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社会各个地区优先自给自足,从这个角度上看,需要粮食输送一般是中心城市,比如首都。
埃及粮食向首都供应在罗马时期和新罗马时期都体现得十分显著,但是它也只是一个供应源,按照查士丁尼时期埃及一年的谷物实物税折合八百万阿塔比(即2.4亿公升,谢谢 @危武诚 纠错)来算,这些粮食大约只够养活六十到八十万人,那么这个粮食量从哪儿调集不是调集呢?大瘟疫期间查士丁尼就是从小亚细亚向首都调粮的,新罗马周围无论是色雷斯还是爱琴海东岸,都是不错的粮食产地。
最后我想批评一下埃及的帝国粮仓叙事,在这种叙事下总是把埃及塑造为地中海的大粮仓。可是当我们考察埃及的粮食输送的时候,埃及向首都输送的粮食量似乎远远不及埃及用来养活自身人口的量,那么这种粮仓叙事是否是人们过于关注首都/大城市的结果呢(值得指出的是,即便如此,埃及本土的亚历山大里亚也一样是地中海巨城)?养活埃及的六百万人和养活罗马/新罗马的50-100万人,谁才应该是叙事的主体呢?这也是我一直批评所谓地中海粮仓叙事的原因,当我们强调埃及的输出量的惊人的时候似乎容易掩盖埃及用这片土地养活六百万人才应该是更居于主体的这一事实。
把埃及视为单纯的帝国粮仓实际上是对于作为一个物产丰富的自然经济区域的埃及的异化,同时也使得其他自然经济区域在这种叙事下隐去,难道他们就不产粮食了吗?难道养活了比埃及多得多的人口的小亚细亚就不是“粮仓”了吗?
以上便是我一直批评“粮仓叙事”的原因所在。
我这里的异化显然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