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理解《左传·昭公六年》“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这句话？ 第1页

古代春秋以前，统治者相信“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

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比如人怕黑，但其实你怕的并不是黑色，而是藏在黑暗里的未知怪物。

这时候的刑法就是一个未知怪物。

那么靠什么约束人民的行为？靠礼法，靠道德。人民摸着礼法道德过司法这条大河，小心翼翼，并不知道哪一步失足会跌进深渊。然后统治阶级就可以通过恣意摆布礼法来统治民众，对他们而言，礼法就是那根木偶线。他们有了无限的解释权（自行判定一个行为是否合乎礼法，然后由君主裁定有罪），以及无限的修改法律权（通过修改编纂礼法间接相当于修改法律），同时，人民没有丝毫办法抗辩自己被判决的罪行。

直到春秋时郑国执政子产，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铸刑书于鼎”。把刑法刻在一个大锅上，放在广场里，告诉民众，你们干啥就会被处死，其它则是安全的。成文化、具体化，人民喜大普奔。

这个活动，大名鼎鼎的孔丘是剧烈反对的。为什么？仔细研究一下就了解，子产以及后来的李悝、商鞅等革新家，是跟庶民关系密切的新兴地主阶级，他们渴望变革，同时反映了一部分人民的诉求；而孔丘代表的是旧奴隶主阶级的利益，他们更多地是去维护统治的稳定。（题外话，这货在春秋都已经算是思想比较落后的，竟然到现在还有人尊崇。历代统治者功不可没。）

当时引起了巨大的争论，但除了后来被打崩的鲁国，其他各国都陆续出现了成文法。因为统治者也发现，虽然成文法导致民众“不畏上”，但同时，有成文法的国家民众更喜欢定居，生产贸易的效率也略高于没有成文法的国家。两厢权衡之下，有成文法的国家越来越多。

而到了战国，“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信条已经被打破。其实就是统治阶级向人民让渡了一部分权力，包括恣意定罪的权力，恣意修改法律的权力等等。人民也拥有了遇到不公正判决时依法抗辩的权力。

由此可见，法律的发展也反映了人民当家做主程度的不断提升。

秦国奉行依法治国，商鞅变法之后，法律体系比较成型，虽然严刑重法比较丧病，但人口数和经济也是不断上涨，最终得了天下。这也许能从结果上说明“苛法猛于虎，而无法犹猛于苛法也。”

所以我想说，中国所谓的“礼仪之邦”根本不是骄傲的资本，而是一种“无法之邦”的耻辱。之后的2000余年，虽然有刑法，好了一点，但中国也一直沉沦于封建君主以“礼教”为名的集权专制不可自拔。

相比之下，英国1215年，人民就胁迫君主制定《大宪章》，后来的人民权力越来越丰满，“一间破木屋，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真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你现在出国去看一圈，就知道凡是宪政觉醒得早的国家，人民都是谦恭有礼，愿意遵守规则的；反而是礼仪之邦的中国，是最不相信法律、最不相信规则的——其实根本原因在于礼法=没有确定的规则=需要遵守任何假想规则/不用遵守任何规则。斜杠前面是封建君主统治下的可怜民众，斜杠后面是现代当家作主的人民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