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没时间,就讲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吧
明朝作为高度专制集权政权,设有对文武官员的岗位能力、政绩水平、清廉情况和所就职地方部门的民风舆情(相当干群关系)的一系列考评与监察程序。
对各级武将的年度“军政考选”(三年或五年一次),由中央的兵部和地方督抚巡按等完成;
对各级武将每年的抽查式巡检,由中央的兵科和地方巡按、兵备道等完成。
以上这些部门的官员,全都是文官。文官掌握着武将的仕途升迁
不要觉得“门下走狗”丢人,“门下走狗”这四个字,武官品级不到一定级别,可能还没资格叫。
明朝中后期,大将、副将给兵部、兵科的官员上手本时,比较讲究身份的人,自称“门下小的”;脸皮厚一点,自称“门下走狗”。至于那些守备、把总以下的以下的,给兵部书办送礼时,在礼帖中要用小字写上“沐恩晚生”。
甚至那些位至大帅的武将,在拜访文臣之前,即使那些文臣和他品级差了去了,也必须身穿戎服,左手握刀,右属弓矢,“帕首袴靴,趋入庭拜”。如果文臣品级比他高,则需要自称“走狗”。告退之后,还需要和文臣的奴仆们唠唠嗑。所以,那些副将什么的,想要拜访高级文官,自称“走狗”,资格不够。顶多在拜访兵部、兵科官员的时候自称一下“走狗”。
中央军卫如此,地方就更不用说了。地方卫所指挥若要去拜访知府,必须自称“恩堂”。实在很感慨,想当年明初立国之时,卫所指挥何其威风,卫所指挥和当地知府若在路上相遇而知府不下马表示敬意,卫所官员能直接愤怒的“鞭辱仆隶”。而明初总兵有列侯的美名,碰到地方官员,地方官员都是“伏谒如属礼”。
这么说应该都直观了吧!
全文参考陈宝良老师的《明代的文武关系及其演变》,有兴趣的可以去下载观看。
明朝文臣的确牛,但地位也是逐渐上升的,那是因为随时间变化,文臣成为了武臣的“领导”,能处罚你是因为人家是你的上司,此时武臣的品级已经与自己掌管的权力脱节了,所以题主觉得为啥会有处长管军长。下面详细说一下,可能有点罗嗦,纯手机手打。
明朝开国时,武臣地位崇高,朱元璋本人并没有重文轻武。相反从种种政策中可以看到朱元璋重武。首先,从封爵来看,按照朱元璋规定文臣很难封爵。其次从品级来看,武臣正一品左右都督很容易得到。然而文臣最高官六部尚书不过正二品。除非加三公,但三公是特殊官阶,文武都可以获得,而且明代文臣生前加三公的极极极少,所以同一层面文臣永远在品级上会低于武臣,更不用说公侯伯这些超品的人(这个就是朱元璋设置的问题,尚书的权力不见的低于左右都督,但就是品级拼不过,朱允汶曾升尚书为一品但后来被朱棣废除,从这个看朱元璋是崇武的,但另一方面,随着时代变化,当文臣统军是你就会发现,文官的品级与武官不对等,题主所说的处长但人家在新制度下是军区司令的上司)
题主所提的问题答案我觉得有两方面。
一是制度,一是风气。
从制度上来说因为自明初期仁宣之后,国家转入和平发展时期,明朝武臣的制度是世袭,这种制度要比起来文官的选举制度来哪个问题更大一些呢?当然是武臣。所以说凡事得从自己找问题,正是自己内部的问题导致朝廷于正统二年派王骥整理边务,从此开始了文官统军的制度,你说人家低级文官横,但从制度上说人家是你上司啊,人家又不是无缘无故跟你管着你。人家品级低那是因为朱元璋设置的官制问题。另一方面,朱元璋给了武臣极高的地位,但对于权力,和不信任文官一样,朱元璋依然对武臣的设定是受文官的兵部牵制。如王世贞所说,公侯伯们掌管五府六军,出则掌印为大将,就都则掌管漕运。地位崇高,但是就是不能参与九卿之事。可想而知这种设定让武臣在和平时期自然活动舞台逐渐缩小。在地方,朱元璋设置了互不管的三司,这种分权的设定在逐渐发展中由于没有统一管理而变混乱,最后就产生了巡抚这个职位又一次的加重文臣统军程度。之后诸如兵备道等的设置,明朝已经完成了制度的重设。
总结一下,文臣统军怎么来的?一方面军队自身问题,一方面朱元璋一开始设定制度的问题。这种转变是的文官武臣互相牵制,变成文官成了武臣的上级。
还有就是风气。这个就不多说了,和平时期以文治国,社会对于文武风气的差异当然就显示出来了,在加上武臣由于世袭制度导致自身素质的不断下降,自然也遭到轻视。
而且,只有低级文官给高级武臣甩脸子这一件吗?不,还有低级文官给高级文官甩脸子呢!请看于慎行这段话
“近世风俗大坏,人心不古,大臣持禄固位,折节于台谏,台谏怙势恃力,抗颜于大臣,安所得廉远堂高之义哉?”
这个是文臣内部的矛盾,按题主思维,这就是低处级干部看不上部长。
文臣的矛盾又是怎么回事呢?其实也可以归到我分析武臣的问题上,明后期开始的党争,阁臣们的进退往往受言官们的掣肘。这就导致了言官对阁臣的一种权力统治。而且当时的风气又是王锡爵所说的庙堂之事天下必欲反之。
所以说理解文武差异很简单,你武臣地位上的进退完全决定于人家文臣管,而且你的舆论口碑如此之低。那么你当然是弱势群体。中国最重要的社会资源是权力,个人尊敬程度取决于权力大小,而不是官品,爵位。
武将集团有没有抗争过?当然有啊景泰年间广西总兵柳溥就上书请不受总督马昂节制,最后获得了并列的地位。更不用说石亨夺门之变后,明英宗就撤回了巡抚,提督等官,把军民事物交总兵处理。据明英宗对李贤说,这是因为“奉迎诸人皆以巡抚官不便”可见石亨等武将一定起了不小作用。然而这并没有什么卵用,文统武的制度在武将没有话语权的和平年代是武将集团挡不住的,随着制度化的加深,武将只能屈服于文官,除非你重新掌握权力和话语权。
这不,南明的时候把握了权力和话语权的武将就彻底翻盘了,所以原因就是题主觉得细想不对的四个字“重文轻武”,这是和平年代王朝的建设之路。
上张图,这是论文《明代武官监控体系》中的一张关于明代武官地位变化图
辽东半岛从南到北被千山山脉分割,靠关内的一带是海边的沼泽地,如果不在千山山脉建立堡垒群,给后金如鲠在喉的打击,反而退缩到山海关一线,虽然省钱精简人数,但也更难与后金军较量。
辽东人口在天启年间的战乱向关内大规模迁移,根据明史的说法多达上百万人。崇祯初年清军攻旅顺,从水陆逃难到登莱的辽人也有十余万人。
这些人口心向明朝,反对后金的统治,是优良的士兵来源,比如毛文龙就是在兵败后经过朝鲜的援助,吸取辽东难民在海岛上扎根形成了武装集团。
后金攻打辽东的一系列战争中,大批量的汉人逃亡关内,寻求庇护,后金为了弥补工农业劳动力缺口,不得不多次进入关内掳掠生人。孙承宗等人在辽东建立的一系列堡垒,比如宁远,就通过煮盐、海运、采煤等产业扎稳脚跟,“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
这样的局面作为明朝皇帝,放弃辽东,放弃数十万子民,拱手将城池、器械、人民全部让给清朝,固然可以说是壮士断腕,但更像资敌。如果一城一池的拉锯战,明朝受不了,清朝更受不了,有人说关外军队时明朝的出血口子,但放弃了关外,大同、密云等重镇不就成了新的出血口了么?
辽东军将制度到后期发展为兵将结合,放权养兵的态度,等于说你在辽东爱干嘛干嘛,地给你,子女财产都给你,你当土皇帝都可以,只要帮我守土就好。从明成祖在辽东总兵改制到正统年间收权,大抵的思路都是如此,后期天启、崇祯用督抚架空总兵,但总兵仍然有相当大的军事经济自主权力,放弃辽东,这些人你也要放弃么?把他们带入关内,他们就会把边境重镇继续变成辽东那样的地方。
明代朝廷的思路有问题,朝廷斗争导致朝令夕改,不能彻底贯彻一种作战方案,放弃辽东和放弃北京是一个级别的计划案。这个朝代已经完全腐化了,辽东什么样,关内就什么样,他无论如何都要对后金布防,布防就要起码十几万士兵,腐朽了的、高度兼并高度瘫痪的明朝财政系统养不起这十几万士兵,无论是在辽东,还是在山海关。失去了辽东的纵深防御和群山沼泽,到山海关只能是更被打的更疼。
辽东这个突出部是扳手腕的地方,你不在这里扳,就要在其他地方扳,挪个地方就能扳的过时不可能的事情。
(网上对这段历史有各种说法,野史地摊充斥,数据真假难辨,所以关评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