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打字,先说这些。
这个回答下面,一堆人说CDC没有向社会公布数据,发布预警,没履行职责,我也是醉了!
根据传染病传治法:
第十九条 国家建立传染病预警制度。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传染病发生、流行趋势的预测,及时发出传染病预警,根据情况予以公布。
————看清楚了,疾控中心没有权力向社会公布传染病数据并发布预警,只有省一级的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也就是卫健委)才有这个权力。
一堆人说CDC没有公布数据,这是将美国的CDC套到中国的CDC上面了吗?
但是,中美法律规定不一样,中国CDC,是没有权力向社会公布这类数据,并发布预警的。
按美国法律,如果发生传染病,美国CDC直接向美国社会发布预警,连白宫都不用请示,也没有权力干涉……白宫只能决定政府采取什么措施,不能干涉美国CDC发布什么信息。
而按中国法律规定,这些东西,只能是政府发布。
就好像现在的病例数据,也不是CDC在发布,而是各级人民政府和卫健委。。。CDC哪有这个权力……
美国的CDC,才是正儿八经的疾控机构。
中国的CDC,只能说是为了与国外对接交流,挂了一个CDC的名字而已。实际上,就是一个提供咨询意见的研究所,说疾控机构真是徒有其名而已。(真正有大事要咨询,也不一定咨询他们,像现在领头的钟南山院士,也不是CDC的人)
这个回答下面,太多人在乱套!
————这个回答下面很多人真是美剧看多了,将美国的情况往中国套……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码事!
PS:一堆猜测CDC瞒报的人,真是够了。
CDC并不掌握数据,CDC的数据来源于医院,但医院不是CDC领导的,不归CDC管理……
不可能CDC掌握了医院的数据,而医院的主管部门没有相关数据!!!
医院又不归CDC管,医院将数据交给CDC也只是协助而已。
医院首先是将数据上报上级主管部门!
你们指责CDC瞒报,还不如说医院瞒报,那还逻辑说得通一些……
但是,我相信脑子正常的人都知道,并不是!
——再补充说一点,CDC给一个建议,真的很简单,但决策者要做决策,要综合考虑,要衡量取舍,这是很复杂的。
之前有博主仔细梳理了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时间线,大家一目了然的事情,没必要去苛责这群人。
CDC汇报流程如下:
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每天向国家卫健委报送信息,重大事件要做专题报告;由国家卫健委领导审阅后决定是否向国务院办公厅报告。
重要信息和报告在上报前,中心主管副主任应该请主任审阅,如果觉得非常重要,应该召开主任办公会讨论决定。
不是为CDC洗地,只是想说事实。
中国CDC和美国CDC不一样,没有权力独立发布疫情信息。
在实际操作中,中国CDC只可以接受政府委托进行调查。
我们可以指责中国CDC专家向有关方面出具调查报告后就埋头写论文去投稿,太“精致利己主义”。
但是要说他们“渎职”,真的说不上。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第十九条,只有“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传染病发生、流行趋势的预测,及时发出传染病预警,根据情况予以公布。”
中国CDC根本没有权力自己发布预警,理论上CDC即使擅自发布预警,在法律层面也是“谣言”。
最可能情况是高院士等人提交了相关报告后就开始埋头写论文抢发表,至于武汉疫情,对不起,我没权力公开发布预警。
综上所述,可以指责高院士等相关研究人员精致利己主义、不愿意“舍小家为大家”,但是说高院士这些CDC专家“渎职”,目前还真说不上,除非CDC提交报告明确指出“新型冠状病毒”低传播性、低危险性。
但是看已发表的论文,高院士他们不太可能提交这种会把自己“装进去”的报告,不会主动跳出来给其他部门“挡子弹”。
论文kpi的恶果之一吧,但是主要责任还是在决策层。
在12月底已经有至少两家公司检测出是一种类似SARS的冠状病毒,只是没有完全确认。
公司没有隐瞒,及时上报。
现在看医疗信息,当时已经有与海鲜市场无关的病例。
我们后来在死亡病例中看到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传染途径是人传人的概率非常高了。
从武汉当地公司的检测人员聊天记录看,他们已经意识到严重公共卫生事件的可能。
北京的专家组到武汉,掌握病毒的信息,掌握病人的情况,有理由给武汉市政府专业的建议。
一种结构与SARS高度相似的病毒,有很高的重症率。传染性未知,但是有很高概率人传人。
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香港立即启动了SARS时代的防范措施,武汉来的先量体温。
武汉怎么办?
我不知道公共卫生专家提供了什么建议,武汉市听取的建议是什么。
但是作为一个网友,我第一反应是把病毒接触到的人群先找个宾馆,隔离起来观察再说。几十个病人,也就几百人隔离。
陪点误工费,包食宿,没有多少钱。以防万一。
武汉市民,至少汉口市民,应该把口罩戴上。减少人群聚集。
外地对于武汉来的人,应该测体温。香港已经采取的措施,各地和香港的危险程度是一样的。
最关键的一点,是千万别瞒报,一定正确报告感染数字,民众才会警惕。
然而,专家回去发《柳叶刀》,大家都是从英文杂志看到中国研究者发出来的论文,然后再分析疫情。
武汉市抓所谓造谣的人,病例连续几天不动。
只看武汉的病例公布数,外界认为武汉已经控制住疫情。没有人传人,就是初始的那些病例。
而实际上,在这个时候,武汉医院已经爆满。
出现了泰国,日本病例。
英国理工大学用概率模型计算,武汉已经有1700多感染者,而上限是4000多。
这个时候100多万大学生放假,春运开始。全国性发展已经不可逆。
好在这个时候钟南山终于打破信息封锁,他去武汉,他在CCTV发声可以人传人,而且一个传染14个医务人员。这才从无视变为恐慌。
没有钟南山出来,武汉继续捂着,各地春节正常过。走亲访友后,各地大爆发,那就真不可收拾了。
武汉封城,各地严防。
虽然前期造成的病例还在急剧上升,但是各个城市,还是控制在输入病例为主。
没有出现本地大规模爆发的网络。
这得益于春晚警告,政府工作得力,事实上各个城市基本是自我隔离状态。
不仅武汉出来的人被登记隔离,市民也自己在家宅。
哪个城市的大街上都是空巷,超市有人买生活必需品,还都戴着口罩。
各地也在延长假期,中央延长到2月3日,很多省已经是2月9号以后了。
把大年三十前感染的拖过潜伏期。大年三十后的在家宅无感染风险。
无症状感染者,终究是个例,而且不确认(安阳那个不能确认唯一传染途径。)即使有,也能把传染源减少到最低了。
而且湖北来的,有没有症状都在家隔离或者集中隔离。他是无症状感染者,也不能继续传播。
春运来了,他们隔离没到期也不能乱跑。而且各地疫情控制住,可以对没症状的也测一遍。带传染的无症状者找出来治疗。
实名反对本问题下的最高赞回答。请 @走路 去看了原文章再来跟风好吗???
论文地址:
这篇论文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去看。
先说下这篇论文的意义和为何抢在这个时间点发吧,本来在回答最后的,但是考虑到有太多人看不到最后,先放上来。
总之,这篇论文是一篇对武汉病例的回顾,数据大概是1月22号之后才汇总起来的。也就是说,在我们过年期间,cdc的研究人员分析数据,写成论文,向全世界客观地说明中国疫情的情况。
为什么这个时间点发布,因为今晚世界卫生组织将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是否将新冠疫情定为国际突发卫生事件。而一旦确定为国际突发卫生事件,造成的影响在另一个问题下应该很清楚了。
接下来分析开始:
NEJM这个图片,标题是武汉市首批425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性肺炎(NCIP)确诊病例发病情况分析。
注意,是发病情况,也就是说横坐标是发病时间。而从发病,到就医,到确诊,再到确定他的接触史,在疫情开始的一段时间内,这个过程是非常长的。
而高赞的这个说法,混淆了发病时间和发现时间的关系。
12月31日之前发病的40多例初始病例,但是这并不是在玩瘟疫公司这个游戏,不可能病人一发病,cdc人员马上就知道有哪些人发病了,马上知道这些人的接触史。而这40多例初始病例的信息何时才掌握,用来做高赞所谓的防控决策呢?
我查看新闻,发现最早的大批确诊病例报告是在1月11日,也就是武汉卫健委组织在对现有患者标本进行检测后,初步诊断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1例。
而在同一天,武汉卫健委在官网发布的问答中说:
而我们通过论文图片分析,确实发现当时前40多例的确诊患者,确实大部分都是海鲜市场的密切接触者,和卫健委所说明的是一致的,而在当时掌握的证据的情况下,“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确实是一个没有太大问题的表述。做出这个表述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当时并未明确的掌握所有患者的信息,少数几名未有海鲜市场暴露史的人是不是接触过海鲜市场流出的商品?是不是吃了海鲜市场卖出的野味做出的菜?这些问题恐怕当时是并未有一个明确回答的。
而到了1月15日凌晨0点新发布的问答中,武汉市卫健委就已经修改了说法。
变成了“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也许是这几天对病例的调查里,确实发现了某些很难跟华南海鲜市场建立联系的患者,但又不能百分百确定这些患者跟海鲜市场确实没有任何联系。
从那之后一直到16号之前,全部都是无新增患者。确诊人数停留在41人不动,而从论文中的图上来看,这时候的发病患者已经四百多例了。这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某些阴谋论者口中说的上位者为了发论文而掩盖实情嘛??
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个病的过程,从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第一篇相关报道:
而直到1月5日,仍然没有发现病原是什么:
直到1月10日,才通过核酸检测手段对41名病例进行了确诊:
也就是说,在试剂盒出来之前,对疑似患者的确诊需要耗费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而在16号的通报,也确实提示了这一点:
这天新增了4例新冠患者,而这四例的发病时间集中在1月5日至8日,而论文中的5日至8日的患者数目已经达到了近百人了。但是请注意他的判断手段,是通过患者的临床表现,流行病学史和实验室检测结果综合研判,也就是说,如果流行病学史没有海鲜市场暴露的,当时是不会进行实验室检测的,也就是说这四例新增是有海鲜市场暴露的四例。
从这篇通报推测,实验室检测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在16日的条件下,只能对海鲜市场暴露史的一些患者进行检测,而且检测的病患发病时间是1月5日到8日的,而那之后发病的呢?时间不够,还没出结果。
再之后试剂盒出来了:
17日,新增17例
可以看出,有了试剂盒以后,才能对更多的患者进行检测。
18日,新增59例。
之后就是湖北省卫健委发布消息了,而什么时候有了四百多例确诊呢?
是1月22日了。而此时钟南山院士宣布人传人已经过去了两天。
再之后,大家应该是在那个时间点开始关注疫情的,我想我就不用再复述一遍了。
总之,这篇论文是一篇对武汉病例的回顾,数据大概是1月22号之后才汇总起来的。也就是说,在我们过年期间,cdc的研究人员分析数据,写成论文,向全世界客观地说明中国疫情的情况。
为什么这个时间点发布,因为今晚世界卫生组织将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是否将新冠疫情定为国际突发卫生事件。而一旦确定为国际突发卫生事件,造成的影响在另一个问题下应该很清楚了。
现在,居然还有一些不知道看没看过论文的”教授专家“拿这篇论文当作吸引眼球的工具,妄图推出一些傻逼到底的阴谋论。
科普家?
呵呵你全家。
职业相关:武汉临床一线医生
和“发国难财”相对应的,是“发国难文。”
我无意搞什么诛心的阴谋论,也不想争论这次疫情初期的失控是谁的责任;我在一线,就代表正苦苦挣扎的医护人员说一句话:“请各位声明显赫文章等身的专家们快来支援我们。”
你发不发文章是你的本事,得到多少荣誉是自己的造化。
但是如果在疫情万分严峻的时候,还只是想着自己的一点私利,为了沽名钓誉而影响疫情防控的大局,我只能说这样的“科研人员”良心何在!!
只求发文章的专家在收割影响因子的同时,为武汉一线的医疗战士们提点建设性意见,给出防控疫情的专业观点,这才是科研应有的意义!
而不是以“调研”的名义来武汉抢夺数据,好让自己后方团队大发特发,最后拍拍屁股走人,什么有用的事都没做,还浪费前方的防护服!
科研的目的是为全人类的健康与发展做探索!
如果放着武汉的惨状不管,把自己所有的精力和掌握的资源都投入到抢夺顶尖杂志的版面上,这发出来的文章不是荣誉,是耻辱!
承蒙大家关注,评论太多不一一回复,更新几点:
1.很多人骂我替发文章的人洗白,甚至私信咒骂我全家。希望你们看完看懂再骂。情绪宣泄我理解,但检讨得失要冷静,只会骂不去检讨细节,将来悲剧只会重演。
2.预防医学本身也是一门科学,判断疫情也是要基于临床和流行病学数据,排除各种干扰因素才能得出结论。没有病原学诊断那么慢但也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快。评论区很多人说我一老百姓都看得出12月就有人传人难道专家看不出?对不起,你那不是预防医学思维,是民科思维。按你们的搞法国家三天两头就要封城。
3.预防医学思维指导疫情防控成功与否,政府和民众的公共卫生素养很重要。香港这次做的比较好,指导思路就很对,1月初没等到病毒分离出来就开始筛查隔离疑似人员(香港的确诊病例少但疑似病例数非常高,说明筛查充分,宁可冤枉不可漏掉)。港府官员和民众经历过SARS,官员尊重专家意见,民众也积极配合管控。内地绝大多数地区比如武汉,政府和民众未能切身历经03年的SARS之痛(那年疫情主要在北京和广东)。即便现在有机会时光倒流,专家做出人传人的结论,政府会如何重视也很难讲;就算政府在1月10日开始管控,绝大多数民众也未必积极配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劝长辈带口罩、不出门、勤洗手有多难)。不摔跤永远不知道痛,希望经此磨难,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民众都能提高公共卫生认识,防微杜渐,不让悲剧重演。
4.思维方式是专业人士在长期训练下的本能反应,不是说你想转换就能马上转换。它是一个长期的科学训练的结果。这就好比公司里做研发和做销售的看待同一产品的角度必然不一样。
5.有人骂我洗白,也有人骂我带风向往科学家身上推锅,两边不讨好都有人骂我就放心了,说明我说的还算客观。骂我带风向的很多人认为CDC的权责有限。请注意我文中没有针对CDC,我说的是专家组。请搞清楚专家组成员在武汉调查的职责是什么?代表的是谁?而不是说这些成员是来自什么单位的,他们单位是干嘛的。第一批专家组里有来自香港大学的袁国勇院士(他也是20号参加新闻发布会的第二批高级专家组成员)。香港在1月初是怎么应对的,大家都知道了。袁也在1月24日在《柳叶刀》发表了学术文章,但是没有人质疑他,所以说不是不能发文章,而是要搞清楚任务的主次关系。
6.新京报前天有对NEJM通讯作者的采访,知识分子也有相关的的报道。两篇文章很客观,新京报的专访,受访人讲了什么、回避了什么都很清楚。知识分子的那篇,时间脉络理得很清楚,对文章到底是不是回溯性研究也有讨论,感兴趣的可以两篇比较阅读。财新网昨天刚做了一线调查记者的报道,全面梳理了一下这一个月的事情脉络,标题为“武汉围城”和“疑似者之殇”,内容比较多需要下载app,大家愿意也可以看看,特别是其中对中国CDC原副主任的采访。
最后,不能多说了,知乎封了我一天,管理员辛苦了。
——————分隔线———————
以下原答案:
看了很多回答,骂的骂错了方向,洗也洗的不是地方。很多都不是学医的在这里乱猜测,我还是自己写一个吧。
先说结论:为了发文章故意藏数据这是不可能的,这样的事我相信专家组没人敢做。错不在这里,而在需要他们以预防医学的思维来指导整个疫情控制的时候,他们错误的选择了科研思维。这就是昨天知识分子访谈的观点。我来详细解释一下。
科研思维追求的是严谨。比如要确定是新冠感染必须遵守病原学的科赫法则。要从病人身上分离出病原体、测序鉴定病原体、基于病原基因序列开发标准检测试剂用于临床确诊等等。这些时间的节点,在昨天发的NEJM文章的第一幅图都标准清楚,大家可以自己去看。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数据现在才发表,因为1月16日-22日这段时间,研究人员需要用基于病毒序列开发的试剂盒来对收集的所有样本进行确诊。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冬季是各种流感的高发季节,你要排除一个可能,就是那些没有去过海鲜市场的人患的是其它感染所致的肺炎。只有确诊他们和去过海鲜市场的人都被同样的病毒感染,才能得出人传人的结论。这个过程(分离病毒、确定病原、测序,开发诊断试剂)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平心而论这次国家CDC在这个步骤是没有问题、甚至是非常优秀的,耗时非常短;这就是为什么国外同行包括WHO都予以肯定。但即便如此,因为疫情发展太快,还是错过了管控的最佳时间。
所谓预防医学思维,就是基于临床的实际情况比如武汉当地各医院发热门诊的数量变化、病例的临床表征、流行病学资料、专家的个人经验等,在最短的时间对疫情予以评估并给予政府部门建议,来对疫情进行及时有效的管控。比如从NEJM的数据可以看到,最晚不晚于1月10日,专家组在收取的数据中应该意识到已经有大量的病例没有海鲜市场的接触史了,作为国内的顶级专家,他们完全应该意识到有大概率的人传人可能性。即便在不知道什么病原体、不知道病毒基因组序列、没有诊断试剂盒的情况下,也应该有能力做出判断。03年SARS的时候病毒很晚才分离出来,也没有诊断试剂盒,但不影响医生对疾病的诊断。这些年分子生物学诊断技术发展太快而至过度依赖,平时是没问题的,但一旦疫情紧急就麻烦了。可以看出,较之于科研思维指导疫情管控,预防医学思维指导的优点就是快。缺点就是不严谨有出现误判的可能,需要有钟南山院士这样有经验、有担当的国士才敢说。
专家组去武汉,他们的身份是国家卫健委的专家,首要任务就是对疫情做出快速、准确的判断。其次是收集完整的数据便于疫情的进一步判断和之后的总结。但遗憾的是,专家组未能基于预防医学的思维在疫情早期予以正确的判断,在已经有大量临床数据揭示人传人的基础上,一直等待分子生物学的确诊,贻误了最佳的疫情管控时间,造成了现在的结果。虽然做出了很漂亮的科学工作,但已于事无补。
让子弹再飞一会。
虽然还没到清算的时候,但是全国都已经愤怒到必须有个出气口。国家给的导向要看,但也要思辨。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一个人的气候,要听听他本人怎么说。
让子弹再飞一会,会有真相大白的一天。
采访 | 邸利会(知识分子主笔)
受访 | 张作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流行病学资深终身教授)
责编 | 陈晓雪
● ● ●
公共卫生是 “通过社会的有组织努力来预防疾病,延长寿命和促进健康的艺术和科学”(Acheson,1988;WHO)。其工作范围包括环境卫生、控制传染病、进行个体健康教育、组织医护人员对疾病进行早期诊断和治疗,发展社会体制,保证每个人都享有足以维持健康的生活水平和实现其健康地出生和长寿。毫无疑问,在传染病的防治中,公共卫生专家的角色必不可少。
然而,在当今紧张的新型冠状病毒流行病防治中,却极少听到公共卫生专家的声音。另一方面,即使是从一般公众的角度,这次疫情的发生发展乃至防控却出现了不少差错,迄今仍有很多的疑问。比如,武汉卫健委之前一直声称没有“人传人”的证据,直到1月20日,钟南山院士一锤定音,说“肯定人传人”;再比如,1月18日,农历小年,疫情正在蔓延,武汉市却似毫不知情,百步亭社区还举办了第20届 “万家宴” 活动,10个会场4万个家庭汇聚一堂。
在这次新型冠状病毒防疫战中,公共卫生专家为何噤若寒蝉?这次的疫情防治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总结?有哪些待解的疑问?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 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流行病学资深终身教授张作风接受了《知识分子》的专访。
INTERVIEW
《知识分子》:这次新型冠状病毒防疫战,公共卫生专家似乎很安静?
张作风:这次公共卫生流行病学专家全线静悄悄,比如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公共卫生学院是全国一流的,好像也没有看到他们参与到这次暴发流行的控制的报道。
这种情况发生的主要原因包括,政府和管理部门对预防医学公共卫生的不重视,忽视疾控中心公共卫生队伍的建设,以至造成待遇差,最佳人才的流失,甚至还有部分地方计划或已取消疾控中心或者把疾控中心与医院合并。
同时,现在重现慢性疾病,这是很对的方向,但是不能放弃传染病,尤其是新发传染病。据我所知,全国顶尖的五个公共卫生学院,存在传染病和新发传染病教研室或研究组并且研究力量强的,仅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一家。
这次全国向武汉派出很多医疗队,派遣医疗队很重要,可是对武汉疫情防控重要的是要派遣流行病学专家和疾控专家队伍来帮助武汉肺炎的控制。
《知识分子》:流行病专家和疾控专家队伍,应该起什么作用?
张作风:中国的疾病预防控制系统自非典以来,在国际国内的新发传染病的防控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非典的成功防治得益于当时有很多流行病学专家和疾控专家献计献策。
中国的公共卫生专家和专业队伍基础扎实,经验丰富,同时中国的公共卫生学院已经培养出很多优秀人才。这次疫情从发生到现在,流行病学专家稀少发声,可以肯定如果从一开始就邀请具有丰富知识和流行病学训练的专家参与的话,他们的学识和经验可以帮助武汉乃至全国的疫情的防控。
《知识分子》:这次中国科研人员还是发表了很多文章的。
张作风:这就要看控制新发传染病,是以科研为主,还是以人民健康为主。这次武汉肺炎暴发流行过程中,是按照科研的方式来控制,还是以保护人民健康为主旨来控制暴发流行?
这次的武汉肺炎的科研成果是一流的,很短的时间内在很多知名杂志发表了文章,但是根据这些发表的数据信息,有很多完全可以在疫情暴发初期就用来指导这次新发传染病的控制。有些非常重要的数据,仅仅是在英文杂志上发表以后,我们才可以看到,有很多信息在国内并没有及时向公众公开,也没有及时地应用在扑灭暴发流行的整个过程中。
发表高质量的文章,可敬可贺,但为什么这些数据国内看不到,如果让这些结果在这场疫情控制过程中有所应用,不是更好吗?感觉到这次的主导方向是科研和抢着发表高水平论文,而不是公共卫生的实践,以保护人民健康为首要。这也可能研究人员与现场流行病控制人员之间缺乏足够协调和沟通。有关研究人员、管理部门和专业人员的初心应该是什么?在大疫来临时的首要使命是什么?值得反思。
《知识分子》:一开始没有说是“人传人”,似乎是贻误了战机?
张作风:根据目前报道的情况,在疫情发生后,在很长时间内,最基本防疫系统和程序没有得到认真的实施(例如戴口罩)。在防疫过程中,是用理论上的病因推导方式(动物传人,有限人传人,家族和医院传播,最后人传人)来逐步加强措施来扑灭暴发流行,还是按照最严重的假设(人传人)来进行病人诊断隔离,可疑病人的隔离观察,以及对正常健康者的主动保护?
我认为应该用后者,而不是用课堂上、书本上病因推导的研究方式来控制扑灭疫情。应该将新出现的呼吸道传染病首先考虑为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并应采取尽可能严格的措施来控制暴发流行,包括隔离患者、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并立即关闭海鲜市场。
根据最近在英文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关于武汉第一例的时间点,应该是2019年12月1日,这例病人没有华南市场的暴露,预示可能已经是处于人传人的状况。12月8日,华南海鲜市场发现数例,如果在一周内关闭华南海鲜市场,并隔离病人、可疑病例和接触者,此病绝不可能发展到现在的严重程度,可一直到2020年1月1日,才关闭了这个市场,在这短短的22天中,可能有很多市民被感染,以至错失了防控的最好机会。
这次武汉肺炎整体过程的很多预防措施都是非常被动的,从实践的过程中促进了武汉肺炎在本地的社区感染,向全省、全国,以至世界的扩散。控制新发传染病时,不一定先知道病因然后釆取有效的预防措施,比如1854年伦敦宽街霍乱暴发,在完全不知道病原体为霍乱弧菌时(霍乱弧菌的发现是在此次流行的39年后),果断采取断自来水的方法,迅速阻断了霍乱的流行。
《知识分子》:2020年1月1日,武汉处理了8名据说是散布“谣言”者,你怎么看?
张作风:信息公开是扑灭爆发流行的最基本要求。
根据谷歌数据的研究,使用来自社交媒体的数据来预测流感或其他流行病暴发,通常比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疫情早5-7天。在疾病流行初期,预警一般来自临床医生和患者家属,通过医生或家属,朋友在社交媒体上报告可能的爆发,来引起社会或有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这样可以及时调查,这是合理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把最早报告人,以造谣治罪的话,没有人再敢报告,而且管理部门也不公开数据,就可能是疾情大量扩散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没有这8名散布“谣言”者对这次新发传染病暴发的预警,这次暴发流行可能会比现在更严重。
如果数据的公布仅从官方渠道,缺乏民众和媒体的监督,那么数据的隐瞒、伪造,会给客观的疫情的判断带来负面的影响。疫情数据的透明将稳定民心。疫情信息的公开在新发传染病的病因学,传播途径和方式,中间宿主的是否存在,流行趋势,以至控制效果的评价,会起相当重要的作用。
相反,如果知情不报、刻意隐瞒疫情或者疫情的严重性,是有关部门的渎职行为,也侵犯了民众的 “知情权”。信息不公开,疫情不清楚,带着瘟疫会自生自灭的幻想,不但伤害了人民群众健康,以致造成全国和世界流行。我们在非典时期有学到这样的教训。
《知识分子》:有研究表明,最初41例确诊病人中,14例都与华南海鲜市场无关,你怎么看?
张作风:这次发生的首例并没有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暴露史,而且在最初41例中,三分之一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这提示——华南海鲜市场并非唯一的暴露源头;可能一开始就存在人传人的可能性;也可能存在小型社区感染的可能性。但是目前这部分的数据看不到。如果有人群社区传播,一定要采取措施来减少人传播。其中包括停止大型人群聚集,但是管理部门一直坚持人和人传播的危险性小,而且可防可控。
《知识分子》:不仅如此,1月18日农历小年,武汉市百步亭社区还举办第20届“万家宴”活动,10个会场4万个家庭汇聚一堂。
张作风:举办大型活动,造成了不必要的群体传播,比如在发布136例新发病例的同时,武汉举办四万户家庭年夜饭,省里办新年庆祝活动,这些活动都有效地促进了肺炎的传播。
领导部门对自然,科学和疾病流行规律都要尊重,让专业人员独立自主地按专业标准控制新发传染病。如果没有行政干预,新发传染病的控制可能会好一点。
《知识分子》:你对武汉封城怎么看?
张作风:对于一个拥有1,100万人口的大城市,封城充满了挑战。首先,在封城期间需要存储足够的药物、食物和饮用水。其次,在封城期间需要保持市内的交通,以便于社区调查新病例和易感者以及相关的隔离。此外,患有其他疾病的患者(包括许多患有慢性疾病的老人)可以去医疗机构接受适当治疗。第三,封城带来潜在心理困扰将会发生,尤其对于年轻一代,迫切需要及时进行心理咨询。第四,如何评估封城的效果?最重要的是,需要确定结束隔离的指标是什么?单纯封城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在封城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封城后相应预防措施跟进。要安排大量的卫生防疫专业人员在社区逐户排查,把人群分为正常,疑似或者病人,然后治疗病人,隔离观察疑似,以及有效保护健康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控制目前武汉的社区感染和传播。
《知识分子》:封城在历史上也是没有的,那么过去有怎样的经验值得借鉴?
张作风:控制社区感染,是有有效的方案的。公共卫生老前辈伍连德清朝末期在东北控制肺鼠疫的经验就值得学习。当时没有基因测序,没有先进技术,没有发表一流杂志的机会,但是脚踏实地一户户排查可疑病例,隔离病人,和有效保护健康人不受感染。这才是控制社区感染的有效方案。
上海在扑灭特大型疾病暴发流行的经验也是丰富的,比如1988年毛蚶引起的甲肝大流行, 31万人发病,死亡仅31人。当时的上海副市长谢丽娟医生主管卫生和防疫。她领导控制了甲肝流行。她组织了俞顺章教授等一批公共卫生与流行病学家献计献策。当时上海市临时将一些大中型企业仓库、学校的校舍、小型旅馆、新建或正在改建的住宅等改为临时隔离病房用以收治甲肝病人,避免产生新的传染源。上海市政府颁布措施禁售毛蚶以切断传播媒介,并通过媒体呼吁公众勿再食用毛蚶,并养成勤洗手等卫生习惯。为了缓解社会上的恐慌情绪,政府通过媒体努力向公众传播甲肝的相关知识,以消除市民忧虑,当时邓小平也选择在疫情蔓延期间在上海度过春节。上海市政府从此开始重视特发传染病的控制,建立突发传染病的防控应急预警机制。正是因为这套体系,上海在2003非典期间,并未发生严重疫情。我预测上海将是这次首批控制新发肺炎的大城市。
访谈者简介:张作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流行病学资深终身教授,世界卫生组织慢性疾病预防和控制顾问。他的研究重点是癌症分子流行病学。在非典时期,他研究了空气污染与非典死亡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