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政策本身是侵犯基本人权的恶政,这毫无疑问。
恶政放宽了(虽然没有取消),这当然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很多人说真正的自由应该是生育完全由每个家庭来决定,理固然没错,但也应看到现实:计生委作为一个利益团体,指望它短时间内退出历史舞台,不可能。所以,哪怕是再微小的一点进步,也算是进步,也值得欢呼。因此,我下面的答案不会再纠结“放宽计生政策不等于生育自由”,当然不等于,但总归是比一点自由都没有要好。
我所好奇的是,为什么很多所谓的“女权主义者”一方面号称“女权即人权”,另一方面却又在为这种侵犯基本人权的恶政叫好,担心其一旦松动就会“影响平权运动”。
如果说存在所谓“伪女权”的话,那么在我看来,“生育机器”可能算是最“伪女权”的一个词。说得好像女性就没有生育的需求似的。
支持平权运动的人,大概不会反对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一大重要特征就是,任何人都无权替别人做出价值判断。你认为事业有成算是幸福,别人也许认为儿孙满堂算是幸福,这两种价值观并没有对错之分。现在计生政策放宽了一个口子,给了那些“认为儿孙满堂算是幸福”的人一个机会,这难道不是应当令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包括平权主义者)感到欣喜的么?强制一胎化政策带给太多中国人(当然包括中国女性)的血和泪,某些人是真没看到还是装作没看到?贵乎上太多人该多接接地气了。
另外,许多人提到家庭(主要指丈夫、公婆)会要求女性多生育,并指责这是“侵犯女性权利”,然而他们恐怕并未明白什么叫“侵犯权利”:
运用强制手段逼迫你必须做某事或者不许做某事,这叫做侵犯你的权利;
动用某种非强制的方式引诱、劝说,甚至施加某种压力让你做某事或者不做某事,这不叫侵犯你的权利。
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对女性生育权的侵犯和家庭对女性生育的压力,根本就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当然,应该承认的是,男权主义对女性“多生”的要求,是一种文化上落后的表现(请注意,我在此处并没有说“多生”是一种文化上落后的表现)。然而,这种落后应当通过各种社会、经济、文化等方式予以破除,而不应指望专制主义政府通过激进的手段强行禁止。一来,效果并不明显,政策一松就会明显反弹;二来,这种政策与“破四旧”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认为政府比自家的爹妈、老公、子女更靠谱,这种想法……怎么说呢,用“naive”来评价,都侮辱了"naive"这个词。
前不久去土耳其玩儿,跟当地人聊天,发现该国有一个议题——女性能否戴头巾,与中国的计生政策十分相似。
出于推动世俗化的考虑,1920年代后期,在凯末尔的推动下,土耳其议会立法,禁止任何公共机构雇员和公立学校的女学生佩戴头巾。
2002年,倾向于伊斯兰主义的政党正义与发展党在大选中获胜组阁。从那时起,他们就开始推动议会修改这项法律。终于,在2012年,该法律得到了修改——公立大学的女学生,可以依据其个人意愿选择是否佩戴盖头,而不必被强制性地摘掉盖头了。
那么,对于这项法律的修改,土耳其国内的女权组织会给出什么样的态度呢?
答案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一片赞扬!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对于出身于宗教保守家庭的土耳其女孩来说,如果上大学就必须摘掉头巾的话,她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并不会选择摘掉头巾,而是会选择不上大学。而教育,才真正是提高女性地位的关键因素之一。
任何人,都无权为了追求形式上的“平等”或“进步”(哪怕是冠以“平权运动”或者“民族的进步”这样的名义),就如此粗暴地否定了她们以自己认可的形式追求幸福的可能性。
将“未来的黄金时代”这张空头支票许诺给她们的子孙,却没有人为她们现世的幸福负责,你有这个权力么?国家有这个权力么?
那与我国上世纪50~70年代的激进主义狂潮又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问题与我国的计生政策,算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吧。只不过看得出来,土耳其的女权组织,其姿势水平比中国的某些“女权主义者”还是要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至于目前排名第一的
@白洛翎的答案中所谓“生孩子这种事情女性吃亏家庭吃亏”这种话,没别的可说的,呵呵罢了。原来人类几万年的历史,就是一部自找吃亏的历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