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派？ 第1页

CYP的内部规章

据曾琦说：“其严密为向来各党所未有“· · · 中国青年党自成立以后一一直严守机密，一切主张均以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名义发表，直至1929年4月才公开党名· · ·据胡国伟回忆，还规定有三级九等的奖励法与惩戒法· · ·一级一等惩戒者是秘密执行死刑。这里明显地表露了该党带有秘密会党的色彩。

CYP打算如何对付旅欧CPC

中国青年党总部决定，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部长胡国伟负责购买枪支，训练杀手，以便暗杀CPC人。但是事与愿违，中国青年党“最为精干“的发起人之一王建陌却因手枪走火丧生了。

CYP与国民党右派的联系

1923年底，中国青年党党员邬刚如将同宿舍一位CPC成员的关于CPC加入国民党的文件盗出交给了曾琦，曾琦如获至宝，立即持此文件面见时在法国游历的国民党员王宠惠、蔡元培，大谈国民党“联俄联C之危险，嘱其迅速设法转告中山“，但王、蔡并不以为然，拒绝转告。1924年1月，曾琦又将此文件较为了从德国留学归国的谢持的女婿曹四勿，嘱其密交国民党老右派谢持，谢持见到文件后”大为愤慨“，邀张继同赴粤向孙中山告密· · ·谢、张”反遭中山申斥“

CYP在五卅运动中

他们以各帝国主义在中国各有势力范围，有着极其复杂的利害关系为由，声称“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足以启帝国主义列强干涉之心“，”致帝国主义得以心口雌黄，一方面破坏我国际的同情，一方面离间我国民的一致“。按照他们的逻辑，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由于”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引起的，。这种倒果为因的绝妙理论认为中国人民应该俯首帖耳地永远听任帝国主义的压榨，反抗帝国主义即是赤化。

CYP在北伐战争中

1926年下半年，醒狮派借更换国旗，大作反对北伐的文章· · ·国家主义派组织了“拥护五色旗大同盟“。在南京、上海等地开展了”拥护五色旗运动“。公开亮出了拥护北洋军阀的旗帜· · · 曾琦与孙传芳密谋，主张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三大军阀势力联合起来，以对抗国民革命。于是各派军阀都对国家主义倍加推崇。

CYP在各派势力中的投机

1928年6-7月间，李璜奉曾琦之名，赴广西联络桂系军阀，交游于马君武、白崇禧、黄绍肱之间。旋即又北赴天津谒见梁启超，提议以梁启超为党魁，曾琦、张君劢为左右手，在中国青年党的基础上组织一个新的政党，而梁启超再次以久已无意过问政治和体力难胜政治活动的繁剧而谢绝。

曾琦曾到湖南、四川组织民团，李璜回四川组织了“安抚委员会“，并赴南昌谒见蒋介石，向蒋邀功请赏，请求调派国民党中央军进川围剿红四方面军· · ·由此可见，中国青年党反对国民党主要限于反对它的一党专政· · ·而反对一党专政的目的，则是为了达到它和国民党的真正平等的联合。因此，中国青年党反对国民党的斗争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决定了它不可能达到彻底的程度。

1933年11月，（福建事变后），中国青年党曾派左舜生率领大批干部前往，可是他们一见到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第三党）的政治主张同他们的国家主义绝对不相容· · · 没有亮出中国青年党的旗帜就悄悄溜走了。

李璜领导青年党工作期间，不仅与各民主党派和CPC在以民主推动抗战方面密切合作，而且还利用它与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关系，为CPC和西南地方实力派之间的联系牵线搭桥。如1945年春，张友渔到成都去做刘文辉的统战工作，华岗到昆明做龙云的统战工作，都是通过青年党四川省党部的负责人杨叔明进行的。青年党云南省党部负责人唐筱蓂（唐继尧之子）为华岗和昆明的民主人士开展民主活动提供了诸多方便。

CYP在抗战前后

（一二八抗战前后），中国青年党的所谓“正当休战“，是把CPC排除在外的青年党与国民党以及其他政治理论之间的休战。中国青年党没有对CPC休战，也不希望国民党对CPC休战。

中国青年党在抗战中也做出过有益的工作，中国少年铁血抗日救国军总司令苗可秀，毕业于东北大学，即是中国青年党党员。

1933年5月，日本政府派内务省次长床次竹二郎来华到天津，通过亲日派张英华与青年党员赵毓松取得了联系，并要求面见曾琦，向曾琦提合作条件，曾琦拒绝与之会面。令赵毓松大失所望· ·· 1939年，赵毓松叛国投敌，参加汪伪政权，当了汉奸。

左舜生却于1934年春在上海《时事新报》上以“仲平“的笔名发表了一篇短评《时局诤言》，在文中多方为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辩解。

1936年11月，一位曾参加过中国青年党的东北军中级军官给曾琦写信，告密说在西安形成了CPC与东北军、西北角三位一体的抗日统一战线· ·· ·曾琦得此信后，立即命令李璜以为蒋介石祝寿为名，赴洛阳劝阻蒋介石的西安之行· · ·以西安事变为契机，青年党与国民党实现了携手合作。

曾琦于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潜入上海，化名郑安定，避居法租界· · ·曾琦虽然没有公开就伪职。也没有公开发表降日言论，但其行踪极为诡秘，与汉奸温宗尧有诗文唱和，与参加汪伪政权的该党成员保持着联系。

左舜生却“痛定思痛“。连夜写了一封2000余字的长信，请张群转蒋介石。他在信中向蒋介石建议：“日本是一个压不死的民族，他们的复兴决不在远。我们对日本不宜采取过分的报复手段，尤其是不可动摇他们的国本，以保留将来合作反康的余地。”

CYP的“救国策略“

（中国大多数人民）“从自耕农以至地主，从小商贩以至于企业家，他们之间的生活水准虽有差异，但用欧美工业国家的标准来看，差别着实不大“，（这种情势下），”提倡社会主义，有为官僚资本造成控制人民死命机会的危险，即使比较温和一点的国家控制的政策，也要为官僚主义多造机会“· ·· ”而欲求政治的真正民主化，是扶植政治上经济上的民主力量，尤必须从社会上扶植中间阶层，使无产者化有产，有产者能自保其产不受制于政治，然后能进而过问政治“，（解决中国土地问题）”从生产的方面去着眼，而不应该只从分配的方面去着眼“

中国青年党式的民主共和主张，即国家主义的民主共和，既不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所容，也不为广大工农群众所相信与同情，因此，这种呼声很快地沉寂下去。

CYP在解放战争前夕

1946年5月19日，中国青年党在其机关报《中华时报》刊登的《中国不堪再内战了》的社论中就指出：“这次内战之所以再起· · ·从第三者看来，CPC自应负大部分的责任，国民党亦不能说完全没有责任。国民党所应负的责任，再于不应该提议修改政协决议，使CPC有所籍口。CPC所应负的责任，在不应依国际援助，武力夺取东北，使政府无从接受。”

CYP谈美国

1946年8月7日，（中国青年党在《中华时报》）竟然不顾历史事实，声称在百余年中，“美国的对华政策”“从来没有· · ·一点点对华侵略的行为，并”敬告反美的中国党派“，”应该力戒排美运动“，”不要把这个巨人刺激起来“！

中国青年党的卖身投靠也并未得到美国政府的垂青和赏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致国务卿马歇尔的函中说：参加国民政府的“青年党同民社党的委员多半不是有力量的知名之士。青年党的委员是一群代表四川学究兼地主的任务，过去同国民党右派有过联系· · ·在国内并无重要的政治影响。“

1949年后，CYP的三位主要人物

1948年10月曾琦以考察宪政为名出国赴美国后，旋即在诸国进行反C宣传· · ·1949年2月曾琦在华盛顿发表《对美国朝野十大质问》一文，要求美国以所谓“世界领袖的地位“对”苏联扩张内幕“”采取有力之政策“，并继续援助蒋介石国民党集团· · ·1950年，曾琦又在美国参与组织”民主自由联盟“· · ·于1951年5月7日病死在华盛顿，做手术前曾在医院的走廊上接受洗礼皈依天主教。

李璜坚决辞去经济部长后，本“民主乃有业者之事“的信念，在上海开办一闽海渔业公司，用机轮船打鱼。但上海的鱼市场为杜月笙所独占，”乃又逼得我只卖咸鱼，但亦不失为有业者，吃自己的咸鱼饭度日· ·· “，1948年11月后，李璜关闭公司，来到台湾进行了两个半月的读书与思考，又回到四川处理党务。1949年秋，李璜又抵达香港。1951年夏，李璜离开香港，前往英属婆罗洲隐居长达七年，在一华侨开办的中国建设公司当一监察人兼总稽核· · ·

（左舜生）1949年4月，他即携家眷自上海迁居台湾。在台北“驻了一阵，自己感觉无趣“，才于是年9月返回香港，暂时开一杂货店维持生计。后一面与朋友办《自由人》三日刊，一面在新亚书院教书。后又留香港与李璜及民社党同人合办《联合评论》

资料来源：《中国青年党在大陆和台湾》，周淑真

另见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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