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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翁小说内容倾向既与他本人好恶有关,也与文学发展的趋势有关。
首先,陀翁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好,患有严重癫痫,而且,从他的相关事迹与性格来看,他本身就有些躁郁症症状。虽然陀翁也很关注社会现状,但艺术家的主观性无疑都很强。
也许是东正教在俄国的影响有关,托尔斯泰和陀翁似乎都受到罪感文化的影响,他们俩都很喜欢剖析自己。如果说托尔斯泰的笔锋有浓浓的忏悔气息,那陀翁有时甚至是自我贬低和自我厌恶。从心理学角度而言,在罪感文化下,人们暴露自己的不堪、贬低自己,有时会获得心理上的快感。
这种内省倾向,加上陀翁的生活确实很粗犷甚至混乱,这些个人精神状态和经历因素导致了陀翁在创作时更倾向于分析人物内在心理,尤其是阴暗面,有时甚至咄咄逼人。
其次就是文学发展的趋势。
如果把19世纪世界文学分成上下两叶,上半叶浪漫主义文学繁荣,下半叶则现实主义繁盛,虽然两者有交集,但整体上可以这样划分。苏联成立后,现实主义曾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回暖,但整体而言,世界文学已经进入现代主义时期。
现实主义文学不必多说,造极于托尔斯泰。陀翁早期作品,虽然也关注现实,但已经呈现出与传统现实主义的差别,即开始转内探讨人物内心。
福楼拜曾说过,“19世纪后,再无小说”。有人认为他没说过,这不重要。我们看到,19世纪后不仅有小说,而且是小说的黄金年代。
但是,19世纪小说的繁荣并不能掩盖一个文学事实——故事模式几乎被写完了,注意是故事模式,而非故事内容。也就是说,文学的发展遇到了瓶颈。
再跌宕起伏的故事,似乎也能从已有的文学作品中找到原型。所以,文学面临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亟需扩大文学的广度与深度,延伸文学的表达内容。而陀翁的眼光,就瞄准了人物心理的复杂性。
对人物心理的分析描写很早就有人尝试,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司汤达的《红与黑》都有,但比较克制,包括后来托尔斯泰的《复活》也有这种倾向,但陀翁将其变为小说的核心部分,如《地下室手记》、《罪与罚》等。这在文学上是一次影响深远的尝试,后来的西方文学也都普遍认为陀翁可算是比较早的有现代派色彩的作家。他也影响了后来的如卡夫卡、普鲁斯特、福克纳等作家。
这也是为什么陀翁可以成为比肩世界一流作家的原因,他在文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摆在那里。
个人认为,陀翁对后来心理学精神分析和意识流小说的产生也有一定促进作用。
个人愚见
绿号《弹幕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