杉山正明所写的蒙古历史书籍内容是否可靠？ 第1页

转3篇评论：

北大历史系主任张帆的评价

记者：杉山正明认为忽必烈王朝是所谓的现代社会的开端。他举了很多例子，比如与西方大规模的商贸交流，一方面讲元朝经济有停滞甚至倒退，另一方面也有所谓世界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怎么理解他的说法？ 张帆：我读了前几年翻译过来杉山先生的几本著作，不知道翻译得是否完全准确。他的研究很有启发性，不过有一些观点值得商榷。比如破除汉族中心论，是有道理的，但有时过于拔高辽金元三朝，而且为了拔高辽金元不恰当地贬低宋朝，让人难以同意。他对于忽必烈发展对外贸易的举措十分赞赏，这也没太多问题，但认为忽必烈具有“经济立国”思想，征服南宋和发动海外战争都是为商业目的服务，也很难成立。在他笔下，忽必烈具有某种超越当时历史背景的现代意识，恐怕是太理想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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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学者 乌·额·宝力格 的评价：

我们注意到，杉山正明在其众多的书籍中没有响应冈田英弘的关于蒙古人创造并书写世界史的理论，实际上没有一次提及这个同行前辈，这一点让人感到意外，但是其观点没有多大不同。他们的区别是：尽管两人都在挑战欧洲中心史观和中国天下史观，但冈田英弘承认蒙古人有自己的世界历史观，而杉山正明则忽略了这点，游牧民被认作是没有文字历史的人们，他们的世界史要由杉山正明来调动他的多语言才华来描绘（据说，在日本蒙古史研究领域中他最擅长解读波斯语文献）。其实他对欧洲史观和中华史观也并没有任何阐述和分析，只是用一些如“没有道理的”等形容词来驳斥，取而代之的是其所谓“实际存在的”历史。虽然他有将繁乱无章的历史以游牧为中心理出头绪并娓娓道来的能力，而且其所要的效果已经达到，即证明了世界史不把游牧民的贡献放在重要地位则不能成立，但游牧人或蒙古人自己究竟怎么想的，他们的理念，他们的世界观如何我们则无法在其众多的书籍中得知。这一点倒有点让人失望。

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个游牧集团如同机器般在运作。在杉山正明的游牧民世界史里，没有具体人物，即便“挑战”世界史的忽必烈这个人究竟怎么想的也是粗线条勾勒的。我们可以看出杉山正明的世界史有点像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functionalist），他本人憎恶偏见，他要书写去除了迷雾的实际存在的历史，就如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结构功能主义政治人类学家们要摒除所有的文化偏见，在抽象的天平上找出非洲政治系统，使之有科学的可以比较的价值一般。历史不久即证明这种政治人类学行不通。所以，杉山正明对于实际存在的历史的追求可能导致他不能解释历史是如何“发展”的，如果有发展的过程，那也是由他个人以超人的能力鸟瞰全球而展现的。

毋庸置疑，杉山正明的一大观点是“蒙古时代”概念的提出。这个时代不是指欧洲中心主义历史中，或是中华中心主义历史中的“插曲”，而是有自己承前启后的时代。其前面的时代是所谓“欧亚大陆时代”，而后面是游牧民为中心的世界史。我对这点没有质疑，问题是游牧民对“时代”的历史记忆是如何进行的？我们不得而知，因为这个“时代”概念是他的概念而不是游牧人的概念。当然，蒙古人自己的史学史中不是没有时代概念，只是这个时代是十六世纪佛教流入蒙古之后以佛教转轮王的继承展开的，先是印度，后来是土伯特，最后到了蒙古。这个蒙古族本土史观，因为不是杉山正明认为的实际存在的历史，所以不可能进入他的蒙古世界史中。但问题是蒙古人的这个历史观又的的确确引导了元代以后蒙古与西藏和满洲以及中原的历史发展。

正因如此，杉山正明的“实际存在的”历史虽然以最真实的面目出现，虽然是以平反蒙古人的历史为宗旨写出的历史，但它可能不会得到蒙古人的普遍认同。我们可以说文明是有偏见的，偏见的历史观可能会歪曲历史，但是历史观，不管对或错，是一种行为（act），它将不仅仅歪曲历史写作，而且歪曲的历史又会直接或间接地对历史书写对象的人生观、价值观实施塑造或改变。比如信仰藏传佛教后的蒙古人世界观导致其不再与穆斯林认同，尽管在元朝时期，蒙古人全赖穆斯林商人对帝国经济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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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所谓帝国在种族／民族以及地域上表现出来的超越性的论断值得商榷。作为世界帝国的蒙古帝国也许从表层看符合这一论断，问题的关键是，帝国时代的蒙古人是否真的没有任何群体观念，没有任何土地概念？我们且对杉山正明的论述稍做分析。首先他对种族或民族的定义是生物的，尽管他没有给其做任何解释。的确，由于他的几本书没有注解，其资料和概念的出处没有任何解释，给人一种原创感，所以要解读他认为是常识的概念以及比如“难道不是这样吗”一类的修辞，我们得竖起耳朵来。正是因为他确定种族／民族的生物性原则导致他对蒙古的超越种族／民族进行两种解读。第一，蒙古帝国内用了很多非蒙古人，而且都是高官。这是所谓的能力主义，除了皇帝或可汗的宝座不能由外人碰以外，谁有能耐谁上。第二，蒙古这个所谓的共同体是开放的。在《游牧民的世界史》第六章中专门有一小节讲述蒙古这个名称以及意识，我们不妨进去探个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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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古征战以及统治中很多人愿意攀附蒙古，穿蒙古服装，取蒙古名，想成为蒙古人，比如，汉人中有叫“刘脱因不花”“王哈剌章不花”的。大德八年（一三〇四）到延右三年（一三一六）的十二年间，元代朝廷先后三次下达了不许汉人冒充蒙古人的禁令，这些禁令不正是在说明蒙古是个设限的共同体，在帝国中是个有特殊地位和权力的群体，保护自身的利益是任何以群体的方式占领并统治异国他乡，从而建立超越种族地域的帝国的首要任务吗？被朱元璋驱逐后的蒙古人能退守到“祖宗根本之地”的岭北省等地，而这块地方的大部今天又是蒙古国，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地域，这不正说明了蒙古人在超越地域的同时保留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吗？

杉山正明和冈田英弘对中国古代朝代的族群组成部分有一致的看法，就是中国历史上记载的朝代，很多都是游牧民建立的，我们熟悉的辽金西夏元清不待说，就连明朝也继承了蒙古的遗产。他们这个表述的目的可能是要一箭双雕：一是证明游牧民超越了种族和地域；二是说中国的所谓文明是由游牧民进入中国后支撑并发扬光大的。这看来真是有点挑战的意味。但是，可能会令他们失望的是，读到这些的中国人并不惊讶，因为中国学术界早就有这类的言论；挑战传统的华夷区别，已经成为中国的主流思潮。首先有考古学家苏秉琦的中华文化“满天星斗说”。一九八九年人类学家费孝通从中获得启发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说历史上北方游牧人和中原人通过战争和贸易自在地成了中华民族，而一八四〇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后他们自觉地认同了中华民族。最近，赵汀阳在其《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二〇一六）一书中更是提出中原是个巨大的资源所在地，就像不停的漩涡，用自身难以抗拒的诱惑来卷吸着众多边缘的政治势力来前仆后继地逐鹿中原，但是他们有来无归，都变成了中国人。赵氏的中国是个完全开放的只能来不能去的世界，中国人由被卷进来的所有族群聚合，超越了种族隔阂，“形成多民族多文化的共存局面”。他提醒我们：“黄帝所部原为北方游牧部族，而后成为中原核心部族，这一点不可不察。”看来杉山正明的漩涡论和赵氏的漩涡论有的一拼，一个用杂糅术，另一个用“吸星大法”来吸纳融化掉游牧民。

杉山正明在其著作中犯了一些概念上的错误，就是把蒙古的“不战”当作是“不能战”，将超越种族／民族和地域当成没有或是放弃种族／民族或地域意识。这个概念的混淆导致了他想象中的实际存在的历史和现实的出入。为了批判今天的民族—国家制度下的狭隘的种族／民族仇杀，以及各个国家以民族的名义占山为王的恶习，他用游牧民或蒙古人来说事，虽然很有意思，但将他们推到一种道德的高度，我倒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游牧人的后代也不必因此而感恩戴德。因为这样打造出来的游牧民是个抽象的，没有思想，不知疼痛的战争机器（虽然被莫名其妙地认为是怕死的）。对游牧民的这种浪漫想象并赋予他们崇高的历史使命其实不是杉山正明的原创。早在八十年代法国哲学家德勒兹（Gilles Deleuze）与精神病学者葛塔里（Félix Guattari）就调动漫游于边界，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的“战争机器”来对抗定居式国家政权或“国家机器”。他们在一九八七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 （卷二）:千高原》（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II: Mille Plateaux，中文版二〇一〇年，姜宇辉译）一书中写道：“人们写作历史，但却总是从定居的视角出发，并秉承某种统一的国家机构的名义，甚至当他们谈论游牧民族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所欠缺的，正是一门游牧学（Nomadologie），它与历史学相对立。”他们要创建的游牧学有萨索和维拉尼（Robert Sasso & Arnaud Villani）在《德勒兹词汇》（The Vocabulary of Gilles Deleuze，2012）中总结的如下特色：没有障碍的平滑空间以及非条纹状的空间，如沙漠；排除管辖地域的逃逸路线；绝对的无法测量的速度和可动性；全然外在于国家的游牧战争机器。杉山正明（和冈田英弘）的世界史就是按照这个思路写的，游牧民或蒙古人只是他们批判民族—国家或民族主义的“战争机器”而已。因此，不管在德勒兹与葛塔里的游牧学中，还是在杉山正明与冈田英弘的游牧民／蒙古世界史里，抑或是在赵汀阳的“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里，游牧民都不会有为自己存在的意图和必要，在那里他们要么不停地反抗国家，要么超越一切为世界一体化前仆后继，粉身碎骨，要么无休止地羡慕中华而忘乎自我。这或许是杉山正明与冈田英弘在中国大受欢迎的主要原因，“这一点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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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爱好者 史海悠游 的评价

再一次领略了“杉山正明”式的“学术著作” 由于以前连续在阅读杉山正明的书后有“上当”之感，故而去年底社科文献甲骨文又一次推出他的所谓“两卷本”著作《蒙古帝国的兴亡》时，即打定主意不收了，故而一些网友来咨询该书品质时，咱也无从说起。 也巧了，过年去一亲戚家，在其书架上见到了此书，遂利用大家饭后打麻将的一下午到晚上时间，通读了一遍，总算有了印象。（两卷本这么短时间能读完吗？一般概念上绝不可能，但这书不但开本小、页数少，字行间距还大，终成可能，这就是我上面用所谓的“两卷本”的意思）。 本书开篇作者用了相当篇幅强调了伊儿汗国拉施特主持编纂的、用波斯语写就的《史集》的重要性，称之为“若没有《史集》，蒙古的历史无从谈起。人类历史上一部空前的史书。。。。即使在它之后，世界上大概也没有任何一部史书可以与之匹敌。它不愧是在蒙古这个前无古人的政权与时代背景下诞生的、一部前无古人的庞大历史书”。本人也读过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三卷本《史集》，诚然，这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但它的基础及取材相当多地来自于《蒙古秘史》和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等典籍，作者全书故意抛开这些著作，单单强调没有拉施特的著作，蒙古史“无从谈起”，是不是有误导读者之嫌？且在评价中用了很多煽情之极的语句，在学术著作中是不是显得不够客观、严谨？（同样的语句，也出现他评价俄国学者巴托尔德的篇章，说他“明显比其他学者高出一大截”云云）。 在论及成吉思汗的出现及统一蒙古的篇幅中，杉山正明几笔带过，却专门强调了“至今为止，该领域虽然已存在不少优秀的著作和学说，但大多都是局限于研究人员和自身个性的见解、感想、评论和讲述。”（就不知他这部是不是超脱出这个层面呢？） 蒙古攻伐金朝、西夏乃至西征的诸多战役，在这部篇幅有限的著作中，自然只能简略叙述，而作者本着其一贯的史观，又拿出相当篇幅说明历史上对蒙古西征的诸多大屠杀的描述是“不准确的”，其理由一是穆斯林史家出于仇恨而夸大其词；二是蒙古军队为恐吓反对者而“刻意为之的恐怖战略”。（对伐金、西夏战役中的屠城，则选择性失明了）。甚至拿赫拉特、内沙布尔等帖木儿王朝期间繁盛的中亚城市，作为反驳中亚地区被蒙古西征破坏殆尽的依据。。。。可惜的是，杉山最终拿不出可靠的论证手段，只能以“得出一个完全准确的结论是非常困难的”一句以蔽之。 对窝阔台汗时期蒙古高层间的力量对比和矛盾，以及对拖雷的谋害、三头体制的形成等等，杉山的见解和假说比较有特点，只是缺乏论证。但他对中书省架构和权力分布的论述，则过于武断和肤浅，和李治安先生的专著完全不在同一个层面。尤其对耶律楚材的描写，竟然以《史集》等波斯文献中没有专门记述，就否定了其的权位和历史地位，还用了“爱慕名号虚荣”、“狐假虎威”等词汇以辱之，完全不是一个学者应有的学术态度。 超强的想象力或许是优秀史家的一种禀赋，但完全没有论证或无法论证的想象是不能作为结论的。杉山此书中这样的结论性假说很多，例如P66页阔出南征，作者直指阔出是非自然死亡；还有下卷中说元武宗海山死于亲生母亲和弟弟的谋害等，我看到后都是大吃一惊，但果然作者后面自陈皆为无法证明的假说。在为拔都西征过程的屠杀事件辩护时，杉山不但重复提出上面已经提过的“通过恐怖战略以达到不占屈人之兵”等理由外，在论及匈牙利布达和佩斯两城遭到的破坏时，居然敢说“曾被贝拉四世拉拢又被当作危险分子遭到肃清的钦察流亡团体，也开始对匈牙利人进行烧杀抢掠。到底是蒙古人还是钦察人造成的破坏更大，我们已经不得而知”。 在叙述蒙哥汗去世后，忽必烈如何聚集力量以及和阿里不哥争夺汗位及正统与否、忽必烈登位后整个蒙古世界中各家族势力的分布等篇幅，是杉山此书中难得的叙述全面、分析深刻的部分；之后在简述旭烈兀汗西征波斯的段落中，分析其故意缓行以及造势的战术等，比较精彩，我以为这些是全书中不多的值得细读的部分。 全书可找的BUG实在太多了，由于当时读书时间有限，读下卷时没有记录心得，这里也就无法给大家展示了。总之，杉山正明这本《蒙古帝国的兴亡》还是不像是学术著作，抒情和臆断成分过多，他本人在后记中承认：“在一段叙述过后，本应该附有明确和大量的参考文献及取证过程，但我大多予以省略。。。。若是一一写成论文形式，那么推进研究本身的时间就不够了。很幸运，我可以在本书中以“预支”结论的形式来一次性叙述整个过程”。好一个“预支”结论的方式，相信读过他著作的读者们和我一样，算是受教了，呵呵。 就我个人读过的不多日本学者的蒙元史著作中，无论是和田清、还是森川泽雄的著作，尽管受时代限制，结论或有谬误，但扒梳史料的细致、论证过程之严谨，均非杉山正明几本汉译著作可比，这样的书能却得到国内不少颇有声望的学者的推荐，难倒仅仅是为其大胆而又有所指的“新颖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