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方面研究是近年来的热门,不过我并不做这个领域,没有办法讲很清楚,简单就我所知提几点吧。
- 晚清的传教士和在华旅行家们和当时的中国官僚会打交道,这是19世纪末期以前最重要的获知外国消息的手段。事实上这些渠道在更早的时候就存在了,特别是耶稣会士在华活动尤其活跃。“中国通”在中外沟通上的典型人物,如赫德和李提摩太。此外,一些在华活动的洋人以各种方式译介出版过一批介绍西方科技文化的书刊,其典型人物为傅兰雅。然而终究和他们打交道的人是少数,这些人是以消息源而非传播者的身份存在的。
- 通商口岸地区在19世纪后期出现了报纸等出版物,会报道西方的消息,其典型代表即为《申报》。而在19世纪最后几年以前,对于内陆地区大多数士绅读者而言,他们获知世界其他地区的知识,一方面当然靠辗转传来的消息,但更重要的渠道还是阅读《海国图志》、《瀛寰志略》、《康輶纪行》等19世纪中期的著述。
- 19世纪末期开始,特别是甲午惨败以后,中西文化交流的情况发生剧变,中国士绅对海外情况的关注度大幅提升。日本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交通媒介,其地位开始凸显:日籍人士在华活动无论语言还是文字都较耶稣会士更为便利;中国人阅读或转译日本先行译介、改写过的书刊,较之直接处理西洋书刊,要便利得多。这些都促成了世纪之交跨国文化交流的繁荣。稍晚,日本留学生也积极办报,宣扬近代启蒙主义思想。同时,江南地区印刷出版产业在19世纪后期的迅速发展(例如石印技术的普及),令江浙地区可以支撑具有一定规模的报刊业,为这种西方/日本知识的译介和传播提供了物质上的条件。其结果是,经由日本传入的二手知识,成为了解西方的重要手段。
- 民国以后情况更为复杂,完全超出我所知了。
这方面近期的研究成果可参见张仲民:《
种瓜得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另外还可阅读罗芙芸(Ruth Rogaski ):《
卫生的现代性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这是西方近代知识在中国如何落地、传播、生根的典型案例研究。
只知道一些皮毛,待方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