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肖战被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的立案告知书？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 第1页

肖战事件最终走到了刑事打击的层面，北京朝阳区公安分局立案的罪名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

关于这个罪名，包括很多专业人士在内的朋友都大呼看不懂，很多人认为肖战事件中最名明显的行为就是大量的疑似侮辱、诽谤行为，在有侮辱、诽谤罪可以明确规制的情况下，一定要另辟蹊径的选择冷僻罪名，这个操作非常迷幻。

确实，如果不是常年跟踪、研究互联网犯罪的话，这个罪名可以说是相当的冷僻。但这个冷僻的罪名在后互联网犯罪时代可能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必要予以重视。

而肖战事件中报案罪名的选择同样有着背后的深意。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解读：

一、非法利用网络信息罪的前世今生。

在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出台前，互联网刑事法律领域一直有着“预备行为实行化”和“帮助行为正犯化”的长期争论。最终落地的结果就是修正案九加入了“非法利用网络信息罪”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支持的人认为两罪的加入形成了互联网犯罪法网的闭环，大量实务中束手无策但罪大恶极的行为可以严厉打击了，而反对的人则担忧，两罪是对传统刑法理论的一次突破，有沦为新时期网络领域“口袋罪”的可能。

其中非法利用网络信息罪，就是“预备行为实行化”的刑法实践。

如果上面一段话你看不明白，我们来换一种方式解读：

在刑法修正案九出台之前，

假如你组建了多个微信、QQ群组发布大量的招嫖信息且不慎被举报了，公安机关的传统打击手段是调查你是进行了多少起介绍卖淫的行为，每起行为的具体时间、地点和收费方式，还要给嫖娼人员制作笔录取证。然后才能认定你涉嫌介绍卖淫罪。

假如没能找到嫖娼男女，没办法证实交易已经完成，那么就存在证据不足无法定罪的问题。而你的行为至多被评价为介绍卖淫的犯罪预备行为，或者是违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政违法行为。

我们知道法律规定犯罪预备是可以免除处罚的，那么互联网时代远在天边的犯罪预备就变成了实际意义上的“不处罚了”。

这就导致大量犯罪行为的组织者得以逍遥法外。

在刑法修正案九出台之后，

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时如果你同样组建几个微信群发布招嫖信息，那么公安机关只要混进你的几个群里，数一数群里加起来有没有1000个人就行了。

如果有，刑拘你。

就是这么简单粗暴。

看到这里你应该就明白了，“非法利用网络信息罪”的出台让原本实践中很少处罚的犯罪预备行为直接升格成了一定要处罚的犯罪实行行为，而且证据门槛也大大的降低了。

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大量的刑事打击，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这个罪名以后可能会影响到很多人。

二、肖战事件中以此罪立案的背后深意。

肖战事件中立案的罪名是非法利用网络信息罪，那是不是代表着肖战别无选择，只能用这方便打击的罪名进行立案呢？

并不是。

肖战除了以前文提到的“侮辱、诽谤罪”进行刑事自诉外，还可援引网络诽谤刑事案件司法解释的规定的“寻衅滋事罪”进行报案。

而且跟非法利用网络信息罪相比，这几个罪名更为明确、立案的难度相对也更小。

（1）肖战事件中非法利用网络信息罪为什么在立案阶段的难度比较大

纵观非法利用网络信息罪中列举的几种犯罪方式：

（一）设立用于实施诈骗、传授犯罪方法、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的；
（二）发布有关制作或者销售毒品、枪支、淫秽物品等违禁物品、管制物品或者其他违法犯罪信息的；
（三）为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发布信息的。

入眼一看，什么诈骗、传授犯罪方法、涉毒貌似都跟肖战事件靠不上边。唯一可以套用的可能就是第（二）中的“其他违法信息”（肖战事件中的违法信息具体是什么，会在下文解释）。

显然这是一种外延广阔的描述方式。“其他违法信”的种类和数量之大是无法预估，且不明确的。

拿这个来说服公安机关立案，显然比拿侮辱、诽谤、寻衅滋事罪中明确规定的“恐吓、侮辱、造谣”等有明确依据的法条要难很多。

（2）为什么要舍易求难

定这个罪打的是黑公关的组织者，而不是网络上的言论散播者。

个人判断，这种舍易求难的报案方式一定是在整体评估了公共事件的影响和报案处理的难度后作出的权衡之举。我们知道，侮辱、诽谤也好，寻衅滋事也好，打击的都是在终端发布言论的具体个人。而这些个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看做一个群体。

这里面或许存在有组织、有预谋的网络黑手，也一定存在只是为了发表个人意见用词过激的普通网友。

假如以其他罪名对网络群体中的某些人进行打击，那么负反馈一定是群体性的。

大量只是在公共事件中出于单纯目的发表了评论的网友们会人人自危，进而对这种刑事手段反感和厌恶，肖战和他的团队将会陷入公众的口水战中。很多明星起诉网友的的案例已经证明了这种做法非但不能杜绝公众继续发表言论，而且对明星形象的伤害是不可挽回的。毕竟公众对明星的关注、评论与明星的隐私权、名誉权保护天生就存在某种意义上的冲突，而现代法律对此种冲突存在有边界的容忍度。

但如果非法利用网络信息罪进行打击，则从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明星和公众群体的对立。

前面我们提到了非法利用网络信息罪打击的是群组、网站的建立者和信息的发布者，这个罪名针对的是源头犯罪，打击的是黑公关的组织者。

以肖战事件为例，若其立案依据是因为组织者发布了“其他违法信息”，举个例子：

假如黑公关的组织者在群租中发布“X点X分，微博XX的评论区集体黑他。”

这句话本身不能认为是“侮辱、诽谤”的言论，但却是组织、教唆他人进行侮辱、诽谤他人的“其他违法信息”，可以套用进非法利用网络信息罪中，实现刑事打击。

假如案件顺利破案，最终把幕后运筹帷幄的网络黑手绳之以法，那么参与此次事件的普通的公众则会是另一种观感：

从一开始听到立案消息后的恐惧并对自己行为进行审视，到后来发现自己是不明真相的群众被网络黑手利用。

即实现了一次对网络言论的再教育，又把打击矛头指向了第三方，避免了明星和公众的对立。

这种做法，可以说是对肖战最为有利的一种方式了。

三、非法利用网络信息罪的深入思考

非法利用网络信息罪从好的方面来讲，确实有利于打击网络犯罪的始作俑者，避免了因为证据问题造成大量“漏网之鱼”的现象。

但从另一方面，该罪除了让大量“预备行为实行化”外，也造成了很多“行政违法的犯罪化”。例如，在群组中售卖管制刀具，即便没有任何成交，发布1条信息就构成犯罪。但如果只是在线下出售管制刀具，就算卖了100把，也最多接受行政处罚（此处不讨非法论持有的问题）。

两相对比就造成了处罚手段和行为恶性的不平衡。

此外，由于开放式立法的描述，“其他违法行为”难以区分边界，该罪名又在增设之初就具有补充性的兜底特征，非法利用网络信息罪会否成为网络版的“寻衅滋事罪”，同样值得我们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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