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政府包括后来的重庆政府是个小政府,不是他不想管新闻,而是他很多时候往往管不了。南京政府是个利益的集合体,松散的联盟,政府内除了蒋介石的铁杆儿黄埔系之外还有CC、政学、第三党等一堆文官派系,更别提武官还有地方上的一堆军阀派系,再加上一堆遗老遗少(跟着孙文出过力、北洋政府当过官、军阀失败下野……),社会贤达(财阀、大买办、国外势力代理人、还有杜月笙这样的地下势力头子........),所以明面上蒋介石一人独裁,实际上是相当“民主”的,甚至还有共产党的一席之地。
所以,这样一个政府无论干什么都束手束脚,新闻管控同样如此。够得着的小报社只能一封了之,撑死了暗杀掉主编、记者,够不着的报社就放任自流了,大报社一般都有背后势力,政府只能找找小麻烦,卡几个新闻什么的,真正动手是不可能的。《字西林报》这样的背后有国外势力,政府得罪不起,《新华日报》这样的背后有枪有炮,同样不能把它怎么滴。
这样看来,民国的新闻自由就是这么回事。由于有这么一堆找茬儿的存在,国民政府在对付媒体的时候还真得要点脸,不论搞谁都得先找个理由,甚至还得立个法什么的,明面上不能搞得太脏,否则分分钟骂老蒋的报纸都得堆满他的办公桌。
等到空一格一路转进了台湾,你就知道,国民党也是有能人的,国民政府也是有能力的,那个新闻管控的力度之大.......直到1987年才终于由蒋经国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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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还是有人举报……
国民党真正当政时期,特别是抗战时期,尽管官方管制言论出版自由的事件不断发生,但整个国家仍有相当程度的新闻自由,无论是民间办报还是独立的新闻批评都还有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抗战以来,“各方之宣传刊物如雨后春笋,盛极一时”。据统计,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先后在重庆发行过刊物的民营报社、通讯社即达二百多家……。除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以外,还有《国民公报》、《时事新报》、《西南日报》以及无计其数的杂志和期刊。
我们不妨就共产党在国统区(重庆)办的《新华日报》来看个究竟。《新华日报》自1939年创刊后,一直在国统区公开发行。在战争条件下,所有报刊都要接受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检查,《新华日报》作为中共的机关报自然是重点检查对象,也常常会有稿子被扣下不准发表。但这份中共中央机关报在抗战八年中始终风雨无阻地办了下来,即使在有稿子被扣的时候,报社仍然可以让报纸开天窗或刊登启示,说稿子被新闻检查处扣发,而不是临时找稿子补白,这等於是向国民党政府提抗议。
1945年抗战结束,国民党政府并没有以战争刚刚结束,国内局势尚不稳定为名保留新闻检查制度,而是立即废除了这个制度,於是《新华日报》迎来了它的黄金时期。黄金时期的《新华日报》的办报方针,可以用十二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对这个允许它自由办报,自由言论的政府采取“愤怒控诉,彻底否定,置之死地”的态度。1946年2月,重庆大渡口钢铁厂为要求增加工资而罢工和示威,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镇压,一些工人被打死,工厂被戒严。《新华日报》发表了21条消息和大量来信,在社论中把这场工潮定性为“民主与独裁的斗争,文明与黑暗的斗争”,呼吁“立即唤起舆论制止国民党屠殺逮捕工人的恐怖行动”,否则这种恐怖“会光顾到我们每个人头上”。在《新华日报》的带头下,重庆各界舆论一致谴责国民党政府,声援罢工工人,使得政府同意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1946年秋《新华日报》发起读者讨论,在 10月30日发表编者文章,指出“造成失业灾难的不是别人,正是贪污腐败,把人民不当人看待的国民党政府当局”,“他们腐败的统治存在一天,失业的问题就永远不能解决”。1946年6月5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让老百姓有饭吃”!社论说现在国统区人民“吃草根树皮,吃观音土,饥饿普遍地使年青妇女走向卖淫……产粮食的地方,然而却最缺乏粮食,这的确是人造的饥荒”。社论的结论说:“现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是大多数人民没有饭吃的区域。现在国民党区域人民的自发斗争,是向国民党当局要饭吃的斗争”。不但在经济上畅所欲言,就是在政治上也不受限制。《新华日报》不但在国民党统治区合法地公开地号召工人农民起来推翻国民党,而且合法地公开地号召国民党军队对政府反戈一击。早在抗战刚结束时,《新华日报》一方面要求国民党裁军,另一方面又故意把退伍军人说成失业军人,以反映他们生活无著为名,大量刊登有关报导和来信,甚至为这类来信开辟专栏。有些来信完全象是出自新华日报编辑自己的手笔,例如:“过去只知道为党国而生,为党国而死,哪知道今天党国对我们没有一丝一毫的保障。现在我们才知道,党国是囹圄,高呼这把戏的,都是置我们以死地的”。《新华日报》还大量刊登有关军属的报导和来信,把他们在後方的生活形容得如同在地狱中一般,不但要受苛捐杂税的盘剥,而且要受保甲和特务的欺凌,妻女沦为娼妓,父老贫病而死,幼小冻饿交加,等等。甚至在1946年下半年内战爆发后,由于国共和谈仍在名义上进行,国民党政府仍然允许《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发行。这时《新华日报》的宣传手段更上了一层楼。最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开辟了“被俘国民党军官介绍”,共刊发35期,介绍了484名被俘军官的简历和在何处被捕的情况,要亲属通过《新华日报》在上海、南京、重庆、成都和昆明的通讯联络处和他们联络。这个专栏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既显示了共产党的力量,又显示了共产党的温情,真是刚柔并济。在刊登了这个专栏后,《新华日报》在国民党军属中的读者和影响显著增加,为瓦解国军的士气立下了汗马功劳。1947年1月,当国共双方在前线打得不可开交时,《新华日报》却在国统区热热闹闹地庆祝创刊9周年纪念日。郭沫若、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陶行知、许广平、陈铭枢等等所谓民主人士纷纷写贺信贺词,说它是“人民的号角,民主的喉舌”。
(节选自《民国时期的新闻自由》;重庆《新华日报》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政府勒令停刊。共出版了3231期。直到1949年12月10日,重庆《新华日报》复刊。)
果粉自嗨真是见识到了。
闻一多若是泉下有知,定会说:“确实有新闻自由,新闻自由法规定得明明白白的,我们什么都可以说,也就是说了会被暗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