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就从来没有过征服日本的想法吗？ 第1页

关键双方无冤无仇，为啥要打仗？

双方都在闭关锁国（后面陆续开放少量港口），没有官方的交流，只有少量民间贸易。

因此没有产生政治上的矛盾，所以打不起来。

就连康熙骂日本人也是因为贸易问题才发怒的，之前中国商人靠着薄利多销赚走了大量金银（当时日本有金银铜三种货币，不同的货币买不同的东西，对外贸易只能用金银这两种货币），后来德川幕府觉得发现金银流失太大，就开始胡乱改贸易政策，弄得中国一下子赚钱少了------本来一年差不多只允许30艘商船进入日本，原本返航时能运30船真金白银回去，可制度一改，就只能运30船其它货物回中国了。

在满清眼里，或者说按满清的地理观念。它已经征服了日本了，不要过于高估满清的见识。

在逼乎里面各种皇汉同胞的满清阴谋论，清吹的满清逼逼论看的我头皮发麻，每次上逼乎总有进异次元空间的感觉，本皇汉也算知道一点《清史稿》正史的，我只能说满清只是一个古代王朝，没那么有见识，也没你们想象的那么聪明睿智或者阴险狡猾。满清不太分得清日本和琉球。

在满清眼里，琉球对满清纳贡，就是日本畏惧满清的表现。满清是把琉球和日本都看成“海东群藩”的，在满清眼里日本和琉球是一个模糊的团体，日本是不服王化的生番，琉球是一群生番里面服从了的熟番。日本就像抗拒明朝的鞑靼部瓦剌部，琉球就像蒙古朵颜三卫或者蒙古斡难河卫。

如《清史稿.乐志》里面有一首琉球输贡歌，而这个歌里面琉球朝贡被认为是日本畏惧满清天威，所以支使琉球纳贡观望天朝态度的表现。

贡琛球第四 琛球输贡，外藩归化隶版图，正朔咸尊奉。乐浪郡，在海东，安南国，粤峤辟蚕丛。日本国，畏威震悚。琉球国，奉朝请与内臣同。一解万邦虎拜咸修贡，干羽何须用。东风入律吹，干吕青云涌。海安澜，更上献河清颂。海安澜，更上献河清颂。

至于有人说什么雍正打探过日本情报，熟知日本情况，知道有武举人去日本传授武术等等，这个不假，但满清对日本的了解也仅此而已了，满清大臣连日本地名都不熟悉，还认为日本自古就以奴自称。雍正就算知道武举人去日本，但是他恐怕连当时日本天皇或者将军是谁都不知道，而日本人却知道雍正。

日本国有《吾妻镜》一书，亦名《东鎰》。“吾妻”二字不可解，或曰地名。尝与秀水朱竹垞太史(朱彝尊)考之，日本地里无名“吾妻”者。太史戏曰，日本本名倭奴，东海诸国 半以奴为名，且有名姐奴者，既可称姐，何不可称妻耶。 （满清蔡澄题《海东诸国纪》语）

蔡澄不知道的是，吾妻就是日语里面的“あずま”，就是东向更东之意。也就是日本的关东。蔡澄甚至不知道日本古代自称大和，还以为日本自称奴国。直到1884年满清文人去日本，才知道吾妻是关东的意思。

但这种想法都是满清的一厢情愿，在日本人眼里，琉球国不是日本，而是“满清国”的一部分。日本人很自豪满清的朝贡国琉球也对日本纳贡，认为这是中国也感受到了日本幕府威风的表现。日本还特地要求琉球使者身穿中国风的服饰对幕府将军跪拜，不得不说一下，虽然琉球官服还是明朝样式，但按照琉球惯例，他们的官服可都是满清赏赐的绸缎做成的。

18世紀初頭には使節の江戸上りが島津氏の指示で中国風の行列に仕立てられ，徳川将軍と島津氏の〈異国〉支配を内外に誇示する有効な外交儀礼と位置づけられた。 日文维基 琉球

满清赏赐琉球物品的行为最后实际上也养肥了日本，因为琉球当时已经被日本控制。日本在琉球驻有“在番奉行”等官吏，琉球朝贡满清的物品照例要被日本萨摩藩抽成，琉球每年还要给萨摩纳贡一万石米，六千匹布。而萨摩藩正是明治维新中萨长同盟的主导者，满清恩惠属国实际上等于养肥了日本外患。

而这种一厢情愿的认为自己征服了对方，其实是对方获利的地方不止琉球一处，实际上库页岛也是。

日本幕府时代松前藩盛产一种华贵的服饰叫“虾夷锦”，这种服饰被松前藩主穿着拜见将军，幕府将军看了认为华美精致，要求松前藩多多纳贡。而这衣服长这样。

没错，这就是满清的蟒服

而满清蟒服为什么到了日本手里呢？这就要问问吉林三姓副都统的人才们啦。他们每年啥都不干，就是库页岛的人来了进贡几张兽皮，然后赏赐蟒服给他们，就这样万事大吉，满清就控制库页岛了。

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库页岛的南部早就被日本松前藩控制了。那些库页岛人每年必须要去和日本人贸易，不去的话会被武力镇压。满清赏赐的蟒服，最后都被库页岛人给了日本人，换了日本人不值钱的米酒。

这就是甲午战争前二百年，满清眼中的魔幻世界。在满清眼里，它已经威服了日本，连日本附近的琉球都来纳贡，库页岛也是他的领土。但是实际上，日本得到了利益，并在满清的滋养上无限壮大。

在高山崩塌前，一切早已注定了。

满清真的蠢吗？实际上不完全是蠢，满清对新疆西藏蒙古的控制和防范已经到了非常细致的程度。但是很可惜世界的宇宙中心并不是蒙古大沙漠，控制好了蒙古新疆。东边的日本没注意也会崩溃，东方比西方更重要。沙漠中心史观这种内亚的思想最后害人害己，满清最后就是削弱于日本，喔，忘记说了最后灭了满清和满清余孽北洋政府的，就是广东广西的汉人，这按内亚观念怎么逻辑自洽呢？

一、八旗海战能力费拉；二、清朝从日本赚了大钱，出兵日本，军事上只能依赖汉人，经济上得一失百，满清皇帝不会干这亏本买卖。

另，某乎管理员要点莲好吗？！ 无端限制大伙的回复，设成本人筛选后才展示－－－还不许我改成允许任何人发言，究竟打中你什么痛处了？

正文：

顺治17年的厦门海战，彻底绝了满洲统治者的海战之念想。仅仅满洲籍的文武官员就死了83员（名单详见《吏部尚书加一级臣阿思哈等谨题为叙功事》以及《清史稿》索浑传），包括一个都统（索浑）、三个护军和前锋统领（乌沙、纳木色额、伊勒图），这是八旗水战史上最大失败，人丁大损，直接逼得清朝放弃舟山防线，将浙江腹地暴露在郑军火力之下，随后又是一场灾难般的迁海。

康熙17年，平南将军赖塔代表清廷致书郑经，毫无心气的希望郑氏“从此不必登岸，不必剃发，不必易衣冠，称臣纳贡可也，不称臣不纳贡亦可也，以东宁为箕子之朝鲜，为徐福之日本”。对付一个据海而守的弹丸小政权，满清尚如此费拉，何况征讨遥远的日本？

康熙曾言“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以其不能一心如故”，施琅收复台湾，就已是满清控驭汉人出海用兵的顶点。像平三藩有大功的水师名将林兴珠这些汉人，康熙后来都要找机会整死，若征讨日本，势必只能重启沿海汉人的武德，兴建水师。这后患孰轻孰重，清廷是绝不会掂量不清的。

其次，清日贸易使清朝获得巨额贵金属，摆脱了经济萧条，得以解决汉人失业，稳定社会。由于日本幕府实行海禁政策，日本商人不能出海贸易，只许清朝和荷兰商船来日交易，每年的交易量、交易场所、交易内容都受日本严格管制。所以日本占据了主动，反倒是清、荷商队，非常害怕被拒绝贸易，日方为了加大这种威慑，还采取了“信牌制”，也就是根据清、荷商船的表现，决定是否发给来年准许贸易的凭证，也就是信牌。这尤其令中外商队们诚惶诚恐，甚至挖空心思讨好日本，以至在日方授意下，秘密提供敏感的军事、战备情报。比如康熙亲征噶尔丹的乌兰布通之战，直到今天，我们大多数人还以为清军大捷，康熙岱帝如何神武英明。反倒是日本，当时就掌握了八旗伤亡惨重、苦战难胜的内情（见《唐船风说书》）。更危险的是，清商还按日本非分之求，秘密夹带战马、兵书和军事人才赴日，向日方传授武技。

但另一方面，日本幕府当然清楚，所谓的“信牌威慑”只能建立在超倍利润的基础上，没有巨利，人家凭啥来捧你的臭脚？所以幕府当局刻意压低日本产品售价，甚至不惜赔本赚吆喝。

咱中华向来以“天朝上国”自居，经济往来一直“要面子不要里子”，也就是所谓的“厚往薄来”。满清尤其讲究天朝虚荣，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但唯独对日本，罕见的，也多少有些无奈的“输了面子，赢了里子”，只用多余的生丝、砂糖、瓷器、药材，就能换到在内地想像不到的巨额贵金属。

特别是铜

清朝前叶，铜钱紧缺，因为没有那么多铜去制钱。据今天学者严中平的推算，康熙年间，仅仅“宝泉”、“宝源”两大官营铸币局一年就需采购铜料440多万斤，而云南铜产量一年不到40万斤，巨大的缺口如何填补？

而日本铜不仅产量多、成色好，且价格低贱。日本当局为了确保贸易威慑力，也坐视它珍贵的真金白银和黄铜以微利甚至亏本价销售。每100斤铜在日本国内市场价尚要92文银钱，而卖给清商才104文，考虑到从矿场到长崎港的高昂运力，几乎是亏本的。即使后来铜产量下降，铜价大涨后，在日本商界压力下，幕府也只将出口价定到112文。对比清朝的价格，同样一两白银，在清朝市场上只能换到四、五斤铜，而在日本，却能换八到九斤，这样的利润空间足以令清商们趋之若鹜。

日本的存在，从经济角度实现了清朝利益的最大化，不光解决铜材紧缺、通货不足的困难，还解决了产能过剩，就业不足的问题。因为满清的屠杀暴行，江浙地区一直气象萧条，国家内需不足，元气不复。康熙23年（1684年）康熙南巡，想一睹江南的繁荣富庶，结果颇为失望：

“朕向闻江南财赋之地，今观市镇通衢，似觉充盈，乡村之饶、人情（皆）不及北方”

15年后，康熙第三次南巡，来到浙江，又发现浙江百姓困苦，“生计大不如前”。而繁荣的对日贸易，对江浙工商业的重新繁荣拉动极大。南浔、乌镇的丝织业，安亭、魏塘镇的棉纺业，江西景德镇的瓷业，特别是福建、台湾糖业的异军突起，它们的兴盛都与日本的需求关系密切。江西樟树镇直到今天都是著名的药材集市，当年的发迹亦与清日贸易不无关系。

据日本长崎交易所的资料统计，仅仅顺治5年到康熙47年（1648－1708年）这60年间，日本外流黄金239万余两、白银3742余万两（贯），其中3分之2以上流入清朝。而黄铜外流更是天文数字，据学者任鸿章统计，从1684年到1851年，就有3.3亿斤日本铜流入中国。甚至还有人统计出11.1亿斤的（1663－1797见木宫彦泰《中日文化交流史》）

清朝赚得盆满钵满，而每年所支付的，不过是几千到两万斤生丝，二三百万斤糖，和各类手工业产品，以低价货换回高价的贵货。正如佚名《东倭考》说的那样，“大抵内地价一，至倭可易得五；及回货，则又以一得二”。

虽说日本拒绝与满清官方往来，但满清皇帝们也乐得闷声发大财，谁也不多事。

日本毕竟只是岛国，如此让清朝三倍、五倍的获利，时间长了也不堪重负，贵金属产量不断暴跌，搞得日本国内发生通货恐慌。

著名政治家新井白石就觉得日本吃亏太大，在他看来，以不可再生之贵金属，换取中国生产过剩之消费品，只能令日本越来越穷

“今后不出百年，我国财用尽竭，其事不待智者自明。虽云每年各国有所生产，譬之于人，五谷之类犹如毛发，似无停止之时，五金之类则似骨骼，不复重生。五谷地尚有肥瘠，年尚有丰歉。五金则产地不多，开采常不得。以我有用之材，易彼无用之物，非我国万世长策”（新井白石《折焚柴记》）

随着日本贵金属资源的日渐枯竭，清日贸易也随之走向低谷。但日本的贸易，确实对所谓的“康雍乾盛世”助力不少。

当然，值得警惕的是，面对日本的利益诱饵，清朝商家们纷纷放弃底线，将国家军事情报、武器资料、兵书战策、战备物资甚至军事人才，私下秘密提供给日方，这绝对是应该吸取的一大历史教训。

日本：没事，我来征服你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