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袁崇焕的五年平辽和毛文龙两年平辽都不靠谱，那么究竟要怎么平辽才靠谱？ 第1页

广宁之战后平辽本身就不靠谱。如果一定要，有一个办法。崇祯一上台就和后金议和，让皇太极交出一个女儿当太子妃，爱新觉罗家当外戚，八旗老爷当勋贵。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确定“平辽”的定义，是长期保持土地直接管理权？还是能够通过当地民族政权间接管理？或是仿照朝鲜和“归义王”那样的番邦即可。

如果把前两条作为目的，又没有太多的银子，那么怎么办呢？

孙武和之前很多兵家大佬都给过答案。

上兵伐谋：挑动女真统治集团内部分裂，破坏女真集团脆弱的经济基础。

其次伐交：林丹汗很愿意拿明朝的钱（正常商贸就行）去打女真的。

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明朝自己主要干的是这两件事）。

一般双方战争，无外乎制度、战略、战术三个层面的东西。

所谓制度层面，就是凭借先进或者对路的制度，拥有更能战的军队、更充足的钱粮、更高效的动员能力，从而战胜对方。

在萨尔浒之前，明朝真的有这个制度自信，但后来发现不是这么回事，虽然理论上凭借体量压都压死几个后金了，但基于大明感人的动员能力和军队水平，还真体现不出自身制度有什么优秀的。

所以后来大明真正在制度层面发力，只能说是孙承宗的“辽人守辽土，辽土养辽人”这么一套制度。这相当于一个局部政治改革，毕竟大明体量太大了，即便辽东，如果制度得当，依然可以动员出远多于后金/清的兵力，再加上背后朝廷的输血，是完全可以重点进攻成功的。所以孙希望凭着这套制度，从而逐步全方位干掉后金/清。

结果历史也表明了，这套希望凭借制度来干掉对方的方式，是完全破产的。这套旨在改善大明低效状况，利用局部高效能力加上全国物资支持的模式，看起来很美，实际上却直接造出了关宁和东江这两个军阀色彩浓厚的集团，一个后来基本打包投清，一个在战绩越来越乏善可陈中最终打败且仅存部分也最后关头投清。

这说明，大明的制度已经问题太严重了，想从这个方面入手，普通改良是没用的，当然，彻底改革是更不可能的。

所谓战略层面，就是凭借自身优势一面，恰当扬长避短，让对方无计可施，最终被耗死。

熊廷弼的方式基本上可以算作战略层面，利用大明相对雄厚的经济能力，在辽阳等地还在手的时候，真正对后金建立起一个有效的防御圈。从而尽可能避免自身军队战斗力不足问题，让后金优秀的野战能力难以发挥，最终逼迫对方经济破产，耗死对方。

这个战术如果坚持，是有可能类似于北宋对西夏战术一样——虽然军队战斗力确实不太好看，但是利用经济优势最终让对方先崩盘。

这个方式要想成功，关键是执行问题。因为既然能经济上耗死对方，说明自己体量比对方大太多了，综合实力强太多了——但既然综合实力强这么多，为什么不干脆来一波搞死对方呢？

大明就总是忍不住这么想，所以刚有点效果，就安耐不住冲动，既心疼高额军费，又随着形势略好再次自信爆棚。结果就是袁应泰、王化贞两次执行不力或者更改战略。导致关外形势崩盘，熊廷弼的战略也随之流产。

如果说大明能够战胜后金，可能战略上这次努力是最有可能的机会。但大明政策执行缺乏一贯性，每当形势好转一点就莫名自信，使得战略层面无法持续，也丧失了可能胜利的机会。

所谓战术层面，那就是在战场这个层次上，怎么能够用好优势，寻找对方问题并利用得当。

战略和战术的不同就在于，战略层面能发力时候，说明形势上占优；而只能战术层面发力时候，往往已经形势不太乐观，所以必须靠一次次的小战斗尽量积小胜为大胜。

袁崇焕也好，毛文龙也好，其实都已经只能算战术层面的动作了。

彼时的辽东，大明领土主要就是辽西这部分，土地狭长，已经不可能像熊廷弼时代那样可以全面钳制后金。此时后金更具备战略主动性。所以袁崇焕也好，毛文龙也好，其实就是利用坚城或岛屿等方式，与清军能够较长时间对峙，并伺机骚扰。这种打法不但被动，而且效果非常有效。毕竟清军有着更大的战略主动和自由。

但是，这个方式也不是没有成功可能，只不过成功的关键不在自己而已。

毕竟后金是个刚刚从原始部落整合起来的年轻政权，这种年轻政权要完成封建国家建设还有一段路要走，但这段路往往充满意外。毕竟，对于这种年轻政权，往往是军事强人模式，凭借一个军事强人强拢大家，短期爆发出超强战斗力。但随着时间发展，底盘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杂，军事强人如果政治能力不足，内部问题就会越来越多。更重要的是，军事强人一旦死去，继承人如果能力稍有不足，这种“政权命运系于领袖”的状态下，很容易短期出现大崩盘，在内部内讧或矛盾激化中快速灭亡。

这种情况在起点较低的少数民族政权中更容易出现，两晋时代的大量少数民族政权，都出现过此类特征。而后金并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后金的兴起，努尔哈赤这个军事强人的能力是决定性作用的，而努尔哈赤后期政治能力的不足，严重影响了后金内部的整合，后金的矛盾日益激化。

此时，凭借袁崇焕等人这种战术层面的方式，只要勉强顶住后金，等着后金矛盾激化直至崩盘，是完全可能的。

尤其在后金矛盾剧烈时候，军事强人努尔哈赤随之死亡，更是让人可以看到这种年轻政权崩盘的曙光。

当然后面的历史都知道了，后金出了个皇太极。此人一上台，就有效缓解内部矛盾，整合辽东占领区力量，吞并蒙古从而获得足够宽阔的战略空间，更重要的是，基本完成了大清的封建化改造。大明此时依靠战术层面的努力，根本无力阻拦皇太极这一系列工作，那就只能看着对方越来越强大，最终彻底无法战胜。

所以，袁崇焕也好，毛文龙也好，到了只剩下战术层面努力的时候，其实就是一边抗住一边祈祷对方这个年轻政权在成长中出现犯错。但是，当皇太极出现后，这个努力就迟早付诸东流。

所以回头看，袁、文的不靠谱，也不能怨他们。毕竟到这个时候，只剩下战术层面努力时候，事情的发展一大半就得看对方是否犯错了。

大明在制度方面无法有效改革，在战术层面又遇到皇太极这个超一流对手。所以你要说大明怎么做才靠谱？我觉得可能只有在形势还可以时候，凭借战略层面的努力耗死对方，正如熊廷弼时代一样，或许相对最靠谱。但大明的制度问题，决定了他无法贯彻战略，那就真的没什么招了。

要明了这个问题，首先就要分析问题究竟有几个方面，每个方面都有什么需求，明朝需要做什么，明朝实际做了什么。

从军事角度说，萨尔浒之战表明，明军缺乏大兵团作战能力。而在此后努尔哈赤时代的历次作战中，后金几乎从未有攻克明朝城池的能力，严重依靠内应。

这样，我们就知道明军需要什么。一是大兵团作战能力，二是肃清城防内奸能力。

这又要做什么呢？前者需要组建野战军，后者需要严肃城防纪律。

那么现实中，明朝是怎么做的呢？

针对第一点，明朝修筑了大量城堡，将大量军队转变成了城防部队。这是与实际需要背道而驰的。不是说不能防守城池，而是说要主次有别。

很多人之所以争论守城还是野战，不是因为他们明白为什么要战守，而是因为他们的思维极度简单化，以为守城就必然不能野战，野战就必然不能守城。

战守之争的实际内容，是以战为目的还是以守为目的，是围绕战的目的配置资源还是围绕守的目的配置资源。不是放弃野战还是放弃守城。战守之争是主次之争，不是非黑即白。

当然了，很多人是如此之蠢。你就是说得这么明白了，他们还是要跳出来大喊三声“赢不了了，等死吧”。战时这种人一般就作为内奸处理掉了。

针对肃清内奸这一点，明朝早有定规：很简单，主军守城，客军出战。只要严格执行起来就差不多了。后来这一情形基本不再发生了。

从政治角度说，努尔哈赤以所谓七大恨起兵，宣称自己的正义性。

历史上，清朝所谓七大恨有过诸多版本，对于七大恨的修订工作似乎一直持续到了乾隆时期。从其流传过程可以看到，努尔哈赤所谓七大恨有很多漏洞。那么明朝完全可以针对这一点，进行针对宣传，彻底粉碎其所谓七大恨的政治号召力。现实中这方面明朝也做了一些工作，不过后来重点都在战守之策上，社会关注度不高。这一点其实不应该放松的。

最简单的应对策略，是组建一支军队，直接定名为“辽东孤儿”，打出复仇的旗号。

不论这支军队是不是上战场（肯定是要上战场的），这都是一个切实有力的旗帜，是一个坚定有力的政治号召。而这一支军队也必然在建军理念上不断强化自己的决战意识，并且会在各种军事会议上给予其他军队以极大的压迫感，甚至起到无形中的监视作用。

从财政角度说，孙子兵法说得很清楚，兵贵胜，不贵久。但是有些人不太理解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提出，为了赢得胜利，需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整训野战兵团。他们会跳出来说“兵贵胜不贵久”。你这几年光练兵了太久了。你要问他们该怎么办。他们就提出要守城。那守城就不久了吗？这个时候他们就不说话了。

因为他们就是在断章取义，随便拿一句话抬杠。

既然要抬杠，那就说这个“兵贵胜，不贵久”好了。

孙武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孙武说了，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所以，旷日持久，每多一天，就要多费千金。十天就是万金。一月就是三万金。一季就是十万金。一年就是四十万金。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如果同样要旷日持久，是修建大量城堡花钱，还是组建野战军花钱呢？

修筑城堡时，必须有野战军出征保护。换言之，筑城开支是在野战军出征开支的基础上增加了筑城开支。在城堡筑城后，还要分兵把守，进一步增加开支。而如果减少不必要的城堡，大量野战军只要回去训练就可以了，经费消耗极少。

明朝当时的问题，就是财政危机。很多人痛心疾首的说，明军将士衣不遮体食不果腹，衣甲弊而兵杖残，对待军人十分刻薄。说到底不就是没钱吗？钱呢？还有人怒斥平民不该起义。平民不起义就饿死了能不起义吗？那平民为什么会被饿死呢？因为横征暴敛三饷加派。说到底，就是个财政破产。

财政都破产了，还非要选个开支明显更为巨大的方案，这不是找死吗？

从财政角度说，迫于形势暂时休养生息，这是必然选择。刘邦亭长出身，没有接受过皇家教育，结果人家就知道休养生息。明朝的信王怎么说也是皇家出身，身边也是众正盈朝，怎么就什么也不知道呢？

修建大量城堡还有一些大问题。

兵法曰：“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

修建大量城堡，造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违背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的战术原则，出现了“我分为十，敌专为一”的被动局面。

修建大量城堡，造成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违背了“形人而我无形”的战术原则，出现了“形我而人无形”的被动局面。

注意，我一直说的是修建“大量”城堡。大量，汉语词汇，拼音为dà liàng，解释为数目很多。

我想，大多数人都能分清“数目很多”和“数目不多”的区别。

修建几处必要的城堡是可以的，投入大量物资修筑大量的城堡是不必要的。历史上，明朝多次修筑大量城堡，结局是每次听说后金要来，就烧掉跑了。这就是字面意义上的“烧钱”。

平时花费了大量的维持经费，积蓄了可以进行反围困战役的物资，结果敌人一来就烧掉跑了。这是自伤。

问题还不仅仅在这里。

历史上，宣府将领金国凤带领本部人马来到辽东作战，遭到了清军主力的长期围攻。可是明军救兵却迟迟不至。经过艰苦的抵抗，清军实在无力继续围困，被迫放弃攻城。金国凤取得了守城战的惨胜，但是所部主力已经基本覆灭。

在金国凤失去了所部主力以后，几个月后，再次遭到清军围攻。这时名义上归属他指挥的兵马达到上万规模，但是，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这上万人马不但按兵不动，而且出现了金国凤父子带着几十名家丁在敌军大军云集的情况下孤军出城、最后全部战死的现象。

我们知道，金国凤父子最后只带了几十人出城，我们同时又知道，城内明军多达万人。

几十对一万。

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金国凤父子其实没有选择。他们出城，就被敌人杀，他们不出城，就很有可能被扣一个“畏敌避战”的帽子，被自己人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城内有上万人马，都不是自己人。谁说了算呢？活人说了算。总之都是死。

这两次作战深刻暴露了辽东明军有意葬送友军的问题。

但是在事后总结时，明军将失败原因归结为“军令不统一”。

可怕的是，这已经是崇祯十二年了。

我们经常看到有人说，到底是五年平辽还是几年平辽，还有人说当时形势十分紧急容不得从长计议。然而这个时候已经是崇祯十二年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当时的局势远远没有严重到旦夕就会亡国的地步。

有人又说，当时的人没有上帝视角。这话说的，当时的人没有，你作为现代人也没有吗？作为现代人有上帝视角，为什么非要坚持选择一个十分匆忙的战略呢？

再进一步说，当时的人固然没有上帝视角，但是他们连基本的形势分析能力都没有吗？战争打十一年还是十二年，差这一年可能预先判断不出来，可是是打几个月还是打几年，这判断不出来吗？这不需要上帝视角也是能判断出来的。

不开上帝视角，同样可以预判局势。孙子兵法明确讲“役不再籍，粮不三载”，一再说“庙算胜，得算多也”，都是讲的“预判局势”。围魏救赵是预判局势，五战入郢是预判局势，繻葛之战是预判局势，长勺之战是预判局势，哪一战没有预判？

有人大概会说，万一预判错了呢？预判错了是能力问题。能力存在问题就老老实实承认能力不行。能力不行就老实待着，好好听别人说，自己别那么多废话。

真是的，没能力还敢出头，谁给你的勇气？

要平辽，肯定要具备足够的预判能力。

大多数人可能不具备足够平辽的预判能力，怎么办呢？很简单，你不是可以开上帝视角吗？历史记载明确告诉你，按照孙承宗、袁崇焕的筑垒战略，明朝灭亡了。那么很自然的结论就是这个法子有很大概率是错的。那么就要分析其问题和优缺点。

努尔哈赤就一西夏的格局，要不是皇太极大力经营可能就一直缩在东北了。所以对付他们根本不需要着急。只要明朝慢慢布局就可以了。既然慢慢布局就可以了，那就不需要急于在辽西偏狭之地搞那么多战场了。跑一千米下来你还知道喘口气呢，这时候就不知道老百姓要吃饭了？

开着上帝视角还非要重复死路，那不是逗吗？当年你因为整天不洗澡错过了女神，现在给你个机会穿越回去，你还是变本加厉进一步延长不洗澡的时间，女神就能突然回心转意了？就是草履虫还有应激性呢，这人不能连草履虫都不如啊。

要对付后金，方略并不麻烦。把账算清楚了就行了。一是择要点守备。作用是了解敌情和提供预警。这属于有就行的东西，不必投入太多力量，能省就省。二是控制、安抚蒙古朝鲜等各方力量。作用是避免他们资敌和封锁后金。这也花不多少钱。三是编练军队。作用自然是作为杀招攻打敌人。这才是投资重点。所有这些都可以根据财政实力调整，并且一定要严格限制三饷加派的时间长度，给予民众休息时间。

本末倒置，生生把活局玩死，明末的决策者，特别是信王，就是个天坑。

重点不在于几年平辽靠谱，重点在于崇祯初年这个节骨眼，说平辽基本已经属于扯淡了。

明廷从萨尔浒开始，基本陷入了从“急于求成”到“一败涂地”的恶性循环。

萨尔浒之前，刘綎想要等川兵到，结果没等到就催着出发了。

萨尔浒后，熊廷弼到任，收拾出点样子了，朝廷又催他出兵。熊蛮子属于性格比较刚的，于是被去职，在离职前的《奉旨交代疏》里，熊最后无奈的说：

如果“将勇且智、兵强且多”，“自当建大将旗鼓整众直前一鼓作气立见恢复”。

但是在当时辽东明军“将懦将庸兵弱兵少”的情况下，只能“与之相持，渐进渐逼，别走他道绕袭，以靡其势而乱其心，可坐而困也”。

熊廷弼非常清醒，以当时辽东的将领和部队，要一举荡平根本是不可能的。

然而朝廷里人不这么看，他们觉得钱和兵都给你了，怎么还不出兵啊！再拖下去多费钱啊！

竭全宇以供一隅，今年八百万，明年八百万，臣恐财尽民穷盗贼蜂起，忧不在三韩，而在萧墙之内也。

河南道御史顾造请责成辽东经略熊廷弼谓出关业已踰年漫无定策蒲河失事焚掠甚惨匿不上闻而贺世贤塘报仅仅斩一级获二马张皇其词颂功部院岂不遗笑蛮夷荷戈之士徒备畚锸挑浚之役尚方之剑仅供作威逞志之具檄诸边以御东虏竭全宇以供一隅今年八百万明年八百万臣恐财尽民穷盗贼蜂起忧不在三韩而在萧墙之内也且今日之事尽在经臣死生以之若以驰马躬历为劳以傲气强词斗捷以告病乞身弛担恐非所以忠朝廷而纾东顾矣得旨建夷屡犯内地损失甚多辽阳孤危深为可虑熊廷弼着益用心料理多方防御图胜万全以纾边患战守机宜原不中制毋得推诿误事

既不能以全副精神誓清丑虏，即当缴还尚方，席藁侍罪。

戊子兵科左给事中杨涟论辽东经略熊廷弼边警日闻人言屡至既不能以全副精神誓清丑虏即当缴还尚方席藁侍罪不宜效近日顽钝行径至于庙堂之上亦当焦思边计傅采群谋择一得当之人宁议而后用无用之而后议宁储人而待用无停用而寻人而又请亟正李维翰杨镐李如桢丧师辱国之罪以儆后来任事之心得旨一并会议

兵未足，而言纸上之兵，兵已足，而言无兵之用，则岂欲得神兵而用之乎？

辽东经略熊廷弼以病乞归广东道御史冯三元劾其无谋者八欺君者三谓开铁被陷遗禾满野窖积场积皆为外储廷弼不急收保而弃以资敌无谋一也中国之长惟在火器乃八万之资一朝而烬曾无防闲无谋二也金白告急廷弼不救坐使奴去心腹之蠹我失肩背之助无谋三也健儿不以御侮而以渡壕行伍不以习击而以执土无谋四也沈阳之犯与王大人屯之役贼来而听其蹂践贼去而谬曰堵回无谋五也又所云守者据要害走集也乃数十一屯数百一聚如以蛇啖蛙相次俱尽何益之有无谋六也辽人可用而不欲用矿兵可用而不能用乃以噎恶食无谋七也自古善用多者莫如王剪翦之六十万以楚千里而遥也今之请有翦三分之一矣而奴之地有楚三分之一矣据其取足者似乎善用多而无用多之才无谋八也请兵请饷分固应然而动为要挟之词曰要辽不要有如我 皇上试问之曰锡尔尚方假借八百万金钱四方召募此何为者而曰要辽不要辽欺君一也辽左道将亦极一时之选而不能用也乃动曰辽阳止两监军也岂两监军之外皆土木偶人乎欺君二也兵未足而言纸上之兵兵已足而言无兵之用则岂欲得神兵而用之乎欺君三也得旨着九卿科道会议

面对朝廷频频催战，熊廷弼认为属于“全不谙军中实情”，但是他说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熊廷弼第一次经辽时情况还没有后来那么恶劣，当时沈阳、辽阳、广宁尚在，后金此时也还没具备很强的攻城能力，这种形势下，能苟住就不算输。

结果非得换上袁应泰搞战略出击，面对清军的进攻，明军各部混乱不堪进退失据，沈阳轻易丢失，辽阳一波带走。

直到松山之战，本来打的挺好，结果朝廷还是催促洪承畴出战，最终明军被断粮道一锅端，至此明廷彻底丧失与清军决战的能力。

最后，孙传庭怎么没的，还不是朝廷催着他出关吗！

从1619年的萨尔浒到1643年孙传庭这最后一副家当，几十年的时间里，朝廷日常就是催着主力去送， 这基本是明末的常态了。

为什么老是要催战呢？还不是没钱嘛。

正如前文中那位御史说的：

竭全宇以供一隅，今年八百万，明年八百万，臣恐财尽民穷盗贼蜂起，忧不在三韩，而在萧墙之内也。

说这句话的时候，还是天启元年，却基本上已经把明朝后来的命运道尽了。

想必朝廷内，有此认识的，不会只有这位御史一人。

但是知道又有什么用呢？

有时候想想，张居正能给续一波就不错了，至少没让小日本把朝鲜占了，

否则可能要提前340年开启本土抗战了。

都不靠谱，无论怎么写都不靠谱。

而且这还不是他们的错，错的是那个逼着他们写保证书的脑残皇帝。

晚明那样子，不下猛药来个改朝换代，基本是没有平辽的可能的。

关宁军是个什么德行，天启年间孙嘟嘟的柳河之战已经给出答案了，偷袭后金小据点，损失几百前锋，然后几万人的大军就全军溃逃，之后因为这场溃败朝廷要查实际兵额，为了个谁也说不清白的数字又闹出不小的风波。

那会大萌是什么德行，粮饷八分出京六分到营，经手的官们都能称清廉，这种现实下，你指望实数不会超过8万，其中还大部分都是农奴，只有武将家丁能算正经军人的部队去平辽？

大萌当时几乎所有的军队，都是典型的中世纪欧洲水平的渣渣，家丁差不多可以说是骑士，然后剩下的就是吃不饱穿不暖的农奴炮灰了。

你要平辽，不说别的，好歹正经的军队有人家后金八旗多再说吧。每次都是出兵很多万人，但只有不会超过一万的家丁能和八旗打打，家丁是将领私兵他们都舍不得折损过多，人比鞑子少，每战都是以少打多，参战的军队大部分心还都不齐，这能赢才怪了。

有些人，成天扯淡什么萨尔浒是后金以少胜多，但实际上，明军整体上都是以少打多。

军事家丁制，带来的问题不止是大萌兵力不足，就算是你把全国的家丁聚集在一起，组成一只军队去打后金，一样要输，因为家丁都是武将的根本，不是超级顺风仗，有太多祖大寿之类的玩意根本不会出力死战。

这些带着家丁的武将都擅长是小规模战斗，这类小规模战斗祖大寿之流甚至还要强于后金，对于大兵团会战配合他们就不在行了，更何况为了自己实力不受损，有太多武将不会出力死战，也有太多武将转进如风后朝廷还是得仰仗家丁最多的他们，犯了大错屁事没有。

祖大寿当年从广宁逃出来，为啥屁事没有，就因为他是带着八百家丁逃出来的，有家丁，在朝廷无人可用的时候，朝廷就只能指望他。

直接弃辽才能多苟一阵，然而最终大萌还是药丸。

要平辽，得把崇祯换成至少朱老四那水平的统治者。

大萌的军政体系已经彻底烂了，除开相对独立的宫廷禁军系统，其他的都没有改造好的可能性。

要平辽，第一步就需要一个军政能力超强的皇帝，名义上大喊平辽，实际上缩减开支，坚决不越过宁远修堡垒，圆嘟嘟这种不听话喜欢修堡垒的玩意趁早弄下去换个听话的。

然后整肃勇士和四卫两营宫廷禁军，这只军队是内廷控制的，文官和勋贵都没有插手的余地，搞定御马监，再有了钱，就可以整军。

坐在皇帝位置上，脑子不傻的，搞点钱很容易，别的不会，选择性反腐和卖官鬻爵都不会么？

练兵也不需要多，两万足够，四万最好。

整军，练兵，就在京师附近和入关抢劫的鞑子大干一场或者几场，打残鞑子，使得鞑子短期内没有余力入关争夺天下。

然后皇帝在京师搞个大清洗，逼反士绅和各地藩王们，干翻农民军和造反的地方势力，再造一个新大明。重建同名新朝，就可以直接平推掉鞑子。

坐在崇祯那位置上的人，能力足够的话，不出意外，二十年内平辽，压力不大。

这问题是问人品

比较复杂，因为除了郭老私人感情，他朋友上下级对他评价都很好。

私人感情上你单看结果，确实不该借鉴

但你放在当时时代，滚滚历史长河，都是裹挟人前进的。郭老也逃离不了时代。他真的不爱第一个夫人，因为包办婚姻。没什么好说的，至于第一个夫人怎么怎么为郭家，那都是她自己的事，她做的好，后人会评价她好，她离开了，后人也没资格指责她。

第二个夫人，也是最多人怜悯的，郭安娜

确实是遗憾，因为郭老和她是相爱的。你看他们生了几个就知道了。而且处境那么困难。至于说什么婚内出轨，真的什么野史都有，要是有，都会有记录。目前来看，更为信服的是没有。

郭老有三段婚姻，五段感情史 。但没有婚内出轨过。发生三段感情都是有历史原因的。

为什么抛弃郭安娜，不是他故意。是必须这样做!郭老是回国抗战，代表中国对抗郭安娜一家的日本右翼势力。这时你带着右翼主要家族来中国抗战，你有多少信服度?你能保证你妻子儿女不会因为民众迁怒遭遇危险?

而且郭安娜也是右翼分子，她不过是因为对郭老的爱，才没表现那么严重。但她也是不支持郭老回国的。在中国，一个男子要为国报效是至高荣誉，此时一个人对此表示不支持，你会气愤吗？理智点，他妻子是大家族女儿，留在日本会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虽然安娜父母不支持，但起码日本不会威胁到生命安全。后来安娜遭到监禁，但也恢复日常生活。

至于后来遇到第三任夫人，我老师就说过，感情的事，没有对错 。真的情来了，你是躲不掉的。何况大家忽略了一点，当时抗战到什么程度?郭老作为对日宣传工作的高官，深知中日绝不两立，你死我活。你觉得和日本妻子相聚有可能?这不是多爱的问题，这还是民族气节的问题。

做大事者，不拘小节

很多情况，你是很难全的。难道普通人家庭不幸福吗？但那就是普通人的幸福，因为他们没有付出代价。所以为什么城外的想进去，城内的想出去了。

后来遇到第三位夫人，你觉得你是重新和第二位夫人和好?无论怎么做，郭老都是要被后人指责的。但当初他回国是写好遗书了，因此他活下来，是幸运的。安娜还能遇到郭老也是幸运的。很明显，十几年，是你你也是喜欢现任，对前任更多是抱歉和遗憾。

众人遗憾这感情，是因为安娜很棒，她移居大连，转为中国籍，为中国奉献一生，死后捐出全部遗产。子女为中国建设出力。但我们也没有一直说郭老没错啊，我们慰问她，选为政协委员。说明我们也是遗憾这感情的。

但再遗憾，也是别人的感情。倘若你你能让几位女子对你那么痴情，你此生也满足了。何况你还是单身狗，感情都没经历几年就讲对错。恕我直言，严他不律己

第三位夫人，那这。不太好评价。

这位夫人是自杀的，原因一方面是子女意外离世，原身体不好。精神状态不好。加上郭老先走了，和知道与姐姐的感情史。嗯，复杂。

但我对此表示怀疑，为何结婚这么多年，都不知道与她姐姐的感情史?真的在后面才知道的吗？这要考究。

总有人说是受不了自己是姐姐的替代品，原来先喜欢姐姐什么的。人家都结婚几十年了，那个年代什么风浪没见过，一根稻草就压垮了我们共产党员?很明显还有其他的事情嘛。

这个锅，郭老不能背，毕竟他是先结识于老的姐姐，也没结婚同居什么啊 只是相中。

后来和于老结婚，说明是爱这位夫人的。

因此，抛开郭老全部功绩来说

评价郭老应该说

是个感情史丰富的人，他多情，他对于感情事情处理不够圆滑。

他对几位为他付出一切的女人抱有愧疚，有遗憾。

结合他对感情的处理

他不是渣男，不是故意的，不是背叛家庭的人。第一位夫人，他不爱，但他知道她一直守寡在老家，后来特意去拜访，鞠躬表示愧疚。第二位夫人，因为时代原因，错过了，便不爱了。但他没有推卸责任，人们评论时，他都没有反驳。子女他让他们回国了，文哥郭老一家承担了，他还是有爱，但这爱已经不能表现出来了。第三位夫人，他没有错，子女离世，他也痛苦，倘若他知道妻子在意之前的和她姐的感情过往，他一定会好好请罪。可惜，郭老师先于老走了。

加上郭老的功绩

这些都是小事，放在国家危亡之际，放在那个民族困难年代，这些值得一提?

天天提这些的还不是你们这群能站在前人鲜血搏杀获得的安逸的人。恕我直言，站着说话不腰疼，要是你是这剧情的主角估计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了。

一名国外著名大学优等生，奖学金拿到手软。在自己领域成为风云人物。被前政府邀请为部长级人物，委员会一员，打仗时担当将军。后即使抛开政治研究学术，也是科学院主任级别等等等。你和我谈他年轻时恋爱次数多，感情多么渣?

对不起，这样痛苦我也想承担一下，请问你能告诉我怎么像他一样吗？

---

  changan 网友的相关建议: 
      

识字率

明代：

明朝对社学的入学年龄规定：“民间幼童十五以下者。”即15岁以下的孩子都可参加，入学时也不需要考试，招生数额也没有限制，凡是愿意读书的，都可以来参加。

《明史·杨继宗传》中记载了这么一句话，即：“成化初，用王翱荐，擢嘉兴知府.......大兴社学，民间子弟八岁不就学者，罚其父兄。”

明代小说出版业繁荣，有大量的人购买这种休闲通俗读物。

传教士记载：利玛窦等合法传教士的著作，他们不约而同地记载道：他们惊讶地发现明国老百姓识字率很高（而那个时候他们使用二十多个拉丁字母的西班牙葡萄牙母国的识字率可能还不如用几千个汉字的大明），并且把识字率高的原因归功于两点：1.中国人特别注重文化教育2.中国各地方言差异大，要互相理解必须靠文字作为桥梁。

清当局：

第一，生员不得言事;

第二，不得立盟结社;

第三，不得刊刻文字。

第四，大兴文字狱

第五，篡改历史文献

第六，禁毁和篡改汉语著作

通过以上手段，经过两百年黑暗统治中国人识字率终于达到历史最低的 1% （清当局学部在1909年的统计，当时中国人的识字率不足1%）

---

---

  tai-ji-sheng-liang-yi-47 网友的相关建议: 
      

识字率

明代：

明朝对社学的入学年龄规定：“民间幼童十五以下者。”即15岁以下的孩子都可参加，入学时也不需要考试，招生数额也没有限制，凡是愿意读书的，都可以来参加。

《明史·杨继宗传》中记载了这么一句话，即：“成化初，用王翱荐，擢嘉兴知府.......大兴社学，民间子弟八岁不就学者，罚其父兄。”

明代小说出版业繁荣，有大量的人购买这种休闲通俗读物。

传教士记载：利玛窦等合法传教士的著作，他们不约而同地记载道：他们惊讶地发现明国老百姓识字率很高（而那个时候他们使用二十多个拉丁字母的西班牙葡萄牙母国的识字率可能还不如用几千个汉字的大明），并且把识字率高的原因归功于两点：1.中国人特别注重文化教育2.中国各地方言差异大，要互相理解必须靠文字作为桥梁。

清当局：

第一，生员不得言事;

第二，不得立盟结社;

第三，不得刊刻文字。

第四，大兴文字狱

第五，篡改历史文献

第六，禁毁和篡改汉语著作

通过以上手段，经过两百年黑暗统治中国人识字率终于达到历史最低的 1% （清当局学部在1909年的统计，当时中国人的识字率不足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