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战国诸侯们都敬而不用的儒家在汉代被当成了宝？ 第1页

这个问题前人之述备矣！

因为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崩坏，以下克上，以臣叛君的不计其数，而孔子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以当然看不上孔子那一套。

天下太平后，要巩固统治，讲究礼乐征伐皆出自上，臣不能叛君，下不能克上，这又符合了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自然要把孔子请回来。

比如袁世凯，大家觉得他信孔子吗？

甲午战争时期临阵脱逃；戊戌变法期间出卖皇帝以博取富贵；庚子国难是抗命卖国，屠杀百姓。孔夫子什么时候教过他这一套？

但他当上了大总统后第一件事就是祭孔，无非是想利用孔子的影响当他的洪宪皇帝罢了。更加精彩的内容，我们来看看毛主席是怎么说的吧：

战国七雄，唯独秦国是不允许孔夫子的弟子进去的。从商鞅变法以后，其它国家允许孔子的弟子（那时孔子已死）去讲学，可为什么那些相信过孔夫子的国家都灭亡了！唯独秦国，不听孔子那一套的秦始皇能统一，是不是这个道理？
历代农民起来造反，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改换皇帝，他们起兵造反的时候都是批孔。为什么呢？因为孔夫子讲“君君、臣臣”，臣是不能反君的，反了就大逆不道。你要造反，把皇帝换掉，你就得违背孔夫子的儒学理论，就必须批孔，要不然就师出无名，造反无理。特别是农民起义，例如刘邦，最看不起儒生的人是刘邦，见了儒生把帽子拿下来洒尿，这个史书上有记载。可是到汉武帝时，却独尊儒术。这就说明，到了要巩固统治地位以后，又要把孔子请回来。为什么呢？要用他那套理论管理国家。
宋太祖赵匡胤他搞陈桥兵变，军事政变，发生在河南，把皇帝推翻，皇袍加身，自己当皇帝，这不符合孔子的理论，肯定不符合。但他当皇帝以后又把孔夫子请了回来。造反的时候批孔，治国时尊孔，都是这样。成吉思汗他读过论语吗？他的铁蹄杀遍欧亚大陆，见人就杀，简直是要把所有的农业区都变成牧区、草地。可是到了元朝后边的皇帝，却到山东去祭孔啊，给孔的地位那么高，戴高帽，封的很高，好象元朝皇帝给孔子封的帽子最高。朱元璋起兵造反，你不批孔，造反有理吗？没理，他得反孔。但朱元璋上台以后，要到曲阜祭孔。清朝也一样，努尔哈赤读过什么书？满清入关，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那符合孔子的理论吗？可是等到清朝皇帝入位以后，要把孔夫子请出来。太平天国洪秀全也是从批孔开始，不批孔他敢造反吗？可是等他到了南京做了天王以后就又要尊孔。
到了现在，孔夫子已经不是当年的孔丘本人，历代的统治阶级都给他梳妆打扮，根据统治者的需要，用鲁迅的话说，后边讲的孔孟之道，是御用文人经过梳妆打扮过的孔夫子，他们就是以这套思想来束缚统治人，是思想专制的工具。回顾中国历史是不是这样？
你看看历代，革命的时候都是从批孔开始，等到他掌权的时候，都要把他请回来，干什么呢？把他作为对人民统治的思想专制的工具，所以主席的结论是什么呢？他说孔子作为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孟子、老子、庄子、韩非子、荀子他们一样，都值得我们尊敬，纪念，值得研究，因为他们的思想实际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每个人都值得我们尊重。但是作为孔子的这套理论，它是唯心的，主张政治倒退的，是不能接受的。至于说我们现在说批孔，用鲁迅说法是已经经过各朝各代梳妆打扮以后的孔，不是当年的孔夫子。比如，孔子不过是说“唯女子与小人难为养”。可是到了南宋以后，却让妇女缠小脚，这是对人体的伤害，男尊女卑，不知道比孔子发展了多少倍！男女不平等，孔子那时还没到这个地步；但是理论根据是孔夫子的。
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来入老百姓的思想时，就落入到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
中国没有一个真正能够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不象西方。西方耶酥和孔子差不多，他那个时候也是到处受人迫害，还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创立的那套东西，在当时都有自己的道理。但是到了欧洲的中世纪，教会是统治和奴役人民的一个最坏的工具。
你看资产阶级革命，从文艺复兴开始，首先就是对着教会，批判神，就象我们批孔一样。但是这个教会不是说耶酥本人怎么样，只有打破这个东西，资产阶级革命才能起来，那个时候教会是宗教裁判所，有时比法院还厉害，科学家好多都是被他们迫害死的，像哥白尼、伽利略，你必须改变自己的理论，不改变就要处死！这能怪耶酥吗？不是耶酥的问题。但是因为中国没有这样的宗教，就用孔夫子的这套东西来统治老百姓。在中国，是实用主义。有病了，生不下孩子就想神来了，孩子生下来病好了，早把它忘了。宗教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对它进行了一次批判，然后进行改造，改造以后它适应于资产阶级社会。所以现在的宗教和中世纪的宗教大不一样。
节选自《毛泽东文选·毛主席与毛远新同志谈批孔》

从孔子门徒的流散变化来看，孔门和儒家并不是严格一致的一回事。

或者说，孔子时期儒家的观念过于广泛，以至于孔子时代的儒家和孔子之后儒家大分裂时代的儒家所包含的范围已经截然不同。

这就相当于有人提出一个学派，叫做“智库派”。各个行业领域发挥智库作用的学者、专家都是智库派。在早期，有一个名人倡导这个学派，地位非常崇高，所有人都自称是他的门徒。比如说，就像清末维新时期的康有为、梁启超，或者后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大家都要以他们为首脑、为号召。儒家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在后来，这个派别就四分五裂了，人人都说自己才是正宗。有的人提出要做保皇派，有的人要做立宪派，有的人要做自治派，有的人要做共和派，有的人要搞联邦制，有的人要搞总统制，有的人要做革命派，反正都觉得自己才是对的。这就是“儒分为八”。搞到最后，法家一派赢了，但是法家说自己不是法家，自己才是真的儒家。就好像孙中山搞革命，最后谁都说自己继承了孙中山的衣钵传承，你说到底谁是真的？

孔子的门徒号称七十二，但是来源既十分复杂，“带艺投师”的现象非常多。像“三冉”，先世出于冉国贵族，自有其渊源；季路本为鲁国季氏之臣；子贡自有产业；曾子为鄫国国君之玄孙，自有其家族传承（鄫国灭亡，太子巫改姓曾。据传鄫国始祖是夏朝君主少康的次子曲烈。太子巫是第54世，曾子是第58世。孙子的孙子是玄孙）。流向又各自不同，“自成一派”的现象也非常多。像子夏远走西河（西河原在秦，后在魏，终在秦）开宗立派，开后世法家之先河。在西河被尊为孔子一样的人物，而且其他儒家认为子夏有“非孔子之言”。

在战国时期，魏国成为最早变法强大起来的诸侯。而在这一时期，为魏国变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持的，恰恰就是子夏的西河学派。但是有趣的是，儒家并不以此为荣。因为子夏一派在魏国的做法是法家的。像战国变法的重要基础文献《法经》，就出自于李悝之手。而李悝正是出自于子夏的西河学派。后来商鞅变法，正是以此为基础。就连吴起，也有人认为是子夏的门徒。吴起不但在魏国带兵镇守西河，后来还去了楚国主持变法。

所以严格来说，儒家一开始来源复杂，不过一“同盟会”。虽然儒家开创时期有很多名人，但是与后来所谓儒家并非一体。这就像陶成章、黄兴、宋教仁、廖仲恺、宋庆龄和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这些人都是同盟会一样，但是他们断然不是一回事。

不能以孔子时期的儒家来过分吹捧后来的儒家，也不能以后来的儒家来判断跟着他们学就可以产生孔子时期的儒家。

发展到后来，战国时期孟子一派自称儒家正宗，但是他们这个正宗就跟宋楚瑜、连战和李登辉谁才是国民党正宗一样，没有什么价值。孟子自称传自于子思，子思又传自于曾子，曾子才传自于孔子。看起来谱系很明白，但是这没有什么意义。按照这个说法，蒋介石-蒋经国-李登辉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国民党领袖，然后李登辉变了质，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又是一脉相承的，但是李登辉和陈水扁又不是一党，那么民进党是不是国民党正宗？国府正统在民进？谱系倒是挺清楚，可是摆明了是跑偏了。

尤为重要的是，后世讲儒学经典春秋三传，其中的谷梁传、公羊传据说都出自于子夏一派。按照这个说法，儒学正宗应该是子夏，关曾子一派的孟子什么事呢？自己家的经典学术著作是独立出去分道扬镳的一派写的？这说得过去吗？

但是后世所推崇的，恰恰是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这就表明他们自己也弄不清楚源流，而是简单的以“谁打着儒家旗号出名谁就是儒家”来做判断了。这就好像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对国民党的评价。戴笠说，国民党招人，就像猴子扛大旗，谁跟着走谁就是一伙的，完全是乌合之众，乱七八糟。后世的儒家，就是这样胡乱找人做祖先。你孟子给君王做智囊，我董仲舒也想给君王做智囊，所以你孟子你就是我董仲舒的先师。期间的传承已经断了，完全是自己硬贴。这种情况就是各取所需了。

后来所谓儒家，无论是朱熹的理学，还是陆九渊的心学，不外如是。由于宋代和孟子时代的间断实在太多，他们也无力去建立系统的谱系，就只能各取所需地在儒家经典里挑选几篇符合自己意图的文章来做纲领。

当时的叶适开始讲实学、功利，才算突破了所谓孟子一派的窠臼，可是很快就被理学淹没。

到了王阳明的心学，就又是一番新的景象。到了清代，颜元又开始重新搞实学。只是客观形势已经不容许他发展了。结果清代的儒家大师们就只能搞点考据、朴学，埋头书斋来躲避祸患。

这样的情况下，现在还有人讲儒家，说儒家传承了中华文化。这种说法其实已经混淆了“提高识字率”和“儒家霸权”之间的区别了。中国相对于当时世界的较高识字率和较大规模的社会基础，是中华文化传承的基本支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魏晋时期极度流行玄学，为什么不说玄学传承了中华文化呢？王羲之时代名字里带之的几乎全都是信奉道教的。你指着一道士说他是儒家？同样当时还有一大堆名字里带“僧”的，就算不全是和佛教有渊源那反正也代表了佛教影响。你家孔子信佛？孟子也不信佛啊！你儒家哪去了？

所以说到底，对儒家不切实际的尊崇，除了一些人出于阶级利益而有意推动外，在大部分人的头脑里，都建立在“对基本事实认识不清、稀里糊涂”的基础上。

这一现象在我们认识手段更加丰富、历史研究更加科学的时代尚且如此，在本身就处于历史早期、各种研究手段和传播手段都更加简陋的汉代，就更为突出了。

汉朝初期采取的基本政治理念，一个是与民休息，还有一个就是延续秦制。

汉高祖刘邦毫不掩饰地继承了秦朝的“水德”，公开行秦政。即便是在借鉴秦朝教训的基础上，刘邦也不过就是通过“顺其自然”的黄老学说来对秦政加以修正。

水德主刑杀，这是毫无疑问的法家。顺其自然则借用了水则润下的物理性质，纠正了秦政一味采取暴力压迫手段、势同水火的错误倾向。所以，汉初号称无为而治的时候，是严格执行秦法的法家统治。

但是汉代或者后世的历史研究水平不够，错误借鉴汉初经验，说什么“刑新国用轻典”，完全是读错了书。这个问题现代就清楚多了。

秦政能说得上是“轻典”？秦政都轻典了，你跟我说还有什么是重典？

对历史的错误解读，直接导致了各种错误认识。

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都说汉武帝独尊儒术。那么这就出现一个大问题：

汉朝初年休养生息，汉武帝穷兵黩武，前者得到了众口一词的赞扬，后者被后来的儒家骂成狗。即便按照儒家的错误历史观念，前者的黄老学说是道家一派，汉武帝是儒家，那也是“儒家穷兵黩武祸国殃民，道家休养生息无为而治”。那么，这是怎么论证出儒家合法性的？更不要说当时真正的历史事实是，汉初的无为而治是法家基础上的无为而治了。那就更和儒家合法性没有一点关系了。

事实证明，儒家啥也不是。

在汉代，儒家被高度尊崇，在普通人那里，是被儒家所谓“仁政”理念和“君子”表现忽悠了。就像《儒林外史》所说，老爷们都是方面大耳的，范进不过是尖嘴猴腮的穷酸，哪里称得上老爷。我们现在人都知道，方面大耳是怎么来的：说到底，就是吃得好、动得少，胖的。这就锁所谓的“老爷”，也就是“君子”表现。其实际来源，是管仲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这和儒家有什么关系吗？没有。可是老百姓不知道。老百姓看到的是，主张儒家的人，都是“君子”——仓廪实而知礼节的君子。

那么这些儒家“君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汉文帝时期，一些人要求汉朝变更政治纲领。主题就是废除汉高祖坚持的“水德”。提出的替代品是“土德”。为此，汉朝的一些人，制造了一个惊世骗局：黄龙现世。为此将当时的丞相张苍都赶了下去。张苍也不含糊，很快就抓住了这些人的把柄，找到了充足的人证，戳穿了他们的骗局。主持骗局的新垣平最后以欺君之罪获得了夷三族的超级大奖。

这种政治骗局完全就是“政治阴谋”。这种典型的阴谋行为，意味着当时汉代社会的意识形态斗争已经十分尖锐。

水德已经成为某些政治集团的眼中钉。

在这种情况下，谁上谁下，完全取决于哪个学派更加适应得势的政治集团的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儒家”成为汉代最终确定的意识形态标准，也就意味着这种儒家适应了当权派的政治要求。

除了一些标志性的事件以外，我们不需要过多地看当时的政治斗争，就可以了解到儒家究竟适应了谁的需求。东汉王朝建立后，以儒家为正宗。汉光武帝亲自讲经，自为儒宗；汉章帝集合儒家大师订立《白虎通义》，定为汉代儒家共识。而东汉时期最大的问题就是豪强地主经济横行于世。东汉时期形成了各地名士相互吹捧、勾搭成奸、沆瀣一气的黑暗风气。那么情况就非常明显了：儒家尽管在明面上高自标置，实际上就是在为欺男霸女做粉饰。

无论他们在表面上说得多么道貌岸然，他们的实际举措是不会骗人的。现在所谓的“口嫌体正直”，“真香定律”，就是对儒家表里不一现象的鲜活概括。

儒家在汉代崛起的根本原因，是内部矛盾上升为主流矛盾，外部压力急剧缩小已经无足轻重。所以对内盘剥成为主要需求，对外退缩成为主要策略。

一般来说，内部分配成为主要矛盾后有多种调节手段。公平是一种手段，平均是一种手段，自由也是一种手段，博爱也是一种手段。这些手段看起来都很好，但是实际执行时必须要有偏向。假设有两个人搏击，一个人体重九十公斤，身高一米八零，另一个人体重四十八公斤，身高一米六零。如果是公平，那么你就得规定大高个三次击中和小个子一次击中算同样的分数，不然小个子根本没法打。如果是平均，那就是只能一人打中一拳，力度一样，不许多打也不许少打，强行回合制。如果是博爱，你就得要求高个子让分，而且不能痛打小个子，小个子也不许痛打大个子，最后很容易演变成俩人的小拳拳打情骂俏。如果是自由，那就随便他们打，活的算赢，无规则生死战。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就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三个口号，最终分成了三个派别。其中的自由派就迅速演变成了保皇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到了后来普法战争以后，他们就和普鲁士-德国联合起来对法国群众进行血腥屠杀。而平等派就演变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普法战争中发动了武装起义并遭到屠杀。

儒家在汉代的崛起，实际上就相当于法国大革命的自由派和博爱派结合。法国大革命以后，旧贵族被消灭了，但是出现了新的金融贵族。这些贵族当然都是些“君子”、“文明人”。而且他们还有“博爱”的口号，自然就是讲“仁政”。但是他们实际执行的是“自由”：也就是让权贵们肆无忌惮的和平民“自由竞争”。

你和村霸各显神通看谁能弄死谁，你觉得你行还是村霸行？这就是自由竞争的本质。

博爱的意思是说，如果村霸觉得把你打个半死就能出气了，不想搞出人命，那么“博爱”就站出来把你拖回家，给你灌口汤。再帮你说两句“村霸下手也太狠了”的话。平时见到村霸的时候，“博爱”会怒目而视。平时则说还是行善积德比较好。你要是骂村霸，“博爱”也会批评你，说要平和。

公平的意思就是说，村霸这样不对，怎么能打人呢，咱们报警吧。

法家的意思就比较明白：听说你们这有村霸，灭他的门；你跟别人斗殴，有罪，治安拘留十五天，罚款五千。

法家虽然谁都不照顾，主要照顾君主的利益，但是天底下就没几个君主。整个天下各处的郡县，都没有君主。那就实际上执行了相对公平的策略。

法家把村霸一家子都砍死了，这就保证了“自由”的“底线”。所以法家极大促进了战国社会的演进。也正因为如此，法家也缺乏足够的社会支持，一旦外部压力消失，君主也没有支持他们的动力，很容易就被取代了。

儒家嘴上说得是仁政，主动权还是在村霸手里。

儒家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是当权者。

村霸不好，伤害的是村霸的利益；村霸好，有利的是村霸的利益。村霸好你就好。那要是村霸看上你媳妇了你怎么办呢？那儒家就只能说一句“私德有亏”、“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甚至来一句“瑕不掩瑜”。村霸就是那瑜，你就是那瑕。

儒家还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意思就是说，村霸看上了你媳妇，这是他的过错。他的过错人人都能看到。但是如果他用过以后还能还给你，而且诚恳地道歉，那就会得到世人的敬仰。那你怎么办呢？你能怎么办呢？你能做的就是“君子固穷。”就是“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还有“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你媳妇就该把你甩了去找村霸，你则应该为了村霸礼贤下士勇于认错而感动涕零去给村霸宣誓效忠。这实际上就是儒家平时做的事情。

虽然儒家整天讲什么“君子固穷”，但是实际上儒家却是“笑贫不笑娼”的理论来源。所谓君子固穷，就是劝你不要想着翻身去当村霸；但是如果你真当上了，他们就给你磕一个，喊一声“主公”。

博爱博爱，说到底还是“自由”。自由自由，说到底还是“吃人”。

前人说儒家治国两千年，自古以来就是“吃人”，是看透了的。

世面上有很多尊崇儒家，他们以为的自然是可以享受到“仁政”。但是他们不知道自己其实就是那瑕。

仁政就是儒家的广告。有的人就信广告。

你把你所有的钱都给我，我会对你好。这就是仁政的本质。现实中谁会信这个？现实中还偏偏就有人信这个。

儒家在汉代的崛起，说到底，就是掌握知识的阶层决定全面投靠当权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