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相关:艺术工作者
这个问题很有趣,问句的状语是「当前形势下」,这么写意味着题主认为目前形势较之过去发生了变化,因而问题可转写为:「美术生该如何因应当前形势变化?」。于是,可以从「当前形势如何?」以及「美术生可以做什么?」两方面入手,回答这个问题。
1/ 当前形势如何?
总的来说,国内市场依旧低迷、新冠疫情或加重市场持续走低(传统品类在线拍卖的情况反而有所提高)、西方视角持续转向东南亚和南美、国内创作环境基本没有改观(包括设计、游戏、影视领域)、艺术文化活动(包括传统“艺能”)大众参与度仍旧不高。
相较于去年,可以说新冠疫情带来了文化艺术领域的「停摆」,但这种「停摆」至少还未波及青年艺术家群体,更不用说美术生——当然也不可能波及人的思想活动——对位于赛道起跑点的人而言,可以算是一种利好。之所以说利好,并不是在挖苦遭到艺术市场停摆的成熟艺术家们,而是说可以从艺术世界因应本次疫情的方式方法中,看出并找到青年艺术家可以介入的角度。
2/我们该怎么做?
著名艺术家徐冰在11年前的讲座《我的艺术方法》中曾谈到一个观点,即青年艺术家、美术生应尝试找到自己的价值,自问我能为社会做什么[1]。从最功利的视角看,以我创造的价值换取我生活的材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较之于追问自己何以为艺术和人类创造价值,不如先从市场和社会角度着手,先创造一些或不那么「高尚」的价值。事实上,振兴艺术市场、创新市场业态,甚至仅仅着眼于如何提高在线展览的观赏体验,都是对艺术世界的巨大贡献。这是因为自疫情以来,我们显然能发现艺术世界陷入了一个怪圈。
讽刺的是,原生于互联网的多媒体艺术、交互式艺术和网络艺术的表现,往往没有借互联网作为展示、交易渠道的传统艺术来得好。这个问题本身不难解决,但需要更换思路。可以说,新的先锋网络艺术家们发现自己作品的原作性已然取消,又认可艺术品应是可亲近的(accessible,这个词还有可访问的意思),那么与其在舒适区内任凭学院里习得的传统惯性,追求传统的艺术品展示、交易模式,不如跳出来开发一套更适应于当下网络艺术的模式(KAWS的经验值得参考)。
在网络艺术和艺术网络的问题上,还有一个重要现象可以思考,这个现象也与当前青年艺术家和美术生的创作惯性有关,即几乎是画地为牢、固步自封地「妄图」在互联网空间中划出一块「纯粹而高尚的」艺术天地。杜尚(乃至更早的白居易)的做法应当被更深入地分析、思考。艺术品较之于寻常物,其区别可以是物品本身的特殊性、原作性,但同时也可以是介入方式的特殊性——小便池无有不同,而介入美术馆语境的小便池却独一无二。在嘈杂的电商平台中,设计品能以其显而易见的特殊性脱引而出,那么艺术品(两者的界限其实越来越模糊)又何尝不能突出呢?因此,与其抱团于独立的青年艺术平台(如artand?),不如投身于更广阔的天地中(实际上,文艺市集也是一种市集,若执着于其特殊性,无外乎另一种附庸风雅)。
在网络问题外(实际上,网络问题之所以显见,从侧面说明了当代艺术世界的话语权主导者普遍对新技术缺乏实践能力和想象力),对于如此次疫情的突发公共事件,艺术家缺乏因应此类事件的创作方法和创作能力(这里可以反观徐冰对911实践和03年非典的做法),且不少人难以做到独立思考。
艺术世界的独立思考存在一种怪象,即习惯去预设所谓「独立思考」得出的结论,并以结论来反推,这几乎是另一种体制内的思考方式。因而,纪念并重读因新冠肺炎去世的意大利贫穷艺术主要理论家Celant的思想在目前显得尤为重要(有关他的内容,以后会做一系列的译介和分析)。他的思想,以及诸多贫穷艺术家的思想,主要着眼于寻找第三条道路。此外,二战时期的西方艺术家,比如英国雕塑大师亨利·摩尔在应对空袭伦敦的事件中,发现了(遇见了)其艺术理想的具体表现形式。实际上,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大多数无关于政治话语,而是从更具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的。
在谈这个问题时,我们需要对「艺术有什么用?」作出自己的解答。前面谈到了「我们有什么用?」,现在反过来谈艺术的价值和作用。在疫情爆发之前,国内艺术界同样流行一种版本的「艺术无用论」(惊不惊喜?!意不意外?!),简言之,突出「艺术无用之用」这一玄而又玄的特质。尽管人人都这么说,但具体的实践方法却很少。从海德格尔笔下的梵高农鞋到阿布拉莫维奇大白话式的转译,无不告诉我们艺术家在场,或观察者在场之于艺术价值的重要性。因而艺术的价值可以在于以艺术家在场的形式,动用其一切特权赋予具体的人物、事件或物品。所以反过来说,问「艺术有什么用?」就是在问「为什么要创作某个主题,并使其成为艺术?」,而不是不假思索地将某个主题制作为图像、运动的图像或艺术的景观。这不是说,要逼迫艺术家物理地在场(显然优秀的文学家从不需要物理地在场),而是说要逼迫艺术家打开一个世界,不只是用线性的、二元论的那种非黑即白、漠视复杂人性的创作惯性来创作作品(艺术记录本身也不应如此贫乏,如艺术家能看清其本人身份的驳杂性,对某一事件,乃至其创作的作品,艺术家如前所述,也应将这种驳杂性置入进去,另外从字面意思上来理解,新冠疫情前后每个人又何尝不是新时空的移民)。一如做历史,不可带预设地罗织论据,做艺术,或说要使艺术显现其价值,也应注意这一点。
所以总的来说,在艺术世界整体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表现出来的那种无力和失语(虽然看上去有很多热锅上的蚂蚁),或许是因为在我们的创作中运用「符号」的比重太多了,从而导致创作方法的失效(这里要排除运用人类学方法或视角进行创作的艺术家,因为他们那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并不适合当前语境,毕竟他们需要物理地在场)。
现在,总结一下在目前形势下,青年艺术家和美术生应该做些什么?
我认为,趁此契机观察、思考、审视目前的艺术世界现象很有必要。同时应扪心自问「我有什么价值?」和「艺术有什么价值?」这两个问题。最后,尽可能摆脱既有的创作惯性(比如将生产图像代替创作的那种所谓学院式的创作方法),更深入生活和事件中去,同时横向比较那些艺术界话语权威对疫情及其相关问题的看法。有趣的是,这场恐怖的疫情(在全球化的助力下)不仅在医学层面做到了「人人平等」,在人文领域也一样,能让我们与遥不可及的权威平起平坐地谈论同一问题,并给出、交换各自的见解。
作为青年人,今年或是目前人生中最具挑战性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