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朝中期开始,满族(在这里指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就是贸猎民族,而不是游猎民族,也不是渔猎民族。
首先,要说明一点:明代建州女真、海西女真的生活方式不是游猎,而是修城建寨,合族生活的长期定居。
在明朝早期,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都有过频频迁移的记录。
海西女真原本在今吉、黑两省的松花江中游一代,一方面受明朝的招抚,又受西边蒙古人的威胁,所以不断南下迁移,在明朝中期,形成了在开原北关边墙外的哈达、叶赫等部。
建州女真胡里改、斡朵里原本在图们江下游一代生活,受到北方兀狄哈人(野人女真)的威胁,又受到南边李氏朝鲜北拓的挤压,他们受明朝的招抚,在图们江、浑江(鸭绿江西侧的一条支流)流域反复迁移,最后定居在浑河上游苏子河流域。
这些迁移活动不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而主动完成的,而是受到了威胁而不得已为之。
确定了比较安稳的居住地后,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都会修城建寨,古勒寨、叶赫双城、费阿拉城、赫图阿拉城……全是城寨。
当建州女真定居在辽东、海西女真定居开原南北关外,其生产活动以耕猎贸为主。
1、耕
就是种地。农耕是比游牧、渔猎更加稳定先进的生产方式。哈达王忠和建州的努尔哈赤,就比较重视农耕,努尔哈赤更多次强调诸申(满语”平民“,用来指本族人)以吃粮穿布为本。
建州女真所处浑河苏子河浑江流域,有丰沛的夏季降水(年降水量高达1100~1600毫米),他们通常在河谷旁边择一高坡台地修建城寨,在河谷两岸相对平缓的的河滩地上开荒耕种。
缺点是这些河谷都位于长白山,山多地少,且夏季经常爆发山洪,再加上女真采取的又是农奴制农庄经济,耕作技术差,生产效率低。
2、猎
海西和建州女真的捕猎,不再是仅仅为获取食物为目的的原始狩猎,而是针对辽东马市和进京入贡的高度商业化捕猎。
从明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财富的聚集和阶级分化,中原汉地出现了庞大的皇室贵族阶层,对高级动物皮草、人参等名贵中草药的需求愈加旺盛。这些动植物资源恰恰是关外白山黑水的特产。
内地权贵阶层对奢侈品的的这种需求,就刺激建州女真转向专门针对马市和贡市的捕猎活动:每年夏秋两季,在本部族所控制的河谷山林内捕猎灰鼠(松鼠)、貂、狐等动物皮毛,挖人参、采蜂蜜和松子,经简单加工后,到开原抚顺等马市上出售,再从汉商手中换取粮食、耕牛、铁器、盐、布等生活必需品。
一些女真部酋长,只要能约束部下,不犯边袭掠,对明朝态度忠顺,明朝会赐予都督、都指挥、指挥等官职,可以入京面圣,并允许在京城“开市(最多可以有五天)”,售卖带来的特产。
3、贸
在史料中,称“居停之利”。
对女真开放的马市和贡市,是通过明朝官方颁赐的印信和敕书来运行的。尤其是敕书,更是女真商队进入马市的通行证。
建州和海西所处的地带,本身的动植物资源也是有限的。而更偏远的野人女真,则拥有更丰富的资源。但野人女真又没有敕书。
这种情况,就刺激海西、建州女真首领,热衷在交通要道上修建城寨,控制物资输送的节点,囤积物产、加价转手,即“赚差价的中间商”。
向位于图们江、乌苏里江的东海瓦尔喀、虎尔哈,虽然所处位置更偏远,但动植物资源更丰富,因为临近日本海和库页岛,还出产海龙(海獭)、海豹、殊角(海象牙)等方物。尤其是海龙皮,这是高级动物皮草里的极品,比貂皮还金贵。
海西女真哈达城、建州的古勒城与赫图阿拉城,都位于松花江上游与苏子河河谷的贸易通道的节点上,他们低价收购野人女真与东海女真的高级皮草,然后凭敕书到辽东马市,转手加价卖出。再把从马市上换回来的粮布盐铁,转手卖给野人女真与东海女真。
修城建寨,对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强盛部落控制东北亚地区的贸易通道,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修城建寨的材料和城寨的规模,也是由小到大,由简陋到奢华。
明朝景泰、成化年间,因建州女真与朝鲜还时常发生冲突,朝鲜使者多次前往图们江和浑江,与女真交涉,看到建州卫首领李满住住的还是砌砖糊泥茅草房。到了晚明万历年间,1595年夏天“渭源冲突”发生后,朝鲜人申忠一去和努尔哈赤交涉时,他看到费阿拉是个内外两重、外城周长约一里,有石头城基、外面涂泥的木制城墙,墙头设有望楼的大城寨。努尔哈赤和他的亲贵住在内城,有舒服敞亮的砖瓦房,城内有储备粮草的库房。
十年过后,努尔哈赤修赫图阿拉城。赫图阿拉的城基同样选择一块台地,外城周长10里,城高七尺,用石头堆砌,城头立木栅。城寨规模比费阿拉大了许多。
同样,海西女真四部的城市也是越修越大。
造成这个转变,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长期的定居生活+马市贸易,使哈达王忠王台、建州努尔哈赤等等女真强盛部落的财富快速聚集,有实力修大城;二是女真内部争斗频发,又受到周边蒙古人的威胁,修坚城要塞才能提高自己的生存能力。
最后说一句,可以习惯性地说渔猎民族,但是认真看明朝中期以来,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的生产活动,是基本没有和“渔”有关的。
还盛行渔获生产的,反而是偏居在乌苏里江流域的野人女真。比如今天的赫哲族,海西女真乌拉和建州女真都管他们叫“黑金(赫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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