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为什么还没修出来？ 第2页

2001年初，清史专家戴逸在《嘹望》杂志上撰文呼吁：“编纂《清史》，此其时也！”著名学者季羡林说过，“如果我们今天不完成纂修清史这项工作，我们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后世子孙……如果到了我们这儿中断了修史的传统，那是不可以的；可是辛亥革命到今年整整90年，都没有完成。所以我们必须完成，义不容辞。”

2001年4月7日，戴逸联合季羡林等12位学者联名正式向党中央、国务院提交了纂修清史的建议。

2002年12月12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戴逸出任主任委员，并在京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

按照戴逸的设计规划，清史工程包括主体工程和基础工程两大部分。主体工程包括六个部分：通纪、编年、典志、传记、史表、图录。主体工程用10年时间，以三千五百万字篇幅，写出一部囊括近三个世纪的清朝历史；基础工程同样用10年的时间，整理编译出大约二十亿字、相当于三部《四库全书》数量的档案和文献资料。

三千五百万字是什么概念？有学者统计，二十四史字数总和不到七千万字。也就是说，这部新修清史的体量将是二十四史总和的一半。

戴逸曾经信誓旦旦，2012年必须向中央拿出一部近一百卷、三千五百万字的“送审稿”。实际上一直到2018年才完成送审稿，出版社还有三审三校，到正式印刷出版，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面世。

易代修史，是我国独有的史学传统。在清朝灭亡的近百年中，我国一直没有一部完整、权威的《清史》能够与二十四史相提并论，只有一部狗尾续貂的《清史稿》。《清史稿》是一帮清朝遗老写的，书中贯穿着反对民主革命，颂扬清朝正统的思想。清史馆馆长赵尔巽把此书看作是“急就之章”，“并非视为成书”，只是想以此作为“大辂椎轮之先导”。因此，《清史稿》很难与“二十四史”一起位于“正史”之列。

新修清史是建国以来最宏大的文化工程，但是在学术界对为什么要重编清史，以及编撰的意义和方式等问题，一直存有巨大的争议。

李治亭在《关于清史编纂体裁体例的几点设想 》中提出，“首先，应为编纂清史正名，或称之为定位，名正言顺。确定编纂清史的性质，深刻认识未来的《清史》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在中国学术史上将居于何种地位，惟其如此，才能方向明，指导思想正确，是成功的编纂清史的基本保证。”

李治亭声明，“我们正着手编纂的清史，就是官书、正史，名正言顺”，“我们重修清史，是党中央决策的国家行为，代表国家学术的最高水平，这与历代修史没有什么不同。”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戎笙却说：“反对设清史馆（包括任何改头换面的清史馆和按传统由国家领导人挂名），反对撰写一部与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相衔接的“正史”，反对用纪传体和文言文”，“这样一部浩大的文化工程，当然需要中央政府的支持和指导，但绝不能与历代王朝的官修正史相提并论。……今天怎样修清史，最重要的是创新。首先是要创新体裁，还要有新材料，新观点，新方法。”（《抛弃“正史”，创新体裁》）

中国计量学院教授黄力民专门写了篇《“官修正史”可以休矣》的文章，提出疑问“今天———21世纪还有没有必要以国家名义颁布的前朝正史？国家与社会应当怎样支持历史学研究包括写一部规模宏大的前朝史？”

黄力民指出，“1911年以来的清史研究似乎不能令人满意，不过这并不能归因于官修清史的浅陋或阙失，学术界当然清楚地知道人文社会科学落后的深层原因。”黄力民批评中国历史研究不思进取，80年代初出版的《简明清史》两卷本，简直就是单调乏味、不堪卒读。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不反对按“正史”的标准修一部清史，以取代《清史稿》，使中国传统的“正史”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葛建雄担心的是，“清末去今未远，一些名人之后还有很大的影响，如何保证新修清史不受到他们的干扰，并且不受到政治权力、地方势力、利益集团的干预，尽可能做到客观真实，也会有不少难题。”（《“正史”可修，非创新不可》）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就反对以史为鉴，反对历史为政治服务。因为朱看到，唐太宗宋神宗明太祖、清圣祖，无不留下亲自干预或者关注“以史为鉴”的记录。从唐太宗定型的史馆体制，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朱维铮认为，唐太宗钦定的古为今用导向和权力干预机制，自始便决定了史馆必成统治意识形态的应声虫和传声筒，必随权力的腐败而腐败。

1961年，台湾地方当局为了和大陆争正统，用一年时间就组织纂修的八卷本《清史》付梓，结果错漏百出成了学术界的笑柄！

有的学者对官修正史，保持了一定的警惕性，以捍卫学术的独立性。

学者们强调的是创新，创新体裁，还要有新材料，新观点，新方法。王戎笙担心的是，“在当前学术风气不良的情况下，如何建立新的运行机制，新的组织形式，新的有效措施，防止个人专断，防止学术腐败，防止把好端端的‘国家重点文化工程’搞成‘豆腐渣工程’。国家投入巨额资金，如果产出的却是几千万字的文字垃圾，那么，留给后人的只是一个苦涩的笑话。”

有媒体问戴逸，从学术水平和价值上看，新修的清史能否完全超越二十四史？

戴逸回答：呵呵，我们不敢和二十四史比。二十四史是古人在当时条件下写的，他们花费的力量不一定有我们大，修史专家没有我们多，篇幅没有我们大。新修清史的内容比二十四史多得多；但我们不敢说水平比他们高，因为修二十四史的人都是当时史学界的顶尖高手。我们只是说学习它，继承它的长处，我们的目标是一定要有所创新，并达到21世纪初的最高水平。 （《瞭望》2009年第3期）

3500万字的新修《清史》，能不能超越二十四史呢？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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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民国弄了个清史馆，此后编修工作历时十多年。到1927年，主持纂修工作的清史馆馆长赵尔巽见全稿已经初步成形，担心时局多变及自己时日无多，自知未曾定稿，遂决定仿照王鸿绪《明史稿》之例，将各卷以《清史稿》的名称刊行，以示其为未定本。因匆忙付梓，致使体例不一、繁简失当。“然此书成稿于遗老之手，刊行于匆促之中，谬误屡见，用时不免戒慎，唯恐误入歧途。”由于编修者多为前清遗老，《清史稿》书中对清朝歌功颂德，贬低辛亥革命。国民政府北伐后，将《清史稿》定为禁书，禁止刊印及发售；后来解禁。

刊印后，受到各方潮水般的批评。《河渠志》只记载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四条，最大河长江遗漏不记，其他像珠江、黑龙江、松花江、雅鲁藏布江等江大河全都不见踪影。1928年北伐成功后，故宫博物院接收清史馆，随后组织人员对《清史稿》初步检阅审查，1929年12月14日具呈行政院，称《清史稿》多有错谬，“计反革命、反民国、藐视先烈、体例不合、简陋错误等，十有九项”，认为“为今之计，宜将背逆之《清史稿》一书永远封存，禁其发行。”南京国民政府遂将《清史稿》定为禁书，不准刻印及发售。然而禁令非但没有禁锢《清史稿》的流通，而且还助长了民间私印盗刻《清史稿》的行为。甚至该书的“关外本”还大量流入日本。

编纂者及后人评价如下：

• 赵尔巽：乃大辂椎轮之先导，并非视为成书也。
• 金梁：史稿本非定本，望海内通人不吝指教。当别撰校勘记，为将来修正之资，幸甚幸甚。
• 中华书局：本书虽编成于辛亥革命以后，而编者却基本上还是站在清王朝的立场来写清史的。由于成于众手，彼此照应不够，完稿后又未经仔细核改，刊行时校对也不认真，是以体例不一，繁简失当，以至年月、事实、人名、地名的错误往往可见。
• 戴逸：纂修者多为清室遗老，眷恋清朝的心态甚重，故书中很多反对革命、诬蔑先烈、谀扬清朝之词。其次，当时清朝的档案尚未清理，修史者只能根据原国史馆中的稿件和有关史籍，不能直接利用原始档案，故价值较逊。

自《清史稿》完稿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内部就有应重新编写清史之声，但因战乱而无法实行。蒋家逃到台湾之后之后，于民国43年（1954年）召开了第一届国民大会。会上，一百多位代表联名敦请当地政府延揽史家，从速编纂清史。其后，几位监察委员于民国48年（1959年）又提出“敦促政府迅修清史案”。次年，第三次国民大会二百多位代表联名提出“请政府迅速编成清史以维护文化传统案”，针对当时大陆开始考虑纂修清史的新情况，声称“大陆确已著手编拟清史，显有篡窃之企图，故此事刻不容缓”。

在这一波波声浪之下，常凯申终于同意纂修清史，并在国防研究院成立了“清史编纂委员会”，张其昀为主任，萧一山为副主任，彭国栋任总编纂。但这部《清史》被定位为“献礼工程”，张其昀决定于民国50年（1961年）“元旦出版第一册，双十节出齐，以为庆祝五十年国庆之贡献”，仅留给修史者一年的时间。

经过内部讨论并征求各方意见，国防研究院“清史编纂委员会”首先拟定了21条凡例，后来成为台版《清史》卷首的叙例。凡例中明确此《清史》将以《清史稿》为蓝本，主要是修订而非撰写。之后修史人员明确各自分工，除23位编纂委员以外，又外聘了几位专家参加撰稿和修订工作，最后由主任并口总编纂负责统稿。一年后，全书告成，以国防研究院和中国文化研究所合作名义刊行《清史》，共计8册。

该书除以《清史稿》（关内版）为蓝本进行编纂外，以“正其谬误，补其缺憾”，对《清史稿》的内容进行了部分订正。一方面，史家修改用词，使其笔法较为客观。如书中有关明清战争的内容，《清史稿》中称明朝“寇”、“犯”等字样，一律修改为“攻”。其他如在行文中根据情况将“诛”改为“杀”、“僭号”改为“建号”，“为乱”改为“举事”等。另一方面，增补了一些史事，改正了部分错误，这在纪、志、表、传各部分中都有所体现。如本纪中，史家根据《清实录》等书的记载，对一些错误的时间记载加以修改，还增补了一些重要史料。《天文志》中增补了一些天象记录，《灾异志》中删除了一些荒诞不经的内容和并不罕见的三胞胎记录等，其他地理、职官、艺文、邦交各志也有一些修订。表的方面，对部分年表进行重新规划，更正了《清史稿》原表中的几千处错误，还重写了《大学士年表》和《疆臣年表》的序言。传的方面，《后妃传》中不再避讳，客观记录了清代帝王诞生后的名字，如“太祖生”改为“生努尔哈赤”、“太宗生”改为“生皇太极”等等，又删除了宣统退位后在民国年间给予旧臣的封号、谥号，其他各传增订或改正的地方还有很多。

其次，还新编了《南明纪》、《明遗臣列传》、《郑成功载记》、《洪秀全载记》和《革命党人列传》。这部分内容大多源于国府撤台引发的政治需要和学术兴趣，虽然由于政治取向问题使得某些史评未必客观，但台湾学者对这一部分下了很大工夫。他们广泛收集史料，增补了许多史实。从彭国栋《清史纂修纪实》一文所见，仅《南明纪》就引用了五十五种史料，《郑成功载记》亦引用数十种。仅从保存大量史料这一点来看，就有其史学价值。

但从总体上看，台版《清史》未能摆脱原著弊病，错漏层出。刘振东曾义愤填膺地三次质询，身为总编纂的彭国栋自己也承认，台版《清史》十分之八沿用《清史稿》，因仓促付印，没有时间详加考证，该书本纪中的时间错误还有许多地方没有修正。又如《天文志》中正文与附表内容不符，《清史稿·地理志》中原来就缺少的察哈尔一卷仍没有补入等等。诸如此类问题，不一而足。即使是修史者本身非常重视的新编部分也有问题，有些提法在清史范畴里显得不伦不类、有些地方不合体例。例如《革命党人列传》四卷，第一、二卷是编年体，第三、四卷是传记体，名为列传并不合适。此问题虽被提前发现，但是因为该书的目录早已印出，为了前后一致而没有更名，造成了名实不符的错误。

台版《清史》留下的诸多遗憾，除了当时台湾缺乏清廷档案文献资料、修史条件并不理想等客观因素外，和主事者未按学术规律修史，忙与大陆纂修清史抢时间、打造“献礼工程”有著很大关系。短短一年时间，无论如何也编不出一部规模宏大、能够涵盖近三百年史事的学术精品。此前只有同样为人诟病的《元史》编纂如此仓促，无怪乎张其昀在台版《清史》序中声明“依新史学之体例与风格，网罗有清一代文献，完成理想中之新清史，则寄厚望于后来之作家”。

卷次说明

台版清史全书共有550卷，包括本纪25卷、志136卷、表53卷、列传315卷，补编21卷，为《清史稿》关内版的改订本。删除了反对、诬蔑中华民国的记载。补编包含南明纪（5卷，以南明政权人物为主）、明遗臣列传（2卷，以反清的明朝旧臣为主）、郑成功载记（2卷，以台湾郑氏政权人物为主）、洪秀全载记（2卷，以太平天国人物为主）、革命党列传（8卷、以反清的革命家为主）

清史稿校注

1978年至1984年，在史学家钱穆、蒋复璁等人的倡议下，由国史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合作，陆续出版了《清史稿校注》十五册，另附录一册。该书采取“不动原文，以稿校稿，以卷校卷”的方法，就关外本《清史稿》进行校注，在基本上不更动《清史稿》原文下，取两馆所藏清代档案官书以及各类官私史料等，进行检校、查考、补注与订正，其校注处皆清楚注明出处与所引文字资料。《清史稿校注》除对《清史稿》具有补正效果外，对读者而言，检索是书更可管窥两馆所藏珍贵史料，故而深获研究者肯定。

体例

1. “清史稿”校注，对原文不予更动，仅就其有问题之处，加以查证校正签注。
2. “清史稿”原文，未加句读。兹特依照文意，悉加标点；并就其纪、志、表、传，分别编订体例，或空行，或提行，以利阅读。
3. 凡遇原文有谬讹、失当或脱漏，及重出衍词之处，均用“以稿校稿”，“以卷校卷”方式，加以校签。
4. 凡遇立场或史法、史笔有欠公正允当之处，悉加签释，以正观感。
5. 凡遇原文有印刷错误，或原文稿件抄录谬讹之处，则迳予校签；其有有关书籍可资查考者，则仍引述署名，加以说明。
6. 凡遇人物传、记、表、志中名、字、诞生、出身、经历、除、署、陞、转、降、黜、刑、赏、忧、卒、予谥、赐祭等项，叙述有歧异，或可疑之处，则依有关史料校正签注之。
7. 凡遇战、乱、征、剿、赈恤、蠲免、交涉、聘问等史实经过，及时日、地点叙述有歧异或可疑之处，照前条办理之。
8. 凡遇国内地名叙述误谬者，则依据地理志及省县志书校正之。
9. 凡遇确有脱漏、误谬，或意义不明之词句而无法查明原文者，则加用“疑作……”等字样，以示存疑。

新清史

1991年以后，国史馆拟依据《清史稿校注》，以及清代国史馆档案与清史馆档案，继续推动纂修《新清史》的计划，国史馆清史组先后完成全部的〈本纪〉及部分的〈志〉，并印制成书。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以后，当局对国史的内涵重新定位，将国史馆的工作重心转移至台湾史，新修清史的计划遂被搁置。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董必武就曾向中央提出重新编修清史的建议，但因当时没有足够条件而未能正式开展。1959年，周恩来委托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制定清史编纂方案，也因当时政局动荡而被叫停。1963年，教员又邀请范文澜等历史学家讨论清史纂修问题。1965年中央终于决定要求中宣部编修清史，中宣部召开部长会议决定在成立由郭影秋、尹达、关山复、刘大年、佟冬、刘导生、戴逸七人组成的清史编纂委员会，并筹备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清史研究所。不过修纂工作很快因文革爆发而搁浅。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曾向中国社会科学院转发了一封建议修清史的来信，但再次因为种种原因而被搁置。

2001年，戴逸、李文海等历史学家再度呼吁国家编修清史。2002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终于作出决定，正式启动清史纂修工程。同年12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正式成立，由戴逸出任编纂委员会主任。

至2012年年底，全书已有95%的稿件到位。2016年1月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布消息称，全书初稿已经完成，正在进行后期的审改整合。

体例

2002年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之后开始了新《清史》体裁体例的研究工作，到2004年为止大体确定了全书的总体框架。新《清史》由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图录五大部分组成，共92卷、3000余万字。全书采用将《二十四史》经典体例与目前国际通用的章节体相结合的“新综合”体进行编写，其中通纪部分采用章节体，其余部分采用传统体例。

《通纪》是全书的核心，分清建立、入关、康熙之治雍正改革、乾隆统一中国、清朝中衰、外国侵略和农民战争、清自强运动、最后衰亡等各卷，描述清朝300年的盛衰史。《典志》描述清朝典章制度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具体包括天文历法、地理、人口、民族、法律、农业、手工业、商业、外贸、交通、财政、学术、西学、诗文小说、戏曲书画等。《传记》部分分为22卷，包括清朝3000余位不同阶级、领域的代表人物的传记。《史表》包括“三十一表”（实际包含35种表），在《清史稿》14种表（除《外戚表》）以外，又新设21种表。《图录》则是《清史》的重要创新之一，分舆地、生产、商贸外贸、军事、民俗、建筑、艺术、宗教、肖像十大类，收录各种历史地图、绘画、文物图片以及历史照片等。

清史编纂委员会成员

2002年12月12日成立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成员包括：

• 主任：戴逸
• 副主任：马大正、朱诚如、成崇德
• 委员：王晓秋、冯尔康、吴建雍、张岂之、张海鹏、李文海、李治亭、李致忠、杨念群、杨珍、邹爱莲、陈祖武、陈桦、经君健、姜义华、姜涛、桑兵、郭成康、章开沅、黄兴涛、龚书铎

批评与质疑

从提议重修清史到清史编修工程正式启动以来，该计划在一部分学者看来存有争议。有人表示反对“官修正史”，认为国家没必要投入大量经费、组织专门力量编修正史，也有学者表示编修工程采用“承包”的办法并不是做学问的合理方式。

美籍华人历史学者余英时也反对“盛世修史”的观念，认为重修清史和夏商周断代工程一样都是为了满足政治目的。他同时表示研究历史不需要一本定史，并认为中国当代有足够水准的清史研究专家太少，无法编出一部高质量的大型史书。当然他已经死了，想法已经无所谓了。

总体看来，我觉得还是因为一部分当事人和近亲属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耽误了清史的正常编撰吧。。。

急什么，不就是民国初赵尔巽写的清史，民国看后觉得把清朝写得太好了。民国表示现在是文明社会，我们不搞蚊子玉杀人。于是将清史砍了，成为了今天的清史稿。

我们的清史学家有个毛病，总想在大是大非面前讲事实！这样是不行的，我们当以坚定的立场，坚持以革命史观，对这个封建王朝进行深入批判。

从1914年到现在，才一百多年时间，不足矣批判清朝这个封建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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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什么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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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yun-84-98 网友的相关建议: 
      

已经修出来了，但还在审议

其实清史难产是很正常，因为矛盾的地方太多，要考虑的地方太多

首先第一个，民族问题，少民和汉民的矛盾其实好弄，偏向少民就完了，比如民国时期的汉少冲突被归结于军阀不当人，但清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少民压迫少民你怎么写？骂清朝？遗老遗少们不乐意，破坏民族团结。不骂？其他被清朝压迫的少民不乐意，还是破坏民族团结（比如针对蒙古族的种族灭绝，针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屠杀，针对回民的遏制和压迫）。

类比一下就是现在美国政治正确，白人和黑人起了冲突，被指责的是白人，但要是黑人和拉美人起冲突呢？

第二个，领土问题，我们现在经常说帝国主义强占了我们多少领土，但这个领土是以清朝版图为基础，那清朝扩大的版图怎么办？算侵略？那就是主动给敌对势力送攻击我们的炮弹，要知道华盛顿和乾隆算是同时代的人，我们指责白人强占印第安人的土地，美英扭头就能说我们强占准噶尔人的土地。

算收复？那些整天嚷嚷着清朝开疆拓土的人恐怕不能答应，而且收复的是唐朝还是元朝？可清朝和唐元领土并不一致，剩下那些呢，是不是也算丢失的领土？周围各国怎么看？他们可绝对不会认同

第三个，历史名人，施琅这个三姓之人怎么算？洪承畴，吴三桂，尚可喜，耿仲明这些怎么算？算维护统一的民族英雄？他们要是英雄，李定国、张煌言、郑成功怎么算？反对统一的分裂份子？

以上这些问题不过是清史诸多矛盾的一部分，虽然这些矛盾现在也在吵，但官方始终没有表态，避而不谈，但要是修出来了，白纸黑字的发表了，那可就是盖棺定论了，民间、民族甚至国际问题都会赤裸裸的暴露出来。

其实要是刚建国那会就修，没有任何问题，直接按着阶级史观该怎样就怎样，但现在？还有那么纯粹吗？还能那么坚定吗？还敢有什么说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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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mw-m 网友的相关建议: 
      

因为都是本朝修前朝的史，没有直接修前前朝历史的习惯。但是存在特例是前朝没来得及修就垮台了。那么本朝连前朝史一块修了是存在这种选项的，然后问题又来了。前朝虽然在大陆政权垮台了，但是至今还有效管理中国领土呢。换句话说这政权还没彻底垮台呢，那你怎么修前前朝的历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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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团结大于天的政治正确的语境下修出来的清史，本身屁股就是歪的。

这样的史书也不过是在浩瀚的史料里寻找符合政治正确的那些材料，然后把这些材料组织起来，逻辑自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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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o-mei-de-xian-ren 网友的相关建议: 
      

清史首篇应该注明，鞑子撒谎成性，导致史料篡改极多，所以清史类同虚构。仅鸦片战争后与现实相符。

基本上所有篇目都要注明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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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团结"吧, 毕竟满清人做那些事情, 连侵华日军都自愧不如; 写历史的人再美化都没法拿出来给大家看;

我曾经被人问过一个问题:

"你凭什么仇视日本人? 日本人杀的没有满人多, 占领中国时间更是只有区区十几年; 你说你跟满族是好兄弟, 满族杀了你祖宗几千万人, 还让你祖宗当了三百年磕头虫, 你告诉我你凭什么一边说满人是好兄弟, 一边仇视日本人?"

我无言以对, 我觉得她这么问我也没毛病;

很多时候吧, 永恒的只有利益; 现在不得不跟满族是一伙的了, 跟日本是半个敌对关系;

所以才会有这种价值观,

论做的恶 ,日本不及满人做的一半;

论影响之深远, 日本不及满清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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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友的相关建议: 
      

想一想都替那些专家教授头疼。

古代人修史要简单多了，反正就是当朝伟大，前朝很烂，而前前朝……哎呀，有点可惜。

而清史呢？

满清必须要骂，但是怎么骂要费心思，不能全盘否定，毕竟这里面牵扯领土的法理问题，更是牵扯到中华民族内部团结的问题，要是把满清的各种屠杀写的太清楚，会不会激发汉族的仇恨？要知道如今满族和蒙古是中华民族的五六十朵花，要讲民族团结。

而明朝呢，我们都知道很烂，但不能写的太烂，如果写的太烂，会不会伤害汉族人的民族自豪感？

农民军呢？这当然是伟大的农民起义，只是因为阶级局限性，缺乏先进思想的领导，而在后期被地主阶级篡夺了……这句没有，划掉。总之，这是农民阶级反压迫的斗争，虽然失败了，也不能骂的太凶。

于是，有阶级局限性的伟大的农民起义击败了比较伟大的明朝，然后功过五五开的满清先击败了缺乏先进思想领导的农民起义，再灭亡了南明。

所以你看，功利的历史观，民族的历史观，和阶级的历史观，它们掺杂在一起，想要写好清史，真的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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