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汪芳？ 第6页

最高赞答案 @Wanda 讲得不错，但还是有点问题。

读完这个回答，本来以为用错误的方法得到正确的批评只存在大众和诗人之间。但是现在发现原来也存在于学院派和民间写作者之间

首先共识是浅浅的诗歌很垃圾。这点毫无问题，但是因为所用方法的不同，大家都觉得对方是傻*。

答主算是很精准说出了大众与诗人之间的分歧所在。但是不自觉用了学院派的方法批判口语诗。

答主肯定是认同我们批判某个东西，首先要理解它是怎么想的这一点。但是答主后半部分却开始用学院派的东西来批判浅浅诗歌的口语化倾向或者叫民间写作倾向。虽然浅浅肯定不能算正经民间写作者，而且甚至连自觉的写作者都不一定算得上。但是她的这些倾向很明显就是受口语诗的影响，所以如果答主认同这一点，并作为立论基础，就应该用口语诗的逻辑来批判，否则就是文章逻辑的不自洽。

答主说现代诗歌追求超语言的东西，对吗？对于现代主义诗歌，自波德莱尔起，都是没问题的。

但是口语诗这里，就不全对了。口语诗追求超越，但追求的是在于语言内部对语义的超越。它的基础自然是对前代诗歌的批判（辩证法意义）。

现代主义诗歌超越语言，是怎么超越的呢？最后我们看到的结果是“真理”，也就是不管诗歌本身包含了真理还是暗合了真理（答主应该很了解西方文论，就不赘诉），最终要达到某种终极意义，这个东西存在于诗歌之外。这和西方人的基督信仰与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有关，这就是知识社会学的范畴了。

但是真理本身还是一个宣称，某种程度上宣称就是语言，所以现代主义超越语言但是最终回到语言（甚至没有超越语义），这是一个悖论。

杨黎认为语言不可超越，因为诗歌就其本质来说就是语言。我们要做的是超越语义，就是超越语言的能指，最终达到语言的能指。

废话主义是代表，代表了口语诗倾向的最纯粹最激进的形式。

具体如何超越的，就不赘诉了。

简单来说，口语诗不关心真理宣称，只关心语言的超语义部分和具体经验（而非抽象经验与真理）。

所以口语诗人认为浅浅的诗歌垃圾，是因为在语言上就不好，在具体经验上也不深刻。

当然答主你应该也很了解口语诗，可能只是立场上相信文学要达到真理。

答主的回答逻辑通畅，文笔优美 例证丰富，是未来的学术之星。

浅浅的诗，就主要作品来看，比余秀华，许立志要差一些。通俗来说，算是中国三流以下的诗人。

语言上稍显稚嫩，对经验的切入太过肤浅，都是问题。

而且好像也没形成自己的风格，感觉就像对各种诗歌风格的模仿，然后模仿了口语诗就不幸被骂上了热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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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简单点说这是一件很魔幻的事，网友终于不再像十几年前那样用一套错误的批判方法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次，他们居然用错误的批判方法得出了一个形式正确的答案。就好像你在一个有强迫症的程序猿面前一顿乱敲键盘，结果敲出了一段可以运行的代码。作为诗人，我和我的朋友们现在的心情就像这个程序猿一样糙蛋。

用故事来说，假设豆花自古以来就是甜的，大家从小吃到大，从没有吃过咸豆花。然后有一天A经过潜心研究，认为咸豆花有搞头，就搞了，他们觉得味道居然意外的甜美。然后在一个小圈子里吃。

过了一阵子，有一个刚学做菜女孩B，看到了一些人的咸豆花，虽然吃了一些说不上来它为什么好吃（她也说不上来为什么甜豆花好吃），但是开始做了。它没有得到A他们配方的精髓，只知道要加盐，所以做出来的味道没有多好吃。

然后B的咸豆花被一些人知道了，他们觉得咸豆花就是黑暗料理，说B根本不会做菜，做的肯定是黑暗料理。有一些人尝了尝，发现的确不好吃。另一部分听说不好吃，就跟着说不好吃。

这其实就是浅浅事件的寓言版。A是口语诗歌的开创者们，是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参与者们。甜豆花是原来的诗歌，就像发展出咸豆花一样，第三代诗歌运动发展在批判前代诗歌的基础上发展了口语诗。糖和盐，其实就是两种诗意的发生方式，它们完全不同，就像糖与盐赋予了豆花完全不同的滋味，两类诗歌也有完全不同的感觉。而他们的相同点只有豆花，在诗歌里面，我们叫他诗意。

B就是浅浅，所有人都知道B做的饭很难吃，就像所有人都知道浅浅的诗写的很难，但是逻辑是不一样的。一部分认为B做的很难吃是因为他们认为豆花只能是甜的，咸豆花就是黑暗料理，而另一部分认为B做的难吃，是因为她调料放的有问题，没有合适的比例，因为这些人自己会做咸豆花。大众往往都是前者，他们在语文教育中接受的对于诗歌的定义，就像豆花只能是甜的这种想法一样成为了他们的思想钢印。只是他们不知道，这些定义早就被最新的诗歌写作者所颠覆了。

甜党和咸党不分伯仲。而大众站队往往相当整齐，这才是我们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

首先是大家都接受了语文教育，我们早已被唐诗宋词教给我们的东西固化了认知，或者是被某些名气大的吓死人的外国诗人，或者是深受文青喜爱的大众出版诗歌固化了认知。

但是问题更关键的是，告诉你诗歌要想象丰富，要押韵，要文笔优美这些你容易接受，因为他们是形式简单的断言。而告诉你诗歌可以追求超越语义，诗歌诗化生活经验，你就不容易接受，一来这些东西与你固有的认知相冲突，二来不是简单明了的断言。并且最可怕的是，我们会用自己的人知不断的塞选自己认为是诗歌的诗（虽然大部分大部分时间都不读），于是你神奇的发现，我的观点没有问题，因为没有反例。

咸党永远无法说服甜党，口语诗永远无法被作为浪漫主义信徒的大众接受。

最高赞答案 @Wanda 讲得不错，但还是有点问题。

读完这个回答，本来以为用错误的方法得到正确的批评只存在大众和诗人之间。但是现在发现原来也存在于学院派和民间写作者之间

首先共识是浅浅的诗歌很垃圾。这点毫无问题，但是因为所用方法的不同，大家都觉得对方是傻*。

答主算是很精准说出了大众与诗人之间的分歧所在。但是不自觉用了学院派的方法批判口语诗。

答主肯定是认同我们批判某个东西，首先要理解它是怎么想的这一点。但是答主后半部分却开始用学院派的东西来批判浅浅诗歌的口语化倾向或者叫民间写作倾向。虽然浅浅肯定不能算正经民间写作者，而且甚至连自觉的写作者都不一定算得上。但是她的这些倾向很明显就是受口语诗的影响，所以如果答主认同这一点，并作为立论基础，就应该用口语诗的逻辑来批判，否则就是文章逻辑的不自洽。

答主说现代诗歌追求超语言的东西，对吗？对于现代主义诗歌，自波德莱尔起，都是没问题的。

但是口语诗这里，就不全对了。口语诗追求超越，但追求的是在于语言内部对语义的超越。它的基础自然是对前代诗歌的批判（辩证法意义）。

现代主义诗歌超越语言，是怎么超越的呢？最后我们看到的结果是“真理”，也就是不管诗歌本身包含了真理还是暗合了真理（答主应该很了解西方文论，就不赘诉），最终要达到某种终极意义，这个东西存在于诗歌之外。这和西方人的基督信仰与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有关，这就是知识社会学的范畴了。

但是真理本身还是一个宣称，某种程度上宣称就是语言，所以现代主义超越语言但是最终回到语言（甚至没有超越语义），这是一个悖论。

杨黎认为语言不可超越，因为诗歌就其本质来说就是语言。我们要做的是超越语义，就是超越语言的能指，最终达到语言的能指。

废话主义是代表，代表了口语诗倾向的最纯粹最激进的形式。

具体如何超越的，就不赘诉了。

简单来说，口语诗不关心真理宣称，只关心语言的超语义部分和具体经验（而非抽象经验与真理）。

所以口语诗人认为浅浅的诗歌垃圾，是因为在语言上就不好，在具体经验上也不深刻。

当然答主你应该也很了解口语诗，可能只是立场上相信文学要达到真理。

答主的回答逻辑通畅，文笔优美 例证丰富，是未来的学术之星。

浅浅的诗，就主要作品来看，比余秀华，许立志要差一些。通俗来说，算是中国三流以下的诗人。

语言上稍显稚嫩，对经验的切入太过肤浅，都是问题。

而且好像也没形成自己的风格，感觉就像对各种诗歌风格的模仿，然后模仿了口语诗就不幸被骂上了热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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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简单点说这是一件很魔幻的事，网友终于不再像十几年前那样用一套错误的批判方法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次，他们居然用错误的批判方法得出了一个形式正确的答案。就好像你在一个有强迫症的程序猿面前一顿乱敲键盘，结果敲出了一段可以运行的代码。作为诗人，我和我的朋友们现在的心情就像这个程序猿一样糙蛋。

用故事来说，假设豆花自古以来就是甜的，大家从小吃到大，从没有吃过咸豆花。然后有一天A经过潜心研究，认为咸豆花有搞头，就搞了，他们觉得味道居然意外的甜美。然后在一个小圈子里吃。

过了一阵子，有一个刚学做菜女孩B，看到了一些人的咸豆花，虽然吃了一些说不上来它为什么好吃（她也说不上来为什么甜豆花好吃），但是开始做了。它没有得到A他们配方的精髓，只知道要加盐，所以做出来的味道没有多好吃。

然后B的咸豆花被一些人知道了，他们觉得咸豆花就是黑暗料理，说B根本不会做菜，做的肯定是黑暗料理。有一些人尝了尝，发现的确不好吃。另一部分听说不好吃，就跟着说不好吃。

这其实就是浅浅事件的寓言版。A是口语诗歌的开创者们，是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参与者们。甜豆花是原来的诗歌，就像发展出咸豆花一样，第三代诗歌运动发展在批判前代诗歌的基础上发展了口语诗。糖和盐，其实就是两种诗意的发生方式，它们完全不同，就像糖与盐赋予了豆花完全不同的滋味，两类诗歌也有完全不同的感觉。而他们的相同点只有豆花，在诗歌里面，我们叫他诗意。

B就是浅浅，所有人都知道B做的饭很难吃，就像所有人都知道浅浅的诗写的很难，但是逻辑是不一样的。一部分认为B做的很难吃是因为他们认为豆花只能是甜的，咸豆花就是黑暗料理，而另一部分认为B做的难吃，是因为她调料放的有问题，没有合适的比例，因为这些人自己会做咸豆花。大众往往都是前者，他们在语文教育中接受的对于诗歌的定义，就像豆花只能是甜的这种想法一样成为了他们的思想钢印。只是他们不知道，这些定义早就被最新的诗歌写作者所颠覆了。

甜党和咸党不分伯仲。而大众站队往往相当整齐，这才是我们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

首先是大家都接受了语文教育，我们早已被唐诗宋词教给我们的东西固化了认知，或者是被某些名气大的吓死人的外国诗人，或者是深受文青喜爱的大众出版诗歌固化了认知。

但是问题更关键的是，告诉你诗歌要想象丰富，要押韵，要文笔优美这些你容易接受，因为他们是形式简单的断言。而告诉你诗歌可以追求超越语义，诗歌诗化生活经验，你就不容易接受，一来这些东西与你固有的认知相冲突，二来不是简单明了的断言。并且最可怕的是，我们会用自己的人知不断的塞选自己认为是诗歌的诗（虽然大部分大部分时间都不读），于是你神奇的发现，我的观点没有问题，因为没有反例。

咸党永远无法说服甜党，口语诗永远无法被作为浪漫主义信徒的大众接受。

最近对于方方日记事件很感兴趣，今日细读了一遍，想要写点儿什么，但发现复旦余亮一文基本已先得我心，转载于此，以供参考。

我补充一点个见：简单说来，由于对《日记》的评价已牵涉到立场不同的各方力量，评价《日记》本身的高下与汪氏本人的素养（或是否特权），意义已然不大。但当一切问题都变成立场问题，那讨论也就不能再继续了。我写这篇东西只是希望提出一点可供讨论的问题。而且细读《日记》，在阴历二月廿四（我看到的稿子只有阴历日期）之前，不过如她自己所言:

“有些话，你们还是得让武汉人说出来。说出来，心里会好受一点。我们都已经被封在这里十多天了，见到那么多的惨绝人事。如果连发泄一下痛苦都不准，连几句牢骚或一点反思都不准，难道真想让大家疯掉？”

她也明白自己视角的局限性：“我是一个个体写作者，我只有小的视角。我能关注到能体会到的，只有身边一些碎事，以及一个个具体的人”，也更没有说自己能代表武汉，“它就是随心所欲式的，把我自己内心的喜怒哀乐写下来而已。不是新闻，更不是小说。而这种喜怒哀乐的情感，不会跟所有人相同，也不会符合每个人的标准”。故此她也倡导让大家看新闻，也会正面写好消息：

“自部队入汉后，武汉的效率似乎明显提高。这个打法，也有点军人做派，显得蛮干脆利落。我对此怀有期待。更希望，在各级隔离中的病人，能有保证质量和值得信任的治疗。”

包括对方舱医院初建时的负面报道，也有回击：

“大家关注的方舱医院已经正式开始使用。一些进去的病人有视频图片和文字出来。有人认为条件太差，亦有牢骚，诸如此类。但我想，只用了一天时间建成的方舱，仓促之处，总会有点乱。而后绪的工作，应该很快会跟上。这么多人在一起，众口难调，更何况都是病人。焦燥不安或是心烦意乱，总会有的，毕竟舒适度不如自家。下午武大冯天瑜先生给我发来信息，说阎志告诉他，他们负责会展中心和武汉客厅两个方舱医院，他会全力做好保障。‘安装多台电视、设图书角、设充电岛、设快餐角、保证每个患者每天一个苹果或香蕉，尽量让患者感到温暖。’看看，其实都有考虑。”

至于《日记》的缺点，大家也都谈得不少了，也多有中肯之语，此不赘举。总之若以寻常老妪絮语观之，倒也不必便扣上无数大帽。然而在二月廿日她写到“一地手机”被证实为虚假消息并遭到抨击之后，《日记》就转变了。大量斥骂“极左”的声音开始出现，在舆论场观察她的同时，她也被舆论场撕裂了。因此现在本答案下几乎所有的回答都成为“亮明立场”而已。但立场的问题其实没什么讨论的余地。至于方方本人的背景以及往日的旧账，从就事论事的精神来说，也暂可不必追究。

我觉得真正可讨论的问题是，从伤痕文学以来的“当代文学”，事实上已经完全和时代脱节了，方方最主要的症结还不在“不真”，而是不好。“深刻”“人性”“启蒙”“揭露”“反思”“苦难”这些大词，掩盖不了作品本身的低劣、作者灵魂的单薄与思考的浅陋。读者期待的已经不再是抽象的情绪和正义感，而更需要以勇气和智慧真正切入生活，深入理解自然与社会运行各方面的深层机理和问题，在人与这些问题的相刃相靡之中，表现出伟大的想象力、创造力以及对人性复杂一面真正深刻的揭示并形诸文字——正如《三体》所揭示的那样。关于《三体》的深刻性，可参看一种“学院派”的解读：

而“文人”的通病恰恰就是只有抽象，不知具体，而且还凭借着对这种“抽象”概念的所谓理解，生出一种无端的自负，而蔑视所有的“具体”。晋代好虚浮，文人已如此，当时裴頠云：

是以立言藉其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㪚其廉操，谓之旷逹。故砥砺之风，弥以陵迟。

南宋的陈亮批评当时的理学家也说：

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

总之，中国古代的智识阶层就存在一种倾向，既要参与到现实政治中去，但对于支撑国家机器的各种基本因素——尤其是财政与军事问题，又不甚了解，甚至不愿意去了解。因此“书生论政”，或者夹杂个人好恶而陷入党争，或者纯以经典议事而归于迂腐，或者偏听偏信而仅成牢骚……读史早知今日事，我觉得在两晋玄言家、唐末清流、南宋理学家、明末东林党甚至晚清的清流身上都能看到这种特点。

自从当代文学产生以来，“深刻”“人性”“启蒙”“揭露”“反思”“苦难”“尊严”，这些抽象的大词，却竟也慢慢演变成了新的玄学和理学。而方方一代不也正是“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吗？况且知识阶层圈地自牢、在某一体制内自娱自乐的倾向，在今天更为突出。就我个人多年在高校的观感，许多人文学者生活常识之匮乏简直令人无语……偏偏他们对于国事还是“关心”的。作协不也是如此？王小波当年嘲笑作协，说他们居然还有例行“体验生活”的活动，难道他们自己没有生活吗？可实际上很多“文人”还真就是没有生活。包括方方，作为一个长期处于体制内的作家，她有没有自己的日常生活，换言之她能不能真正与处于生活之流中广大人民群众发生深刻的共情，事实上是很可疑的。即便支持方方的人，请你们细读她的文字，即便是在哀民生之多艰的部分，请问诸君最后能看到的是“我们的痛苦”，还是“从上面看到的你们的痛苦”？我觉的恐怕是后者罢。

不过，作为中文系的一员，要补充的一点是，即便在“学院”之内，绝大多数人，尤其是学生，对于上述“文人通病”也极抱不满，而且也在踏踏实实地思索与创造。因为痛感“文人通病”而把全部文科生都打倒，也不免敌我不分——况且马克思不是文科生？李德胜不是文科生？眼看着对方方的批判要蔓延成对全部人文学科的否定，说心里无动于衷，也不可能。

当然，单纯的辩解是无用的，要靠自己有拿得出手的干货才行了。

同志仍需努力啊。

文学本来是要让我们联结的，不是分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