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形守护者》中，为什么肖途要等到82年才恢复身份？ 第1页

说说肖途的原型——袁殊，可以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一下游戏中的人物。

袁殊的名分相当多：中共情报人员，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情报员，CC系特务，军统特务，日本特务，汪伪高官。

这样一个人，难免是个有争议的人。

于是，出现了这一幕：袁殊在1982年10月刚获平反，就有老同志联名写信，认为袁殊被捕后叛变，投靠日本人，是真正的汉奸，不该平反。

1987年底，袁殊病逝，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烈士墙上。

至此，应该盖棺论定了。

但是，他的平反结论里仍然有一句话：“犯有严重政治错误”。

平反时，他的党籍得到恢复，但是，党龄却是从1946年重新入党算起，这比他第一次入党的1931年，足足晚了15年。

争议在他身后一直没有平息，焦点在于，袁殊的多重身份背后，他的真实政治底色到底是什么，“他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

“抹掉了16年党龄”，为什么 ？

平反后，袁殊有次说起党龄，掉了眼泪：“他们欺负我，抹掉了我15年的党龄。”

欺负？抹掉15年党龄？此为何来？

袁殊第一次入党是在1931年10月。那天，他按通知要求走进上海爱文义路的一家咖啡馆。中央特科负责人潘汉年招呼他坐下，向他介绍了身边的王子春（欧阳新）。潘汉年说组织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今后由王子春单线联系并领导他的工作。潘、王给袁殊布置的任务是，寻找机会打入敌人内部搜集情报，做一个“白皮红心萝卜”式的情报人员。

袁殊在王子春指导下，通过关系打入CC系头目吴醒亚的特务系统，先任“编外特别情报员”，后来担任了“干社”情报股长。

袁殊又借吴醒亚之力得到一个记者身份，经常参加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新闻发布会，结识了岩井英一。岩井表面身份是领事馆官员，实际是日本外务省情报人员。

袁殊有意接近岩井，岩井也有意寻找中国人做情报关系。袁殊日本留过学，日语流利。两人各有所需，搭上关系。

袁殊答应将通讯社不便发布的新闻材料提供给岩井，岩井答应把领事馆将要发布的消息提前告知袁殊，帮助袁殊“抢新闻”。

经过一段时间配合，岩井感到满意。袁殊正式成为日本领事馆雇用的情报员，每月有200元的“交际活动费”。

袁殊20岁出头的时候，就在情报战线有了三重身份。不过，这一切都是在中央特科指导下进行的，虽然“白皮”，却是“红心”。

如果事情一直这样顺利发展下去，袁殊的党龄就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但是，时事晦暗，四方风动。1935年初，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受到严重破坏，袁殊连续两次在约定的时间地点，都没有见到王子春。

袁殊不知道，王子春已经紧急转移前往苏联，后来在苏联不幸牺牲。

情急之下，袁殊找到夏衍帮忙。几十年后，夏衍还记得这件往事。“大概在1933年（应为1935年之误）春，他（袁殊）忽然约我见面，说他和特科的联系突然断了，已经有两次在约定的时间、地点碰不到和他联系的人，所以急迫地要我帮他转一封给特科领导的信。按规定，特科有一个特殊的组织系统，为了安全、保密，一般党员是不能和特科工作人员联系的，因此我对他说，我和特科没有组织关系，不能给他转信。但是他说情况紧急，非给他帮忙不可，又说，把这封信转给江苏省委或者任何一位上级领导人也可以，当时白色恐怖很严重，他又说‘情况紧急’，于是我想了一下，就同意了他的要求，把他的信转给了蔡叔厚。我也知道，蔡这时已从中央特科转到了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但他的组织关系还在中央特科（吴克坚），所以我认为把袁殊的信交给蔡转，是比较保险的。想不到那时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正需要袁殊这样的人，于是袁的关系也转到了国际情报局。”

远东情报局指定的单线联系人是个学生打扮的“小李”。第一次见面，袁殊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向来人问道：“你是复旦学生吗？”来人答出暗号，就此接上了头。

这时，中央特科也派出刘长胜接替王子春来与袁殊联系。刘长胜发现情况有变，就没有再与袁殊联系。

于是，袁殊与中央特科的联系、与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联系就此中断。

现在的人可能不理解，袁殊的组织关系不是转到远东情报局了吗？何谈中断？

彼一时，此一时也。那时，调转组织关系完全不像今天，有大红印章的介绍信，有全套的文字档案材料，有健全的组织体系，有便捷的通讯和机要交通系统。

那时，是严峻的白色恐怖环境，是极为隐蔽的秘密地下工作，尤其中央特科这样的情报保卫组织，安全保密是生存发展的头等大事。干部与组织之间的联系，大多都是单线联系，联系的唯一纽带，就是秘密接头的那位上线。

上线一旦意外变化，无法联系，很可能就意味着组织关系的中断。那个年代，有多少共产党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永远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远东情报局虽然是共产党，但它是共产国际的组织，与中共情报组织互不隶属，没有直接组织关系。工作中如果需要沟通，只能通过上级机关，彼此不能横向联系。

袁殊可能以为，他加入远东情报局，就等于接上了组织关系。但是，此组织非彼组织。这就是当时地下工作的现实。

有过这种经历和感受的，不止袁殊一人。

蔡叔厚，就是将袁殊关系转入远东情报局的那位同志，在一年之后，也遇到了和袁殊同样的困局。

他的上线联系人突然消失，此后一直没有等到上级再派人来与他联系。两年后的1938年，蔡叔厚在一个抗日小型集会上遇到刘少文，得到他是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就向刘少文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并开始继续为党做了一些工作。

蔡叔厚以为，自己的组织关系这就接上了。但是直到1943年，他与一个同志谈起很久没有看到党内文件了，才知道自己竟一直是被当做“党外人士”。他马上找有关同志提出恢复党的关系，但是，因为当时情况所限，没有能够解决。

白色恐怖下的情况就是如此。国民党竭力剿杀，形势极为严峻，脱党叛党者不在少数，有些人叛变后还潜伏在组织内部，充当内奸，危害极大。

对待一个中断了组织关系的人，如何鉴别他的真实政治状况，那时既无法外调，也没有证明人可以询问，没有档案资料可以查证，没有组织能够出具证明。只能保持必要的适度警惕与怀疑，只能听其言观其行。如果轻信，就可能导致灾难。

白色环境使然，非人力可以左右。

所以，当袁殊1935年进入远东情报局后，尤其当他在1937年再度见到潘汉年讲述了自己的情况后，他以为组织关系就此接上了。

但是，这只是他自己的理解。

袁殊的党龄问题，如果仅仅是因为远东情报局这一段经历，那么后来经过详细调查决定平反时，党龄计算时间也可能会是另一种结果。

但是，袁殊加入远东情报局之后不久，又出了一件事情，使问题更复杂了。

袁殊被捕了。

“严重政治错误”，是什么？

“犯有严重政治错误”，袁殊平反结论中的这句话所指何事？从已披露的史料看，大致与两件事情有关。

一件是袁殊的第一次被捕。

1935年，袁殊加入远东情报局不久，他就被捕了。

他的被捕源于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敦的被捕。华尔敦是苏联立陶宛人，1933年派遣来华，因为叛徒陆海防的出卖而被捕。他被捕后拒绝回答任何问题，被称为“怪西人”。

国民党特务从“怪西人”身上搜出一个笔记本，上面有袁殊的名字。

袁殊立即被捕。审讯中，国民党特务问：和你经常在一起的那个女人是谁？

特务问的这个女人，是著名电影明星王莹。王莹此时已是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特务对她早有怀疑，苦无证据下手。

袁殊与王莹是结识多年的好友。就在前一年，王莹在日本留学，国内舆论有些不利于她的传言。袁殊受岩井资助，专程前往日本探望，回国发表访问记《王莹在日本的动静》，澄清了许多谣言，王莹甚为感激。

袁殊认为王莹只是一个演员，他们只是交往密切的朋友，说出王莹的名字不会给王莹造成什么伤害。

于是，袁殊说出了王莹的姓名。国民党特务又要求袁殊约见王莹。结果，王莹被捕了。

王莹的被捕，引起不少与袁殊认识的地下党员的紧张，夏衍就赶紧转移隐蔽起来。

幸而王莹被捕后应付得体，国民党特务又没有充足证据，只得将她很快释放了。

戴笠想把袁殊拉入麾下，派人专程来上海，带话给袁殊：“你的事我都知道了，等风波平息后，你可以加入到我们团体里来。你还年轻，摆在你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就此完结，要么参加蒋委员长领导的抗日工作。”

在这个关头，袁殊写了如下的话作答：“我不认识‘怪西人’，过去也不认识陆海防。但从事过共产党的秘密情报工作。现在中日两国的问题是抗日问题。希望蒋先生领导全国人民抗日。”

袁殊被捕后的这些表现，以共产党人面临考验时应具有的政治操守来衡量，差距是显然的。

1954年审干，组织给袁殊做的政治结论指出：1935年被捕时自首变节有严重政治错误，后来为中共做情报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另一件与“严重政治错误”有关的事情，发生在1941年袁殊介绍潘汉年与岩井英一见面的时候。

在那次见面前的1939年，袁殊经历了第二次被捕。

这次抓他的是汪伪特工总部。袁殊因为执行军统任务谋刺李士群，事情败露遭捕。他觉得岩井英一能救他，就发出了求救信息。岩井此时已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掌管情报机构“特别调查班”，对外名义是“岩井公馆”。岩井得到消息，出于自己的算盘，把袁殊捞了出来。

由此可见，袁殊此时与军统、汪伪、日特之间的纠缠瓜葛，已经很深了。同时，他与分别多年的潘汉年也恢复了联系。

时间进入1941年5月，潘汉年为了拓展对日情报渠道，决定与岩井会面。牵线人找的就是袁殊。

见面前，袁殊询问如何向岩井介绍潘汉年。潘汉年说：你就说我是你过去的老师，叫“胡越明”，是个左派人士，一向反蒋，目前在香港，主张中日和平解决争端，可以在香港帮助搜集大后方的战略情报。

潘汉年说得十分清楚，不应该出什么问题了。

但是，还是出问题了，而且出得很蹊跷。不知因为什么，袁殊提前向岩井介绍潘汉年时，没有按照事先的商定，还是透露了潘汉年的真实姓名和真实身份。

背弃约定，出尔反尔，此乃情报工作之大忌，严重危及信任关系。

多年后袁殊之子问袁殊：把潘汉年真实身份告诉岩井英一，算不算供出了共产党的重要人物？袁殊答：不能这么说，如果不说潘汉年的真实身份，见面就起不到什么作用。

这个解释是勉强的。问题的要害在于：既然有这个考虑，为什么在事先商议时不说？为什么事先不向潘汉年请示？

擅自背弃约定，私自把潘汉年的真实身份透露给日本特务头目。这是把谁当成了自己人？

袁殊平反之后，有负责同志告诉袁殊之子：袁殊平反结论中“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即指此事。

负责同志还说，这也是袁殊平反的最大障碍，有人暗示他改口，反正其他人也不知情，但他坚持不改口。

如此耿介，倒也显示了袁殊的磊落一面。

用人之疑，疑人之用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是某些领导学管理学提倡的理念。

但是，在秘密情报活动中，这个理念有时要反其道而行之。

有价值的情报，多出自敌手内部。能拿到情报的人，必须与敌对营垒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种人，不可能白纸一张，观之气象，往往混沌不清。如果固执政治洁癖，如果坚持疑人不用。那么，情报工作就无从谈起。

袁殊第一次被捕后的表现，难免使组织与同志对他产生疑问。

1936年5月，袁殊在南京模范监狱和湖北反省院关了8个月后释放了。他回到上海，想联系党组织，找到了著名电影编剧孙师毅。孙师毅与地下党有联系。

孙师毅见到袁殊，劈头就是一句：“你回到上海是帮助特务抓人的呢？还是来看望老朋友的呢？”

可见袁殊当时在朋友中的印象。

袁殊连忙解释：“我回上海来，就是要向老朋友请示今后个人行止的。”

孙师毅将袁殊的情况告诉了负责上海左翼文艺工作的冯雪峰。

冯雪峰几十年后回忆道：“1936年8、9月间，袁殊刚从汉口监狱中出来，到上海来找关系。潘汉年这时怀疑袁殊替几方面做情报，他派我去同袁殊谈过一次话，记得谈的要点是，要他到当时他认为可以活动的关系方面去活动，并没有决定他同我们之间的确定关系，只答应他以后可以继续来联系。当时也给过一点钱，他当时很穷。”

虽然有所怀疑，还是留下了联系的空间。

袁殊没有得到明确的指示和任务，又跑到日本去上学。那时岩井已回到日本，在外务省工作，资助了袁殊在日本的全部费用。

1937年4月，袁殊从日本回到上海，再次找到冯雪峰。当时地下党的许多同志都认为袁殊已是“转向”人物，不能轻信，夏衍尤其心存芥蒂。冯雪峰只得让袁殊先利用旧关系找点事情做起来再说。

袁殊便去找帮会关系，由杜月笙资助他办了一个并不起眼的“时事刊行社”，实际做了杜月笙门下的食客。

七七事变后，正当袁殊在政治上彷徨踟蹰无所归依之际，他见到了分别6年的潘汉年。

袁殊汇报了这些年的经历，希望能够“归队”，重新在党的领导下为革命尽一份力量。

6年前，潘汉年把袁殊引上了革命道路。那时的袁殊，年方二十，少年英发，向往革命，一个可堪造就的红色青年。6年后再度聚首，虽然青春依然，可是，他的政治色彩似乎有些模糊了。

潘汉年深谙情报规律与策略，认为对袁殊应该争取，恰当运用，不应拒之门外。

潘汉年让袁殊先参与一些统战工作，从事一些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宣传工作。

潘袁会面后不久，戴笠找到了袁殊，表示要委以重任，希望他在上海沦陷后坚持敌后开展情报特工活动。

袁殊报告了潘汉年，潘汉年认为这个机会可以利用，同意他加入军统工作。袁殊随后被任命为军统上海站少将情报组长。

岩井英一也向袁殊发出邀请。袁殊分别向潘汉年和军统汇报并得到同意。袁殊又进入了日本领事馆的情报系统。

这样，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袁殊在上海隐蔽战线又有了三重身份。

不过，在起初的约两年时间里，袁殊主要还是为军统工作。因为中共这个时期不是很重视他，1937年冬天潘汉年撤离上海到香港工作后，他和袁殊的单线联系也暂时中断了。日本方面这时也没有对袁殊提出更多要求。而军统则对袁殊抓得很紧，袁殊参与军统针对日伪的情报和暗杀，干了不少事。

1938年秋天，戴笠在香港召开军统骨干人员座谈会，并表彰奖励敌后有功人员，袁殊应召参加。会上，戴笠对潜伏敌后有功人员先是奖励，并送给每人两把最新式加拿大无声手枪，然后又冷冷说道：“你们可以用它杀敌，但是，谁要是对党国和团体不忠，两面三刀，也可以用这个制裁他。”戴笠说这话时，眼睛盯着袁殊。袁殊明白，戴笠对他并不信任。

开会期间，袁殊获悉潘汉年在香港活动，设法见了一面。潘汉年对袁殊说了一番很有份量的话。

“你这次来开会，说明戴笠待你不错，他们对你的行动也很信任。现在虽说是国共合作时期，但本质上两党是对立的，一个人的前途是在关键时刻决定的，向右，你可以跟着戴笠干下去，成为他的红人。但我看你成不了戴笠的红人，军统是清一色的黄埔派，这就要看你自己的决定了。”

袁殊问自己的组织问题如何解决。潘汉年说：这要看你以后的表现，将来再说。

从潘汉年将信将疑的态度中，袁殊明白了，在潘汉年眼里，他现在不是自己人了；但是，共产党对他仍有期盼，仍然给他留有一扇门。

袁殊回到上海后，执行军统任务行刺李士群，计划败露被捕，他求助岩井英一后得到释放。

但是，岩井的解救是有条件的，他要求袁殊公开发表一篇论述中日关系的文章，也就是要袁殊公开“落水”充当汉奸。

袁殊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虽然两年前岩井找上门时，潘汉年同意他和岩井保持关系，但那是秘密情报活动。现在岩井要他公开投敌，性质完全不同了。

真要公开“落水”，不仅无法向中共交代，军统也不会放过他。但是他的命运现在掌握在日本人手中，何去何从？

幸运的是，潘汉年在关键时刻出现了。

潘汉年一年前在香港见过袁殊不久，回到延安参加中央会议。针对抗战新形势，新成立的中央社会部认为，必须以更大的魄力从敌伪上层寻找突破口，更加大胆灵活地运用新的策略手段，争取一切可资利用的情报力量，开辟新的情报渠道。

汪伪特务头目李士群都被列入可以争取的对象，袁殊更是应该争取。

1939年秋，潘汉年到达上海。很快，他与袁殊在百老汇大厦见面。

这是改变袁殊后来政治前途与人生命运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袁殊汇报了近来的活动和当前的处境。

潘汉年分析道：“既然如此，你就听岩井的安排好了。日本人内部有矛盾搞派系，岩井要把你推出来另搞派系另树汉奸旗帜。如果你能以此为掩护更好地开展抗日情报工作，只要是真正‘身在曹营心在汉’，将来总是会被人理解的。”

袁殊有了方向，有了底数。他找岩井答应了要求，撰写发表了一篇《兴亚建国论》的文章，充当了一个“兴亚建国运动”的头目，担任了特务机构“岩井公馆”的情报员。后来，在日本与汪伪的权力斗争中，袁殊又担任了汪伪政权的数个要职。

以袁殊这些名义为掩护，潘汉年派了数名干部渗透进日本情报机构，扩大了中共情报阵地。袁殊在潘汉年的领导下，充分发挥情报才干，获取提供了数份重要战略情报，营救转移了一些抗日爱国人士。

袁殊“落水”后，一直担心军统报复。潘汉年想了个办法，他找到一位和戴笠交情甚笃的资深人士亲赴重庆，将一封袁殊向戴笠表白的信件送到戴笠手中。袁在信中表示，他将像李陵那样忠于汉室继续为抗日做贡献，请戴笠予以谅解。戴笠鉴于蒋日之间的微妙关系和情报特工任务需要，回信对袁殊表示理解并加以安抚。

袁殊的顾虑打消了。

1941年夏天，汪伪要搞大规模“清乡运动”，袁殊被任命为清乡委员会政治工作团团长。

潘汉年向袁殊提出三条要求：一、履行这一职务时不能做直接危害人民的事；二、及时提供有关清乡活动的情报；三、对敌伪抓获的中共地方干部要尽力保护营救。

袁殊基本都照办了。

袁殊平反后，一位袁殊的上级领导给袁殊之子说：“袁殊立过大功。”另一位老干部也说：“袁殊立下的功劳比我们多。”

从1939年秋到抗战胜利的数年里，是袁殊做“白皮红心萝卜”，为抗战事业，为中共情报工作立下功劳的重要时期。

但是，历史还有另外一面。

那几年，袁殊周旋在两国四方之间。他把从日方获取的许多重要情报向中共提供，也将许多情报向军统通风报信，同时，对岩井和汪伪交给的任务也不敢怠慢，卖力操持应付。

他在接受潘汉年代表中共领导的同时，也在着意为自己另留后路。对潘汉年交给的任务有时也并未完全尽心尽力。尤其在潘汉年撤退到淮阴根据地之后，潘汉年情报系统的一些干部有时去找袁殊联系，袁的态度是消极应付，甚至拒绝见面。

他把潘汉年的真实身份透露给岩井，也发生在这一时期。

历史与人物就是如此复杂。

在自然界，决定色彩的，不仅有色相，还有亮度和饱和度。大红之色，如果掺入其他颜色，不仅亮度、饱和度要打折扣，色相本身也会起变化。

如何看待袁殊的政治色彩？是高饱和度的纯红吗？显然不符合实际。但是，他的政治底色无疑是红色的，这得到了组织的认可，也是历史的事实。

在此底色之上，他的实际色彩可能更复杂一些。

1937年 9月，周恩来介绍阎宝航秘密入党时，党内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阎宝航的经历比较复杂。周恩来说：“他复杂，你不复杂，他能做的事，你能做得来吗？我们吸收一个党员不是看他出身怎样，社会地位怎样，而是看他的共产主义觉悟，有没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决心。”

周恩来这番话，对如何认识袁殊其人，如何认识袁殊的复杂，启迪良多。

确实，袁殊的政治色谱是复杂的，不过，这正是历史复杂性在他身上的反映，也是情报世界斑斓色彩在他身上的投影与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