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蒙战争是死局么，南宋有没有出路（和谈，做属国都可以，但不算举国投降并入蒙古）？ 第1页

宋蒙战争基本是死局，蒙古是铁了心肯定要灭宋的，而且蒙古已经不是昔日的辽金了，绝对有这个实力。南宋到了后期也知道了，也只能铁了心打了。屈膝称臣如绍兴嘉定故事，南宋也不是没想过，但一方面国内反对太激烈，而且也基本没大用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是打了。

宋蒙战争断断续续长达五十年之久。蒙古是南宋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强敌，其野战能力之强，绝非昔日的契丹和女真铁骑所能比拟，后期整合了中原部分汉人和南宋投降人员之后，大力发展水军，加上先进的攻城回回炮，其军事能力已经极为的强大，军事行动方面几无短板可言。同样，南宋也是蒙古帝国的征战史中遇到的绝无仅有的强敌。南宋的政治组织程度上是先进的，其官僚机构始终维持着良好的运作，起码是还凑乎的运作程度。其次，南宋尚有约两百万平方公里的面积，还有几千万的人口，可动员数十万的军队，加上内部江河湖泊和崇山峻岭的环境，有着相当的回旋余地。再之，南宋经济发达，虽然已经过了鼎盛期，但全国经济重心已经南移完成。南宋所占之地是中国最为富庶之地，凭借着政府的搜刮能力可以长期维持一支庞大的正规军。再之，就是软实力方面。南宋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巅峰阶段。南宋对自己的文教科技是十分自信的，也确实是自信的。北方的文人士子心理上对南宋文化是有着敬仰之心的。再之，就是蒙古的内斗。内斗最能消耗一个国家的实力。以前蒙古攻打其他国家，大多是速战速决，内斗基本不影响战争进程，但是面对如西夏、金这样的有一定实力还有一定回旋余地和完整文明体系政治架构的国家，蒙古的速决战不可能快速成功，这样内斗就会加剧，影响进程。南宋的文明体系、组织架构包括军队能力都远强于西夏，还略强于金，所以南宋的抵抗能力更强，意志也更为坚决。面对这样的强敌，蒙古自己也知道短期内难以取胜。随着战事的不断胶着，尤其后来蒙哥汗死在钓鱼城下，蒙古内部内斗加剧，给了南宋以短暂喘息之机。此外南宋在宋蒙战争中还涌现出一批堪用的将才，集中于前中期，王夫之曾说：孟宗政、赵方、孟珙、余玠、彭大雅之流起，而兵犹足为兵，将犹足为将，战犹有以战，守犹有以守，胜犹非其徼幸，败犹足以自持。左支右拒于淮、襄、楚、蜀之间，不但以半割残金，而且以抗衡蒙古。

虽然南宋是蒙古遇到的空前强敌，而且南宋即使在丢失蜀口和川西之后仍然保有很强的抵抗力，但南宋终究是一隅之力敌世界，蒙古灭宋已经是大势所趋不可避免的了。

首先在政治战略上，蒙古自忽必烈上台后，汉化有了相当的进展，内部斗争缓和，上下一心铁了心要打，而且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打，也要打赢。蒙古有这个实力，一旦下定决心，只是早晚问题。

其次在军事方面上，蒙古的骑兵野战能力自不待言，而且吸收了中原投降金人的汉族武装，其步兵作战能力也得到了大幅度提高，此外不断招降纳叛，吸收南方人才，尤其是水军人才。刘整的归降，给了南宋以严重打击。

再次是地缘战略上，南宋东面是大海，北面全是蒙古人的地盘，西面最外围的吐蕃已经归顺蒙古，内部的贵州土司势力已经是南宋最后的依靠了，西南方面的大理也被蒙古消灭，南面的安南与南宋关系一般。这样蒙古在地缘上已经把南宋包围了起来，南宋无法战胜强大的蒙古人，只能有两条路，要么战死要么投降。至于下海，我很好奇，南宋为什么最后没有逃到台湾或者海南继续抵抗呢。以南宋的航海技术和经济实力应该是可以的。不过即便到了海南或台湾，终究于事无补。

再之是具体策略上，蒙古为了灭宋成就空前的伟业，是不惜一切代价，也是不择一切手段。利用南宋内部的矛盾，招降纳叛，而且鼓励南宋内部的内斗。襄阳战役前，蒙古重金贿赂吕文德，使其同意在襄阳城外围修榷场建堡垒，待吕文德醒过来时，已经晚了。蒙古以前的一贯策略是屠城，但屠城太残暴，也反而坚定了被攻击国家民众的抵抗意志。忽必烈上台后，开始逐渐的修正这种策略，这样可以一定程度上削弱百姓对政府和守军的支持力度。

南宋战胜蒙古是不可能的，但并不意味着南宋没有反击之力。其实整个宋蒙战争的五十年历史上，南宋有多次机会可以争取，虽然仍然不会有转机，但可以力争更大的主动，争取更长的寿命。宋蒙战争有如下几个关键的节点：

首先，联金抗蒙。联金抗蒙其实宋金内部一直有这个想法，但无奈操作起来难度太大。宋金是世仇，金国当年对赵宋的残酷和羞辱，已经深入到了南宋每个人心里，所以南宋对金虽然恐惧，但也十分仇恨。此外，金国上层对南宋历来十分的轻视，在北方蒙古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不断的南下，失之于北取之于南，结果南北两面都毫无所得。最终让南宋放弃了联金抗蒙的打算，而是联蒙灭金。

其次，蜀口安危。蒙金战争后期，金国固守潼关和黄河一线死守，蒙古铁骑顿兵于坚城之下，长期毫无进展，这个时候无论是蒙古，还是金国，甚至南宋内部，都知道在始终无法正面突破的情况下，蒙古极有可能会借道宋境攻金。金国将帅十分担心这方面，认为金国的安危不在关河防线，而在南宋境内的金商一线，甚至有了强迫南宋不得借道的打算。本来这个时候，南宋的最佳方案是暗中资助金国抵抗，给其提供情报和一定的军械粮草补充。同时与蒙古继续和好，但暗中必须严密加强蜀口防线的军事部署，绝对不能让蒙古借道，也不能让金国军队进入宋金边境驻防。无奈当时南宋上自帝王，下至蜀口统帅，都疏于防范，最后酿成了1227的丁亥之变和1231年拖雷攻宋的辛卯之变。两次蜀口作战，虽然蒙古没有占领，而是抄掠后就走，但是两次作战，宋军基本没有像样的抵抗，蒙古借此不仅达成了大迂回的作战目的，也了解了了宋军的战斗力和蜀口的布防，还烧毁了蜀口关外地区多年积累的诸多储备。自平吴曦之乱后，历经安丙和崔与之二十余年的苦心经营的蜀口防线，再度被残破，而且这次是再难以恢复了。

再次，端平入洛。宋蒙联合灭金后，宋蒙有一段时间相安无事，端平入洛激化了宋蒙关系，宋蒙进入了长达四十多年的正式战争状态。其实端平入洛只是催化剂，即便没有端平入洛，宋蒙战争迟早也是要打的，只不过给了蒙古一个借口。端平入洛，南宋表面上辉煌了一把，收复了三京，但实际是得不偿失。历经多年金蒙战争的残破，河南地区早已是尸横遍野，野无可掠了，南宋端平入洛虽然希望能效法金国重建关河防线，但河南地区已经无力承担南宋的雄心了。南宋端平入洛耗费了大量的人物力，结果得不偿失。还不如把这些人物力投入到修复蜀口或者是襄阳以北的唐邓二州，以作为保卫国土的前沿缓冲地带。

再之，蜀口之战。宋蒙战争正式爆发后，蒙古攻宋大体分三路，一如既往地如北方攻南方的蜀口、荆襄和淮汉三路。双方第一次大战的时间是从1235-1241年。淮汉方面，蒙古人没有取得多少战果，荆襄方面，进展较大，自岳飞1134年收复襄阳后，南宋经营百年的襄阳城被蒙古轻易攻下，数万人被掠走，30万石粮食、24库精良军械，尽入敌手。 不过蒙古轻易拿下襄阳，却没有固守，而且继续向南，结果遇到了名将孟珙，孟珙机动防御的战术让蒙古难以招架。1238年，孟珙收复襄阳，荆襄防线得以恢复。相比这两路而言，蒙古原来作为偏师的蜀口川陕方向获得的成果最大。赖两次宋蒙前哨站蒙古军余威所赐，蒙古军在蜀口一路基本没有遇到多少阻碍。蜀口防线，统帅是赵彦呐。赵彦呐这个人类似于马谡，有才但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前任四川制帅崔与之就说赵彦呐不可大用，用之必出事。果不其然，这次真弄出大事了。赵彦呐放弃五州三关，甚至连沔州都不想守不敢守，逼迫曹友闻退守大安军，结果阳平关之战曹友闻战死，蜀口失去了最能战的一位将军和最能打的一支军队，之后蒙古军长驱直入，烧杀抢掠。1241年攻入成都屠城，杀四川新的制帅陈隆之。宋蒙第一次之战，蒙古遭到了不小的挫折，但南宋也损失不小，尤其是川陕损失最重，川陕之地事实上失去了一半，而且再也无法规复。荆襄次之，两淮最轻。

再之，宋蒙间歇。1241年宋蒙战争后，宋蒙双方进入了一个间歇期。不过间歇期只是双方没有了大规模的战争，但是双方的备战活动和局部的战争仍然是存在的。这期间，蒙古人开始改变以往只攻而不守的情况，开始注意巩固占领地盘，尤其在蜀口方向，重点是加强沔州和利州的安全，两地是巴蜀的门户，宋军也不断的袭扰以干扰蒙古的筑城和修复，但最终还是得以完成，沔州利州被蒙古修复后，深入蜀中七百里，蜀之命脉基本已被掐断。南宋方面利用这段间歇期，重点是在四川由余玠打造了山城防御体系，重点是固守川东兼顾川西和川北。以南宋当时的实力，收复蜀口川西没有实力，但放弃川东又绝不能接受，只得以川东为主，伺机收复。

再之，余玠反攻。谈到南宋的川陕，不可不提这么几个人，一是吴玠吴璘兄弟，二是余玠。吴玠吴璘崛起于两宋之交，南宋初年一片混乱能够保住川陕，相当程度上依靠午吴氏兄弟的努力。吴曦之叛让吴家彻底败了，也使得川陕的局面得以开始改变。蒙古两次借道川陕攻金，使得川陕蜀口防线彻底崩塌，在第一次宋蒙大战中，蜀口损失最重，再难修复。在第一次宋蒙大战结束后，南宋边防最薄弱的地方就是蜀口了。当时南宋两淮防线毗邻京畿，事实上是皇帝亲自坐镇，荆襄防线有名将孟珙和李曾伯，唯独四川之帅，始终无法落定人选。南宋曾经希望让孟珙兼任四川制帅，孟珙也有意为之，无奈他身兼数职难以兼顾，而且他也有病在身，无法入蜀。自崔与之之后的历任四川制帅，如郑损、桂如渊、赵彦呐、陈隆之等，或者昏庸无能，或者志大才疏，或者虽有大节但无有大略，终难当方面之任。1241年，宋理宗赵昀命在淮东屡立战功的的余玠为兵部侍郎、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全面负责四川防务。后来的历史证明了对余玠的任命是正确的，之后的十余年间，余玠开创了四川的新局面。余玠是握有节制四川的全权的，可以便宜行事。余玠到任后的最大功绩就是建立了四川的山城防御体系，利用川地山河交错的局面构建山城。余玠及其后任对山城防御体系大加应用，核心是八柱。史载：余玠议弃平土，即云顶、运山、大获、得汉、白帝、钓鱼、青居、苦竹筑垒，移成都、蓬、阆、洋、夔、合、顺庆、隆庆八府州治其上，号为八柱，不战而自守矣。蹙蜀之本，实张于斯。余玠及其后任兴建山城是当时务实的选择，当时川西沦陷，虽然蒙古不守，但以成都府为核心的原有四川繁华之地早被蒙古屠戮的十室九空，无力收复，只能暂时弃之，在成都地区与川东交界带驻军为遏制，另外蜀口三关五州自吴玠以来便为南宋四川防御的核心，但当时局面也无力收复，而且蒙古手下的巩昌汪家步骑兵战斗力极强，常年驻扎陇右地区，在没有实力的情况下贸然进入原蜀口地区，虽然可以快速占领，但却没有经营的时间，只能是扼守剑阁一带，以固守四川，然后待机收复蜀口。余玠保蜀的核心不同于以往的保蜀，是以守为守，以守为攻。余玠治蜀十年，期间蒙古不断进攻，余玠依靠山城防御体系多次大破蒙古军。1248年，凭借治蜀的功劳，余玠被提拔为兵部尚书，拜资政殿学士，给予执政官相同的恩数，仍驻四川，相当于挂宰相衔出掌方面，这在有宋一带是罕见的。1250年，余玠决定集中四川精锐反攻，反攻的目标是兴元府即汉中。反攻进行的一直比较顺利，以一部兵向陇蜀边界出击；自率主力，取金牛道向汉中进发，三战三捷。次年四月，余玠率军号称十万进占汉中西之中梁山，潜军烧毁汉中至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栈道后，率军围汉中数重，昼夜急攻。蒙古军修复栈道，各路援军会至。余玠久攻不克，兵老师钝，只好撤军。历史上对余玠反攻汉中历来评价不一，各有道理。客观的而言，余玠反攻汉中是必须的，汉中是巴蜀门户，天下尽人皆知。诸葛亮治蜀、前后蜀割据四川、吴玠吴璘守蜀，汉中都是首当其冲的重镇。南宋在蜀口防线的行政区划上一直是利州路，不过为了出于抑制吴家势力的考虑，对利州路时常分合不定，但如果分，则利州东路首府必在兴元府即汉中，合则首府还在兴元府，虽然兴州即沔州（略阳）的军事地位高于兴元府，但兴元府的经济实力和政治级别始终是高于兴州（沔州）的。以当时情形而论，兴元府距离余玠的核心区域较近，而距离沔州较远，反攻汉中更合算，更能出其不意。余玠反攻失败，归根结底是蒙古军战斗力还是很强劲，而且守护兴元府的是名将汪德臣。汪德臣是第一次宋蒙战争中蒙古进攻蜀口的前锋大将汪世显之子，其才具突出，绝不亚于余玠，深为蒙古历任大汗所器重。兴元府被包围中，汪德臣处变不惊，四处固守而且紧急请求周围各地蒙古驻军增援，蒙军多骑兵，增援迅速，在蒙古大军陆续赶到的情况下，余玠只能撤退。余玠虽然反攻失败，不过也基本算是全身而退，还算是可圈可点的。值得说的是，余玠反攻兴元府中，并未见荆襄和两淮方面的南宋驻军有任何策应行动，这使得余玠是孤军奋战。余玠反攻兴元府战略上是没有问题的，没有汉中，光依靠山城防御体系只能为守，无法做到攻守兼备，无奈毕竟实力不济最终功败垂成。余玠此次反攻失败，也让蒙古看清了四川如今的实力已经今非昔比，有了大规模的进攻能力，同时更加注重对蜀口防线的守护，改变了以往的风格。兴元之战后，蒙古开始令汪德臣营修沔州和利州等前沿城市，以沔州（陕西略阳）和利州（四川广元）为战略基地对四川内地进行抄掠，以破坏四川的生产力，虽然南宋也不断的进行反抄掠，并卓有成效，但最终蒙古还是筑城成功。1253年），谢方叔和参知政事徐清叟等向理宗诬告，攻击余玠独掌大权，却不知事君之礼。理宗听信谗言，召其还朝。余玠知有变故，愤懑成疾。同年七月余玠在四川暴卒，享年五十六岁，有传闻称他是服毒自尽。余玠的结局是有些不好，可惜了，宋理宗也感觉有些对不住余玠，给以隆重死后待遇。余玠死后，历任四川制帅基本沿袭余玠的治蜀方略，以此对抗蒙古几十年之久。余玠任内基本是完满的，只有反攻兴元府上饱经争议，个人始终认为反攻兴元府是战略上必须的，而且宜早不宜迟，但实力加上一些运气使得余玠最后功败垂成，殊为可惜，如果能够反攻成功，那么蜀地局面将更有可为，无奈历史不能假如了。

再之，蒙哥攻宋。蒙哥汗即位后，调整了对宋作战方略，沿袭晋灭吴蜀和隋灭陈等北方统一南方的历史经验，重点进攻巴蜀，然后顺江而下以统一全国。同时吸取过往的教训，在川陕的沔利一带，荆襄北部的唐邓，两淮的蔡、息、亳、颍一带屯田驻军，并设立专门机构。这些都标志着宋蒙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为了保证大迂回，蒙哥即位后，派军降服了吐蕃，同时攻灭大理，对南宋基本形成了一个大包围的战略态势。客观而言，蒙哥屯田驻军为长久之计，忽必烈后来继续沿用扩大。全面攻宋首取四川这个方略是不错的，但是当时的情况与三国和南北朝时代已经又有错不同了。四川在三国后期是懦弱的刘禅执政，南北朝时代，四川后期已经纳入隋朝版图。而在南宋后期，四川虽然余玠去世了，但后代的四川制帅和南宋中央还没有昏庸到如刘禅的程度，而且四川在余玠经营山城防御体系后，已经是到处是山城的地步了，居民的生存发展几乎都转移到了山城之上，而放弃了平土，蒙古即便占领了周围所有的平地，面对以山河为险可以自给自足的山城，当时并无良策，只能是死打硬攻，而且短期内难有实效。在蒙哥攻宋的第二次宋蒙大战中，蒙哥汗亲自率领大军精锐并征发汪德臣部大举进攻四川，重点是希望拿下四川的重镇合州钓鱼城，进而攻击帅府所在地重庆府。不能说蒙古军和汪家军战斗力弱，只能说是山城防御太坚固了，坚固的多少有些变态了，加上守将王坚谋勇兼备，蒙哥汗对此无能为力，最后还死于钓鱼城下。蒙哥死于钓鱼城下，是南宋抗蒙也是世界与蒙古作战中取得的最大战果，足以证明南宋的决心和实力。击毙蒙哥汗后，宋蒙战争又进入一个短暂的调整期，蒙古内部因为蒙哥突然战死陷入了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争权夺位的争斗中，暂时无暇南顾，而南宋内部则没有借此机会抓紧改善防御，而是也陷入了内斗之中，浪费了宝贵的时机。蒙哥汗虽然命殒钓鱼城下，但蒙哥攻宋之战也并非毫无所得，战略上刚才已经说了，完成了对南宋的战略大包围，而在具体的战斗中，南宋的各处防线也都吃紧，即便如坚固的山城防御体系内部，也都被突破了一些，山城防御体系的外围已经被剥落，这都是蒙哥攻宋的成果。南宋方面虽然击毙了蒙哥，但各个防线上都损失不小，虽然基本疆域还能维持，但整体实力却已经开始下滑，出现了捉襟见肘的态势。更为关键的是，蒙哥已经有了屯田驻军的战略方针，这才是对南宋致命的威胁，南宋以后会感受到对自身威胁最大的不是远在万里之外的蒙古骑兵，而是近在咫尺的屯田驻军。

再之，襄阳之战。蒙哥击毙后，南宋一度欢呼雀跃，而且内部斗争也开始愈演愈烈，宋理宗去世后局面更加复杂化和难以控制。中央高层与各地将帅之间的关系也很不和睦。至关重要的是再难出现如孟珙、余玠这样的忠臣良将，这样的具有大局意识的方面之才了。孟珙之后的南宋将帅如吕文德、李庭芝等，虽然也不乏一定的才能，但总体的全局观念和个人能力、操守与威望均难以与孟珙、余玠相比。这段宋蒙间歇期，最大的事件就是吕文德与刘整的矛盾激化，使得1261年刘整最终以潼川府路和八万精锐投降，虽然吕文德出兵迅速，击败了刘整，收复了泸州城，但泸州城之外的潼川府路的其它地大部方均被蒙古控制，而且刘整也逃到了蒙古。刘整投降是极为重大的事件，刘整本人军事才能突出，在历次战争中多有功勋，他投降后，建议忽必烈大治水军，同时还建议贿赂南宋高层，以鼓励其内部矛盾扩大化，同时让忽必烈调整攻宋策略，将重点由四川改为攻击襄阳，并在襄阳周围设立据点堡垒，而且要不惜一切代价。对刘整的建议，忽必烈都采纳并付诸实施。在忽必烈即位后，改国号为元，同时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汉化以稳固统治，并平定了蒙古内部和中原地区的多出叛乱。忽必烈极为重用投降的将领。在一直难以打开缺口的四川，也找到了应对之法，既然无力迅速击破四川的山城防御体系，那么我也择其要而筑城，以筑城对筑城，在南宋四川的山城之间也筑城，卡住了南宋的山城咽喉要地，南宋四川防御变的更为困难。虽然忽必烈多方面准备，但重点已经确定为襄阳，在经过了几年的艰辛准备之后，1268年，蒙古开始了最后一次也是最为艰难的攻宋作战，首选目标是襄阳，悲壮的襄阳保卫战拉开了序幕。同时在其他战场也展开了庞大的攻势，以为之策应，牵制南宋各地守军，使其不能救援襄阳。襄阳之战历时七年之久，蒙古为此也准备了数年，南宋则孟珙收复襄阳和李曾伯经营襄阳开始，也经营了十余年了，襄阳虽不大，但已经关乎整个南宋的安全了。襄阳在，则南宋存，襄阳失，则南宋亡，襄阳一地关乎整个南宋的国家安全了。襄阳的七年攻防大战中，总体上一直是元攻宋守，虽然南宋也几次派兵救援解围，但都成效不大。历经七年苦战后，加上回回炮的巨大破坏威力，吕文焕最终投降。襄阳之战开始的次年，吕文德去世，临终前他悔恨道当年不该答应蒙古在襄阳设榷场置堡垒，慨叹道误国家者，我也。吕文德是有才的，而且本可成为新的镇国柱石，无奈其自身气量和固有的缺点，使其难以成为第二个孟珙。吕文德去世后，其地吕文焕继续坚守襄阳，吕文焕死守襄阳六年，也是尽力了，但最终还是投降了。蒙古丞相伯颜也答应只要吕文焕投降，对其家族部下和城内居民保证不加杀害，最终吕文焕投降。吕文焕投降意味着襄阳沦陷，对南宋是泰山压顶之势，襄阳是整个南宋防线的中坚，南宋无论是山城防御体系，还是别的什么防御体系，归根结底是依赖长江天险的，襄阳的存在，使得长江天险在南宋手中，襄阳不存，则长江天险受制于敌，而且四川的后路将不再安全，南宋的防线被彻底切割分开，被迫各自为战，难以首尾呼应。此外，吕文焕的投降，带动了一大批的吕氏军事集团的投降，日后蒙古对南宋荆襄其余地方的攻击，基本是摧枯拉朽，吕文焕一个人的作用胜过蒙古数万骑兵，这绝不是虚言。

襄阳之战后，虽然南宋还坚守了三年，但大势已去无可挽回，1276临安陷落。临安陷落后，南宋各地大规模的武装斗争依然持续了三年，直到最后1279崖山之战。一般按照国内外的传统观点，一个国家或者政权其首都的陷落也就意味着其国家或政权的结束，按照这个观点，南宋该灭亡于1276年，但多年以来，我们接受的教育一直是南宋亡于1279年，虽然有诸多理由，但我们也可以明确的感知到编写史书者和无数人心中对南宋抵抗的佩服，尤其是如宋末三杰之一的文天祥的极其敬佩和崇敬。一首正气歌和一首过零丁洋，为后世千百代人所传颂。

南宋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即便可以争取到以上几个节点期的机遇，但终难以逃脱被灭的命运，这是大势所趋。不过南宋内部一次次的自我斗争的确是加速自身实力的衰败，毕竟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文天祥被俘后，忽必烈一直不曾杀他，不断的劝降，元朝的高官显要，降元的南宋高官，其亲朋故旧甚至是南宋废帝出面来劝降，对其展开一系列的劝降攻势，这时候的文天祥的生死已经不单单是其一个人的生死了，在忽必烈和元朝高层看来，文天祥是宋末三杰之一，是曾任过宰执级别的高级官员，而且属于死硬分子。如果能劝降文天祥这样的人，其政治意义和宣传价值胜过剿灭无数南宋各地反抗武装。1280年后，随着局势的一些变化，元朝对文天祥的态度也起了变化，虽然还是要力争劝降，但已经动了杀心。1282年，福建有一僧人说土星冒犯帝坐星，怀疑有变乱。不久，中山有一狂人自称“宋主”，有兵千人，想救出文天祥。京城也有未署名的书信，说某日火烧蓑城苇，率领两侧翼的士兵作乱，丞相就没有忧虑了。当时大盗刚刚暗杀了元朝左丞相阿合马，于是命令撤除城苇，迁徙瀛国公及宋宗室到开平，元朝廷怀疑信上说的丞相就是文天祥。在这样的情况下，忽必烈还不忍心，忽必烈也有过反复之举，但文天祥已死了。文天祥临上刑场时特别从容不迫，对狱中吏卒说：“我的事完了。”向南跪拜后被处死。几天以后，他的妻子欧阳氏收拾他的尸体，面部如活的一样，终年四十七岁。他的衣服中有赞文说：“孔子说成仁，孟子说取义，只有忠义至尽，仁也就做到了。读圣贤的书，所学习的是什么呢？自今以后，可算是问心无愧了。”胡昭㬢先生所著的宋蒙（元）关系史的最后大事结尾就是以文天祥被杀作为结尾的。这本书是宋蒙关系的一本很好的书籍，有兴趣者可以阅读。

虽然估计每一个对历史有兴趣的人都对那段历史赶到沉痛，也对南宋的灭亡多少赶到惋惜，但统一是大势所趋。蒙古人所建立的元朝和蒙古帝国也的确是了不起的时代。值得说明的是，1260年，我们习惯于称呼为宋蒙战争，之后称为宋元战争，因为1260年忽必烈正式建号改元，1271年又改称元朝，也标志着蒙古贵族的汉化程度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元朝和蒙古帝国严格意义上说是两个概念，虽然名义上元朝的皇帝也是蒙古帝国的大汗，但是元朝的皇帝对元朝疆域以外的其他蒙古贵族所建立的汗国是没有实际上的统治权的，而且还大打出手过。元朝的皇帝即位一般都是先在上都即位为蒙古帝国大汗，再到大都即位为中国的皇帝。元朝的历史上，虽然不断有蒙古高层贵族接受汉化，但总体而言，蒙古族的汉化程度远不如昔日的契丹和后来的女真，也正因为如此，元朝的内部矛盾十分的激烈，民族矛盾更是激烈，而且错综复杂，尤其在忽必烈和元成宗铁穆尔死后，内部的矛盾斗争不断的表面化，帝国内部事实上已经有四分五裂的趋势，最后在元顺帝时代形成了举国大乱的局面。蒙古因为保持自己的血统和宗教文化比较多，汉化的程度有限，这也是导致日后清末民初外蒙古独立的历史远因，毕竟在中国的历史上，边疆地区汉化越高的地方，基本都被保留了下来，而汉化越低的约容易出事，因为毕竟在当时，汉族是全国人口最多的民族和经济文化最为先进的民族。元朝虽然有过如屠杀过重、民族矛盾等诸多弊端，但对中国历史而言，仍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代，元朝事实上结束了自五代十国以来的长达三百多年的分裂时代，中国重新进入了一个大一统的时代，而且自此之后中国再未大分裂过，此外，元朝将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的版图，对澎湖也有了管辖区，这都是以往历代从未管辖过的地方，是开拓性的成就，绝对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件。虽然如今对元朝和清朝都充满了鄙视和不断的口诛笔伐，不错，元清对传统文化和汉人的屠戮确实残忍，但从国家疆域方面而言，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元朝和清朝的贡献是极大的，这是必须承认的。

附部分图片

南宋行政区划图

南宋川峡山城

南宋川峡山城区位特征

南宋四川后期四大戎司

南宋后期四川山城

南宋四川抗蒙山城分布图

附：历经两天写作，回答基本完成，日后可能略有小修小补。两天已经有80赞，甚为惊喜，诚谢各位。我重点放在了蜀口方面，因为对蜀口方面看的较多，图片也基本是四川方面，图片有从论文里截取，也有自己绘制。抛砖引玉，以求批评指正。

附：蜀口的战略地位和价值

南宋的蜀口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具体而言就是一句话，三关为门户，五州为藩篱。三关及仙人关(今甘肃陇南市徽县东南)、武休关（陕西省汉中市留坝县中部）和七方关(今甘肃康县东北)。五州即三关以北的五个州，阶州（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成州（甘肃陇南成县）、凤州（陕西宝鸡市凤县一带）、西和州（甘肃陇南西和县一带）和天水军（甘肃天水市西南约七十里）。西和州是北宋末年王韶收复河湟时的岷州，南宋改为西和州。天水军级别最低，出自于秦州，南宋时天水军或者单独存在，或者划入凤州范围。所以，关外五州也有关外四州的说法。李白的蜀道难一诗人人皆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蜀地交通情况极为恶劣，这就使得蜀地易守难攻。蜀地易守难攻，但核心不在于蜀地境内，而在蜀地以北之汉中秦岭一线，秦岭地势较高，南方政权如果能以秦岭为界则进可攻退可守，相反丢掉秦岭一线，则虽有剑阁和大巴山之险，但终究门户大开。北宋末年，金军一路南下，已经深入蜀地内部，但在和尚原和仙人关一带，接连被吴氏兄弟击败，此后，吴氏兄弟以三关为基地，不断反击，最终北进到秦岭一线。在宋高宗末年和宋孝宗初年的宋金战争中，吴璘指挥的川陕宋军接连反攻，甚至收复了整个陇右一十二州，若非孝宗轻易下令撤军，以至于德顺战败，那么宋金版图极有可能得重新划分。宋金隆兴和议后，川陕边界也最终定型，虽然经历了吴曦之叛有短暂的变动，但大体一直定型了。南宋的蜀口具有重要的价值主要是以下原因：

地缘地形上，蜀口三关五州位置在如今的陕南和甘肃南部，是陕甘川三地的交界地带，地形复杂，崇山峻岭，易守难攻。有关外四州即有整个巴蜀，所以四州之地虽小却为蜀地门户。吴氏兄弟时代，除了重点经营三关外，就是经营大散关一线，并在谈判中竭力争取和尚原，但没有成功。此外在五州地带利用天险也修建了几个山城，利用天险而成，为保蜀的最前沿。南宋对蜀口的利用和防护长期以来一直是比较成功，南宋治理蜀口的功劳不亚于诸葛武侯和唐朝的韦皋太尉。

军事部署上，整个南宋的军事布防体系，重点是北边的边界地带和临安府附近。临安为行在（南宋一直将临安称为行在，法律意义上不是首都），三衙禁军的殿前司和侍卫步军司一直驻守临安附近，兵力最多。其次军事布防最重的就是川陕地区了。川陕因为距离临安遥远，难以有效控制，所以吴家在川陕和川陕的制帅一直有比较大的自主权。川陕驻军主要集中在蜀口地区和兴州、兴元府、利州一带，最多时候兵力有十万之众，即便宋蒙开战前，川陕蜀口驻军名义上也有五六万，加上配合的忠义民兵也有七八万。

经济价值上，四川在南宋的经济价值是极为重要的。南宋完成了中国经济重心的难移，中国的经济精华地带是苏杭地区，两湖流域次之，成都平原自古为天府之国，为历朝历代所重视，唐朝时候就有扬一益二之说了。四川在南宋时代对南宋的经济贡献最高时候可达三分之一以上。蜀口虽然比较贫瘠，但仓储却十分的丰富。南宋川陕战区军粮仓库较多，主要分布在利州路前线地区：武阶之仓、三同庆之仓、七凤集之仓十有一，西和之仓十有五，金、洋之仓二十有七，其大者则如利、沔、兴元，每月各支家粮万石，而鱼关一处计取财赋，几收十分之四。从关外五州到兴元府、沔州、金州三大集结区和利州、鱼关，都有仓库。

交通通讯上，虽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但南宋时候蜀道难却是另外一番情形。南宋的各种运输，尤其是军事运输依赖于山路，但更多依赖于水路。水运，主要依靠嘉陵江航运。嘉陵江在两宋时期水量充足，水质清澈，适合船只往来，是南宋蜀口驻军粮运的主要方式。史载，四川总领所每年支付军粮150万石，其中约130万石依靠水运，占85%以上。嘉陵江流向是自北向南，流经今宝鸡、凤县、两当、徽县、略阳、宁强、广元、南充、合川，在重庆附近汇入长江。所以南宋时代的沔州、利州为蜀口战略重镇，与其是粮运要道有着重要关系。宋蒙前期两次军事冲突后，尤其是托雷制造辛卯之变后，严重破坏了南宋川陕的后勤和交通，南宋被迫重新依赖陆路运输，军事补给成本加大，对军事行动十分不利。

军用马匹上，古代作战，战马是最为重要的战略物资。两宋众所周知都十分的缺马，南宋更是缺马。蜀口地区地处陕甘南部，距离中国优良的河陇产马区距离较近，是南宋优质军马的最主要甚至是唯一来源地。南宋从蜀口西部地区与游牧民族交易的马匹被称为西马，最高时代每年从蜀口茶马贸易交换来的西马近五千匹，大部分主要用来保障三衙禁军，因为军马来源于蜀口地区，所以蜀口驻军每年也能获得一部分的优质军马，同时还单独允许兴州（沔州）驻军与少数民族交易一定的马匹，每年约在七百匹左右，是为朝廷对川陕驻军的优待。其它战区如荆襄、两淮和两广很难使用优质的西马，偶尔分配到一些也是杯水车薪。因为有比较可靠的军马来源，所以南宋川陕战区的骑兵数量也是除禁军之外最多的，巅峰时代有约1.5万，中晚期也在5000左右，在南宋这个缺马的时代，能一次性调集数百甚至上千骑兵的也只有川陕战区了。因为有一定数量的骑兵，南宋蜀口之军也是南宋为数不多的具备较强野战攻击能力的军队。金蒙战争中后期，因为金国的监牧地带即马场大多为蒙古所破坏掠夺，金国也在陇右市马，相当程度上分走了一些本来可能为南宋获得的马匹。宋蒙战争开始后，蜀口又最早沦陷，南宋从此是彻底与中国传统优质产马区无缘了。失去蜀口马匹后，成都府路又沦陷，1259年广西的横山寨也沦陷，南宋连从两广获得马匹的来源也断了。

士兵素质上，南宋川陕驻军最初是北宋末年精锐的与西夏战斗的西军之后。吴玠吴璘兄弟、杨政还有刘光世早年都在北宋的西北与西夏作战过，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南宋的川陕驻军大部分也是吴玠兄弟和诸多将领当年的部曲故旧和原西北居民。北方来的这些流民难民有着相对东南而言较强的军事素质，一直是优秀的士兵来源地，临安行在方面也一直抽调西军精锐来卫扈东南。嘉定和议后，蜀口也一直有过大大小小的冲突，如宋夏联合攻金，安丙平红巾之乱，所以蜀口之人经历的战事较多，相对在身体素质和骑射方面以及作战经验上都有着不错的条件。

因为蜀口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价值，又地处最前线，还是最远的战场，蜀口统帅还有一定的便宜职权，所以这个地方最早开打也最早沦陷。虽然蜀口至关重要，但是川陕地带自吴曦之叛后已经各方面的衰落，军队整体战斗力下降，以都统制为代表的军人集团被以制置使为代表的文官集团所控制，难有再如吴玠、吴璘和吴挺时代的能力与威望。同时大小不断的战乱波及蜀口和四川内地，蜀口和四川内地的潜力被极大的破坏，这些多年来因为相对的平静和安丙、崔与之杰出的治理才能所掩盖。在面对有空前强大的蒙古铁骑和用兵十分灵活的拖雷之后，之前的种种隐患统统的暴露，而且蜀口制帅自崔与之之后是一个不如一个，从此而言，蜀口遭到大破坏和后来的最早沦陷也不足为奇了。

当然有出路。

别搞什么公田法，抓住蒙古内战的时间给忽必烈来一下子。

忽必烈可以容忍丢失汉地也不愿意放弃蒙古。

汉地丢了，他还能当个北元皇帝。蒙古丢了，他的汉地能残存多久?

就算忽必烈识大体立马投降阿里不哥，跟随忽必烈叛乱的汉人军阀也不可能得到阿里不哥的信任。

或许忽必烈会被封成汉地汗，统领汉人军阀。

不管什么结果。都远强于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