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民的严谨认真守规矩尊礼数是自古有之还是明治维新之后才有的？ 第1页

请百度“町人根性”，在明治维新时，日本人以素质差而闻名全球，甚至不如菲律宾人。

在华任职多年的英国外交官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于1858年调任驻日总领事，1862年归国后发表《大君之都》一书，留下了幕末日本社会风情的详尽记录。作者写道：“如果给日本人的缺点列一个清单，那么说谎要排在第一位，由此也必然导致行为上的不诚实。东方人中最不诚实、最奸诈者无过于日本商人……一包丝绢只有外面几束的质地是同样出色的，再往里就掺杂着另一种粗糙的料子，以最狡猾的方式和良品混在一起；一罐樟脑上面一层是真货，下面是米粉；一桶油下面一半全是水。”阿礼国并不否认英国亦有制假售假的奸商，但仍然认为“日本人在作伪和欺诈的问题上普遍超过我们”。因为在他看来，不愿讲真话的做法并不局限于商人，而是日本所有阶层的普遍现象，伴随于一切社会交际当中。“日本人集体如此热衷于说谎，而无人抱怨谎言带来的不便，可见日本人一定能从说谎中找到乐趣。除了利益驱动之外，或许还有其他的诱惑导致他们作伪。”原为纽约商人的美国首任驻日总领事汤森德·哈里斯不仅多次谴责日本的商业欺诈行为，而且对充斥着虚饰与托词的东方官场文化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他在1857年1月8日的日记中称日本人是“世界上最大的骗子”。

对于本国的商业信誉状况，江户时代的日本商家并非毫无自知之明。中日之间的国际贸易虽被幕府控制在极为有限的规模，人们仍可从中窥见两国商家操守的高下。出身于大阪町人的作家井原西鹤（1642—1693）坦率地承认：“唐人（中国人）讲究信义不食诺言，绸缎匹头，表里一色，药材不掺假。木是木，金是金，多少年也没个变。贪诈唯日本，缝衣针越来越短，布匹面儿越来越窄，纸伞不上油，惟偷工减料是务；货一出门，不管退换。”考诸西方观察者留下的记录，不难发现中日商家的信誉落差直至20世纪初都未发生大的改变。日本学权威贝西尔·张伯伦在1902年写道：“人们喜欢把中国人和日本人放在一起比较，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和日本人生活在一起比较开心——他们讲卫生、性情和善、有艺术情趣。但另一方面，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人更值得信任。”华商的商业信誉得到了外商的广泛认可。曾任汇丰银行经理的艾文·卡梅伦爵士说：“世界上没有人比中国商人或银行家能够更快地取得我的信任。过去25年间，银行在上海生意做得很大，经手过的白银达到几亿两，却从未见过一个拖欠债务的中国客户。”渣打银行总裁霍华德·格威瑟则在1900年银行年中会议上称，中国贸易商的信贷记录之优异堪为全球商家楷模。而关于日本，张伯伦的评价是，“在日欧洲银行家和商人讲述的完全是灾难般的不同故事……日本是环球观光客的乐园，却是埋葬商人发财梦的坟墓”。义和团风潮过后的中国国际形象一时晦暗无比，华商的良好信誉是一团晦暗中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但对于此时如日中天的日本而言，恶劣的商业信誉却如同太阳上的黑子，令人欲去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