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从写作和文学创作上来谈,有理由相信,金庸先生在《鹿鼎记》之后再也写不下去了。
应该承认,写作是有限度的,一个人不可能无限制地写下去,至少做不到一直精彩下去。
金庸先生创作武侠小说的时间跨度,从1955年到1970年,跨度十五年,这期间佳作不断,笔力越来越老辣,到《鹿鼎记》基本到了挥洒自由、收放自如的程度,已经是奇迹一般的存在了。
好似张三丰武功高到深不可测,最后变成至柔至刚的太极,已经到脱离了武侠小说传统上的写法,变成一种世情小说,再写下去,回到传统武侠已经毫无趣味;若写世情写下去,又觉得并无必要,珠玉在前,在此封笔,实在是理所当然。
看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和《碧血剑》,写作技巧的提升同时,价值观趋于保守中又见开放,袁承志最终奔走泥丸国,可以看见“退隐”这一永恒主题的曙光乍露,之后这一主题,成了每一部小说的终极结局。
武侠小说的巍巍高峰--《射雕英雄传》,以一句“你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的大宋子民血泪自嘲开端,激起读者强烈的悲怆慷慨的感觉,绝对是五十年代南洋华人永恒的民族战争记忆的一种折射:刚刚过去不久的战争,总让人有一种华夏文明历经磨难而不死的自豪感。所以这部小说在华埠引起轩然大波,除了高超的写作技巧之外,还有民族情感在里面是重要因素。
不过,我窃以为,这不是金庸真正的兴趣点,这么写固然是一种下意识层次的考量,也是初露锋芒一种常见的谨慎作风。有了畅销保障之后,接下来创作趋于自由:《雪山飞狐》已经直接将兴奋点给了高度技巧化的“罗生门描述”,这几乎完全是一种写作技巧的狂欢;《神雕侠侣》虽有拿《射雕》续作继续高歌猛进的意味,但是开始了各种充满对传统武侠道德观的反击与对抗。很显然,《神雕侠侣》里面已经没有了绝对意义上的坏人,每一个“反面人物”都有了一定的可以理解的行为动机:李莫愁、公孙止、金轮法王都是如此。
《飞狐外传》我以为不过是一个过渡,很快就有了一个各方势力均衡,正邪已经分不清的《倚天屠龙记》,很明显,张无忌身兼名门正派和大邪教的统领,本身就寄托了金庸的一种“正邪本一体”的观念,再加上一个张三丰到处飘荡的金句警句,分分钟都在讲一个道理:正邪本是一霎那的转念。
这个阶段,是从“邪不胜正”过渡到“正邪对等”的状态,而接下来的几本小说就开始了“正不压邪”了。
《连城诀》里面的几位师傅全是反派,几乎没有一个好人。《天龙八部》里面更是用直接点明:众生皆受苦,根本无所谓好和坏。好人活的有多痛苦;《笑傲江湖》已经差点喊出来:那些所谓的好人根本不能相信的,正邪在这本书里面几乎颠倒。
那么正不压邪之后应该是什么呢?
曰:Chaos(混乱)。
老实说,一度我不喜欢《鹿鼎记》,觉得不像武侠小说。但是创作者和消费者的心路历程是不一样的。大部分时候,读者还活在过去,因为不创作就不会有突破的冲动和欲望。而创作者总是希望突破和求变来“结束自己在创作过程中无休止的苦闷”,这也是观众看不懂现代艺术的核心原因:因为现代艺术是对自身的突破,而无关观众的感受。
那么《鹿鼎记》基本可以说,是写给金庸先生自己的。这是对自己一个交代,而不是对读者的。在这本书里面,邪恶和正义早已不分,更有甚者,连一个人该怎么活着,也变得毫无使命感和正义感。所有追求自身价值和使命感的人,在这本书里面都死的很惨。
金庸似乎想说:你看,我自己否定了武侠世界。为啥我要否定呢?因为武侠世界是我创造的,也只有我去毁灭才有意义。
大凡行为艺术,创造者亲手毁灭自己的作品,才够得上是行为,够得上是艺术。
所以我认为《鹿鼎记》之后,金庸先生不可能再写了……因为再写,就是对自我否定的否定,使得之前的自我否定变得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