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李光涛的论文《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 第1页

有人把我《明冤》中评论李光涛的部分复制到这个问题下面了。

我还是自己在这里完整贴一下吧

1、后金记录是不了解情况

张爱斌说“李光涛利用明清档案，并参据朝鲜实录，以三方面的原始材料，互相比勘，所以研究成果极为丰硕。”

《毛文龙酿乱江东本末》就是其成果之一了，但细观其文，主要倚赖的却并非是明清档案，反倒是朝鲜方面的记载占据了大头，估计比例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李光涛对朝鲜材料倚赖盲信程度，可以从他对一则史料的评论中窥见一斑。在李光涛写的《〈明清档案存真选辑第三辑〉述介》中有一则内容是介绍他在民国五十八年也就是一九六九年夏天，从清朝档案烂纸堆里清理出一则天聪二年也即崇祯元年一个汉奸官员祝世胤给皇太极上的奏本，奏本里提议用反间计，让宁远方面的袁崇焕猜疑毛文龙，除掉毛文龙，从而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使宁远闻知，又疑毛文龙交通我国，叫他自相猜疑，彼果中我反间之计，不待动兵，而我坐取胜矣”[1]。

其实从《满文老档》记载，我们已知后金上上下下一直把毛文龙当作对其威胁最大的头号劲敌，必欲除之后快。这则档案材料，更进一步能确证这一点。并且提供了毛文龙被袁崇焕杀害原因的新线索。

后金作为明朝敌人，是最直接当事人，他们的档案材料，本身已经是说明毛文龙作用的铁证了！但是我们的李光涛先生却并不这么看，在他眼里，凡是肯定毛文龙作用的材料都是不对他胃口的。

他的评论是“毛文龙之酿乱海外，即在金国的汉人亦不知其底细，唯朝鲜知之甚审”，也即对不利于其观点的后金档案记录，否定其价值，就算了事。

这样的态度难以令人信服，和毛文龙正面对敌的就是后金，若后金不知道毛文龙对其威胁是大是小，那还有谁知道？而且把毛文龙当作大敌要除掉的不仅是所谓金国的汉人，《满文老档》中记录的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言论比比皆是。李光涛一概视而不见，反视朝鲜贬低丑化毛文龙的记载为奇货，偏见作祟一至于此。

2、“唯朝鲜知之甚审”

那所谓的“唯朝鲜知之甚审”，其实如何呢？应该说李光涛先生如果能穿越时空，事先和朝鲜人统一下口径的话就好了。现在呢，不得不遗憾的说，朝鲜君臣不争气，不太给他面子。

天启二年五月，朝鲜国王发表了一通议论，大意是我国在侦探金贼的情报方面无能也就罢了（“我国不能探贼情”），可气的是金贼的间谍深入到京城，都没有人缉查，实在是太令人痛心了：“伊贼其谓我国有人乎？”[2]

天启二年九月，大概是因为毛文龙派人袭击后金地盘，努尔哈赤送书信谴责朝鲜，国王又吓得发抖，赶紧派了一个叫文希贤的使者回信，大喊冤枉。辩解称毛文龙率领手下军队，去袭击镇江、汤站等地，朝鲜沿边各镇都不知道，咱们腹地的君臣怎么能知道呢：“毛将与其标兵潜师往袭，沿边各镇，亦不及知，况国中乎？”你金国可不能错怪好人啊。[3]

天启三年四月，旧国王李珲已被赶下台了，新国王李倧刚上任不久。一个叫申景镇的官员苦着脸说：“我国和大敌对峙也很长时间了，可到现在还不知道他们的情形，实在是令人担心”

国王李倧心有戚戚焉：“对垒这么多年了，还不知道他们兵力的多少，也不知道他们驻扎的地方，就这样也能打仗吗？” [4]

天启三年的闰十月辛亥，当时已降后金的朝鲜将领姜弘立、金景瑞手下的一个士兵。也不知道是真逃回来呢，还是被后金派过来。总而言之，他悄无声息的从后金那边一直跑到了朝鲜京城。还到姜弘立家里去串门，这才被人发现。朝鲜的一些京城大员极为恼怒，李廷龟痛心疾首的表达了担忧“而自前我国不能侦探，未知敌情，与贼对垒，朝夕待变之日，岂宜若此。” [5]

要说朝鲜这帮大爷呢，可能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所以呢，他们自己的事情，有时候还得毛文龙来通知他们。在天启五年九月的时候，毛文龙对朝鲜边官说：“你们韩姓的人（指韩润）投降奴夷，把你国情况都告诉给了金人头目，金人正在造很多攻城器具，看样子在今年冬天就会来侵掠了。”朝鲜国王接到报告后，和官员一起讨论，其中的礼曹判书金尚容意见是：“毛将善为侦探，而既云有东抢之计，不可诿为孟浪” [6]

要知道这帮朝鲜大爷一向是看不太起毛文龙的，但现在却说了实话：“毛将善为侦探”。和上面所引李廷龟说的“我国不能侦探”对照一下，也是颇为有趣的。

过了一年，也就是天启六年十月的时候，毛文龙方面又一次提醒朝鲜要注意边防。毛文龙手下徐孤臣告诉朝鲜边官，努尔哈赤死后，第四子皇太极（李朝实录里记为“黑还勃烈”）继位，“吩咐先抢东江，以除根本之忧，次犯山海关、宁远等城”。[7]

这次的情报极为准确，皇太极在天启七年初，正是先发兵征讨毛文龙和朝鲜，再去攻打宁远、锦州等地。在十二月时，毛文龙又送秘揭，提醒朝鲜国王，你们有一两个边境官员，暗地和后金勾结，要放金兵过来，你还不知道么？[8] 朝鲜君臣对此反应是，这个可恶的毛文龙，又在污蔑我朝鲜忠良了，实在太坏了。

那毛文龙是不是在污蔑呢？我们还是把不同史料的记载对照一下。《满文老档》记载金兵在天启七年正月初八起行，十三日到明军哨兵驻扎警戒的地带，乘夜攻击，六个哨所无一得脱。在十四日晚上，偷袭义州城，用一百人就登上了城池。[9] 对照毛文龙天启七年正月二十二日的塘报“不意丽人向恨辽民扰害，暗为奴贼奸细，引贼俱换丽帽丽服，将沿途拨夜尽行截杀。” [10]

真相大白，金兵之所以能把毛文龙派驻边境侦查的哨兵（拨夜）一网打尽，导致“六哨无一脱者”，如果没有熟悉地形以及知道明军哨兵具体位置的朝鲜边官和后金勾结作为向导，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样也正因为边臣内应，导致义州城几如儿戏一样被后金一百人就攻取而下。后金为了彰显自己神武，不把朝鲜边官与其勾结的内情写明。但其记述经过，和毛文龙塘报一对照，大致情形，也八九不离十了。

在此之前，如果朝鲜君臣能稍微把毛文龙的警告当回事情，提前预防，严阵以待，那后金想要如此轻松攻下义州，以及同时分兵进攻铁山，大概不会如此容易。

后金大军又在这之后，在朝鲜人的向导带领下，去攻打毛文龙驻守的云从岛，因为毛文龙战守有方，吃了不小的亏。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提到，金兵攻打不下云从，十九号退回宣川，质问朝鲜人“你说活拿毛都督不难，今我马多跑死，兵又打死，毛都督又拿不到手，为何死活哄我来，你定是奸细。” [11] 于是开刀屠杀。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朝鲜人之所以说“活拿毛都督不难”，是因为在他们眼里，毛文龙就是一个成天靠蒙骗朝廷来升官发财的无能之辈，手下的士兵都是疲劣不堪，器械简陋，比朝鲜军队都远不如。所以是真心诚意认为不难的，倒并非有意蒙骗后金。

而和毛文龙打过仗的后金官兵，吃了苦头，当然就恼怒朝鲜人谎报军情，认为是在故意欺骗，其实这反倒是冤枉朝鲜人了，实在是朝鲜大爷们的昏聩不明，再加自以为是，超出了后金的想象程度。结果是毛文龙因守御得力，损失不大，“奴虽犯抢一番，杀伤不满千人”，而勾结后金做向导来害毛文龙的朝鲜方面，反损失惨重，“惟丽官丽人自己作孽，受祸亦不为小” [12]

朝鲜君臣的昏庸，在《李朝实录》记载的天启七年五月刘海（也即刘兴祚）送来的一份密揭中暴露的更清楚了。毛文龙当初给朝鲜群臣发出的提醒，朝鲜人以为是故意和他们过不去，诬陷边臣，而实际上毛文龙的提醒，是来自当时身在后金心在汉的刘兴祚的情报。刘海密信云：

“金兵没来之前，我为贵国着想，曾经发密贴，两次和毛帅联络，以通知贵国。又在正月发一密贴给宁远的袁崇焕都堂，让他送信给贵国，或防守，或连和，这片心事，也不知道究竟通知了你们没有？我之所以如此照顾贵国，实际上要尽忠于大明。” [13]

从这份密揭来看，刘兴祚在后金发兵之前，曾经两次把情报设法传递给毛文龙，让毛文龙转达给朝鲜，并且还给宁远的袁崇焕也送过一份密贴，让其转达朝鲜。毛文龙不负所托，据《李朝实录》，他在天启六年十月到十二月间曾经三次提醒朝鲜要注意后金进犯以及边臣和后金勾结的情况。但朝鲜都把好心当作驴肝肺了，全不当一回事，反而因此对毛文龙衔恨不已。而刘兴祚通过袁崇焕方面转达给朝鲜的情报，则在李朝实录中找不到半点记载了。

从以上事实看，可知朝方对后金固不能了解，即便对己方情况也稀里糊涂，本身是否做好防御都要依赖于毛文龙情报，更不必说去了解毛文龙和后金作战之情况了。崇祯二年毛文龙死后，金兵十月进攻入关，朝鲜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崇祯三年正月还摸不着头脑，不敢确定究竟发生了什么，其昏聩一至于斯。李光涛所谓“唯朝鲜知之甚审”，与事实背离甚远！

3、朝鲜材料有时也摔地上

退一步说，即便是对朝鲜记载，李光涛也远不是那样尊重。其所引朝鲜的材料到处都充满了断章取义，歪曲解释，甚至直接粗暴否定。

（1）、挠敌之事毫无所闻？

比如李光涛宣称毛文龙从天启元年七月到天启二年十一月留朝鲜的这段时间内，与后金作战之事“毫无所闻，亦未见有挠敌之事”。唯一例外的宣川林畔之战，那也是金兵找毛文龙算账，而不是毛文龙主动出击去牵制后金。至于毛文龙屡次报告擒杀金兵，自然是假的，因为朝鲜国王说过“毛大人自林畔之变，厥后亦不敢再动”，可以充当反证。

先不说《满文老档》里后金给朝鲜的文书里就明确提到：“毛文龙、陈良策、赵成功、李应龙、赵俊等，驻尔朝鲜之弥山，常犯河西。” [14] 光是朝鲜李朝实录中提到的这段时间里毛文龙对后金打击的记载就是一大串，都被李先生无视了。被他拿来当成论据的“朝鲜国王所云‘毛大人自林畔之变，厥后亦不敢再动’”，是在断章取义！朝鲜国王这话应是对当时在朝明官，充当监军的梁之恒说的，本身就是假话。说这话的同一月内，《李朝实录》里就有许多和此直接对立的记载。

如四月己巳，朝鲜国王李珲因为接到报告，获知剃头辽人（“假鞑”）从金占区逃亡出来的人很多，毛文龙也留在鸭绿江靠近金人的地方，不断袭击挑衅金人：“假鞑归顺者甚多，而毛将时留鸭绿江近处，作拿生衅”，所以让朝鲜官员赶快设法让毛文龙躲藏退避到宣州、铁山一带，明方的侦察兵还有汉人也都设法让他们全部撤走云云。[15]

紧接着第二天，又有这样的记录，李珲对他派到毛文龙那边去的接伴使授意，“毛将不有监军之令，招募假鞑，轻举生衅，至送唐人于满浦等处，必有不测之变矣。”赶快以死周旋，一定要劝阻毛文龙和金人作战的行动。在鸭绿江边各处的明军侦察兵，还有汉人也都全部撤走云云。[16]

下面还记录有毛文龙拿获朝鲜和后金勾结书信，让李珲惊恐万分的事情：先是说佟养性领金兵出来把截江口，让监军命令在鸭绿江的明方将领和汉人快撤走。还有接到报告明军有七只船只，必是稽查我国派去后金联络的使者，又有书信被汉人夺走。近来伴随毛文龙的朝鲜官员，不善周旋，边境上情形更加危急。 “各别善图，使唐兵更勿渡去生衅，而以往唐兵亦使速撤回还事，以死竭力善为周旋。”[17]

朝鲜国王之所以要对明官说假话，用意无非是设法让明廷觉得毛文龙没什么用，赶快把他从朝鲜境内撤回了事。光是同一月内，李朝实录中就已有大量直接揭穿这假话的记载了。而在其他时间里，此类记载也不少。就以天启二年八月为例，辛未，备边司报告说：“文希贤未及入住，毛将又斩真鞑，贼怒必甚，危机已迫。” [18] 这里说的文希贤是朝鲜派往后金的使者，所谓“毛将又斩真鞑”当然就是指毛文龙袭击后金，斩杀后金军兵的事情了。

还是八月。丁巳，备边司报告说：“毛将不量事势，横挑强胡，嫁祸于我国者累矣”。[19] 光是《李朝实录》记载，就白纸黑字，彰明昭著，结果都被李先生视而不见，反言辞凿凿的说“此外，则毫无所闻，亦未见有挠敌之事”。如此论史，真可以令人齿冷心寒。如果李光涛当真没看到这些记载，也还尚有可谅之处，问题是所有这些记载，他都看到了，甚至例如“毛将不量事势，横挑强胡，嫁祸于我国者累矣”都是被他引用到文章里的。但似乎他是看到归看到，引用归引用，完全不妨碍他抛开这些事实给毛文龙扣上不和后金作战的罪名。

（2）诬陷朝鲜国王背明投金？

为了给毛文龙泼脏水，李光涛对朝鲜史料之歪曲，甚至粗暴否定，远不止于此。比如他说毛文龙因为怨恨国王李珲，所以污蔑李珲和后金勾结。而实际上呢，李珲私通后金，是《李朝实录》中自己都承认的事实！

天启元年九月朝鲜国王李珲派郑忠信通使后金，一开始想隐瞒不让毛文龙知道，后来看难以掩盖，又借口到后金去侦探。《李朝实录》自己就有一段评论，大意是和邻居建立友好关系，那是指可以打交道的邻居而言。难道对待有父母大仇的人，还能用对一般邻居的态度去与之交往？国王李珲 “既遣忠信，又不欲毛将知之，何异于掩耳盗铃乎？” [20]

在《李朝实录》天启二年四月的又有这样的记载：当时国王软禁母后，杀害骨肉，秘密和金贼联络，甚至派遣了使者去。自己知道多行不义，害怕消息泄露给天朝知道。有华人到京城的，就必定严令兵士看住，如临大敌一样。[21]

到天启三年春三月甲辰，在以“王大妃下敎书宣谕中外”名义颁布的文件中，朝鲜方面把光海君李珲勾结后金谋害明朝的事实就说的更为详尽清楚了，这份文件的内容如下：

“我国服事天朝有二百多年了，大义上说是君臣之间的关系，恩德上就如父子一样。万历壬辰（抗日援朝），天朝对我国的再造之恩，万世都不可忘记。先王任职四十年，用最大的诚意，事奉天朝，平生从没有背朝西边而坐。光海君忘恩背德，不畏惧天命，暗地怀有二心，和金贼勾结讲和。万历四十七年的萨尔浒之役，密令出师助明的朝鲜将帅，看形势再决定帮哪一边，最后让整支军队都投降金虏，丑名流播四海。大明的人来到本国，羁縻看管，简直和关在监狱里一样。皇上的敕书屡次颁发，（李珲）还是毫无出兵意图。使我三韩礼仪之邦，不免和禽兽夷狄同流合污，令人痛心疾首，这样的罪恶又怎么说得完呢？” [22]

明明“前王李珲‘私通逆奴’”是朝鲜方面自己的结论，却说成是毛文龙的“污奏”。一边在宣扬朝鲜记载如何可信，一边却对其记载本身任意歪曲割裂，不合于己心就直接无视否认。李光涛先生因厌恶毛文龙而混淆是非，到如此地步。

（3）在军饷问题上，朝鲜记录又成了“不甚求详也”

再说关于毛文龙军饷，前面部分，已经引用明方记载以及毛文龙塘报对照，清楚知道“平均下来，毛文龙每年收到的军饷二十万两银子都不到，粮食也只有十五万石多一点，合起来甚至远小于关宁军饷的十分之一”。而李光涛为了给毛文龙泼脏水，又凭自己想当然，说：“又考东江粮饷，仅就饷银一项而言,前后平均计算,最少年亦四五十万两，九年共费当在数百万以上，岁饷之外，又有赏银无算” [23]

他这里强调所谓的“仅就饷银一项”，不知道他这笔账是如何算出来，因为他没提供任何根据！合理推测是他把明朝方面官员奏疏里曾经提到的给毛文龙饷银最大的纸面数字都当成实发军饷。而实际上毛文龙收到的饷银，最多的年份都达不到四十万两，至于所谓最少年亦四五十万两云云只能是天方夜谭。

李先生又说：“按文龙自入崇祯朝,因廷臣群以冒饷为言，多有上本者,于是有汰兵覆饷之举，精兵数十万，定二万八千，岁饷百万，减为三十五万有奇，岁运米则十六万八千石。” [24]

这更是把未落实过的百万岁饷当成实际军饷来说事，而所谓的三十五万有奇饷银，同样是纸面数字。朝鲜方面从明朝打听到的记录证实毛文龙军饷每年平均不过十余万，李光涛自己引用的内容就提到朝鲜派去的使者姜善余等人亲眼看到明朝官员就东江军饷的议论“文龙有军二万六千，一年之饷，殆十余万”。[25]

这本身是说毛文龙冒饷，但数字至少还算真实。而李光涛对此又是如何评论的呢？这回他不说“惟朝鲜知之甚审”了，而是说“又按,朝鲜实录言及中朝之事，往往只述大概，不甚求详，如记事内有军二万六千，及一年之饷殆十余万，考前文所记，则不无出入，此皆不甚求详也。”

也即只要朝鲜方面的记录不符合他丑诋毛文龙的夸张程度，马上就可从“知之甚审”变成了“不甚求详”了。

4、李光涛唯一原则是看史料是否满足丑化毛文龙的需要

所以李先生并非对朝鲜记录情有独钟，他看重朝鲜记载，也仅因朝方对毛文龙丑化贬低调子相对来说更符合他胃口。如若稍有不合，仍粗暴歪曲之，割裂之，直至否定之。

对朝鲜记录尚如此，对其他材料，更不会客气。比如前面提到的，他自己亲手发现的，从烂纸堆里捡出来的后金最原始档案文件——祝世胤的奏本里面提到后金希望通过使用反间计除掉毛文龙的事实，因不符合他丑化毛文龙的调子就被毫无理由的否定了。

此外如上面提到的努尔哈赤向朝鲜索要毛文龙的书信，因为里面提到毛文龙部队“驻尔朝鲜之弥山，常犯河西”的事实，不合于李光涛心意，也被他粗暴否决了：“记事内所送之书，见《满洲老档》，即太祖谕朝鲜擒献毛文龙书。似失本来真相，故不采”。[26]

真相如何，只能由李先生来钦定，否则再珍贵再原始的第一手史料，如原始大内档案，如满文老档，都可被他否定掉，都可以来一句“似失本来真相，故不采”。而且李先生很滑头，你看他的用词“似失本来真相”，就是似乎失去“本来真相”。别人倘若指责他，要他拿出理由来，估计他就会回答，我说的是“似失”，又不是“一定失”，你管得着吗？

对史料无视否定也就罢了，让人难以接受的是直接对史料原文进行篡改歪曲。

比如在谈及毛文龙派遣人员到后金统治区以掘参和贸易为掩护去充当间谍，后金因此不断捕杀所谓毛文龙奸细时，李光涛说：

“遭金人屠杀者，有掘参之难民，有持货之难民，于是乎逃难之辽民，将因毛文龙之故，而无噍类矣。所以努尔哈赤尝致书于毛文龙曰‘由朕归尔之人，尔皆容留，并不养育，各处遭劫，尔之所杀者非理也’。努尔哈赤且为此‘杀者非理’之言，则毛文龙之仇杀难民，当比努尔哈赤为更惨。” [27]

对前辈学者本来应当尊敬，但看到这段话，却实在难以置信。历史学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立场，可以把史料篡改到这种地步。努尔哈赤的话其实前面已经反复提到过，真正的原话是“尔收容后，不加豢养”后紧接着一句就是“却令其从军，反戈而战，故于各处被杀者，乃尔所杀” [28]。努尔哈赤的意思，我之所以要杀那些人，是因为你收留难民，让他们从军，结果反而来和我作战，因此我在各处杀人，那些是因为你的原因而被杀的。

到了李光涛那里，“却令其从军，反戈而战，故于各处被杀者，乃尔所杀”这句努尔哈赤的话，完全被吞吃掉了，代之以“各处遭劫”，给人的印象就是从后金逃出来，逃到毛文龙那里的辽东难民，到处被毛文龙打劫杀害。这是连基本意思都不通了。

李光涛先生若是存在一定的标准，存在一个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应有的职业操守，即使单方面倚赖朝鲜材料，依旧可以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但遗憾的是在他那里，唯一原则就是看某个材料是否能用来达到丑化毛文龙的目的？

如果能，无论多荒诞不经，都可引来作为论据；如果不能，随便什么材料，他都会做手脚，或者割裂文意、断章取义，或者直接粗暴否认。

三、触目惊心的自相矛盾

许多时候李光涛先生似乎陷入为丑化而丑化的怪圈之中，基本的逻辑一致性可以抛在一边，明显自相矛盾可以浑若无事。截然对立的论断，他都可以一本正经的长篇大论展开阐述。似乎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如何矛盾，只要是个屎盆子，扣在毛文龙头上，就能让他心里畅快了。这种心理，也是挺让人费解的。

这里不妨列举几个他文章中显著的矛盾

1、毛文龙究竟对后金无害还是有害？

李光涛一方面是断然否认毛文龙对后金有任何打击牵制作用，在他的笔下，毛文龙就是成天安坐岛中，奢糜享乐，空耗钱粮，对后金毫无影响，一个一文不值的废物而已。其文章用了整整一节的内容来论证毛文龙之无用，标题就是“牵制虚套”。

诸如“冒功冒饷，益肆欺罔”，“安坐岛中，独享富贵”，“岛兵既如此无用，于是牵奴之着，终归虚套”，“牵制之说，全付空谈，无数金钱，总归浪费”之类的语句在他的文章中随处可见。他甚至引用朝鲜昏君聩臣的对话，说毛文龙之所以不投降后金是因为毛文龙的军队太没用了，就算要投降后金，后金都不稀罕，不会给毛文龙什么好待遇：“奴贼亦必知文龙之军不可用，岂汲汲于文龙哉？” [29]实则别说毛文龙本人，就是后来他手下三个原本地位不高的东江部属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投金，后金都欣喜若狂，甚至破天荒封为三个汉人王。说后金不重视毛文龙，全如说梦。

其论说之荒唐，即便从我们前面之论述中，也暴露无遗了。当然，如果他能保持逻辑的一致性，把这种荒唐观点贯彻到底，也算是一回事情。但尤其可怪的是，一方面他坚持毛文龙对后金毫无牵制的观点，另一方面却又在长篇累牍的论述毛文龙如何嫁祸连累朝鲜，如何使得后金迁怒于朝鲜，把这也算作是毛文龙一大罪恶。

他花了很长的篇幅在论证，后金之所以要去打朝鲜，全是因为毛文龙的缘故，朝鲜是受了毛文龙连累。在其文章的“生衅朝鲜”一节中，引用大量材料，说“此朝鲜为毛文龙受兵也”，“文龙逗留朝鲜境内，朝鲜深以被祸为忧”，“（后金与朝鲜）然又一番结怨，则因毛文龙之故”，“日后朝鲜丁卯之祸，即因庇护毛文龙而起，不可不查也”。[30]

在后面朝鲜“丁卯之祸”（即天启七年后金打朝鲜一事）一节中就更是不厌其烦论引用后金方面的书信证明朝鲜是如何受毛文龙之连累。

一则曰“此次兴师，则以金汗深撼朝鲜容护毛文龙，于兹已七年，文龙之牵制，虽曰无关金人之成败，然其于朝鲜，则又‘以邻为壑’，是故往往遗祸于东国。” [31]

二则曰“至于金人所送各城之书，其主要原因，大概不外以窝藏毛文龙为问罪理由。” [32]

三则曰“书（指后金给朝鲜的国书）中之言，极为透彻，如曰：‘两国仇隙，皆因毛贼所致’，此可证明朝鲜丁卯之祸，实由文龙而起。” [33]

四则曰：“关于此类来书（指后金给朝鲜的系列书信），其时期无论前后，而所争执者，大抵皆为毛文龙。” [34]

按李光涛所说后金统治者头脑纯粹是有点不太正常了，既然毛文龙无关成败，连后金的毫毛都伤不到，对明朝倒是害处多多，他们为何还要为消灭一个毛文龙兴师动众？又何来朝鲜因为收留毛文龙而触怒后金之说？

如果他保持逻辑一致，说毛文龙对后金没什么影响，后金打朝鲜纯粹是找借口，就算不符事实，好歹能自圆其说，可他却偏不。似乎唯一意图就是给毛文龙搜罗更多罪状，完全不顾这些罪状彼此间是否自相矛盾？

对后金毫无打击，是一条罪状；连累朝鲜，又是一条罪状，既然是罪状，就死活不管，扣到毛文龙头上再说。论史能论到这种毫无逻辑的地步，也算是一种奇观了。

当然要说李光涛先生完全没注意到这种矛盾，也是冤枉他了，他也含糊其辞做了一番解释，但不解释还好，一解释就越加显得离奇！这解释是什么呢？用白话转述一下就是：天启七年，朝鲜丁卯之祸，后金自称是为了毛文龙而来的。至于为毛文龙而来的原因，不是因为担心东江军队足以牵制后金，实在是因为金人了解毛文龙的确不是明朝的忠臣，有许多胡作非为的事情。毛文龙的胡作非为，看“交通金人”章节，就可以详细知道。毛文龙胡为的具体情形，他给金国的书信，既说“则大事成矣”，又说“我不分疆土，亦不属而管辖”，似乎也是学金人自立为王。胡为到如此地步，自然对明朝不利，但究竟来说，对于在当时的金国，也是同样不利的！于是金人才在天启七年起兵，东向朝鲜索要毛文龙。

这段话的意思曲里拐弯，很不好理解。前面的意思似乎是在说后金乃是在学雷锋，做好事，因为了解到毛文龙不是明朝的忠臣，胡作非为，所以要来替天行道，除掉毛文龙。而后面似乎又是在说毛文龙是明朝和金国共同的祸患，金国害怕毛文龙未来可能自立为王对其造成威胁，所以要出兵扫除。

李先生曲说怪论，离奇荒诞程度实是超出常人想象力。按他本来的说法，毛文龙为天下第一无能之人，每天安坐岛上贪财好色，在明朝提供大量军饷（李光涛的说法）和朝鲜供给物资的情况下，还不能对后金造成分毫损伤。而按他这里的说法，毛文龙又成了天下第一牛人，光是将来自立为王，同时与明朝和后金为敌的这种可能性，就让后金恐惧战栗，以至未雨绸缪，为防止未来可能的损害，先要出兵扫除现在对明朝有损无益，对后金有益无害的毛文龙。

一个人因为对几百年前历史古人的仇恨，能让自己的思维到如此离奇的程度，也是让人叹为观止。而实际上，他所谓毛文龙自立为王，正是后金求之不得的，在努尔哈赤给毛文龙写的书信里，甚至就是劝毛文龙自立去打朝鲜相诱。后来《满文老档》记载的皇太极和刘兴治兄弟盟誓，同样只要求东江自立，与明朝作对即可。只能说李先生自相矛盾，百般弥缝支吾，难以支撑！

2、东江究竟是富还是穷？

毛文龙奏疏中希望为东江争取和关宁明军同等待遇时，曾说东江群岛在海上，风涛险恶，运送物资艰难，物价昂贵，定每兵“银七钱，米一斛”的标准是太低了。李光涛为反驳毛文龙，引用日本人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之文：“崇祯元年时，朝鲜使者访毛文龙，其记事有曰：‘岛中居民近万余户，市肆之间，物货充实，仓廪储积亦丰足。秋冬之间，米八石值银一两。臣所馆之守卒，月给米一斗，又有银两，逢佳节，外给青布二匹，棉花二斤，及帽靴。都督毛文龙，一日进食五六回，其三回食五六十品；有宠妾八九人，皆饰珠翠；侍女甚多，皆游手饱暖，崇奢如此’”[35]

对照“登州则米八斗需银三钱”，皮岛米价仅为登州三分之一。李光涛据此说 “岛中之富足可知矣。关于百物腾贵之言，又不可信” [36]。稻叶君山这段内容出自《续杂录》中的接伴使赵希逸状启，原文为：“市肆之间，物货充牣，仓廪储积，亦为丰足，米价秋冬间，银一两米一斛，容五斗，我斗则八斗。”[37]

则稻叶君山直接把八斗误为八石，相差十倍。即便朝鲜人说皮岛丰足，其所说皮岛米价也是一石米二两银子，说八石才一两银，实在太过荒唐了。而李光涛竟对如此荒唐数字，毫不怀疑，完全接受。

实际上赵希逸所述皮岛丰足情形本身也经不起推敲。这和所有其他史料，包括《李朝实录》，包括袁崇焕到东江杀毛文龙的奏疏都截然相反。这样的材料，被稻叶君山引用并讹误成更荒唐夸张的记载后，李光涛视为奇货，深信不疑的作为论据！如他真信这类岛上富足无比的荒唐之言，能坚持到底，也算一回事。可是不然，李光涛一面把这种荒唐记载引为论据，来证明毛文龙在岛上如何安享富贵，明朝给毛文龙发军饷完全多余。可与此同时，他又把完全相反的记载也引来作为论据，

如“草根树皮，淘洗净尽,荒山赤土,旌羸流离,种称颠连，偏臆无诉，以致降夷生变，强卒喧哗,奴孽浸凌,各岛告变” [38]

如“椵岛兵民，骈就饿死，其状之惨，可于下面记载见之。……‘今年登州粮饷运到数少，许多人命将骈就饿死，至于相食，恳乞发粮，以赈垂死’”

如“毛兵饥死，僵尸相枕”

如“其畏死不肯往者，听其饿死岛中，皮岛白骨如山”等等。[39]

两种截然相反记载，都被他引来作为论据，以达到丑化毛文龙的同一目的！相信岛上富足记载是为了说明毛文龙贪得无厌，物货充实，还要求增发军饷。叙述岛上僵尸相枕的惨状则是为了说明毛文龙腐败无能，残害辽民。

只要能往毛文龙头上扣屎盆子，无论引用的记载多矛盾，都可以被李光涛毫不脸红地拿来。他又给出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解释：“守馆之卒，厚给如此，据前文陈继盛之言，或即为冒姓毛人之类，其他军士，则僵尸相枕” [40]

是什么重要人物？要待遇优厚的亲信毛人去守？要成为僵尸，也只能是这类非战斗人员先成僵尸。否则 “僵尸相枕”的情况下，一个看门的，还能如此待遇，早被生吞活剥了。

3、不战是罪，战也是罪

如果毛文龙不和后金作战，龟缩岛上，那当然就是其罪恶无能的表现了。这也是李光涛竭力试图在文章中灌输给读者的印象。但到某些地方，他实在无法掩盖毛文龙抗金的事实，又是什么态度呢？

放心，他依旧会把这证明成毛文龙的罪恶！在天启四年四月，毛文龙得到情报在朝鲜咸镜一带边境地区有后金力量在活动，于是派游击王辅、时可达领五千兵马前去剿杀。朝鲜怕得要死，唯恐后金迁怒于自己，想要阻止，但又知毛文龙决心不能动摇。[41] 君臣聚集在一起商量，对毛文龙咬牙切齿。最后商量来商量去，就干脆授意边境官员在毛文龙军队要求向导的时候，用假言谎骗，虚言恫吓，总之是要阻止。事实上在他们之前的对话里，判尹金盖国就说与其得罪后金，导致后金报复而让咸镜地区不保，还不如冒着不好的名声去阻止毛文龙。[42]

而李光涛呢，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全都舍去，断章取义截取了朝鲜君臣的几个对话片段，尤其是那段预先准备如何骗阻毛军的对话。然后他评论说：“又况五千之兵，辽民居多，兵非素炼,驱之以入虎口，必无幸免。文龙则利用之，以为自己立功之计，胜则虚张捷报,败则掩之不闻” [43]

不作战，那是安坐岛上，是毛文龙无能有罪的表现；如果作战了，那就是毛文龙把辽兵驱入虎口，以为自己立功之计。总之左右都不是人！按李光涛先生的逻辑，大概干脆都投降了，才是最保全辽民的好办法。

还有一件事更说明问题了，在“交通金国”一章中，李光涛引用了这样一则材料，是天聪二年（崇祯元年）十一月厢边红旗备御祝世胤的奏本。其大意是毛文龙派来奸细很多，祝世胤自陈捕杀奸细如何卖力：“臣在海州，只凭一矮夹棍，严审奸细，各民畏惧”，担心毛文龙因此用反间计来除掉他，所以上书表示自己的忠心：“但臣执法审查奸细，唯恐走脱奸细，与毛文龙说知，恨臣，来投反间，臣担当不起，统望皇上贝勒鉴，查臣为主寸心，与臣做主，臣益得竭力图报矣。” [44]

本来这则材料又是充分证明了毛文龙和后金斗智斗勇，对后金统治影响之巨大。但是李光涛又是如何评论的呢：“以上两奏本内奸细，即袁崇焕所云避难之辽民，如曰‘难民不令一人渡海，日给米一升，令往夷地掘参，遭夷屠杀无算。’据此，则遭金人屠杀者，有掘参之难民，有持货之难民，于是乎逃难之辽民，将因毛文龙之故，而无噍类矣。” [45]

也就是毛文龙派人到后金去侦探敌情，在李光涛眼里，又是毛文龙的罪恶。说是逃难之辽民，因为毛文龙缘故，要被杀光了。那要保全辽民怎么办，不能当兵，不能打战，也不能派人去侦探，只有投降一条路了！否则就是“驱之以入虎口，必无幸免”，“逃难之辽民，将因毛文龙之故，而无噍类矣”。

不与后金作战是罪，与后金作战同样是罪，滑稽的是这两个完全矛盾的罪行，被李光涛同时都在扣在了毛文龙的头上。

4、私通与捕杀金人的恶行

李光涛为了给毛文龙扣上私通后金的罪名，也可谓不遗余力。极尽捕风捉影之能事。努尔哈赤、李永芳等人试图招降毛文龙的书信被他看成是毛文龙不忠的证据。李朝实录中记载的朝鲜君臣听信倪汝听谗言，胡乱猜疑的内容也被他拿来当成是毛文龙背明的事实。

后来皇太极和毛文龙的书信往来自然更是被他大做文章。本来一看便知是毛文龙对后金的戏弄，偏偏李光涛先生如获至宝。事实是毛文龙始终忠于明朝，私通后金这顶帽子，对于把后金使者来往经过上报朝廷的毛文龙，纯属血口喷人，扣在袁崇焕头上更恰当。

但这无法难倒李光涛，他祭出了“莫须有”的法宝。

一则说毛文龙投降后金之所以没有付诸行动，是因为后金不能满足其贪得无厌的要求。（看来，明朝倒是能满足了?！）

二则说因为有朝鲜的存在，迫使毛文龙不敢叛乱。（实则朝鲜君臣昏聩，连毛文龙打击后金，他们都害怕。且天启七年后朝鲜自己就和后金勾结了）。

三则说金人是担心毛文龙反复无常，不易驾驭，所以不信毛文龙。（实则对后金来说，只要毛文龙有一线投降可能，他们都会争取，看看后来他们怎么拼命招降孔有德、祖大寿等人的。毛文龙是根本不存在任何投降可能，他们才没办法）。

总之，李先生意思就是毛文龙要投降后金，但后金还看不太上毛，不肯满足其要求，毛才没投降。论史能够抛开史料，全凭臆测，给历史人物任意泼脏水，这样的手段，李先生用得很熟练。真不知道他前世今生究竟积累了多少对于毛文龙的仇恨，才能如此？

而尤其出奇的是，他一面竭力往毛文龙头上扣勾结后金的屎盆子，另一面他对毛文龙把后金使者往来报告朝廷以及捕杀后金使者等光明磊落的行为，同样要百般丑诋，大加辱骂。

比如他有一段话，大意是后金派遣可可孤山、马秀才等人到毛文龙的皮岛上求和，毛文龙之所以要报告给朝廷，是因为想把和谈的事情弄假成真。“试探明帝之意，如试探成功，则彼之所谓‘大富巨贵’，亦在其中” [46]。

不报告朝廷，那是私通后金；如果报告了朝廷，那又成了“试探明帝之意”，觊觎“大富巨贵”。无论事实如何，在他笔下，毛文龙脸上都注定只能被涂抹上罪犯小丑的油彩。而实际上他所谓的“颇欲弄假成真”，又是置史料不顾的臆说，毛文龙早在天启七年，奏疏里就明确说“从古有款虏之事，独此奴决不可款”。在崇祯初年向朝廷报告后金使者来往情况时，更不断提醒“更虑奴之求款于东，而正欲肆骋于西” [47]。毛文龙对后金不抱任何幻想，也不存在试探朝廷的问题。

而对于毛文龙把后金使者可可孤山、马秀才等人抓得抓，杀的杀，李光涛之评论就更加离奇了：“此因毛文龙上欺朝廷，试探未能成功，故又以无辜金人，送之于死地，其与人不信又如此”。[48]毛文龙若如袁崇焕一般善待金使，在李光涛嘴中自是通敌；现在毛文龙捕杀使者，李光涛又大骂毛文龙把无辜金人，送入死地，为人不信？

他把后金之爪牙称无辜，那谁是有辜？兵不厌诈，本是常识。和后金讲信用的袁崇焕被后金玩弄于股掌之间，毛文龙睿智之举居然也能成为李光涛笔下的罪状？

李光涛对毛文龙捕杀后金派往朝鲜的使者，更大加声讨。天启七年后，朝鲜勾结后金已成事实。毛文龙为破坏其往来关系，不断设伏捕杀金使，这本是其矢志不渝，忠于大明的表现。而李光涛对此又什么态度呢？

他对屈媚后金的朝鲜百般辩护谅解，对毛文龙截杀后金使者的行为却说是“成事不足坏事有余，即如通问往来之胡差，彼亦遣人伏路要杀”。[49] 他所谓的坏事有余，无非就是坏了朝鲜与后金勾搭的好事而已！

不过被他当成是毛文龙罪行而引用的朝鲜记载：崇祯元年八月，汉人一百多骑兵，拿着弓箭，暗地朝龙川义州方向去。又在林畔站的西边五里多，有十三个汉人，带着三眼铳，在路边埋伏窥望，肯定是要拦阻金人使者。[50]

八月二十四日，金人使者回去，将要抵达林畔的时候，百多个汉人，潜伏在草间，突然出现在路上，都佩戴弓剑，好像有对阵战斗的架势，绑住我国给金人使者做先导的军官数人，在后面的一行员役，都吓得仓皇惊散，这实在是出乎意料。……鞑子二十多人，来到鸭绿江岸边，诘问我方为什么不送还使者，义州官员不得不以实相告，日后的祸患，难以估量。[51]

崇祯元年九月记载，朴兰英，郑文翼等朝鲜往后金的使者一行，在八月二十七日，到沈阳，询问金人国内的事情，打听到有毛文龙属下诈降，离间朝鲜和后金关系“朝鲜与毛同心，图伐金国，金国知之乎？” [52]

这些恰恰证明毛文龙为破坏后金与朝鲜关系，不遗余力，对明朝之忠贞始终不改，所谓私通后金之说，不攻自破。

而李光涛颠倒黑白，于袁崇焕和朝鲜百般曲谅，认为与后金之勾结，理所应当，称袁崇焕与后金谈和，及朝鲜在天启七年和后金签订城下之盟，是所谓的“吾人细想当日历史，兵战之用谲 ，恐无以非之”。[53]

对毛文龙，则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污之为私通后金！尤其可怪者，一边污蔑毛文龙私通后金，另一边却责怪毛文龙与后金作对，从而贻祸朝鲜，说“故与朝鲜为难”“丧心之事”“谋陷朝鲜”“行间于金人之阴谋”，能左右互搏到如此境地，把老顽童周伯通请来，怕都要自叹不如，甘拜下风的！

5、否定数字转眼成论据

以上所举四个矛盾，不过是其荦荦大者，实则李光涛先生文章内的矛盾触目皆是 。

比如前面他断定丰城侯李承祚说的“铁山民，共集七八十万”是假的，是在与毛文龙狼狈为奸，咬牙切齿咒骂“此虚张铁山辽民七八十万，不外恐吓朝廷停止移镇之意”，认定这提出这种说法的人都是无耻的逐利之徒，视朝鲜为奇货，打着毛文龙的借口，满足自己不可告人的私欲而已。[54]

而一转眼，为了贬损毛文龙，他居然又把自己刚刚否定过的材料，当成是真的：铁山辽民，据李承祚所云‘共集七八十万’，这七八十万人，原本为求生而来，现在都因为毛文龙这一逃，全部遭到屠戮。就是辽沈陷落，广宁的丢失，合并计算，也无如此之惨。[55]

也就是同一材料，他判断真假，全视丑诋毛文龙需要而定。为了贬损毛文龙，需要它假时就是假的；需要它真，它就是真的。最荒诞的戏剧恐怕都编不出这样的情节，说一个历史学家会这么干。

东江前后接济辽民近百万，但这些辽民或散居朝鲜，或以群岛为中转，逐渐转移到明朝内地。朝鲜铁山等处，原本确有大量军民驻守，即便关宁利益集团的周文郁也承认“铁山兵民三十余万，每年额饷仅比关门一月之需”[56] 但在天启五年之后，毛文龙已把军民逐渐转移到云从岛一带。前面说过天启五年十二月的时候，武之望就已经奏报毛文龙把兵民商贾都迁移到云从岛上去了，“铁山之地空矣”。天启七年后金进攻之时，不仅毛文龙主力并不在铁山，就是辽民为数也不多，损失并不大。

李承祚七八十万之说固然夸张，但此夸张也无损于于毛文龙接济辽民之大功。而李光涛前后矛盾，先以为假而咒骂之；后又以为真而说“辽沈之陷，广宁之失，合而计之，亦无如此之惨也”，其议论荒诞一至于此。

再如天启元年十二月，朝鲜做向导，后金军队突袭宣川林畔，毛文龙猝不及防下，损失惨重。李光涛为丑化毛文龙，把李朝实录中两则互相矛盾的记载都当作事实引用。

引用的第一则记载说：后金用一万多的骑兵，渡过鸭绿江，到宣川林畔去抓毛文龙：“贼怵我，索文龙，且以万余骑，冰渡鸭绿江，一日夜驰八百里，直如宣川林畔，文龙仅以身脱” [57]

第二则记载引用所谓备边司的报告说，后金就用了数百骑兵到宣川冲杀，毛文龙军队被吓得毫无抵抗，束手被杀：“贼冲宣川，不过数百骑，曾不能发一只箭，骈首就戮，有同群羊之见猛虎，其无胆勇，据此可想。” [58]

这两者记载矛盾一目了然，第一则说“万余骑”，第二则变成了“不过数百骑”。查对《李朝实录》原文，可以发现李光涛颠倒原文次序，他放在后面的备边司报告，是在前面。这本身就表示，实录编写者认为报告并不真实，紧接着指出事实真相是什么。次序一颠倒，这种意味荡然无存了。

实际朝鲜人自己承认，边臣和后金勾结，导致万余骑兵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突袭宣川林畔的毛文龙部队。报告中撒谎说“贼冲宣川，不过数百骑”的备边司就是与后金勾结的国王李珲和边吏郑遵的党羽。毛文龙给朝鲜国王李珲的书信里曾说“边吏潜怀别图，必非尔意。” [59] 此处毛文龙并未指明具体人名，结果李珲自动联系到郑遵，在他给备边司的传谕中说：“此必毛将构陷郑遵” [60]。显是做贼心虚，不打自招。

李珲被废之后，朝鲜方面直接承认确是郑遵等人给后金做向导突袭毛文龙了：“郑遵、郑造兄弟俱以光海宠臣，有导贼林畔，谋废母后之罪”[61] 李光涛不顾记载本身的矛盾，把朝鲜方面承认虚假的报告当成事实引用，其用意仍不过是竭力丑化毛文龙而已。

此外如一面说毛文龙无足轻重，所以后金对招降毛文龙也不放在心上，另一面却说甲申明朝灭亡，都是毛文龙原先部下众人协力的功劳，毛文龙死后流毒还如此之大。[62] 此类矛盾数不胜数，我亦无此心力不厌繁琐，再一一详尽指出了。

其最为荒唐可笑的是把金人对毛文龙的仇恨敌视态度，也拿来做作贬低毛文龙之根据。他说清朝天聪元年的实录，对袁崇焕都是说袁都堂、袁老大人，对赵率教也叫赵总兵，而对毛文龙就称呼为“毛贼”，或直接叫名字“毛文龙”。总之是毛文龙太差劲了，连金人都看不起他云云：“盖金人亦知其底细也，故卑视之”。[63]

又说袁崇焕要讲和的时候，皇太极态度积极，配合还来不及，而到毛文龙要私通勾结他们的时候，就又不相信毛的话，甚至斩杀使者，拒不收纳：“当袁崇焕之讲款，金汗就之如不及，其于毛文龙之私通，则又不信其言，至斩使而人不纳” [64]

所以也是毛文龙一文不值的证据云云。李光涛说的这些东西，恰恰可以看出金人对袁崇焕等人感情还不错，而对毛文龙则是痛恨入骨。这原是容易理解的，因为袁崇焕被后金玩弄于股掌之间，几乎每次都是帮了后金大忙。后金自然颇有好感。而到了毛文龙这里就反过来，被毛文龙玩弄于股掌之间，自然就更为痛恨。李光涛说的这些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其实按照李先生的这种逻辑，国共内战的时候，国民党文件里，对共产党的称呼一律是共匪（李光涛先生甚至在自己的文章里都称呼共产党为共匪），对毛泽东的称呼也是毛贼居多。如此看来，也必定是共产党和毛泽东对国民党毫无威胁，一文不值，所以国民党看不起“故卑视之”，才一口一个共匪毛贼。李光涛先生确实很幽默！

[1] 李光涛.明清档案论文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32.

[2]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3193

[3]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3199

[4]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3206

[5]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3211

[6] 同上

[7]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3284

[8]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3286

[9] 满文老档.825.

[10] 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85，天启七年正月二十二日塘报

[11] 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86，天启七年正月二十二日塘报

[12] 同上

[13]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3349

[14] 满文老档.251，天命六年（天启元年）十一月十三日，即遣一朝鲜人同我四人带书前往

[15]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3166

[16] 同上

[17]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3167.

[18]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3198.

[19]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3200.

[20]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3148.

[21]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3168.

[22]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3204-3205.

[23]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册.407.

[24]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册.404

[25] 同上

[26] 李光涛.毛文龙酿乱江东本末//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册.379.

[27] 李光涛.毛文龙酿乱江东本末//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册.454-455.

[28] 满文老档.695-697，天命十一年（天启六年）五月二十日，努尔哈赤致毛文龙书.

[29]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册.448

[30]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册.378-379

[31]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册.421

[32]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册.422

[33]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册.423

[34]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册.436

[35] 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46.

[36]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册.406.

[37] 续杂录. //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3辑.349.

[38]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册.407

[39]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册.415

[40]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册.412

[41] “往剿一二部落，不足以动奴酋之一发，适足以开衅。我国之害，将有不可胜言，方欲呈文陈辩，而必无听许之理”//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3218.

[42] “与其开衅而弃咸镜，宁沮之而受抑沮之名也”//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3219.

[43]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册.388.

[44]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册.454.

[45] 同上

[46]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册.455页

[47] 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114到115，崇祯元年五月初六日具奏

[48] 同上

[49]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册.430

[50]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册.430，原文见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3396页

[51]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册.432，原文见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3396页

[52]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册.433，原文见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3399页

[53]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册.450

[54]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册.417

[55]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册.424

[56] 周文郁.边事小纪.条陈移镇揭帖.//中国野史集成.409.

[57]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册.378

[58] 同上

[59]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3201

[60]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3201

[61]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3254

[62]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册.368

[63]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册.423

[64]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册.452

袁崇焕想不想带兵进北京，其实明朝政府非常清楚：

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

崇焕自招云：“遣散援兵，以为京城内溃，不意尚守得定。”即是言而寸斩有余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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