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心中的@托卡马克之冠是什么样子的？ 第1页

就凭帽子姐坚持说人话这一点，帽子姐就是知乎键政圈最有价值的几个用户之一。

我之前说过，翦商学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人们普遍不认识翦字。就是这样。

对于很多人来说，不肯说人话、不屑说人话是假，不会说人话才是真。我建议大家写完东西之后给自己的老婆老公或者圈外朋友们看看，如果他们能看懂，再讨论下一步的对错或者好坏。如果他们看不懂，那这个东西本质上跟放屁没有任何区别。

而帽子姐写的东西，人人都看得懂。你先别说你同意不同意，你就说你承不承认你看得懂。

据我所知，就连嵩子本人，这段时间工作的一大重点，也是在努力学习说人话。现在看来，成效相当不错。而有些人仍然坚持不说人话，那暂且不论你说的东西对不对，不说人话，从本质上讲，就等于没说话。

对文化程度较低的男性G点把握太准了。

对女性的共情为0。

不是抠脚大汉我直播吃键盘。

可以算得上是21世纪的张铁君。

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在这一大背景下，张铁君于1943年12月发表了《第三国际的解散与一国社会主义建设论》一书。此书的主要观点无外乎是抨击CPC为共产国际的应声虫、污蔑抗日根据地为封建式割据、要求解除人民军队的武装并将军事指挥权以及抗日根据地的政治权力移交给国府。

但是，张铁君对CPC的批判，其论证思路相当诡异，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扛着红旗反红旗”：在张铁君眼里，第三国际是世界革命思想的产物。但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民族革命才是主流，俄国革命本质上也是民族革命。对于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与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的论争，他将其归结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之争，认定托洛茨基的依据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斯大林的依据则是列宁的理论；基于此，他庸俗地割裂了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的关系，乃至认为列宁否定了马克思：“然而列宁与斯大林的路线是否还是马克思主义呢？依我们看来，诚如国父所说，是师马克思之意而不用马克思之办法，列宁主义早已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于是在一国社会主义建设论的前提下，第三国际便不能应乎时代的需要而解散了。”接着他又开始制造暴论，声称一国社会主义建设论的真正鼻祖是孙中山而非列宁、斯大林，中国走一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际上就是遵循国父遗嘱。然后，张铁君以CPC“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主张以及《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区分为据，输出了本书最重要也是最惊世骇俗的观点——“毛泽东主义就是中国的不断革命论”（斯、托、毛三派同时震怒），并凭此大肆攻击CPC，声称其“不以中国为立场”。最后，张铁君认为CPC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本身是国际性的，共产国际解散，CPC自然也要跟着解散，倘若CPC要继续留存，就必须实现所谓“民族化”，要“继承民族文化的传统”，要将军队的指挥权以及根据地的政治权力都移交给国府，转变为合法的在野党，参与民生主义的经济建设，这样才是“中国的一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原理”，如此“一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才能不为割据的势力所阻扰”。

一个国民党文人，经过不懈的努力，将CPC论证为托派，并以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来攻击CPC乃至否定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这实在是不值一哂。但是，尽管在对CPC的态度上，张铁君与 @托卡马克之冠 存在重大区别，但在很多实际话术上，两人挺有共同语言的。首先，他们都不排斥马列主义：在彼时一众御用文人中，积极维护蒋记国府的张铁君对社会主义并不反感，对于“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社会主义语境下的概念他基本接受，斯大林治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他也颇为肯定（“苏联近年的建设，的确是具惊人之成绩”），而且在书中张铁君大量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的著述原文，“新反对派”等名词信手拈来。；@托卡马克之冠 同样翼赞前三十年的诸多具体成就，并在某些时候运用阶级分析法。 其次，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褒奖事实上服务于对民族主义乃至现当局的辩护：张铁君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归结为“这完全是国家民族意识一伟力之显示”，认定一国社会主义的建成必须与民族主义相辅相成，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经济建设是在民族主义的前提下进行的； @托卡马克之冠 的著名暴论“民族主义在国际共运低潮期为社会主义提供了庇护”也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后，他们事实上都不承认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张铁君公然声称：“国际主义，归结到底，终究是受国家意识或民族意识所左右甚至于受其决定的。”认定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的先后解散已经证明国际主义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压倒国家民族意识，转而提倡抽象的、各国互相扶持平等相待的所谓“世界主义”，而这种对世界主义的提倡，又与对民族主义的维护相结合，张铁君就基于孙中山“世界主义实藏于民族主义”的观点，得出结论：“民族主义是以世界主义为目的的主义，是过渡到世界主义的桥梁，它根本不与世界主义冲突。” @托卡马克之冠 多次强调的美国人民与中国人民之间所谓的利益对立，以及“五洲万民之乞活”的言辞，亦与之相似。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书第四章第一节，张铁君以“落后国患寡而非患不均”为标题；而在第五章结尾处，张铁君明言：“全民族的胜利，民族内的无产阶级也就一同得着胜利。他所谓第二次的无产阶级革命，从民族内在说来，已不必要。”——这些话语，是不是非常耳熟？

推荐左圈和右圈键政爱好者，读读丸山真男先生《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

你会发现“入关学”是什么？旧日本军国主义旧瓶装新酒。

托卡马克之冠是什么样子，丸山真男剖析入木三分。

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时代划分

前言说得有点太长了，首先我们应该怎样认识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的进展过程呢？如果大体地划一下时代的话，我想可以分成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准备期，大约从大正八、九年（1919一192。年），正好是一次大战结束时到满洲事变这段时期，我们可以称作“民间右翼运动的时代”。

第二阶段是成熟期，从昭和六年（1931年）的满洲事变前后到昭和十一年（1936年）著名的二二六事件为止。这段时期，原只停留在民间运动上的活动，开始具体地与一部分军部势力勾结在一起，军部成了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推动力，逐步占据了国家的中枢部位。这期间还有被埋没了的三月事件、锦旗事件等，再有血盟团事件、五一五事件、神兵队事件、士官学校事件、相泽事件，最后是震撼日本的二二六事件。这一时期法西斯的恐怖主义不断发生，可以称之为急进的法西斯主义的全盛期。

第三期比较长，以二二六以后的肃军到二次大战结束（1945年8月15日），这一时期可称作‘旧本法西斯主义的完成期”，军部作为来自上面的法西斯主义的打手，一方面与官僚、重臣等半封建势力，另一方面与垄断资本及资产阶级政党之间，虽不稳定，却也建立起一个联合支配的体制。这里我们没有时间来讲贯穿这三个阶段的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发生以及发展的事实经过。大家可以参看其他论著，如木下半治的《日本国家主义运动史》，或最近《中央公论》上连载的岩渊辰雄的《军阀的系谱》等。’这里我只稍微补充说明一下对上述三个阶段划分的依据。

首先第一期，一般常认为是以满洲事变为转折点，日本开始进入法西斯主义的时代，但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满洲事变以前有一段相当长的准备期。比如我们看所谓右翼团体的形成过程就会知道，明治初年成立的“玄洋社”和承其脉络的“黑龙会”姑当别论，到了大正八、九年左右，接近法西斯主义的团体急剧增多起来。刚好是一次大战后主张民主的时潮兴起之时，同时也是受俄国革命的影响，其主张变得过激之际，以大战后经济界的变动为契机，各种劳动纷争、农民纷争急剧高涨。在这一背景下，大正末期频频掀起了所谓对抗赤化的运动。比如大正七年（1918年）的“大正赤心团”“皇道义会”，大正八年的“大日本国粹会”“关东国粹会”，大正十一年的“赤化防止团”，十四年的“大日本正义团”纷纷出笼。这些团体虽各自有别，但每家都是针对左翼运动而挑起直接对抗，他们与黑龙会和其支流的浪人会等一起，主要对频发的罢工进行干扰破坏，或对左翼工会、农民组织以及水平社进行暴力袭击。不过这类团体对国内改造没有什么积极的计划，所以，说他们是法西斯组织，倒不如说是更单纯的反动团体。有很多既成政党的外围组织也加入其成员中，有趣的是其中心人物多是来自建筑行业，比如大和民劳会的创始人河合德三郎、大正赤心团的森健二等都是土木建设的头头，联想起现在建筑行业的动向，这倒是颇具暗示意义的。他们所高举的纲领纯封建性的色彩极为浓厚，比如大日本国粹会说：“本会是以意气而立、以仁侠为本领的集团”，大日本正义团则高唱什么“头要有头样，卒要有卒样，小卒们本是一家兄弟，头头所指之处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兄弟相亲相扶又不忘礼让。”

当然更接近法西斯本色的运动也是起源于这一时期，比如堪称日本法西斯主义教祖的北一辉与大川周明、满川龟太郎创办“犹存社”就是在大正八年。而且北一辉的‘旧本改造法案”后来成为二二六事件的思想指南，也可以算作是犹存社的《我的斗争》。其纲领中打着“建设革命的日本”“联手改造运动”“解放亚细亚民族”等旗号，不像以前的团体那样只停留在单纯的反赤化运动上，而是将国内改造与国际主张连接在一起，明确显露出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本来面目。不久，大川周明、满川龟太郎开始与北一辉对立，另与安冈正笃、西田税等于大正十三年组织了“行地社”。以后的许多右翼团体都是从“犹存社”“行地社”系统衍生出来的。右翼团体中势力雄厚的“建国会”也是于大正十五年由中心人物赤尾敏以及津久井龙雄、握美胜等组织起来的，后来又加上神兵队事件的天野辰夫和前田虎雄。会长是上衫慎吾，顾问是头山满、平沼淇一郎。“建国会”的纲领中主张国家统治产业，某种程度上是反资本主义的。这一点是第一、二期的右翼团体的共同特征，相比之下“建国会”倒有点倾向资本主义。要问实际活动都干了些什么，无非是倾全力与无产阶级政党作斗争。当时共产党当然是处于地下活动，于是主要对象是与共产党只一线之差的劳动党和日本工会全国评议会，专搞粉碎五一集会等活动。还有算不上重要团体的“经纶学盟”，也是这个时候由上衫慎吾博士和高昌素之结成。该团体与其说搞政治运动倒不如说带有浓厚的研究团体的色彩。反正在当时很引人注意，因为是著名的知识分子办的。除此之外，还不能忽视岩田富美夫的大化会（大正九年）’。所以说早在大正七、八年时，就明显可见右翼团体的抬头。不仅如此，还应当注意满洲事变后频发的激进的法西斯主义的种种动向，在事变前已经相当具体化了。昭和五年（1930年）在东京站暗杀洪口首相的佐乡屋留雄就是血盟团的成员，对这一事件也应与事变后的血盟团事件联系起来考察。还有以青年将校为中心的政变也发生在满洲事变的半年前，即所谓的三月事件―虽被湮没得黯淡不清，这是由当时的革新将校小矶、建川、永田（铁山）等为中心制订计划，由秘密结社组织“樱会”所聚结的陆军激进派和大川周明等民间右翼组织一起行动，准备拥立宇垣大将成立军政府。―这一阴谋虽未得逞，但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满洲事变无疑是促发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决定性契机，但我们必须充分注意，法西斯主义运动绝不是满洲事变后骤然兴起的。

接着是第二期，从满洲事变到二二六事件。不用说，在时代上这是一个完整的阶段。法西斯主义的急进势力于准备期间所蓄积的能量，在这一期间由于国内外的两方压力而一举爆发，在国内搞恐怖活动，在国外挑起满洲事变、上海事变，以及脱离国际联盟而引起的国际危机。法西斯主义问题正是在这一时期极为醒目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从我们的目的来说，对考察法西斯主义运动也是最重要的时期。所以用的材料最多的也是这个时期。在第一时期右翼运动尚未完全褪去凑热闹的好事者色彩，到这一时期则与军部特别是年轻将校勾结在一起，迅速膨胀，开始发挥其政治实践力。从这一意义上看，在右翼运动史上开创新世纪的是全日本爱国者共同斗争协议会和大日本生产党的诞生。时值昭和六年(1931年），满洲事变前不久。这时候才开始将零散的右翼运动汇集成一股更统一的政治势力，在这种动向以明确的形式出台时，法西斯主义运动也开始从那种消极的、单纯的反左翼活动中脱离出来，显露出一种社会运动的趋向。前者不用细说，是一心想把过去的犹存社系统、经纶学系统与老一派的玄洋社系统拧成一团，其命不长，但大方向不久又被昭和七年成立的神武会所继承。大家知道，神武会是以大川周明为会头，靠关西财界的石原广一郎的资金广泛吸收右翼分子，还得到军部的支持，搞得轰轰烈烈。后来的大日本生产党是以黑龙会为核心，主要网罗了关西的右翼团体，特别是在其基层组织拥有工会这点上，要比过去那种浪人的右翼运动更进一步。神兵队事件极大程度上是由生产党系统的人们所挑起的，说明了该党的实践性。第二期法西斯主义比较带有来自最“底层”的要素。从前面提到的“全日本爱国者共同斗争协议会”这一偏左的命名可窥其一斑，再如其纲领也是明确高喊“我们掌握产业大权，打倒资本主义”；日本生产党纲领也是举着“根本改变亡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由国家统管金融机关”“保障劳动权利”“确保耕作权”等旗帜。当然，这些主张与其运动的社会意义完全是两回事，恰好与好战的法西斯及纳粹党初期阶段所奉行的反资本主义纲领有着同样的意义。总之，这种过激的条文和口号到了第三期即便是条文也寻不见了，反过来也说明这正是第二期法西斯运动的特征

与之相关联，这一时期第二显著的现象是出自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法西斯运动。首开其端的是社会民众党内部赤松克磨等掀起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不久昭和七年四月赤松一派又与社民党的片山哲、松冈驹吉等社会民主主义派分裂，与小池四郎、平野力三等共同组织了国家社会主义新党准备会。与此同时，全国工农大众党中，松谷与二郎等也表示积极支持满洲事变，不久待安芸盛、今村等老斗士们离党后便与赤松、平野合流，结成日本国家社会党。另外与这些行动相并行却又稍有对立的是下中弥三郎的动向，他和佐佐井一晃、近藤荣藏、天野辰夫等共同组织新日本国民同盟，拜权藤成卿、鹿子木员等为顾问。纯右翼系统与社会主义系统的合流反映在这些成员上。合法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反对这种极端的法西斯化的人打着三反主义（反资本主义、反法西斯、反共产主义）的旗号，建立统一战线，大同团结在社会大众党周围。但不久其内部又出现麻生久、龟井贯一郎等接近军部的动向，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浪潮逐渐渗透到无产阶级运动中去。

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第三种动向是以在乡军人和官僚为主体结成的政治势力，对此没有时间详述。前者的动向最明显的是昭和七年以田中国重大将为中心结成的明伦会，在有名的美浓部博士的机关说问题时极为活跃，另外，等等力中将等与平野力三率领的农民协会于昭和八年结成的皇道会，同样也是不可忽视的团体。

后者即以官僚们为中心的举动，当首推平沼男的国本社、安冈正笃的金鸡学院及新官僚为主的国维会等。这些团体虽然自身并不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但其中聚集了军部、官僚、财界等占领导地位的人物，所以自然而然地强化了一种统治阶级内部的横向联系，为准备第三期自上而来的法西斯主义全面铺开起了不小的作用，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

那么，我们看这一时期，右翼团体纷纷接踵登场，其中不少人参与了神兵队事件、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引得社会注目，但结果是，这些右翼运动最终没能成功地聚结在一条强有力的战线上。全日本爱国者共同斗争协议会―打开国难联合协议会（昭和七年）―拥护国体联合会（同年底）―日本国家社会主义全国协议会（昭和八年）―爱国运动一致协议会（昭和八年）等等，右翼运动大同团结的尝试反反复复了几次，都不长久。有那么有利的客观形势，经几度离合聚散，最后还是没完没了的互相攻击。从意识形态看，也可以说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动向与纯日本主义的动向之分裂。如果从实践运动组织论上的分歧来看，那也可以视为大众组织论与少数精英论的对立。但我认为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更根源之处。这个问题后面再谈。

下面是第三期，从二二六事件到太平洋战争结束。大家也许会认为把这一时期归在一起未免太长，太茫然不清。的确，在考虑作为国家机构的法西斯主义时，这一时期最为重要，日华事变、欧洲大战、日苏条约、日德意军事同盟、太平洋战争等决定日本命运的国际大事件对国内体制的法西斯化开创了一个又一个新纪元。这期间像近卫新体制运动、东条翼赞选举等作为标志来说，其意义当然是十分重大的了。尽管如此，着重考察作为运动的法西斯主义时，二二六事件仍是最大的分水岭。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以二二六事件为转机，以往的那种自下而起的急进的法西斯主义运动至此宣告终结，日本法西斯化的路程已成定局，开始像德国、意大利那样不再采取法西斯革命或政变的形式。所以，以后的进程虽有各种曲折，但归根结底是既存的政治体制内部的再编，也可以说是一味强化了自上而下的国家统治的过程。不过新体制运动在这点上有点问题，作为重建国民组织它似乎多少代表了来自下面的要素。但这只是成立当初的昙花一现，马上遇到旧势力的反击，被改组为翼赞会，完全成为一种官方的、形式上的组织了。因此，太平洋战争以后的所谓东条独裁在剥夺政治自由这点上，其露骨的程度可以说真是空前的时代，但形成这一时代的条件已经在这之前充分准备，法西斯主义化的进展只是量的发展，与这之前的时期相比，在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东条独裁的记忆于我们都太清晰、太活现，所以容易陷人一种危险，过重地评价其历史阶段的意义。不注意这点，战后，当那些只声称反对过东条的、铁杆的法西斯分子，摇身一变以民主主义者的面孔出现时，只会蒙骗民众批判的眼睛。

下面我们将要进人对这种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分析。首先看上层建筑的问题，即从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特征着手，然后逐步探究其成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问题。

意识形态上的特征

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极为高涨的时期是刚才谈到的第一及第二阶段，到了第三阶段，法西斯主义与现实的国家机构合为一体，作为运动的法西斯主义已无法成为主流。也就是说法西斯主义运动大肆宣扬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要求“革新”主要出现在第一期和第二期。其代表性的文献也多出自这一时期’。所以下面自然要将主要考察对象放在这一时期法西斯主义运动所信奉的．意识形态上。但这里，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没法将这种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一一涉及。因为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当然具有与世界共通的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要素。比如，排除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反对议会政治中的自由主义政治表现，主张对外膨胀，对军备扩张和战争的赞美倾向，强调民族神话和国粹主义，排斥全体主义下的阶级斗争，特别针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这些举动都是与德国、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所以我想没有必要就此意义论究。再如就这些具体主张的根底里所通用的方法论上的依据，东西方的法西斯主义也有许多共同点。例如大川周明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施的以下批判：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不是主义之争，而是站在同一主义上，只就其主义的实现范围所争。什么叫实现范围之争，纯粹的资本主义一方是要将物质财富的所有限于少数人，即被称为资本家阶级的少数人之间；而社会主义一方则要将物质财富分配给劳动者。一方是狭范围，另一方是广范围，都是要让他们获得自己最喜欢的东西。正是因为在物质上置以重要价值，在经济上置以最大的价值，所以物质享受成了人的真正幸福，也就是人的目的在于拥有更多的物质，在这点上两者的想法是相同的。（《日本及日本人的道路》）

所以，“不改变将物质置于人格之上的思想，即便推倒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也不可能期待有任何改善。”（出处同上）这种批判的方式，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站在物质主义的同一基盘上，所以社会主义也无法真正改变现代文明之弊病。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一丘之貉。―这种批判方式与纳粹及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家异口同声所说之处极为相似。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家对物质主义高唱的“理想主义”“精神主义”实际上正是要将大众的目光从社会结构的根本矛盾上转移开来，别去要求现实结构的改革，只在人们脑子里变革、想法上变革就行了。所以法西斯主义最初登台时带有若干反资本主义的色彩，而最终是起着为垄断资本服务的作用。这种意识形态上的依据潜伏在这里，但这一点又说不上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特征，所以我们不在这里往下探讨。在此，我们排除法西斯主义一般所具有的性质后·，再来看看哪一点是特别突出地表现在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上的。这里我们想举两三点来看。

首先第一点我们可以举出家族主义的倾向。―家族主义这一口号特别在作为国家构成的原理上被高唱。日本国家构造的根本特质是家族的延长体，也就是表现为作为家长的、国民的“大本营”的皇室与其“子孙”构成的家族国家。而且不是单纯用于比喻，如社会有机体之说等，是以更实体性意义来考虑的不单是作为理念、作为抽象的观念，而是在现实中告诉人们旧本国家作为历史事实一直保持着古代的血族社会。这一点特别是日本法西斯运动的意识形态上的重大特征。家族国家这一想法，以及由此产生的忠孝一致的思想早就是明治以后绝对国家的意识形态，并非法西斯运动所独有的。‘然而作为政治运动的口号强调“国体”的法西斯运动中，这一意识形态一贯是表现得最强烈。这一特征无论如何不是见于德国、意大利等法西斯主义中的，它是框范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方式的重要一面，我们可以举出无数的具体例子，比如日木村治派同盟的书记长津田光造说：

在日本的家族主义中，不是像近代西方文明诸国那样，将社会的基调置于个人权利的主张上，而是置于对整个家族的服务上。家族在社会上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体，或作为生活体其自身是一个完整的细胞。而个人只是这一完整细胞的一部分或一要素。……这种家族主义的延长扩大即是我们的国家主义。我们的国家主义也就是这种家族的民族结合体。而作为这种民族结合体的国家元首，其家长、其中心、其总代表就是天皇。（《日本法西斯的现状》)

这个村治派同盟本来乡土色彩、农本意识就很浓，所以有其理由特别强调家族主义。但是另一方面，中央集权色彩最强，且欧洲国家主义气味最浓的、北一辉的‘旧本改造法案”中竟也说什么日本是“有机的、不可分的一大家族”，所以这一点成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共同之处。的确，纳粹也有类似的民族共同体的观念，但绝不认为那是家族原理的单纯延长。称“血与土”(Blut und Boden）也不是什么家族观念，而是明确的公共的政治观念。所以，作为领导人的希特勒也不是什么家长、族长，而是公认的Offentlich（国家的）领袖。这样特别强调家族主义不能不说是日本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特征。日本法西斯主义作为“自下而起”的运动之所以未能直接成功也跟这点有关

接着我们要指出的日本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另一特征是农本主义思想占极大的优势。由于着眼于地方农村的自治，抑制城市工业生产力的增长，所以，本来法西斯主义内在的倾向，即强化国家权力、由中央集权式的国家权力向产业文化思想等所有领域施加强力统治的动向反倒受到牵制。这也是一大特色。比如，尽管大川周明在右翼中是西欧教养最深、所谓洋气十足的人，其与北一辉分裂后组织的行地社的纲领中也主张：

应该排除由崇外病模仿而来的工商业为主的资本主义经济政策，树立农业主义的产业立国政策。”“由中央集权到地方分权、由议会中心到自治中心、由偏重城市到振兴农村。

一方面的动向是日益强化以天皇为中心的绝对主义的国家权力，增强国家权限；与此同时，另一方面内在的倾向则是日本这一观念的中心不在国家而在乡土中。右翼中也因此分为两派：一派肯定工业的高度发展，主张加强国家的统制；一派则针锋相对地否定之，主张以农村为中心的纯农本主义。而且多数右翼团体中这两者杂然混在。其中最纯粹地代表乡土性的恐怕是权藤成卿，他因五一五事件而一跃成名后，于昭和七、八年开始搞农村自救运动，他的“自治民范”“农村自救论”中所体现的思想是彻底的乡土主义，甚至表露出反国家主义的态度。

国家的统治自古以来有两种方针。其一是任其生活自治，王者只示以仪范与之感化而已。其二是王者亲掌一切，总理万机。前者可名曰自治主义，后者则名曰国家主义。我国的宗旨完全依照前者，故古代东洋圣贤的理想全在此中。国家主义是什么？其目的是划分一块以国家为集团的地盘，防御来自其他地方的经济及军事威胁，或以其集团区域内的经济军事力量来凌驾于其他地区。所以为了掩饰其国家集团的权威，以民众为土木、为公费制造机械，将其所有组织置于统治上的便利，打着秩序法规下铸制民众的幌子，统治者掌握绝对的权威，将所有公吏置于特殊地位，以牺牲为最高道德，以堵塞所有思想的冒头。详尽地推究起其事理来，所谓国家主义与自治主义两者本质上迥然不同。(《自治民范·后编第二讲》)

明治以来农村成了这一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主义的牺牲品，现在仍挣扎在景气停滞的最底层。“在这种不安的现状中，最为深刻的是农村。在我国，农村是国家的基础，是风俗习惯的根源。现在我国农民占总人口的一半，且国土的大部分为其利用，国民的主食不用说，工业原料、商业物资的大多数也是靠农民的力量来创出的。”所以“以东京为首各地方城市的扩张打破了与农村的比例，高楼大厦再宏伟壮观，随着工商业的衰退，到处都收不付支，大多处于贫困交加的状况，这是什么征兆呢？”“从我们现在的地方自治的情况来看，可以清楚地明白政党政治的变迁、文武官的风纪等，再细回首过去，则完全是那种以普鲁士国家主义为基础的官僚统治制度的僵化造出这种奇怪现象。”《农村自救论》

日本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如前所述，昭和五、六（1930一1931年）年急剧变化的最重要的社会原因是1929年开始的世界恐慌，在日本首当其冲的是以农业恐慌席卷全国。袭向日本资本主义的恐慌所形成的最大压力，当然体现在构造上最为单薄的农业部门。昭和五年是所谓的丰收饥荒年，十月的大米市场下落至16日元，生丝同年六月跌到670日元，成了明治三十年来的最低值。东北农民不堪言状的苦境每天登载于报刊，对我们来说，记忆犹存。法西斯运动的激进化、昭和六年后连接不断的右翼恐怖主义活动，其背景也正是与农村这种困境有着直接关系。

比如开其先河的血盟团事件中，小沼正在暗杀井上藏相（财政大臣）后，对审讯官申述说：“农村的状况惨不忍睹，这都怪前藏相的做法不好。”（东京朝日昭和七年二月十四日）在五一五事件的辩论中，谈到被告思想时，也说道：“属于统治阶级的现政党、财阀及一部分特权阶级均已腐败堕落，互相勾结，谋求私利私欲，埋头于党利党略，轻视国防，紊乱国政，使国家威望失坠，国民精神颓废，并导致农村经济的疲敝，中小工商业者的穷困。”作为国内问题，他首先举出农村的疲敝。特别是这点成为陆军青年将校激进化的直、接动机，因为他们多出身于中小地主或农民，而且士兵的精髓正是农民，特别是东北农民。从这点看就比较容易理解。五一五事件的陆军方面被告后藤映范在法庭中陈述道：

“农村疲敝是有心人心病的病根，渔村一样，中小工商业者也一样……军队中也是农村兵素质好，东北农村兵是皇军的模范。出征士兵在生死关头，其父老却饥荒，有后顾之忧，是十分危险的。财阀拥有巨富却不顾东北穷困的人民，肥私欲。而东北人民的小学子弟则连早饭都没有吃就去学校，家里吃烂了的马铃薯。这种状况，如果一日舍之不顾，军队就一日置于危险之中。”这最清楚地说明了激进的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真是如苏峰所云：“农村是陆军的选举区”，所以，农村的贫困，正好给陆军以重大的口实向政治领域进发。然而，这种农本意识占优势的日本法西斯主义与现实的要求明显有矛盾，现实中的法西斯主义要扩充军需生产，改成以军需工业为主的国民经济。随着法西斯主义从观念上降回到现实地盘上来，农本意识也就化作一种幻影。这正是右翼势力，特别是军部意识形态上的悲剧的命运。比如，第六十九次议会上村松久义议员这样提问：“从广义的国防所需来观察之，无疑是要急切解决农村问题。……为应付非常时局而引起的军费膨胀，吾等本来也应在其必要的限度上予以认可。而且，我们也一直常赞助的。但问题是其结果，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军品的性质要大大依赖重工业，所以，经费主要流出于工商业方面，一方面大兴军需工业，进而又使经济跋行，形成财富与资本的大城市偏重和大工商业主偏重的原因。今天考虑到将来国防费还要增加，在认识到军需费带来财富的城市集中这一事实后，若不施以手段矫正之，＼军费将益发膨胀，农村将更为疲敝，必将陷入削弱广义国防的矛盾。军方首先是否认识到这一事实：军费助长了财富及资本的大城市偏向。如果认识到这点，该如何矫正之，以达成广义的国防。为此希望予以确切的答辩。”

寺内陆相对此答辩道：

就农村的惨状，从广义国防的观点来看，军方当然是十分关注的，……现在部队所在地，或军需品制造厂所在地等关系上，军费的使用多集中于城市，这点我承认，但基于工业发展的现状，这又是不得已之事。但从军方来说，只有在执行预算时，即使多少忍受些不便（受点委屈）也努力致力于农村贫苦救济、中小企业的发展

答辩得很勉强，尽管军部有这种主观希望，但现实却向相反的方向发展。随着军需工业的发展，其负担进一步压到农村，而且对提供优秀壮丁的农村这么过度地重压，作为现实问题军方不能置之不理。对这一矛盾的难以掩盖的不安―直接影响到东条时代，一直到昭和十八年（1943年），在第八十届议会的“战时行政特别法案”的委员会上，羽田武嗣委员提问：“由于军需工厂而导致农村劳动．力不足，皇国农村岂不危如累卵吗？”对此，东条首相的答辩如下：

我就此问题也正苦虑。站在农业本位的立场来说，一方面无论如何要保障四成的农村人口，这是我国的基础。―但另一方面，特别是以战争为中心工业必然发展……这一协调实在难办。再难办我还是要坚持确保农村的四成人口，但是，还必须要提高生产，要保持这一协调，而且，尽可能不破坏日本的家族制度，又适当地取得双方的调和，我想这是必要的。然而，现在并非进行得很理想，因为必须加速扩大生产，要在各处建大工厂，所以当然要专职工人，而这些人不得不脱离农业到这儿来，所以没能照理想上进展，但我们会逐步地按照日本式地适当调和之，我想不是没有办法的，会有办法的。

在这苦心惨淡的答辩中，集中表现出了统治阶层的苦恼和焦虑：日本资本主义构造上的疾病与扩大生产力的绝对要求之间的矛盾，要将日本家族制度的地盘―农村，从这未曾有的全民总动员的怒涛中保护到底。这个问题当然与日本的农业经营方式、农业生产力的问题相关联，重要的是农本意识随着历史毫不留情的进展在积极的意义上看已成幻影；另一方面在消极意义上看，随着与现实的渐渐脱节，扮演的角色是不断检点对工业劳动者的福利设施的关照。这是非常重要之点，纳粹也有“血与土”(Blut undBoden）这种说法，非常重视农民，制定世袭农地法想让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但再怎么说纳粹如其名所示是劳动者党（ArbeiterPartei)，纳粹最集中精力从事的是如何将工人阶级从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势力影响中切分出来并将之纳粹化。在这一意义上，农民本来是形成纳粹运动的一翼的，但使工人纳粹化非常困难，对纳粹来说，最费心、最努力做的是把工人组织成劳动战线（Arbeitsfront)，靠所谓的怀柔政策（Kraft durch Freude)，使之成为纳粹的接班人.（组成部分）。但在日本法西斯意识形态中，工人始终比小工业者和农民要受轻视。来自比较“底层”的激进法西斯主义运动已是如此。上面引用的五一五事件的论告中也只有“农民的疲敝、中小商业者的穷困”而不提及工人。典型地反映第二期军部意识形态的小册子《提倡国防的本义及其强化》（昭和九年十月）―开头就是;“战斗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这一著名的句子―在议会上成了争议问题的小册子，我们翻翻看，里面说“对国民生活来说眼下最大的问题是拯救农村山林渔村”，这完全是以“城市与农村的对立”这种图式来提出问题的。当然，这些文章的作者并非故意不言及工人，在说国民生活的穷困时，当然是包括了工人，但都一齐只提及农民和中小商业者，说明他们的意识中无产阶级所占的比重之：低。二二六事件的指挥者村中幸次的手记中说：“必须下定决心，昭和维新也是以士兵、农民、工人的力量，不粉碎军阀官僚是实现不了的。”（无题录）这是具体地言及变革主题的少有之例，而在此也是工人处于最后位。法西斯主义的观念世界既然如此，何况在现实政治体制中这种倾向更露骨地表现出来。在战争时期，工人的福利设施即使比起纳粹德国也是无以比拟的匾乏，这点众所周知。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日本法西斯的领导层里，对工人的评价，及精神上、肉体上的向上的可能性始终持一种根深蒂固的悲观论。比如，在上述的战时行政特别法案委员会（第八十一届议会）上，河上丈太郎委员质问道：“农村是强兵之源泉，这点我亦不反对，但如果说工厂不是强兵之源泉，如果这样说有缺陷的话，我当然改正……，过去说起农村和城市一直认为是对立的想法，这一点必须破除；农村可以出强兵，工厂也可以出强兵，这样的态度我想今后是必要的。”对此，东条陆相做了很长的答辩，其中，“农村的强兵，工厂的强兵，从理想上来说应该是这样的，但我说很遗憾，至今的现状，从体格上来说，（工厂的）抵不上农村的子弟，这样说或许招人生气，可从精神状态来说，也是农村的要坚强得多。我想这是不容争执的，日本工厂的工人就现在的事态下我想是不行的。也就是说农村要强兵，工厂也要强兵，以此为目标来讲，所有的施策的确正如你所说，我当然也想这样进行下去，但鉴于现状，遗憾的是还有一段距离，我想这是事实。”这一答辩的基本调子是对产业劳动者的一种悲观的见解。这里我们知道是农本意识在作怪，没能积极地把握住产业工人。这一点进而在征工的方式、宿舍、惊人的低劣工资，对此事的漠不关心等方面表现出来。这样不久便明显地带来了征工的大量的不良化。最后只能用观念性的激励演说和严肃主义的结合来庇护之

日本法西斯主义与德国的不同在这一点上具体而清楚地表现在日本的“产报运动”和纳粹的Kraft durch Freude之别上。当然纳粹也并不是将工人的自主性和自发性作为其根本的想法。给工人的休假，让他们高高兴兴地一年一次汽车旅行，其意义归根结底是想靠这种做法让他们不去正视现实的压迫机构。这且不论，反正对一工人阶级的关心程度和福利设施上，日德法西斯主义的差距之大是无法比较而论的。当然这也与彼此的资本蓄积程度有关，想多发工资遗憾的是没有东西，但重要的是这种意识对工人表达得不那么痛切，特别是招工时，那种恶劣的待遇似乎是理所当然似的。这正可视为农本意识的一种反映。当然要注意的是绝不是农本主义独自的原因，更根本的是两国间存在的无产阶级力量的差．异。在法西斯主义体制的民主的粉饰·程度方面，全丙粹不管怎样是有十一月革命的经验，已经接受过魏玛（宪法）(1919年）民主主义的洗礼，这一点带来了决定性的差异

其运动形态上的特征

比起纳粹或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可以举出以上的特点。下面我们想谈谈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形态有何特征。首先引起注意的是日本法西斯进展的推动力是军部及官僚之中既存的国家机构的内部的政治力，而所谓民间的右翼势力不是靠其自身的力量而扩张，而是前述的第二期，军部及官僚势力相结合才能成为日本政治的有力因子。这一点，意大利的法西斯和德国的纳粹，当然也是受到各自国家军部的支援，但总之，从国家机构的外面，主要靠民间力量的动员来占据国家机构这一点上有着显著的区别。这方面，我们在后面讲日本法西斯主义进展的历史特征时再细说，这里我们想谈谈所谓激进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从血盟团事件到二二六事件―的运动形态里所见的显著特征，即这种运动的实际承担者始终不具备大众组织，而且对组织大众不感兴趣，始终坚持少数的“志士”运动。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伴随着一种英雄主义，也就是“志士”意识在制约着其运动的大众化。例如橘孝三郎在《日本爱国革新主义》中这样说：“在此要大书特书，让大家铭刻心肝的事是这种国民社会革新是由遵天意走救国济民之路的志士们所开拓的。这种大事仅以一死来开拓之的志士们毋庸赘言，在任何时候于数量上不可多求，然而由天意而选出的得以执行天意的志士散在于各个阶层，这也是事实。”“呼吁革新者应首先献身于国民而立。只有以死来奉献于救国济民之大道的志士们才能起来率领国民进行革新运动；国民大众也只有跟随这些志士。然而，在诉诸日本的现状时，首先你们这些军人要率先找出这种志士，而且响应其号召的首当其冲的是农民……这里故请大家深思并显示铁一般的决心。”橘就是这样煽动本来就是“短距离的激情”强烈的军人层的志士意识

由于这种想法铺底，其自身的运动也是作为少数观念的理想主义运动来展开，并不采取动员、组织广大群众的运动方向。于是这同时又与日本法西斯运动的极为空幻性、观念性和无计划性等特征相结合。志士一马当先起来搞破坏活动，然后都好办，这种所谓神话般的乐观主义总是不断支配着激进的法西斯主义运动。比如，血盟团的中心人物井上日召的思想，判决理由书上认为“废弃旧的组织制度是破坏，要立即否定；树立新的组织制度是建设，给以肯定，而且没有破坏也就不存在建设，极端的否定马上就是真的肯定，所以破坏就是建设，二者本是一体。’旧召自己也在审判时说：“我认为没有体系化的思想较好，我超越条理全凭直感在活动。”他有意识地否定具有破坏后的建设的理论。而且，五一五事件是最初的比较有组织的激进的法西斯主义暴动。对起义的过程有过周密的计划。比如看海军方面第一期计划：首先第一组袭击首相官邸及牧野伯爵后，拥东乡元帅下宵禁令；第二组袭击工业俱乐部和华联会馆后，拥权藤成卿人首相官邸进行国家改造；第三组袭击政友会、民政党本部后，打开监狱营救血盟团成员。计划订得如此周详，但具体进行什么改造，除了以权藤成“卿为智囊以外什么都不明了。这一点，古贺中尉在法庭陈述中说:

我们首先想着破坏，我们没想做建设者，反正只要破坏掉，总会有人来建设的。所以指导理论也没什么，只想着下戒严令树立军政府。（中略）昭和五年十二月，与已故藤井少佑一起造访熊本的荒木中将时，荒木说必须用大和魂来打开国运。那一时，我们信赖和敬佩荒木中将。到昭和七年陆军人事调整，当局的枢要机关如宪兵司令官、警备司令官等都换上了荒木系统的人，我们如果布下戒严令，成立以荒木陆相为首的军政府，就会进入改造的阶段。（昭和八年七月二十六日。《东朝夕刊》)

这里仍然是基于“我们只管破坏，随后怎么都好办，总会有人来建设”的想法，所以至多只能计划到成立军政府

而且就此海军方面的被告和陆军被告见解上有分歧，陆军根本没有想到靠海军的宵禁令来树立军政府。例如石关荣雄补充说：“海军预想到宵禁了，我们做好了讨死的准备，没想到海军那种结局。”此处，观念性的程度愈发增大，同一特征也反映在神兵队事件中。这是由爱国勤劳党的天野辰夫、前田虎雄，以及大日本生产党的影山正治、铃木善一为主，加上陆军方面的安田镁之助中佐，海军方面的第二航空司令山口三郎策划的一场暴动，结果了于未遂。但我们看其第一次计划，很明显就战斗过程有详细的计划性。如，昭和八年七月七日上午11点起，动员3600名参与者，首先由空袭承担人（山口中佐）从飞机上对准首相官邸、牧野内府邸、警视厅投下炸弹，散发檄文，呼应地上部队袭击警视厅后，在皇宫前着陆，与地上部队合流。地上部队分为几队：一队持短枪、日本刀袭击首相官邸；一队袭击牧野内府邸；一队袭向铃木政友会总裁及若椒民政党总裁；一队袭击日本工业俱乐部、社会大众党本部；一队闯人市内的弹药库夺取武器弹药。主力部队在袭击警视厅后，占领日本劝业银行，在此固守并做宣传，然后与全市的警察交战直至战死。这么周密的计划，最后仍以战死为结局。突出之处只是在战斗过程中充分发挥其计划性。

最后是“二二六”事件―这是在日本暴动史中少见的，规模最大、计划最周密、最有组织的一场激进的法西斯主义运动。据后来的审讯和审判得知，这次暴动是想实现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的计划，但起义将校们异口同声否认之，例如村中孝次的《册心录》（狱中手记）中，站在“我们认为维新是以国民的精神革命为第一义，而物质改造次之，我们要坚持精神主义”这一立场，“我们同志岂能抱政治野心，甚至妄想自己心中描述的形而下的制度机构而挺而走险呢？”对“无建设的破坏不是太鲁莽了吗？”这种质问，他说“说什么建设，什么破坏，……破邪即是显正，破邪显正总是不可分的，是事物的表里，讨奸与维新怎能两立呢？”这又归结于前面井土日召的“理论”。而且，“苟且明大义正人心，无患皇道不兴”这种藤田东湖的“回天史诗”也多被二二六事件的被告们作为起义目的来引用。在与维新志士精神的对比中，三月事件以后的军政府树立计划和国家改造计划，乃至永田、东条等统制派的希特勒式、德意志式统制，均遭到泼口痛骂。”激进的法西斯运动形态就是这种空想的观念性的。在二二六事件中，动用1600名士兵，结果也只不过是斩了几个家伙的头就了了，这便是最好的证明。这一点日德法西斯主义又有显著不同。意识形态上幕末志士那种，云井龙雄之流的中世主义尚顽固存在，其结果也反映到运动形态上来。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是全面否定民主主义的，但纳粹并非如此。魏玛式的民主主义遭到了否定，但一般的民主主义并不否定。且纳粹看来魏玛式的民主主义及英美的民主主义是犹太式的金权主义，而自己才是真正的德意志民主主义。诚然，这种说法借宫泽教授的话来表达的话，是“独裁政治理论的民主装扮”，也就是说在不得不装扮成民主主义之处，已说明民主主义在德国国民中已根深蒂固。希特勒坚决反对封建领主贵族的王政主义，是彻底的共和主义者。《我的斗争》之中将王朝式的爱国主义与爱祖国爱人民的爱国主义区别开来，嘲笑那种崇拜国家权力的人如同狗一样的崇拜，说“国家是为人民的，人民不是为国家的”，这种认识不经过资产阶级革命是不会成为理所当然的。这也从最初赋予纳粹运动以显著的大众特征。同样在《我的斗争》中，他说：“以往所说的泛日耳曼主义尽管作为意识形态是杰出的，但因不具备大众组织而遭失败。”纳粹正是这样将大众组织起来，靠其组织的力量夺取了政治权力。而日本“自下而发”的法西斯运动最终完于少数志士的运动，且甚为观念性、空想性、无计划性。这是日本法西斯运动形态所见的显著倾向。当然，神话的要素和少数精英的思想是共通于法西斯主义的，但其程度的差异上几乎又有质的问题

其承担者的社会特征

法西斯主义运动无论在何处都是以小资产阶级阶层为地盘，德国和意大利是典型的中间阶层的运动―知识分子的大部分也是积极的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当然亦有例外。日本法西斯运动大体上也可以说是中间阶层承担的，但对此要进一步做细微的分析。我国的中间阶层或小市民阶层必须区别下列两种类型：第一种阶层是小工厂主，街道工厂的头头、土木建设的承包人、小商店店主、木匠头头、小地主乃至中上农，学校教员，特别是小学、青年学校的教员，村政府的职员、干部，及其他一般的低级职员，僧侣、神官等；第二种阶层是城市的薪水阶层，所谓文化人或新闻界人士及其他自由知识职业人士（比如教授或律师等）及学生层―学生非常复杂，可分入第一第二两类中，暂且放入第二类。我们分析法西斯运动时必须区别这两类

成为我国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的正是前者。如果我们将后者称为（真正的）知识阶层的话，那么前者就可以称为假知识阶层或亚知识阶层。所谓造成国民之声势的是这种亚知识阶层。我们都是属于后一阶层的，但在日本知识分子中积极地表明，并明确地将反法西斯的态度贯彻到底的人其实比较少，多数是适应或追随了法西斯主义，但另一方面又绝不是积极的运动主张者和推动者，从总的看倒是对法西斯运动抱着厌恶的感情，甚至消极抵抗之。这是日本法西斯主义中非常显见的特征。翼壮组织最终也未能成功地笼络住薪水阶层。战时的文化主义的流行亦可视作第二类型的知识阶层对法西斯主义的消极抵抗。在德国和意大利，知识阶层积极地高举法西斯主义旗帜，特别是大学生所起的巨大作用是众所周知的。日本有无这种情况呢？当然学生也参加了右翼运动，但那些学生在教养意识上倒不如说是属于第一类型的为多（大家知道，很少有日本这种地方，称为大学生的人实质上从头至尾有各种层次）。在这一意义上，知识阶层的学生层始终没有成为法西斯运动的承担者。这一点，与被卷人大正末期至昭和初期的社会运动、马克思主义旋风的程度相比，有天壤之别。东京大学一时也成立了学生协会之类的组织，在运动形态上酷似纳粹的学生运动，尽管有那么多的客观形势所帮助，却几无发展，大部分学生持不关心或冷淡的态度来对待之

这其中的原因之一是日本的知识阶层的教养本是出自欧洲，没能像德国那样从本国的传统文化中发现足以吸收知识阶层的东西。德国高唱国粹主义实际上是在颂赞巴赫、贝多芬、歌德、席勒的传统，而与此同时，也形成了知识阶层的教养内容。日本没有这种情况。日本知识分子的欧洲素养是从头顶灌输的知识，也就是表层的教养，未能扎根于肉体或生活情感之中。所以这类的知识分子对于法西斯主义缺乏挺身而出地捍卫自己内在个性的智慧和勇气。但不管怎样他们有欧洲式的教养，所以最终不能对法西斯运动的不振、文化性之低表示共鸣。这种肉体与精神的分裂与知识分子具有的散漫性、孤立性相辅相成，使得日本的知识阶层变得软弱无力。对此，前面所述的第一类型则实质上形成了骨干阶层，更富于实践性、活动性。而且他们在自己所属的工作单位，或商店、机关、农会、学校等地方小集团中都占据着领导地位。由于日本的家长制社会，制约了他们本来的“大众”思想和人格。正是这些人对待下属―即其成员：店员、掌柜的、工人、工匠、泥瓦匠、佣人、小农等―爱摆出一副家长的权威来，这些人从日本的整体政治社会机构来看，显然是处于被统治阶层，生活水平不怎么高，生活方式也与其“部下”相差无几。尽管如此，在他们的“小宇宙”中，理所当然是统治者，具有小天皇般的权威。亦即最小最可怜的压迫者。所以对一切进步倾向，即大众具有对社会、政治的发言权，由此而组织起来的方向，这一阶层是最顽固的抵抗者。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生活方式上与他们的隶属者最为接近，生活内容也非常相近，所以这些人直接掌握着大众，正如此，国家的所有统制以及来自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的教化不是直接波及民众，而是要先通过这一层次，由他们再以翻译的形态传达给最底层的民众，即必须靠第一类层次为媒介。另外，这些“头头”“老板”们又兼任街道委员会、村会、农会或各种组织、青年团、在乡军人会的干部，是这些场所发酵的舆论的代理人。哲学家休漠（David H ume）说过：“任何专制政治其基础是人的意见。”的确如此，再专制的政治，如果没有被统治者的最低限度的自发性协助是无法存在的。于是在军国日本，正是这种第一意义上的中间层起着保证被统治者最低限度自发性协作的作用。实际推动社会的舆论也正在此层次，绝不是报纸的社论和杂志论文。新闻界的论调在日本动辄与国民相分离，追究其故，是因为它总是由第二类型的中间层来编辑，也就是过分夸大其动向。’”例如我们看昭和十年初的天皇机关说问题―这在日本法西斯主义进展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差点儿断送了冈田内阁的命运。―那件事之所以弄成那么大的政治社会问题是．因为成了第一阶层的舆论。在贵族院成问题后，引起极大的社会震动的是因为在乡军人会抓住此事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运动。政府的态度甚至连军部的高层人士开始也只将此看成学术上的一种见解。其证据是当贵族院大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时，大角海相说：“我国体之尊尚无此，议论本身就是诚惶诚恐的。但这不是有关学说的答辩，是作为信念来说的，请谅解。”而林陆相也断言道：“美浓部博士的学说已经年月，不会给军队带来坏影响。”军部和首脑们都没当回事。之所以成了重大政治问题是政友会利用其进行倒阁运动，与蓑田胸喜等民间法西斯一道鼓吹国体明微，波及整个社会是凭借全国的在乡军人会的活动之力。在专家学者和文化人之间本不成问题，在官僚和法官之间也多半视而不怪、习以为常的学说，在社会上却被视为毫无道理的、不该有的想法，―再没有比这事件更能尖锐暴露知识阶层与一般国民之间的知识层次的隔阂。

总之，第一种阶层的中间层扮演的角色，正类似军队中下层军官的角色。他们实质上属于兵员，却带着将校的意识。利用这一意识去统率士兵是日本军队的巧妙之处。他们与士兵同生活，实际掌握着士兵。而将校则脱离“内务”。所以中队长掌握士兵必须要先掌握这些下级军官。与此相同，不掌握第一阶层的中间层就无法掌握大众。这些地方的“小宇宙”的主人公，由何人、何种政治势力掌握则决定日本的政治方向。这一点过去和现在都一样。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第一阶层的中间层的知识、文化水平与第二阶层的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水平有相当的差距。外国的情况我不太清楚，这么大的差距恐怕是日本的一大特色。英国也好，美国也好，甚至连德国也该是更为密切相连的吧。这两种阶层的教养之差甚大，而第一阶层的中间层在教养上与他们部下的劳动人民有着密切的连续性，大众的言论、感情、伦理与他们血肉相连，比起知识分子他们更能抓住大众。我把他们称为疑似知识分子，或亚知识分子，是因为他们自己总是以一介知识分子自居。虽然是片段的、零碎的，他们凭着道听途说成了地方的博闻多识之士，特别对政治、社会、经济的各种问题均持有己见，这一点与一般大众不同。理发店、澡堂或火车里，我们都会碰见这种人，对通货膨胀，或对美苏问题对周围的人高谈阔论。那些都是疑似知识分子，一问职业大体都是属于前述第一阶层的中间层

对此，日本第二阶层的中间层在知识上、文化上是与一般社会相隔离的存在，比如什么综合杂志这种刊物，纯文学这一奇特的名称，岩波文化等，这些东西的产生都象征着知识分子的封闭性。比如《时代》《新闻周刊》等杂志，同时登有非常通俗的话题和高级的政治评论之类，而那种杂志为何日本出不来呢？说是有岩波文化，可社会的“低层士官”们仍是属于讲谈社文化。这里就有问题。”于是乎，以这种层次的人来积极承担日本法西斯的意识形态，当然比起德国和意大利来说就更低级、更带有荒唐无稽的内容。这种情况反倒成为使第二阶层的知识分子愈发消极的理由。德国等不用说，都是一流学者教授为纳粹打下理论基础。而日本呢？当然也有学者为法西斯当爪牙，但通常表面上虽不说，心理似乎总感到毫无意义、滑稽可笑。日本法西斯统治的最底层极为盲目狂热，大概是因为以这种层次为媒介的缘故，比如，竹枪主义的实际旗手就是这种地方领袖。军队的上层再无知也不会真相信拿着竹枪能对抗高度的武器。这再清楚不过了，靠强调这种竹枪精神来弥补物质上的不足，首脑们当然是想拿此高招当策略来用的。但是，这一精神向下渗透到那些“小宇宙”的头头们时，便成了真格的了。真的用竹枪精神来指导，防空演习时不知干过多少滑稽可笑的事，我们仍记忆犹新，在某种程度上，有不少是因为这种中间层次出来的班长或组长太迂腐了。日本的战争指导中许多荒唐事都是出自这一地方（关东大地震时的自卫团也具有同样意义）。激进的法西斯暴动的关连者，乃至右翼团体干部中有多少都是出自小学教员、僧侣、神官、小工厂的头头、小地主，这点我们不一一例举了。总之，这关系到我们刚才说过的问题：法西斯意识里，较之工人更重视中小工商业者和农民。不光是农村的领导阶层，就连城市的小老板们也大多是农村出身，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农本主、义是他们的共同利害关系，而且，向中央提出“地方自治”要求也正适合这一层次的要求。所谓自治，是他们要求排除中央权力（官僚）对掌握地方霸权的小宇宙的干涉，对官僚主义和巨大财阀的反感，在这一中间层中表现得最为激烈。与此同时，日本的国际地位，也就是日本在国际上感到总是一边头上压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而一边又想在东洋社会以先进国家的面孔出现，处于一种既受人欺负，又欺负别人的立场。日本的这种地位酷似国内这一层次的社会地位。由此他们对日本的大陆进军有种内在的共感。感到先进资本主义的压迫正如同国内巨大资本的压力一样。东亚各民族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反抗，令他们产生同样的心理作用，如同他们店里、工作单位以及他们统治下的集团内的手下和部下的反抗一样，所以他们成了日华事变和太平洋战争的强烈的支持者。

引自

《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

〔日〕丸山真男著

陈力卫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能量！

Power!

Energetic!

古人不过握一支判官笔，帽子姐是：托举一颗火力四射的恒星。

这就是托卡马克（核聚变磁约束环）：

下图是我国的托卡马克装置（人称“小太阳”的便是）：

看到“冠”了吗？

以及冠上还有一面旗帜。

托卡马克，是一种利用磁约束来实现受控核聚变的环形容器（托卡马克_百度百科）。

在理工直男眼里，香奈儿都能解读成一个苯环带两个酯化羧基的高粘度流体。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