品的现实性与艺术价值的问题,二者其实并不存在直接关联。这个锅应该让我们的语文教育去背。我们的语文教育一直以来都习惯于让学生去总结作品的思想,并且将作品的思想深浅看做评判作品的最重要依据。虽然很多学生嘴上说着讨厌对作者的思想强行解读,却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这个评判标准。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我不需要多做解释,大家完全可以从更熟悉的电影中去感受。目前IMDB评分前10的电影分别是:肖申克的救赎、蝙蝠侠:黑暗骑士、搏击俱乐部、低俗小说、阿甘正传、黑客帝国、指环王1、指环王3、教父、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在这些作品里面,《肖申克的救赎》、《蝙蝠侠》等尚可以归到批判现实这一类离去,但是你总不能说《指环王》、《黑客帝国》、《阿甘正传》是批判现实的作品吧?
至于说中国的邻居韩国,一直以来影视作品都是以“敢拍”而著称。但问题也在于此,大多数人看到这些韩国电影时最直观的印象也是“这电影真敢拍”,而不是“这电影拍得真好”。事实上,韩国导演在欧洲电影节上拿奖最多的是金基德,而金基德的大多数作品核心都是人心与人性,而不是什么批判现实。
第五 大多数人说现在“没有批判现实的作家”,真正的意思是自己看不到,或者说没有出现有影响力的批判现实的作家。不过,在具有影响力的通俗文学领域,批判现实的生存空间其实不大,阅读这个东西还是挺费力的。正如上面所说,我觉得现在真正尴尬的地方是不是没有作品,而是没多少人看。前几年《大象席地而坐》的导演胡迁因为生活问题自杀,他生前出版的小说《大裂》其实写的很好,《大象席地而坐》也是其中的一个故事。可是,《大裂》的销量实在是惨淡无比,根本支撑不起胡迁的生活。
第六,虽然我是个研究文学的人,但从我的观察来说,真别把文学的作用看得那么大。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批判现实的文学更多提供的是一种情绪上的宣泄,而很难对现实有所改变。比如很多人应该知道90年代末到2000年初,我国出现了大量的反腐、刑侦题材的文艺作品,其中很多作品都非常有影响力。但是,之后的腐败还是非常严重,治安状况也没有变好(我之前写论文的时候查阅过相关的审判文书,其实2000年初刑事案件的总量比80、90年代严打时期要高得多)。腐败和治安情况的普遍好转,其实恰恰是意识形态收紧的这近10年的事情。
第七,有些人由上面的分析推断出我否认批判现实的文学价值,这个阅读理解能力也算是够可以的。在这里我再强调两点:第一,我反对的是文学作品以批判现实为第一标准而丧失其作为艺术的独立价值;第二,对现实问题的反思与批判最好是交由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来完成,法律领域的问题由法律人士发声,教育领域的问题由教育人士发声,作为作者不要总想着站在“批判”的精英立场去教育别人。我反对文学过度批判现实,要捍卫的恰恰是文学作为一种独立艺术形式的价值。
最后,从文学史以及文学理论的角度来说,把“批判现实”捧得过高,其实也是可笑的。正如高尔基所说:
批判的现实主义揭发了社会的恶习,描写了个人在家庭传统、宗教教条和法规压制下的“生活和冒险”,却不能够给人指出一条出路。批判一切现存的事物倒是容易,但除了肯定社会生活以及一般“存在”显然毫无意义以外,却没有什么可以肯定的。
其实高尔基的这句话总结一下,就是“当杠精谁不会?但大哥你倒是给指条路啊”。
——————一点碎碎念的分割线————————————————————
这个带有一些专业性并且篇幅较长的回答居然也能收获这么多的赞,的确有点出人预料。不过,评论中的确也有一些或者没看懂,或者仍然执拗于自己的偏见的人,认为我的观点是作家不可以对现实发表评论或者进行批判。如果这么想的话,我觉得连最基本的阅读理解能力都没有的话,还是别谈文学了。
文学以及影视等艺术领域,由于其开放性的特点,往往会给人一种错觉,那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来谈论一下,甚至还有人认为这个专业没什么学科壁垒。或许艺术专业的确没什么学科壁垒,但是想要从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评论等角度对一个作品或者一类现象进行系统评论的话,至少也需要到硕士水平以上才可以。而在知乎上,能看出来的是很多人在评论文学现象以及作品的时候,其实是显著缺乏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知识的,以至于很多在学科内众所周知的事情,却被很多人认为不存在。
就目前这个问题来说,这个问题的讨论核心其实不是“为什么没有批判现实的作家”。因为现在其实传统文学领域还是有相关的作品的,只不过大多数都发表在文学期刊上——但我估计大多数人是不看的。所以,这个问题更准确的表述其实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影响力为何降低”。基于此,这个问题涉及到的问题其实可以包括五个方面:
第一,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影响力的降低是否与严肃文学整体影响力的降低有关;
第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影响力的降低是否与文学功能的变迁有关;
第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影响力的降低是否与媒介环境与文化思潮的变迁有关;
第四,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影响力的降低是否与监管环境有关;
第五,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影响力的降低是否与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变化有关。
以上五个问题,实际上都可以从不同的侧面阐释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生存境遇的改变。但如果仅盯着第四点来说,那就不能说是一个客观的视角了。当然,如果你觉得我说的有问题,愿意就此发表自己的观点,也欢迎留下自己的评论。但如果你是想正儿八经地说问题,那么请在发表意见前了解以下的基本信息:
1 既然要谈论的是当代文学,那请对新时期文学史有一个最基本的了解,可以在不百度的情况下大概知道改革文学、朦胧诗、寻根文学、寻根派、新写实、陕军东征以及马原、格非、刘心武、池莉、方方、韩少功等概念、作家及其主要的代表作品。
2 对传统文学期刊及文学奖项保持关注,可以在不百度的情况下,说出当下在重要文学期刊上活跃的中青年作家。
3 了解基本的文学理论,知道典型化、陌生化等文学批评的基本概念。
4 你所了解的中外作家的总数至少要超出语文教材内涉及的作者总数的3倍以上。
在这个基础上,您再说一下自己的想法。
中国现在都是批判现实的人,这几个月的热点,大家都一个不落地批判,从故宫奔驰,永居条例,到武汉F4,方方日记,等等等等,因为大家都有批判的权力了,所以个别人代表大家去批判的历史就一去不复返了。作家的批判就一定比大众好吗?我看不见得,批判首先需要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其次需要逻辑,逻辑不对就会让人怀疑,然后是立场,这个世界很残酷,不存在绝对中立的立场,你的想法往往就代表你的立场。以前民众普遍文化水平不高,接受信息比较晚,需要一个传声筒,而现在呢,作家调查比普通人多吗?专业水平比别人高吗?逻辑比别人强吗?你的立场是站在大多数人这边吗?大多数还不是根据自己的屁股脑补,尤其是涉及专业方面的问题,作家一批判,行业内的人都要发笑。比如方方,没去一线,不看新闻,不懂医疗,不知社会运作,完全靠听说,就能脑补中国的抗疫工作,确实,搁二十年前也是妥妥的批判现实的作家,一呼百应,现在就是个笑话。
你仔细看时间分布,互联时代刚到来的时候,那是巅峰时期,是个人都批判,但是都是那种很肤浅的,没啥深度,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发泄。
我们以鲁迅来说,他批判的文章,我看的都冒冷汗,比如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儿子打的我之类的精神胜利法,真的是看的心惊胆战。
而互联网时代,年龄比较大的人对08年左右还是有印象的,几乎全都是发泄,最后以我们快点移民或者国家药丸结尾,或者万物都是国家的错,我记得当时富士康十几连跳,韩寒说如果工资增加十倍还会跳吗?不会,但是富士康加工资会被被部门叫停,然后轻松转移视线批判政府·····富士康直接洗白。
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现在批判的,主要是专业人士了,不是随便都能干的了··韩总也直接退出不干玩赛车去了,后来电影开始发展又开始拍电影赚钱,被称为穿越者,都是卡着某行业最高潮拿到好处就走。
其实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互联网时代的早期,还是和以前一样,属于少部分人,后来的互联网时代,才逐渐的属于大多数人。
虽然大家看短视频上一群人对着张之洞的照片喊晚辈某氏,拜见李大人
会觉得很搞笑
但是大部分人都能发声,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虽然可笑,但是也是进步。
比如说90年代日本野生奥特曼化身小学生,轻松在夏令营完虐中国小学生,比美帝特种部队背的东西还多还重走的还远还快····
当时也有很多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是根本发不出声
广大80后写了多少自己批判自己是小皇帝的作文啊····
一直到2010年,互联网时代蓬勃发展,批判野生奥特曼的文章才能让大家看到
而互联网时代的发展,网上交流从单向交流变成双向交流,各类没什么真本事的公知之流就混不下去了···
我以前随便说一说日本盘子洗八遍你们都乖乖写作文批判自己,现在我说满地手机你们都追着我要证据,真是人心不古,国将不国啊···
这时候,没本事的批判作家是混不下去的··
鲁迅给孩子的遗嘱:“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当时的批判大师们,就是属于,没有才能,做空头文学家的主儿·····风口上也能飞起来,风停了就现了原形了···
以鲁迅为例,都知道他的批判文学,实际上人家在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都是具有重大贡献的。
也就是说,普通人发现问题,专业人士研究问题,才是王道
现在的问题是,专业人士的书卖不出去,不专业的卖的欢着呢····
严肃文学,大多都在各地作协里边,出版数量几万本十几万本····
而很多人对批判文学和艺术电影差不多,都在夸,可不会支持
当时有个笑话,说豆瓣千万文青,天天鼓吹艺术电影,就算他们一年只去看两部艺术电影,门票打折打的20块钱一张,那也是4个亿的票房,起码能养活8部文艺电影了,然而实际上他们根本不会去看···
严肃文学也一样,很多人都在夸的但是根本不会去买···
最后严肃文学的作家都去作协生活了·········嗯·····
因为时代变了,批判现实用不着作家了。
先说现实。这块业务被改革开放和互联网抢走了。作家批判得最欢的时候,是信息渠道不通畅的时候。国内对世界缺少认识,信息不对称给了作家极大的生存空间。你说日本刷盘子要七次也有人信,说刷完马桶要喝口马桶水也有人信。25度的水美国孩子各种完虐中国孩子也有人信。但是现在不行了,为啥?因为中国人现在真的可以经常去日本去美国转转了,甚至有人真的勤工俭学在日本刷盘子刷马桶了,哪有七次?哪有喝马桶水?你批的那是现实吗?互联网普及后,现在你想看现实点开视频平台看就行。雷神山火神山建设也网络直播,哪出个事也有视频发出来,还用得着作家一字一句写下来告诉别人吗?方方这种作家,延续“古法”,满篇“听说”,你以为是社会容不下批评,实际是社会不允许继续再拿“听说”糊弄事而已。那边视频、跟帖都10w+了,你还拿“听说”吸眼球?
再说说批判,这块业务被专家抢了。批判不是甩片儿汤话,不是扯皮,要批判是需要深度的。知识储备有吗?相关行业从业经验如何?现在不是19世纪或者动乱刚结束的时候,会写字就是文化人,说出来的就是“深度”,就是“真理”。我想看对中国经济的批判,那么多经济学家的文章我不去看,为啥听你这个中文系出身的作家的?批判社会有社会学教授,批判法治进程有法学专家,你说,我为啥要听作家在这批判?
当然,批判现实作家不仅是写现实,也不是只有现实+批判,他们还有创作,有“铿锵有力”的文字,有“强大的感召力”,这些可以打包说成两个字——情绪。但是,你要知道情绪的作用是“加倍”,你手里握着事实,或者说,你能让别人相信你说的就是事实的时候,当你让人觉得批判一针见血的时候,情绪会让你的文章更有力量,效果更好。但是,你现在已经握不住现实与批判了,还在那堆积情绪,就会让人觉得你是个事实都没搞清楚就肾上腺上头的情绪化的人,反倒让人更觉得你无知。
谁说没有啊,阎连科肯定是一个,他被禁止出版的书好几本了。
不知你们有没看过一部电影,顾长卫导演的《最爱》。这可能是他拍得最费事的一次:审查了3次,名字改了4次,最终由一部艺术电影变成商业爱情片。
电影的难产源于敏感的题材。它改编自阎连科的《丁庄梦》,一部关于艾滋病的长篇小说:透过孩子的鬼魂,讲述艾滋病家族崩溃与村落消失的故事。
这本书被禁,是因为“以灰暗的描写,夸大艾滋病的危害和恐惧”,现在在豆瓣依然搜不到。他其它被禁的书还有《为人民服务》《四书》等。要问中国当代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有谁,阎连科绝对是一流的。
我还想说一个人,王小波,大家都知道他爱说笑话,但可能不怎么把他和批判现实联系在一起。
最近在看《无双》,这是他早期写的一个中篇。摘一段给大家看看,是对唐代开黑店的描述。
第二天一早,孙老板就把望远镜送回王仙客家去了。这是因为他真的害怕彩萍去告他开黑店。按照大唐的律法,开黑店是最重的罪,要用绞车吊起来放进油锅里炸。但是大唐朝开黑店的最多了,谁也不怕被劫的告他们,这是因为开黑店的虽然要炸死,但是油钱要由告主出,公家没这笔开支。除了油钱,还有柴火钱、绞车钱、铁锅钱等等,但是最多的开销还是油钱。要是没有一千斤上好的小磨香油,衙门根本就不接案子。其实到了炸时,锅里一滴油都没有,油全被衙门里的人和刽子手分了,只有一口烧得通红的锅,把人放到锅里干爆,爆得像饼铛上的蛐蛐,跳跳蹦蹦的。所以一般人不肯告人开黑店,一半是出不起钱,一半是觉得出了钱不值。假如被人劫在黑店里,死了就算了,没死下回注意也就是了。开黑店的也很注意,不劫太有钱的人,以免他们生了气,出上万把块钱来干爆你。孙老板虽然并未开黑店,但是也怕彩萍告他开黑店。因为你只要肯出一万块,不管告谁开黑店,都是一告一准。衙门里的老爷问这种案子,就一句话:你不开黑店,人家会出一万块来炸你吗?这件事说到头就是一句话,王仙客太有钱了,叫人害怕。
乐呵吧,把一个黑心官府写得入木三分,谁说王小波不是批判现实作家呢?
当然,与鲁迅那种指名道姓地骂对比,无论是阎连科,还是王小波,抑或其他作家(如果有),都是相当含蓄,原因你们都懂。
与父辈相比,80后、90后……生活在一个物质富裕但精神动荡不安的年代,但很遗憾,年轻一辈作家,30多岁了还在写个人成长故事,鲜少现实主义作品。
老一代本来就少批判,年轻一辈又没有跟上,大概是没有批判现实作家了吧。
如果你还想了解阎连科,请移步这里。
不少答主在反驳题干的时候,都以余华为例。
我并不认同。
余华在80年代的确是批判现实的,这点毋庸置疑。
他早期的作品被视作先锋文学的代表,通过文字,把现实的合理性面貌撕得粉碎。
如《现实一种》《世事如烟》等,均充斥着大量的死亡、血腥与暴力描写,读起来让人头皮发麻。
其笔下的世界有着卡夫卡式的荒谬,满是混乱与暴力。
作品中的主题是对社会秩序的怀疑与颠覆,以怪诞荒谬的形式揭示现实秩序的不合理性。
他在小说中不断批判现实、批判社会,告诉读者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何其的荒诞。
他把现实和世界的秩序撕得粉碎,世上所有价值和意义都是幻觉、幻象。
80年代的余华是一位典型的反合法化叙事者。
现实失去合法性,崩塌成为一片废墟。
人不再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现实世界并非是我们的母体,并不能够给我们提供安全。
而是一个张开血盆大口的怪兽,在不断地吞噬着人。
人唯一能做的只有逃离世界。
余华80年代小说的意义就在于提供了重新观察世界的视角。
开始尝试洞察世界的本质真相,去怀疑这个世界的秩序性与合理性。
努力打破这个温情脉脉的现实秩序的表相。
这无疑是极具批判性的。
可是,到了90年代,余华慢慢脱离了早期极端的先锋姿态,开始走向现实题材。
并写出了广受欢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等。
在余华90年代的这些创作中,所描写的是生活的苦难、 被压迫的底层人民。
但,这是否仍然是对现实、对社会的批判?
不是的。
此时的余华,可以说已经和现实握手言欢。
福贵也好,许三观也罢,在经历种种苦难、种种打压之后,并没有发出一丝质问。
福贵们备受打击却没有怨天尤人,而是以一种淡然的姿态告诉我们:
要保持与现实生活不离不弃,生活虐我千百遍,我待生活如初恋。
无论如何都要接受现实,好好活着。
如果没有这种心态,就活不下去。
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所谓的快乐和幸福。
怨恨是毫无价值的,因为这根本改变不了现实。
所能做的只是默默承受一切,并热爱生活,主动迁就和适应现实。
与现实生活对抗,只能头破血流。
余华在这里实现了对自身80年代创作的否定。
而与现实握手言欢,可以说是90年代至今的主流性生活哲学。
90年代开始,这个社会重新强调传统,强调秩序。
不再怀有重估一切的精神,不再有“从来如此,便对么?”的追问。
《活着》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当代中国社会必备的生存哲学指南。
这也是为什么《活着》会受到如此广泛欢迎的原因。
它教大家怎么生活,怎么处理与现实的关系。
如今的社会秩序已无人去反抗。
我们只能妥协,去适应这个社会,并从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每个人各安其位。
与世界决裂,只能头破血流。
格格不入者将会遭到驱赶。
余华在《<活着> 前言》中写道:
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我感到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
活着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不要问意义、价值,不要试图反抗。
追问与反抗只能是庸人自扰。
感恩地活着,就够了。
余华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以前我要给世界一拳,现在我觉得世界美丽了。
是世界变美丽了吗?
还是余华自己变了?
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余华已经与现实和解,他只剩下对生活的感恩和赞美。
《活着》既可以说是余华的成功,也可以说是余华的失败。
成功在于,通过《活着》,余华解构了其早期的先锋姿态,与时代融为一炉,成为当代中国生存哲学的代言人,收获无数名声;
失败在于,他臣服于时代的生存法则——失去对现实秩序质疑、追问、拷打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成为现实秩序最大的肯定者,成为最大的合法性叙事代言人。
为啥中国没有批判现实的作家了?
“岁月如此静好呀。”
因为祖国越来越强大,再也没什么可批判的了。
歌颂都来不及,还批判?
有批判那功夫,为什么不放下手中的笔和键盘,投身到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中呢?
再说了,现在会写字的多了。作家不就是个会写字的普通人么?
与其道听途说甚至造谣生事的批判,不如老老实实承认年轻一代才是希望是未来,接受思想改造和升华。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视角和解读。这种问题,永远也不可能有定论。于是,每个人都作为样本,贡献自己的观点即可。
而对我个人而言,围绕此问题的最能让我有确信感的解读是:
我的认知在发展,人群的信息接受度和处理度在发展,时代在飞速变化,领域的细分度和专业性也在飞速发展......
诸多因素,让我很容易就能意识到,在今天,真的有能力去阅读、观察、解读和批判 “现实” 的人,是几乎不可能去当狭义的 “作家” 的;而狭义的 “作家” 群体,因教育背景、知识储备、专业性和认知能力等方面的限制,是几乎不可能有能力对今日的 “现实” 进行靠谱的阅读、观察、解读和批判的。
我们并不缺批判 “现实” 的专业群体。仅是,在专业分工高度发达的今天,这活儿早就轮不着 “作家” 去干了,也不应该由 “作家” 去完成。
或者说,哪怕是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去呈现的,写作者第一身份,也不应该是个作家,而应该是个擅长用文字来进行表达的政治家、哲学家、思想家、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经济学家、法律工作者,等等。
因为批判的主战武器已经不是小说、杂文等传统文学形式了。甚至文学的主流也不是这些艺术形式了。这些传统的批判形式,不得不依赖一些媒介。这些媒介就是作家和媒体人。
现在人人都可以批判。
过去年轻社畜,下班逛逛书店,咬咬牙买本鲁迅先生的书。
现在年轻社畜,下班刷刷微博知乎,不但看别人批判,自己也可以批判。
连神学不需要中介之后,教会地位都一落千丈。文学更是如此。
更不用说,现在的群体批判是真的可以直接改变一些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