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薛兆丰的观点：我们应该赞美那些发国难财的人？ 第1页

仔细看了看薛兆丰写的东西，其实是老调重弹，原教旨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Laissez Faire Capitalism），这和他之前的“用涨价解决春运买票难”的论调是一个意思。这种调调就算是在资本主义灯塔国，也越来越小众了。

我们还是先来说说薛兆丰文中提到的这个故事吧。

John Shepperson在美国超级飓风Katrina入境之后发现一个商机，立刻租了一辆卡车，买了19台发电机，开车600多英里跑到灾区售卖。他的售卖价格是买入价的两倍。他因此被警方逮捕，罪名是“价格欺诈”（Price Gouging）。

“价格欺诈”在美国多个州都有相关立法，通常是将特殊时期涨价超过10~25%（各州不同）的情况认定为“价格欺诈”。John Shepperson把价格翻了个倍，所以不幸被逮捕了。

美国关于这个事情也产生广泛的讨论。价格上涨的上限定在哪里比较合适，这目前是没有定论的。但是，很显然，这类法律在美国仍然挺多，有13个州都有相关的法律。

美国历史上都是偏向于放任自由型资本主义的，社会风气是更倾向于依靠民众和资本力量来解决问题而不是依靠政府，结果还有这么多州有这种立法。那么，更倾向于政府力量解决问题的中国，“发国难财”显然更不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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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说薛兆丰错在哪里。

首先，他的基本论调还是：价格上涨有利于增加供给，市场的自动平衡能力就能解决问题，因此发国难财是有利于解决灾区供给不足的。

市场的确在一定范围内具备自动平衡的能力。价格上涨，会吸引更多的人进来生产、调配，从而提高供给。而提高供给就会导致价格下降（如果假定需求不相对上升的话），从而平抑价格。

所以听上去好像在灾区把东西卖高价是有益的？

这里的漏洞就在于，市场的自动平衡是需要时间的。而现代社会大部分紧急情况的时间周期都不长。“涨价->供给上升”这个传导过程所需要的时间长度，通常都不能满足民众的实际需要。一般来说，在这个过程中，还是“有形的手”——政府管制能力会更有力一些。

比方说本次疫情，口罩脱销。

我司想为员工采购口罩。专业采购人员联系了一百多家生产厂家，发现几乎全部都已经被政府控制，产出都要由政府统一采购、统一分配给灾区和各地医院。根本不用“涨价->提高供给”这样的市场信息传导。有形的手直接就插手物资收集、运送物资。特殊时期之中，这样做效率比市场自平衡高得多。

尽管有形的手也会存在问题，比如一些人不正当地依靠政府关系拿到了稀缺的资源。但是相比于市场化解决方案会带来的问题，有形的手带来的问题可能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市场化的稀缺物资分配，优先分配的是富人。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为这一点辩护的说辞是，一个人愿意为商品付出的资金数量，反映了这个商品交给他消费所能带来的效用。所以价高者得，能够使得商品得到最高效率的使用。但在非常时期，人们并不是完全理性的，富人很可能会基于恐慌而购买过多的物资，导致较差的资源配置。还有人会把物资囤积起来，囤积居奇，人为制造恐慌，哄抬物价。跟不要说高昂的价格还会引来大量的造假者。

更进一步地，囤积居奇和快速涨价，可以在局部形成恐慌抢购、恐慌囤积。把原本并不稀缺的物资变成稀缺物资，反过来扰乱市场秩序。

因此，依靠那些“发国难财”的人去解决灾害时期物资稀缺的问题，是效率很低的。

John Shepperson到底算不算“发国难财”，其实是值得商榷的，他的利润是不是合理的，这一点没有得到过良好的评估。“价格欺诈”相关的法律也并不评估这些，这可能是出于司法成本的考量。尽管在这一个案例上，我们可以大致判定，他的行为有利于灾区人民的生活保障。但是你会发现，这么多年也就只有这些少数、小规模的一些案例。历史上美国灾害无数，怎么这些频繁受灾的州都被猪油蒙了心，要搞这种法律呢？怎么不放开“发国难财”呢？无非是吃过大亏。而且随之相关法律的演进，也许我们能够越来越清晰地分辨“发国难财”和“真正有利于灾区的市场行为”。

更进一步地，发国难财有很多种。单独把一些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该算是“价格欺诈”的模棱两可的案例拿出来，试图为所有“发国难财”的行为辩护，这就非常不妥了。

　　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地震重灾区断了通信。当时，中国联通公司宣布于2008年5月12日至5月31日期间，全国各地凡是漫游至四川成都、绵阳等五个地震重灾区的预付费用户都将获赠200元的话费，以此绵薄之力表示对抢险救灾工作的支持。
结果，这善心被一些投机取巧的人利用，以每个10块多的价格大量购入联通卡号，然后开通带去四川，每个卡号只充值最小数额话费，然后等着联通公司赠话费。
　　每个卡号能获赠200元话费，上千个卡号就是几十万的话费，这些大量购入的人，转手就倒卖出去，赚得盆满钵满。

这是不是发国难财？不知道薛兆丰准备用何种经济学原理去赞美这些人？

尽管自媒体往往需要通过标题的惊悚来吸引观众的目光，但超越了一定的界限，就不再是标题党，而是妖言惑众了。

这个问题真不需要那么多理论去解释。

我们就拿现实情况来说吧。从现实情况来看，在大多数灾难中，人以及政府缺的都不是钱，而是物资。（这也是为什么在各种灾难中，外国更多地给中国捐赠物资而不是钱的原因。因为你就算捐了钱，对方也还得去买物资，不如一步到位）

在现在这个时代，你只要把钱存到银行里，就算是洪水、地震把一座城市全毁了，你还是可以凭你的个人证件从银行里提出来钱，也可以在网络上进行消费。但是，在大多时候，物资的生产却很难跟上现实的需求——尤其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如果中国发生全国性的灾难（比如此次疫情），那么全世界也难以保证中国的物资需求。

物资的短缺，就必然意味着有些人能拿到物资，有些人拿不到物资。某些可以把控产品渠道的人，也就有了定价权。但问题在于，在物资短缺的情况下，每个人都需要物资，那么有资格定价的人自然也不会再搞歧视性定价，而是直接以最高出价为标准。

举个例子，某地有5万个口罩，当地人口有5万人，最正常的卖法是一人一个口罩。要是以前卖10块，现在卖20一个，也算可以接受。但假设在这里，你把价格提升到50元，也依然能卖掉5万个，那么口罩商人会选择不卖吗？更重要的是，很多人可以一次买十几个甚至几十个。这意味着，当1个人可以买10个口罩的时候，必然有另外9个人是买不到口罩的。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不能说另外9个买不到口罩的人一定会感染，但相比于其他人肯定是更不安全的。那么，这个问题就变成了：这9个人的生命安全该如何保障？

如果拿薛兆丰的那个例子来说，或许在极端环境下，1瓶水1万元固然是救了人，但如果是全国性的灾难，有几个人能花1万块买一瓶水？而且，水这种东西是要需要持续摄入的。就算有些人一狠心花了1万块钱买了瓶水，但几天之后呢？有钱人可以买得起几万瓶水，天天游泳都用不完，没钱的人就只能渴死，这是一个有基本文明底线的社会可以允许的行为吗？

按照这种猪脑子逻辑，如果发国难财是值得赞美的，那么是不是所有生产防护服的厂家可以成立价格联盟，把防护服卖到1亿1件？到时候，前线医生得不到防护，一个接一个倒下，最后再也没有人能扛住疫情，疫情大规模爆发，只有买得起防护服的人能幸免于难。这样的国家还值得让它活下去吗？

所以，当出现这种全国性灾难的时候，世界主要国家通行的做法都是由国家强制征用物资并进行统一分配。否则，单纯依靠市场竞价，最后一定会导致很多人买不到或者买不起，进而导致更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大多数国家都会设置有所谓战时状态或者紧急状态。在这个状态中，政权最需要做的一是保障所有国民的基本生存，二是通过政府的调度将物资输送到最需要的地方。

另外，针对突发事件中的物资紧缺，我一直以来的观点是，如果你有钱并且能够买到物资（主要是食品和日用品），那么就赶紧买物资捐到灾区。如果你买不到物资但又想支援一线，最好的方式是直接购买国债或者相应债券（比如这次的疫情专项债，既能直接支援一线，又可以当一种理财），这样所有的钱都能直接进入政府的账户中，并且由政府统一调配，这个效率也比要过某些机构要好得多。像这次疫情中，财政部也已经表示此类突发疫情不会影响全年的财政规划（政府中是有这么一笔应对突发事件的款项的）。

希望一切能很快过去吧。

由于经济学领域数学工具落后，导致大多数经济学理论只分析最终平衡态结果，而无力分析达到这个结果的动态过程。

按照理论最终供需肯定会平衡，就像在阻力作用下钟摆最终肯定会停下来，但是钟摆停下来前需要来回摆动多少次，经济学家是不会告诉你的。

在粮食药物等必须物资方面，钟摆每来回一次就要砸死不知道多少人，但是经济学不在乎，反正所有人都死光一切归零也是一种平衡。

每有大灾大难，总会有三种人：

1.囤积居奇

2.趁火打劫

3.妖言惑众

什么是人类有史以来效率最高的经济形式？

自由市场。

什么是人类有史以来效率最高的剥削形式？

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场。

因为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场一定会发展出垄断。

很多人对垄断有一个误解：垄断只发生在超大型企业之间，比如诺基亚垄断手机，三星垄断内存，戴比尔斯……算了这个不提。

其实垄断很容易就发生了。

大雪封山几个月，楼下的小超市就是垄断。

你大半夜在宿舍饿了，你室友的泡面就是垄断。

机场的围脖枕头两百一个，火车上的瓜子十五一包，这就是垄断。

什么是国难？国难就是天然的垄断啊。

明末灾年，一石大米值四两银子。（一头牛市价是八两银子）

解放前的上海，一盒盘尼西林值一条小黄鱼。（也就是一条黄金）

你以为自由市场了，就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让人卯足马力生产口罩，然后加一点点钱卖给你？

你是不是对发国难财这个词有什么误解？

发国难财的人，只会卯足马力生产口罩，然后加很多钱，慢慢的卖给你。

一个正直，勇敢，有理想，沉得住气的国难财选手，是宁愿把多余的口罩烂在库房，也不会把他投向市场把自己的价格打下来的。

在国难这个语境下，赞美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场，合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