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是否该和秦桧一样被定性成奸臣？ 第1页

还别说，宋神宗朝还真有一个大臣从南宋中后期开始就和秦桧并列为为“祸国巨奸”了，到明朝更被电视剧《三国演义》主题曲作词者杨慎评价为“古今第一小人”。

明末清初著名民族主义儒学家王夫之还称这个人是比秦桧、贾似道危害更大。

明太祖朱元璋骂这个人是“小人”。

张居正骂这个人“扰乱百姓，民不聊生”。

清康熙帝、乾隆帝骂这个人“罪魁祸首”。

从南宋灭亡到2019年差不多892年，其中有822年这个人一直是和秦桧比肩的“大奸臣”。

原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王曾瑜教授论文里说他“盘剥小民”。

现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虞云国教授说他的变法“有利于政府，不利于民众”。

就连被他的现代辩护者们视作宋元时期客观评价他的第一人，南宋陆王心学代表，陆九渊也说这个人“所学不正，败乱天下”。

这个人是谁呢？

他就是司马光————————————————————————————————————————————————的政敌王安石！

我去年曾经为某媒体写过一篇关于历代王安石评价的小文，主要简单介绍了一下为什么历朝历代不光是帝皇将相，就连大多肯定王安石个人操守的思想界都普遍认为王安石是足以和秦桧媲美的奸臣小人。

不耐烦看长文的朋友可以看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博导虞云国教授关于司马光与王安石关于变法是否“盘剥民众”的介绍，我个人完全赞同虞云国教授的看法：

变法之初，有过一场争论。司马光认为，天地所生货财是一个定数，不在民间，就在国家，所谓善理财者，不过是头会箕敛。这一说法停留在简单再生产的立场上，固然不足取。王安石反驳：“真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但变法中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不是依靠发展生产，恰恰是以青苗、免役等名目“加赋”的结果。所以司马光一语中的：“不取诸民，将焉取之？”宋神宗也声称：变法是“取民之财，还以助民”。后半句话只是空口许诺，人民没有从变法中得到多少好处；前半句话说明了从变法得利的是国家（当时还倒真的是国家，很少有落入改革派私囊的），而为变法埋单的主要是老百姓。（再说王安石变法——虞云国）

长文：

王安石被骂八百年“小人”不算冤枉

自1908年梁启超著《王荆公》一书，将王安石评为“三代以下，第一完人”，至史学界普遍接受“王安石是‘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的说法，王安石成为历史正面人物、“名垂青史”的时间，不过短短百年。

在更长的历史时间段里，他是与秦桧并列的“小人”。

800年的“古今第一小人”

虽然在历史研究领域，历史事实比历史评价更重要，但是如果我们把“历代对王安石的评价”，当做一件历史事实加以考察的话，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

从1127年南宋建立迄今的891年里，有约800年，王安石一直是和秦桧并列的反面教材。

当我们更进一步梳理800多年来关于王安石的负面言论时，还会发现，对王安石的批评主要是两类：

一类是以朱元璋，张居正为代表的官方说辞。

主要观点是王安石教坏了皇帝，不遵守“祖宗之法”。比如，朱元璋骂王安石是“小人竞进”，张居正在给万历皇帝编纂的历史教科书里说王安石变法是“扰害百姓，民不聊生”。

另一类则是宋元明清历代的士大夫们的个人意见。

他们对王安石的批评，比之明太祖、清高宗要深刻得多。他们不否认王安石在道德上的操守和文学上的才华，但同时认为，王安石越是在道德上有操守，在文学上有才华，越是给宋朝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比如，南宋学者罗大经直接将王安石和秦桧并列：

“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渡江以前，王安石之说浸渍士大夫之肺肠不可得而洗涤；渡江以后，秦桧之说沦浃土大夫之骨髓不可得而针砭。”

朱熹则认为，王安石“惑乱神祖之聪明而变移其心术，使不能遂其大有为之志，而反为一世祸败之原”，把神宗皇帝的心术给引导坏了，让一代本可“大有为”的君主，变成了“祸败”国家的罪人。朱熹尤其反对用“初心”这种东西来为王安石辩护：

“正如医者治病其心岂不欲活人却将砒霜与人吃，及病者死却云我心本欲求其病，死非我之罪，可乎？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术足以杀人，岂可谓非其罪？”

相比罗大经和朱熹，南宋浙东学派代表人物陈亮，对王安石的批评则尤为沉痛。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里，陈亮如此说道：

“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说，首合圣意。而其实则欲籍天下之兵尽归于朝廷，别行教阅以为强也；括郡县之利尽入于朝廷，别行封桩以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输之法，惟恐商贾之不折也。罪无大小，动辄兴狱，而士大夫缄口畏事矣；西北两边，至使内臣经画，而豪杰耻于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见兵财之数既多，锐然南征北伐，卒乖圣意，而天下之势实未尝振也。彼盖不知朝廷立国之势，正患文之太密，事权之太分，郡县太轻于下而委琐不足恃，兵财太关于上而重迟不易举。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势，而安石竭之不遗余力。不知立国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谋国也。”

显而易见，对于王安石破坏北宋前半期限制君权扩张的潜规则、通过变法把君主集权推向顶峰的做法，陈亮是十分反感的。

另一位中国思想史重要人物，南宋陆王心学的代表人物陆九渊，尽管被当今很多学者认为是“客观公正赞赏王安石第一人”，但他对王安石的批评，也一点不比陈亮、朱熹少，某些具体问题上，甚至还更激烈。

在《与薛象先书》里，陆九渊称：

“荆公之学，未得其正，而才宏志远，适足以败天下。”

在《象山语录》中，陆九渊又说：

“读介甫书，见其凡事归之法度，此是介甫败坏天下处。尧舜三代虽有法度，亦何尝专恃此。又未知户马、青苗等法果合尧舜三代否？惟韩魏公论青苗法云‘将欲利民，反以害民’甚切当。”

这些评价，相当于既否定了王安石学术成就（所学不正），又否定了王安石的政治能力。

南宋之后，元朝自不必说。元朝编纂的《宋史》，对王安石做了全盘否定：

“王安石入相。安石为人，悻悻自信，知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败兵，帝奋然将雪数世之耻，未有所当，遂以偏见曲学起而乘之。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汹汹骚动，恸哭流涕者接踵而至。帝终不觉悟，方断然废逐元老，摈斥谏士，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变坏几尽。自是邪佞日进，人心日离，祸乱日起。”（《宋史·神宗本纪》）

到了明朝，士大夫对王安石的批评，比南宋时还要激烈。

比如，明人杨慎将王安石评为“古今第一小人”：

“弘治中，余杭有周德恭，评王安石为古今第一小人。又曰：‘神宗之昏惑，合赧亥桓灵为一人者也；安石之奸邪，合莽操懿温为一人者也。’此言最公最明矣。”又说：“一言丧邦，安石之谓也。慎按安石之恶，流祸后世有如此。宋之南迁，安石为罪之魁。求之前古奸臣，未有其比。”

到了明末清初，顾炎武、王夫之这些思想家，对王安石的评价，依然极其负面。

比如，顾炎武认为：

“后之人但言其农田、水利、青苗、保甲诸法为百姓害，而不知其移人心、变士心为朝廷之害。其害于百姓者，可以一日而更，而其害于朝廷者历数十百年，滔滔之势一位而不可反矣。”

王夫之则认为，王安石比蔡京、贾似道这类奸臣的危害更大。理由是蔡京、贾似道这类人“黩货擅权导淫迷乱”，神宗这种想要有所作为的皇帝不会喜欢，王安石则不然：

“安石而为小人，何以处夫黩货擅权导淫迷乱之蔡京、贾似道者？夫京、似道能乱昏荒之主，而不能乱英察之君，使遇神宗，驱逐久矣。安石唯不如彼，而祸乃益烈。”

天变不足畏，何事不可为？

为什么800余年来，诸多学者、思想家，均对王安石抱持一种否定、批判的立场？

这与儒学的政治理想有直接关系。

先秦儒学是反大一统、主张小共同体本位的一种思想体系。儒家的小共同体概念，既高于个人，也高于天下，此即“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按照这种观点，为了孝道，可以不去服从国家，我要做孝子，可以不为国家去打仗。“大义灭亲”的宏大叙事，在儒家看来乃是鬼话。儒家就是要“亲亲”高于“尊尊”。后来法家对儒家攻击，也主要集中在这一点。

虽然自汉武帝起，儒家学说即被皇权利用，大玩“儒表法里”，使之称为覆盖在法家帝国身体上的一层装饰性质的轻纱，但先秦儒学中的小共同本位思想，却也并未灭绝。直到宋明，理学中的程朱和陆王两大学派，仍希望维持儒家的“天命”解释权，想对皇权尽量做一些制约。尽管这种制约君权的努力绝大多数的时候没有什么用，但这类尝试，使得儒家士大夫对“家天下”本质，能够看得比较透彻。

以晚清在政治立场上极端保守的刘锡鸿为例。他曾作为郭嵩焘的副手，和郭一起出使英国。与开明的郭嵩焘不同，他一直在公开场合弹劾郭嵩焘“通夷”，并且表现出对英国政体和器物不屑一顾。然而，在私人日记里，却显示他对英国当时的政体非常赞赏，并且认为英国人纳税踊跃是因为英国“无代表不纳税”，他还叹惋，说我们在先秦曾经有过这样的制度，只可惜“天下为家已更数千载，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贵官愈多”、“百姓之生路乃尽绝而无可逃矣”。

刘锡鸿的思想与行为，是一种典型的两面派。连这样一个两面派，私下仍可将英国政体的优点与中国帝制王朝的缺点，看得如此透彻，知道清朝的弊病在于“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其他更为真诚的儒家知识分子，自然也就不必说了。

回到两宋，刘锡鸿能看清的问题，朱熹、陆九渊与陈亮这些大儒，自然看得更清。他们之所以痛批王安石，正是因为王的变法，直奔“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而去。

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北宋的政治体系中，确实存在过一些制约皇权的因素。此点，王安石在《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曾有提及。

札子对宋仁宗一朝的政治颇多批评，但同时也承认，宋仁宗朝“非有良将以御之”，但可以做到“寇攘者辄得”——没有良将，但可以消灭寇贼；“非有能吏以钩考”，但可以做到“贪邪横猾，虽间或见用，未尝得久”——没有能吏，但贪污腐败的小人无法在官位上呆得长久。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宋仁宗朝的政治格局，是“立纲纪”与“召和气”，依靠制度的设置对权力进行制衡和监督，同时精心维护一种和睦融洽的士风和政风，两者互为依托。在这个体制里，皇帝和执政的宰相集团分享最高决策权和行政权，任何一方都无法摆脱另一方单独做出决断和推行政策。政策的决策和执行过程，会受到监察部门的监督和制衡，监察部门可以提出异议、干涉执行过程。这种架构的形成，杜绝了雄主自任聪明、躬亲万事，及其可能出现的失误和偏颇。

当然，这种制衡本质上是脆弱的，因为它并非建立在牢固的制度之上（当然，是有一些制度建设的）。其一方面依赖皇帝的自觉，如史书所载，宋仁宗本人“守法度，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有接受各种权力制衡和监督的自觉；另一方面则依赖“整个知识界的共识”，亦即顾炎武提到的“人心”、“士心”。

王安石和他的变法，改变了这一切。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是王安石著名的“三不足”变法口号。所谓天变足畏，即天人感应理论，今人多视为迷信，但在中古时代，实是士大夫们用来合法制约皇权的“杀手锏”。祖宗足法、人言足恤，亦是同样的效用。

王安石的“三不足”口号，从根本上推翻了这种制约机制。试问，如果天变不足畏了，祖宗不足法了，人言也不足恤了，世上还有什么能约束皇帝？故此，曾积极支持过范仲淹变法的三朝宰相富弼，听闻该口号后，十分震惊，曾言道：

“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

中唐以来直到北宋的改革思潮中，长期含有强烈的集权专制倾向。政治上所谓的“立制度”，实际上是希望强化中央权力，强化皇权。文化上所谓的“一道德”，实际上是希望用政治权力笼罩、改造文化思想。熙宁五年（1072）宋神宗郑重提问“经术，令人人乖异，何以一道德”、并命王安石想办法“令学者定于一”，即是这种集权专制倾向被明确付诸实施之时。

王安石的变法，在政治上的目标是“政令统于一尊”。这就势必破坏已有的权力监督与制衡体系（尽管它是脆弱的），皇帝通过变法加强了个人独断专行，国家开始集中管制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相当于将宋仁宗时代营造出的相对开放与宽松的社会体制，又逆转了回去。

王安石的变法，在经济上的目标是“财富归诸一人”。故而，其变法本质不在“均税”，而在普遍增税。虽然高举着“方田均税”的旗帜，但旗帜归旗帜，付诸实践又是另一码事。“方田均税法”1072年颁布，拖到1074年才开始实施，搞了一个月又以天旱为由停下来；此后干一阵停一阵，到1085年，朝廷干脆取消了“方田均税法”。“方田均税”落实不下去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朝廷对“税负公平”这种问题并无兴趣，其兴趣在于通过变法为国库征敛到更多的财富。这也是为什么在“方田均税法”之外，变法的其他内容，如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都被执行得异常坚决。因为后者全都可以增加国库财富。

比如，青苗法，按官方说法，青黄不接时百姓可以向朝廷贷款“青苗钱”，这个贷款利率比民间的高利贷利率低，朝廷能多收些利息钱，百姓也少受些高利贷的盘剥。看起来似乎是很好的政策，但实际操作中，却变成了“抑配”——挨家挨户按资产多少进行摊派，无论缺或不缺粮食，都要向朝廷“借”青苗钱，越有钱的人家，必须“借”得越多。这实际上形同朝廷强行向民众集体放高利贷；民间高利贷利率虽然高，民众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去借，借贷者终究有限；青苗钱利率虽低，受祸者却是全民。再如市易法，实是汉武帝当年消灭民营商业的“均输法”的翻版。朝廷贱买贵卖，“尽收天下之货，自作经营”，最后连水果之类的商品，都被朝廷“市易司”垄断。

以免役法为例，王安石变法之前差役法与穷人无关，原因是穷人没有财产可以赔付给朝廷，因此，北宋各地政府也不会找穷人服差役，只会让穷人服力役；王安石变差役法为免役法，却让北宋最穷的四五等户也要缴纳免役宽剩钱，这毫无疑问加重北宋穷人的负担，免役法更流氓的一点在于穷人缴纳了免役宽剩钱之后，本身应该服的力役却并未被免除。

用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博导虞云国教授的话说：差役原本是乡村上三等户的特权与肥缺，个别因当差服役而赔钱乃至破产的情况也有，却非本质现象。变法以此为由，改差役为雇役，按理役钱不应该分摊到乡村下户（四五等户）头上。现在却不论上户下户，一律按财产每贯摊派十文，上户虽也有所支出，但不构成大负担；下户一般要承担几百到一二千文，则不胜苛重。

王安石的变法，开启了北宋政治动荡的阀门。就内政而言，元祐是一次折腾，绍圣是又一次折腾，崇宁则是一次更大的折腾，朝政混乱一发不可收拾。变法后，政治空气迅速恶化，是非善恶的观念日渐沦丧，人心风气有一个明显转向。从王安石变法到蔡京专权，国家的管理层彻底分裂，正常的政策分歧变成了党同伐异的政治斗争。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安石被知识分子骂了八百年“小人”，并不算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