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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达开出走后,为何没能延续“石敢当”的神话,反而在各个战场遭遇了失败,最终走向覆灭?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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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问题最直接的回答就是:石达开是将而不是帅。但是这样等于没有回答,因为这相当于是对历史的总结——每当一个人自立门户失败之后,我们总可以把这句话当作解释的理由,这显然是不能让人满意的。

这也是我对石达开感兴趣的原因。从石达开个人的遭遇上,我想更能够说明到底什么是将,什么是帅。为什么有的人天然的就是领袖,有的人就不行。要说能力,这个能力到底是什么?

就说洪天王秀全,打仗打仗不行,前期的军事工作靠杨秀清,神学组织工作很多也是冯云山做的。那么洪秀全不重要么?洪秀全还真的很重要。因为他本人就是太平天国合法性的基础。

从现在文献来看,洪秀全对神学的造诣是不错的,和传教士辩论有来有去,并且能充分利用圣经中语焉不详的地方为自己所用。并且更重要的是,太平天国这个运动的合法性,真的是就是建立在以洪秀全搭建的理论框架的基础上的。

根据John French 和 Bertram Raven的观点,权力有六个方面:奖赏权力,强制权力,合法权力,榜样权力,专家权力,信息权力。

洪秀全独一无二的对拜上帝教理论的开创和其个人魅力,让其拥有了合法权力、榜样权力和专家权力。这对于教主来说,是足够的。但是从古至今,以布衣提三尺剑而取天下的帝王,比如刘邦,刘秀、朱元璋和谁我忘了,因为面对的都是地狱难度,所以他们在教主式的权力基础之外(这种教主是广义的,比如提出纲领,提出思想,这些都可以算是广义的教,因为整个政权都在围绕其构建合法性)还多了一样,那就是奖赏权力——跟着他们可以从一个胜利走向另外一个胜利,俗话说,跟着老大走,有肉吃。

洪秀全如果和杨秀清是一个人,那就是开国帝王的标配。

于是天京事变之后,洪秀全成了半截帝王,之后再也没有找到能力、配合能和杨秀清相比的。但是洪秀全自己的生态位还在,只要有他,他就对太平天国的理论有完整的解释权,太平天国合法性的基础还在。

这就给出走之后的石达开带来了一个大难题。

如果石达开要另立门户,建立太平安国,那么就需要在洪秀全的框架之外,开发出一套新的理论框架。且不说石达开有没有这个能力,这在洪秀全本人还在的情况下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就像斯大林 vs 托洛茨基,什叶派 vs 逊尼派一样,那也是在正牌的创始人逝世之后,才有的争正统。现在正统就在天京,石达开长期以来也都是臣服在洪秀全门下的翼王,在这方面要做出新的原创性贡献,和洪天王别苗头是很困难的。并且石达开也从未表现出在神学理论上的有贡献的天赋。

那么石达开要想能够立住门户,就只有奖赏权力可用,也就是杨秀清的生态位。简单的说就是要胜利。甭管是不是什么天国,反正跟着我你们就能赢,这样军队也会愿意跟着。毕竟实打实的物质激励,功名利禄还是很香的。

但是这要求石达开的军队封建化。既然放弃了天国的宏大理想,那么石达开就需要一支足够规模的忠诚嫡系,唯石达开马首是瞻,而石达开也会在打下地盘之后,给予他们足够的物质和名誉的酬劳。

但是石达开没有这个机会。

在杨秀清时代,太平天国是非常集权的。东王军事能力服众,也早早的就获得了节制诸王的权力,而天王又和东王一直在一起。天国的这个核心,在天京事变之前,是非常强大的。像秦日纲、韦昌辉和石达开这样的天国大将,天京说调就调,而这些将领也只有服从,而手下的将士也都服从新调来的主帅的差遣。

一切为了天国!

这种上下一心,如使臂指的局面,是很多政权都求之不得的。但是这也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其实主帅和士兵的关系,主要依赖于合法性,也就是来自于东王和天王的命令——这些人并不是被主帅感召而服从,而是因为天国的命令而服从。可以说在这个时代,除了东王之外,无论是韦昌辉、秦日纲还是石达开,心腹的老人都是有限的,军队没有被将领封建化。

后来石达开能带走那么多的兵马,这些人其实并不能算是石达开的铁杆,他们与其说是对石达开的拥戴,不如说是对天京的失望,反正石达开也没有公开和天王反目,他们也可以装糊涂,然后希望再来一个杨秀清,能够带领他们走向胜利,可以说,他们对石达开更多的也是一个试验的心态。

带着这样的狐疑之兵打仗,战斗力本来就是存疑的。而胜利此时又是极端的重要——如果不胜,这些人会更加的狐疑,战斗力会更加的下降。但是石达开没有开好头。在江西和浙江的战斗,打的都很不顺,让跟随他的天国将士大失所望,本来大家跟着他是指望他成为独立的杨秀清第二的,现在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不是,那他的权力基础还剩下什么呢?

几十万大军来得快,去的也快,在洪秀全的招抚下,不断的有人离开石达开,回归天国。到头来石达开也有点心灰意冷,连归隐林泉的话都说出来了。

后来石达开再起,那已经是大量吸收了大成国的残余部队,基本摆脱了天国的影响力之后的事情了。但是大成国的军队也不是自己亲手带的老班底,而当时的斗争形势也非常恶劣了,石达开也没有天国早期的好条件来培养属下的忠诚,打磨嫡系的战斗力,最后还是在大渡河畔迎来了自己的终结。


自从杨秀清死后,天国中枢的光环散去,天国军队封建化就成为了可能。后来的李秀成就是如此,依靠着带领军队打胜仗的能力,自己掌握军队供应链,慢慢的把天国的兵变成自己的兵,对天王的诏令有所接有所不接。但是天王也不是好对付的,一手「众建诸侯以少其力」,把李秀成的部将纷纷封王,让李秀成始终无法真正的做大。

所以回到一开始的问题,石达开为什么在杨秀清死后,就失去了自己的光环。是因为在早期众志成城的时候,没有机会培养出足够多的真的对自己忠心的班底,他的权威来自于杨秀清和洪秀全,而这种情况下他获得的胜利,其实也不能完全的归结到他个人能力身上。石达开的谋略自然没问题,但是杨秀清和洪秀全对他的背书,是他的命令能得以被很好的执行的关键。

他自己无法在理论上超越天王,就始终在大义的名份上被洪秀全压制;而丢失了洪秀全和杨秀清的合法性权威加持,他唯一能够凭借的就只有早期的军事光环。然而这在他出走之初也没有能够好好把握,率狐疑之师,处四战之地,一挫再挫,把自己早期的光环也消磨殆尽了。

所以真的不要小看笔杆子,虽然说枪杆子是硬道理,但是没有理论上和个人魅力上的压制,要获得同样的人心支持,往往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石达开,就是弱在了这一点上,所以是将才,但是做不成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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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达开的出走对于天囯来说是两败俱伤。实际上,当时天囯形势急转而下,即便是他不出走留在天京亦或者出镇江西,最多也就是勉强把局势稳下来,但是想保持乙荣五年之前的那种人挡杀人佛挡杀佛的攻势,难。当然,这不是他个人能力不足或者天王如何,这种转变的根源在于石达开出走之前的那个大事——天京事变。

图来自于郭毅生《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这张图上包括了太平军从1851金田起义到1866嘉应州之战的几乎所有大的军事行动:出广西入两湖、从武昌到天京、北伐、北伐援军、西征、西征援军、两次西北远征、东征上海、翼殿出走、经略浙江、余部南下。

我们常说天京事变是天囯由盛转衰的标志,为何?不是因为内讧死了上万老营精锐,毕竟北伐的两万二以及北伐援军七千五这三万老营兵马也几乎是片马无回,可为何不说北伐失败是由盛转衰呢?

因为天京事变最要命的是把天囯的运行机制给整废了。

天囯诸将出身草莽,所谓“满朝文武三百六行全”,从烧炭工、农夫进阶为统镇一方的大员,他们用了三年不到,军事能力可以通过这三年的刀枪剑戟打磨出来,更添还有林凤祥、李开芳这种天生就是先锋的苗子,真正难的是负责统筹、后勤、民政的这些人,这些不是短期就可以出现的,而天囯前期奇怪而坚定的信仰又很难拉拢到那些清廷阵营下的成熟官吏,所以,天囯初期政务基本上只能靠几位近乎天才的半吊子文人自己来,其中的翘楚就是杨秀清。

现在说杨秀清往往诸多贬低,似乎他就是一个大号而不成事的军师吴用。但这种论调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太平天囯前期军政大事皆其一手操办。所谓“胸无点墨,能知汗青之重;身非宿将,常逆疆场之萌;六亲孑孑,号令唱传于五军;一目眇眇,明烛洞察乎千里。”他就是个统筹全局的总管,而且能力远超众人。

天京事变杨秀清被杀,陪葬的,还有杨秀清一手带起来的东殿官署——这是一个几等于天囯中枢的存在,荡然无存。不仅如此,连带着那个可以作为政务替代者的陈承镕也一并死在事变之中,陈承镕为朝内官领袖,司内外文书收发传达,是天囯罕有的文职大员之一,而且与心高气傲近乎目中无人的杨秀清相比,他的脾气则好得多,素为朝臣所重。当杨秀清死了之后,东殿倒塌,如果此时把陈承镕补上去,其实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救天囯运行机制的。结果呢?翼王入京辅政,以承镕助纣为虐罪不容赦,奏诛于市。

缺了这帮人统筹后方的人,天囯的局势开始恶化,人心散了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韦昌辉、石达开先后率部回师,丢了武昌、皖南,江西亦是势危。石达开秉政之后主政上游,下游则委事于秦日纲,二人却不相为谋,各打各的,而即便是上游,石达开也并不能服众,韦俊、陈玉成、洪春元都不服他。丙辰六年五月,杨秀清主持击破了清军江南大营,同年八月天京事变杨秀清身死,九月又杀韦昌辉,不久又处死陈承镕、秦日纲这一文一武,翼王辅政了大约半年光景,局势已经恶化到癸好三年了——九江失陷,湘军直指安、庐,溧水、句容、镇江相继被清军收复,重组江南大营,天京再次被围。

天京事变前,杨秀清总揽一切,而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胡以晄、赖汉英等统帅虽然各镇一方,但并不存在割据之事,每每被调任别处督师,他们也服从调遣,比如石达开就经历了经略安庐、回防天京、率部西征、回解京围、西征援鄂等各种战事。林启荣守九江四年,领导换了多少茬,杨秀清一句话的事,这是天囯中央集权的表现,无论亲疏远近,唯命是从、唯天京是从。但是天京事变导致人人自危,于是出现不听调遣之事,这事连对面的曾国藩都看得出来:自洪杨内乱以来,贼中大纲紊乱。

丁巳七年四月,石达开率部出走驻扎在安庆,而他在江西的部属却被清军拿捏住,福建石镇吉、杨辅清驰援江西失败,于是他只好亲自入赣救援,却也无法挽救局面,转战半年无果,于是东走入浙,又被饶廷选挡在了衢州,又转进闽西,经赣南入湖南,开始了四年徒劳无功的转战。

为何出走后没能延续“石敢当”的神话,反而在各个战场遭遇了失败呢?因为他从长沙水陆洲发迹开始,到一破江南大营这段时间之所以能所向无敌,除了将士一心之外,很大程度得力于后勤保障以及队友配合得当,而他出走之后,手下人心散了不说,走到哪儿都是人生地不熟,而且根本没人配合,所谓孤军奋战,即便他石达开浑身是铁,又能打得多少钉?

反观天京周边就是反例,天京事变导致上下游尽失,曾国藩甚至发出了“要让参战的小伙子回家过元宵节”的想法,结果因天王紧急启用的陈玉成、李秀成等人的主持,再加上各路天囯将领以及捻军等将领的各种配合,不仅稳住了局面,浦口、三河数次大捷,陈玉成、李秀成、李侍贤、韦俊、吴如孝、黄文金、龚得树、黄和锦、朱凤魁、张潮爵、陈德才、莱文鸿、刘官芳、古隆贤等太平军、捻军将领“各誓一心,订约会战”,二破江北大营。

上边这些人单独拉出来一个跟石达开比可能没得比,但人拢在一起呢?事变之后即使天京再乱、朝政再生疏,陈、李他们打江北那也有人管、有人问,石达开带着大部队远走高飞,又有谁来给他们统筹后勤、联络友军呢?有道是双手难敌乱拳、乱拳打死老师傅,合则生,分则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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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大兵团大纵深机动,侧翼保护和战略钳制是多么重要,作战从群殴上升到战争,从体力劳动上升位脑力劳动,认知飞跃时必然的,石达开应该没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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泻药。

手边没有书不能引用史料,只能凭印象大概说一下。

石达开的出走之初其实只是放弃中枢的辅政地位,返回方面军司令员的职务去。他当时只有割据的想法,并没有分裂天国的打算,因此他并没有“带走天国大半的精锐部队”,只是带走了自己的嫡系部队准备回江西去割据。这一点只要查一下天津事变后各天侯、丞相等高级干部的去向就可以明白:我记得石达开没有带走一个天侯,在二十来个丞相里只带走了春官正丞相张遂谋等个别几个。不过,杨辅清等东殿兵马也出走割据,因此天京的兵力确实是削弱了。

石达开抵达江西战场后,首先计划救援被困在赣江以西各据点里的部下,全取江西作为自己的根据地。但是在他离开江西的这段时间里,形势已经发生变化。曾国藩优先建设水师取得很大成果,夺取了长江、鄱阳湖、赣江流域的制水权,石达开反而被这些水系阻挡分割,到处挨打。这样一来石达开的计划破产,不得不放弃赣江以西各据点,在江西完全陷入被动。

同时,安王、福王兄弟在天京附近的作战也不利,天京附近的湖熟镇等诸多要塞被清军攻陷,多位天侯、丞相战死。天王洪秀全被迫处罚安、福二王,向石达开求救。石达开此时也陷入困境,但又拒绝跟洪秀全和解,坚持割据,所以他决定攻打浙江、福建,围魏救赵,解天京之围。在这个过程中,洪秀全发现石达开已经不愿跟自己统一,遂施展权谋,以名爵(木天义)诱惑杨辅清离去。这样一来,石达开在闽浙不能立足,又向西返回江西,仍不能对抗曾国藩,于是在1859年进攻湖南,试图通过攻打湘军老巢的办法釜底抽薪。结果在宝庆之战中,又被湘军击败,不能再在湖南立足。

1857到1859年间,石达开试图割据江西、东攻闽浙、西掠湖南,期间牵制了湘军主力和其他几个省的清军。洪秀全利用石达开军事行动创造的机会,重整旗鼓、编组新军,在1858年破江北大营,在1860年又破了江南大营。但石达开却损兵折将、丢失地盘,盟友、部下(如杨辅清)也多被洪秀全分化脱离其麾下。在石达开看来,自己割据江西在战略上配合洪秀全的结果就是自己不断衰弱、洪秀全不断强大,有利于洪秀全、不利于自己。(事实上,洪秀全拥有中央和神权的大义名分,石达开没有重大的军事胜利很难跟洪秀全抗衡,指望洪秀全反过来配合自己也是明显无可能性的空想。)

总结了教训后,石达开决定出走,彻底脱离洪秀全影响力能够辐射的范围,向两广转进另开一天地。因此,他欺骗诸将说天王密令他下广西招兵买马,带领翼殿数万大军攻入广西,夺取庆远府后进行改制,设置了不同于太平天国的机构、官职,最终目标是另立不同于太平天国的所谓太平安国。

石达开在没有取得重大军事胜利的情况下公开分裂,让部下陷入思想混乱。再加上目睹广西经过多年战乱(大成国等)后团练林立而经济萧条,石达开的部下纷纷出走,或在洪秀全名爵诱惑下返回天京(童容海、朱衣点、汪海洋等人),或叛变降清(武卫军等部),或分路另走脱离石达开(如石镇吉等人)。1860年底,石达开兵力损失殆尽,率领少数卫队返回故乡,托庇于大成国的隆国公黄鼎凤等人。期间,石达开实质上成为大成国一平民,过着下野生活。

但是,好景不长。1861年8月,清军东西两路对进,攻陷大成国首都秀京(浔州府)。大成国平浔王陈开在投奔石达开途中牺牲,石达开也无法再隐居下去了,只得在大成国溃兵拥戴下再起,试图收拢各地旧部,再图大业,计划夺取四川。1863年5月,石达开被困大渡河,出降后被杀。

石达开未能创立新局面的原因有以下几个:

1.石达开未能提出高明的政治纲领,不能够建立跟大清、太平天国对抗的第三条路线,因此就注定了他在政治上和神学上永远被洪秀全压制,割据分裂必然失败,最后连军心都无法维持,各部纷纷离他而去;直到收编大成国部队再起,才算终于解套,但此时已经无异于另起炉灶;

2.在上述原因的基础上,石达开又缺乏清晰的战略;实质上石达开始终没有对自己的势力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到底是要做太平天国的忠臣、权臣、藩镇还是叛臣(即彻底独立建国),或者说定位在不断的变化,这就导致他的行动自相矛盾、部下无所适从;

3.在上述原因的基础上,石达开的地盘不断减少,部队的战斗力不断下降,而清军则相反,到后期石达开在广西作战时已经不能取得对清军主力的胜利;收编大成国军队再起后,兵力得到恢复,但战斗力则没有恢复,继承了大成国军队以会党为基础的孱弱战斗力,远远不能同清军、太平军精锐相比;

4.在上述原因的基础上,石达开部队的成分日益庞杂,纪律日益松弛,军心日益涣散,当然战绩也就越来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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