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区财政上缴50%,县可留存80%,昌平、番禺县改区都遭遇了报复性卖地,大冶、长兴更是全民反对,这就是直接原因。
天通苑、回龙观就是那时候留下来的后遗症,番禺北更是代表,原来番禺县/市独立规划的时候,和广州接壤的番禺北是作为工业园的,现在长隆边上还有工业一路工业二路的名字,结果突然要改区,于是所有规划推翻,改区前能卖多少地卖多少,都给了八大地产商,结果蝴蝶效应又连累了3号线。
另外区一般是分局,直接上级是市局,而县局的直接上级是县政府,所以区政府实际上只有执行,而没有决策,也是一些经济强县反对改区的原因。
而一些比较边缘化、穷的县则欢迎改区,因为本来就没钱上交,反而因为市统筹能从市财政拿补贴。
县和县级市则是农业和工业/服务业上的定位区别,在建设用地,职能机构的设置上不一样。
另外按照我国的宪法,县是地级市可以直管的,县级市在法律上属于省直管、地级市只是代管,那么县级市在改区上的法律障碍更大,流程更复杂。
当然,这都是理论,例如武汉市虽然98年就无县了,但是20年过去了,武汉市的远郊区(黄陂江夏这些)仍然是财政独立,另外设置机构也是蔡甸区国土局这样,而不是武汉市国土局洪山分局这样。
人权财不一样,以及文化上标签。
定界一些矛盾,解决一些矛盾,同时造成一些的矛盾,形成大趋势上的向上发展,这才是社会管理的常态。
大部分时候,这类分级是因为要制造内部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