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NBC这个评论员的评论实际上已经很能够反映民主党建制派里头很多人的心态了。
我现在比较怀疑民主党建制派那帮蠢货是不是真的宁愿川普再连任四年也要阻止桑德斯当选。
面对游行示威,这个中国总领馆要是能换成美国大使馆,那么这个局面将绝杀。
可惜换不得。
毕竟美国国土上暂时不能有美国大使馆。
还原史实的一些细节,可知凯文·卡特并不像某些人认为的那么罪大恶极:
1. 拍照地点离联合国赈济中心不远,小女孩的父母在那里领救济品,周围的人不会少,只是照片拍摄角度的问题,显得只有女孩和秃鹫而已。
2. 卡特拍完照后,走近把秃鹫赶走,这是一个本能的举动,至少他认为当时这样做已经能够保证小女孩的安全。
3. 外国记者去苏丹前都接受过培训,其中一个反复强调的点就是不要跟当地人接触,以免染上各种传染病,有了这次新冠的教训,我们应该知道传染病有多可怕。
4. 卡特自杀不完全是因为这张照片给他带来的舆论困境,还有离异、孤独、经济拮据、朋友殉职、看到太多战争的阴暗面等等原因造成的抑郁症。
南非摄影记者凯文·卡特在苏丹时,捕捉到一个难得的镜头:一只秃鹫守候在一个瘦骨嶙峋、艰难爬行的小女孩后面,只等她死去就上前饱餐一顿。
按下快门时卡特没有想到,这张照片会给他带来职业生涯的最高荣誉,同时又让他沦为千夫所指的目标,最终抑郁而死。
那是1993年3月,卡特到苏丹采访,在阿约德村附近他发现了一个女孩,她在挣扎着前往联合国赈济中心的途中停下来休息,一只秃鹫飞到离她不远的地方落下。卡特耐心地等待了20分钟,秃鹫和小女孩都没有发现他就在附近。等到秃鹫离女孩足够近的时候,卡特获得了令自己感到满意的构图,他按下几次快门,上前把秃鹫赶走,然后转身离开,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刚拍下了新闻摄影史上最具争议的照片。
卡特后来回忆,这个小女孩的父母当时忙着赶往运送赈灾物品的飞机领取食物,所以她只是短时间内无人陪护。为了对女孩和秃鹫准确对焦,并且不会吓跑秃鹫,卡特蹑手蹑脚地接近了他们,在大约10米开外的地方拍下了几张照片。
这张照片卖给了《纽约时报》,出现在1993年3月26日的报纸上,在那之后不到24小时内,报社接到了几百个电话,询问小女孩是否活了下来。后来《纽约时报》不得不刊登了一则特别说明,表示当时小女孩有足够的力气离开现场,不会有生命危险,至于她现在是否还活着,报社并不知情。这个说明并没有让关心女孩命运的民众感到满足,他们进而把矛头转向了卡特,质疑他为何只管拍照,却没有伸出援手。
那时候互联网还不普及,但民众和媒体的舆论压力还是让卡特不堪重负。比如佛罗里达州的《圣彼得斯堡时报》写道:“这个男人罔顾女孩的痛苦,只顾转动他的镜头,拍下最完美的画面,他是一个掠食者,他是女孩身边的另一只秃鹫。”
人们之所以如此愤怒,不仅仅是因为卡特在拍照和立即赶走秃鹫之间选择了前者,更因为他亲口承认自己事后并没有帮助小女孩,而是任由她继续艰难地前往赈济中心。关于这一点,卡特也有自己的理由,前往苏丹前他们就被告知不要与当地人接触,以免染上疾病。据卡特估计,当时每小时都有20来人在赈济中心附近死去,这个小女孩并不是唯一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何况就算他施以援手,也不知该从何帮起。
1994年,卡特凭借这张照片赢得了普利策奖,几个月后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1994年7月27日,卡特驾着他的皮卡车来到帕克莫尔的学习实践中心附近,那是他童年时玩耍的地方,他把一根软管的一头接上车尾的排气口,另一头塞进车里,用这种方式终结了33岁的生命。卡特在遗书中写道:
“我很抱歉,真的很抱歉。生活的痛苦压倒了欢乐,直到欢乐不复存在……我情绪低沉……没有人给我打电话……没钱付租金……没钱付孩子的赡养费……没钱还债……钱!!!那些关于杀戮、死尸、愤怒和痛苦的回忆困扰着我,在我脑海中变得越来越鲜活……还有那些挨饿或受伤的孩子,以及那些好战的疯子,他们多半都是警察或刽子手……我要去跟肯(指他的同事肯·奥斯特布鲁克,此前在工作时被联合国维和部队误杀)团聚了,如果我们足够幸运的话。”
卡特是纪实摄影的牺牲者,他们所承受的痛苦往往来自职业道德与人性良心的冲突。除了“濒死的女孩”这张著名的照片外,卡特在上世纪80年代还拍摄过南非种族隔离时代的众多暴力冲突和酷刑,其中包括被称为“火项链”的酷刑,受刑者被套进灌满汽油的轮胎活活烧死。卡特曾谈过他工作时的心理状态:“我的思考必须从视觉效果出发,我拍摄死尸时会拉近焦距,把死者的脸和伤口都收进镜头。卡其色制服上一抹红色的血渗进沙子,死者的脸有些发灰,这些都是我要考虑的。尽管我的心在狂叫:‘上帝啊!’但我是在工作,别的事情等工作结束后再去解决。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那就别吃这碗饭了。”
-----都看到这儿了,点个赞再走呗-----
我的新文章会在个人公众号弄影记(微信号:feiyumylife)提前首发,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答案和文章转载请私信征得同意,并需注明出处,否则将举报并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