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日本人在侵华战争中可以如此残忍？ 第1页

针对这个问题，我想从日本人自己的视角来提供一种声音。

在Fei Fei Li，Robert Sabella，David Liu编撰的回顾南京大屠杀的著作《Nanking 1937：Memory and Healing》中，他们提到日本士兵在南京大屠杀中异常残忍的原因。以下是简要翻译：

最首要的原因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残暴的本质。这种意识形态和封建思想，对皇位的宗教崇拜体系以及武士道精神密切相关。日本士兵被教育成绝对忠于天皇的命令。日本战犯山岡重治描述他接受的军国主义教育时说：

「当时我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对日本国内的种族优越感，我们采取一种对其他种族的高傲的态度。我们也有一种残忍的武士道精神，认为杀人是一种英雄行为。此外，从对天皇的崇拜衍生出一种极端主义的不人道思想，即向强者顺从却强迫任何比你弱小或没有权力的人向你顺从…正是因为我们有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所以我们把侵略战争看作是正义的战争，犯下残忍和不人道的行为，就好像这一切都无所谓。」

参加南京进攻的第十团的一名日本士兵认为，日本军国主义引发的战争导致士兵变得残暴和疯狂。他说：

「战争把他们变成了只想着自己的损失或利益的人。在血腥的战场上，日日夜夜，他们所谓的「自我控制」和「教养」立即被遗忘。每个人都在他眼中看到了恐怖的表情，开始粗暴地说话，疯狂地表演。」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Hora Tomio解释了日本士兵在战争中的复杂心态。他写道：

「我相信日本农民本来就是简单而善良的。明治维新有一种思想，一套封建习俗，恐怕他们带来了猛烈的军事社会。这些被称为「民族道德」，人们的头脑中被迫接受它。日本农民成了法西斯军队的凶残士兵。这就是我们必须理解它的方式。盟军占领日本的指挥官认为，“日本人所犯下的不人道的、可怕且反人性的犯罪是日本过去五十年所宣传的「Kodo」（帝国之道）和「Yamato Damashii」（大和魂）必然带来的结果。」

参考文献：

Nanking 1937: Memory and Healing

编者 Fei Fei Li, Robert Sabella, David Liu

出版商 M.E. Sharpe, 2001

谢邀。

恕我直言，题目说得不够全面：日本军不止在1931-1945侵华战争期间残忍。

从明治维新到原子弹逼迫他们无条件投降之前，日本军一直很残忍。别以为只有南京大屠杀，1894年的旅顺大屠杀，规模虽不够大，论残忍不下南京。说到日本人的残忍，俄罗斯人和美国人都有话说。

这从日本军建军就注定了。

明治维新后，萨摩藩出身者组成帝国海军骨干，陆军中枢诸将多是长州藩。

陆海军彼此不对付，由来已久；而这种带有封建残余性质的方式，最容易出现人权缺失的极端等级制。

按照西欧概念，日本与俄国其实都算东方国家，1904年他们的对战，许多英国战史专家认为，属于“两个机械化了的东方国家对决”。当时一般认为日本军人的长处是忠君爱国有秩序。

而这种狂热的秩序，是极端惨烈的等级制决定的。

日本人现在的企业文化也是众所周知，年功序列、加班上瘾、上下等级森严。

军队里尤其如此。

看下图，有这么个玩意：军人精神注入棒——你有没有军人精神？打到你有！

任何对上无限服从的，对下必无限残忍。

因为极端压抑克己之后，必有极端变态之发泄渠道。

二战期间的征兵制，一个普通九州农民被拉到军队里，训练个几个月，上战场；每天被长官层层压榨，精神已经极度扭曲变态；面对手无寸铁没有还手之力的平民，杀之有功无罪，你猜他们会怎么做？

所以日本军人不是专门对中国人民残忍——他们内部对自己人也残忍。

唯其残忍，才有这种极度压抑之后的变态。

至于南京大屠杀，除了这种压抑之后的变态释放外，还有一个因素。

1930年代，日本军队高于文官中央，这点众所周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是自以为可以迅速搞定中国的，结果淞沪之战虽然拿下，又夺取南京，然而中国人并没降：蒋先生这一点不糊涂，他知道撑下去美国人早晚介入。

日本作战方针最早为“三月亡华”本来以为中国军队是要求和的，所以1937年12月22日向中国提出条件，让蒋先生须在规定的时期内派遣和平谈判代表至日本所指定的地点和谈；未遂之后，憋了一个月，日本御前会议通过《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决定：

“如中国现中央政府不来求和，则今后帝国不以此政府为解决事变的对手，将扶助建立新的中国政权，与此政权签订调整两国邦交关系的协定，协助新生的中国的建设。对于中国现中央政府，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或使它归并于新的中央政权。”

即，当日本人顿兵于南京时，前打武汉太远，发现三月亡华已不可能，将被迫改变策略；在此期间，他们也紧张，他们也烦躁，陆军的压力相当大。于是撒泼打滚，将压抑已久的残忍爆发出来了。

有许多人会说，日本人后来抗战期，对占领区人民还挺好的呀？

——就像他们脾气好的时候，对自己人也挺好的；但脾气不好时，对自己人都是极其残忍，何况对中国人民？

骨子里，日军这种封建遗风与内部残忍的，不把人当人的等级制观念，就决定了他们对所有不如自己的人都够狠。被压抑久了，总会变态，总得有发泄渠道。如此而已。

不负责任的体系

所谓“日本军国主义”其实是建立在天皇制度上的一种体系，以神格人身的天皇为中心，由上而下一层层构成整个国家的秩序。在这个秩序里，个人没有自主的自由可言，他的行动完全由上级替他规定。因此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称之为“不负责任的体系”

——梁文道《日本》

“‘到战场之前，连一只虫豸都不敢碾死的我，在自身内部却隐藏着以杀人游戏为乐的不知深渊的恶魔生命。’这是一个二战日本军人服部弥一的证言。”（在这句话之前是关于残杀婴儿的描述）

“‘...现在眺望定远城外，风景异常的清明秀丽。柳吐新云，河水潺潺，油菜花一片金黄。平原千里，一望无垠，远处迷迷蒙蒙但见白云如絮，明丽的春光用任何汉字形容词都可当之无愧...’这段文字来源于‘华中特遣军直属野战瓦斯第二中队’（毒气部队）的一名士兵的家信。他的名字是小津安二郎，战后日本一代电影大师。”

“徳裔美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曾在耶路撒冷旁听纳粹军官艾希曼受审时，心中带着疑问，她惊讶的发现‘艾希曼既不阴险，也不凶横’，完全不像是一个恶贯满盈的罪犯，就那么彬彬有礼的坐在席上。他甚至宣称‘一生都是依据康德的道德依据而活，他所有的行动都来自康德对责任的界定。’艾希曼所做的一切都是遵从命令，他形容自己不过是一座机器的螺丝钉。

人类不需要什么大奸大恶之特质，也不需要暴力威胁，他只需要合作，一个平凡的人就能成就难以言传的罪恶。这就是“平凡之恶”。

虔诚的基督教徒做完祷告，走出教堂便可以对手无寸妇孺大开杀戒…

纳粹军官优雅的结束一场舞会，第二天就会拿着花名册走进奥斯维辛集中营…

时至今日，日本军国主义的阴魂仍在用这样的逻辑来试图掩耳盗铃，成为横亘在中日之间解决历史责任问题的绊脚石。

中方历届领导人一直强调战争罪责二分法，认为军国主义者要区别于日本人民。

一旦在国家层面的日本认可了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之分，那么在今后的社会各个意识层面上日本人都需要跟“军国主义”划清关系。当“军国主义”被以正式文本形式确定下来，慰安妇问题、劳工问题、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问题等等都可以在此原则下细致展开而不是拖了又拖。

这是战后进入日本高层与旧日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掌权者们所避讳的。而这种被国民孤立的局面更是日本右翼势力绝对不愿意看到的。如果当初军国主义的提法被日本广泛接受，今天可能就没有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这两个首相的位置了，更不用提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

所以日方特别是一些右翼学者则不断强调：

战争是全体国民的责任，不能分而论之。否则首当其冲的是被美国人“赦免”的天皇问题怎么办？而且这也会造成战争中民众不支持政府的错觉，有违集体道义的原则。

看似好像非常负责任，要求日本全民承担，实质上拿日本民众、天皇、美国给军国主义当挡箭牌，将战后责任追究问题拖入无法解决的境地。加之日本在宣传上突出对美战争的弱势，而忽略对华战争的加害者身份的舆论倾向，在这种混为一谈的局面下，军国主义思想与普通的国家意识不能被普通人区别开来，也就保全了军国主义势力的继承者们——日本右翼不被社会孤立以及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土壤。

以全体负责的态度将事情拖入无法处理的境地，最终达到不用负责的目的，这就是当前滋生日本右翼军国主义余孽的不负责任的体系。

因为素质，人们总会不断的去迎合这个体系；

因为迎合这个体系，越来越多的人不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将转嫁给“集体”；

因为责任转嫁给了“集体”，善恶有报的链条便不再有对个人有约束力，个体行为的情绪化、冲动的小恶最终就放大成群体有计划、有组织吞噬一切的大恶。

为什么容忍不同的声音存在？哪怕明知它是某种不正确？那是因为当人们长时间盯住某个色彩的时候，就会失去辨色能力…

你们看看这些1941-1942年回国的侵华日军一个个都以“杀死了中国人”和“强奸了中国女人”为炫耀的资本。

而听了这些吹牛的日本年轻人也一个个跃跃欲试地想要加入侵华日军的行列和这些前辈们一样“建功立业”。那个时候日本人【不管是谁都把中国人蔑称为“中国佬”】

那么问题来了，人家都以奸淫掳掠为荣了谁还会考虑什么叫“残忍”。

顺便提一嘴，作者所在的部队在天皇宣布投降以后因为招远地区连国军的影子都没有所以干脆拒绝缴械，一边和八路军游击队战斗一边向沿海撤退，而就在这个时候居然还出现了打家劫舍，奸淫妇女的行为，实在是难以让人想象战争已经结束了，呵呵。

旧日军不把士兵当人，逼迫士兵不把自己当人，封建等级制流毒，体罚泛滥，都不把自己当人了，还会把中国人当人么？

教育出来的。

德军对犹太人残忍，毒气室，工厂化屠杀。

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残忍，可谓无恶不作，和日军做法近似。

今天的恐怖分子对他们认为的异端残忍，动不动就砍头，酷刑。

他们共同点是接受了教育：虐杀对象不是人。

日本人把中国人看作动物，动物嘛，老实就役使，不老实就杀掉。

土耳其人和恐怖分子把亚美尼亚人和异教徒看作病菌，他们的存在就是病源，服用阿斯匹林需要考虑细菌的感受嘛，不存在的。

德国人把犹太人看作带病菌的动物，更加必须清除干净。

所以这个问题的重点是，为什么日军对这种非人化教育接受度这么高？

非人化教育土壤要么是宗教（土耳其人，恐怖分子，部分程度的德国人），要么是文明有明显代差（欧洲人对待印第安人），要么是有历史仇视背景的假想敌(德国人对待犹太人)。日本人就特殊在这三者都不是。日本宗教文化和中国接近，文明有优势但还不至于代差，历史上也没有太深的芥蒂。

那么就是另一种情况，封建遗留。

日本封建时代，武士杀本国平民都是很正常的，更不要说杀敌国平民。近代化后，没有洗刷这一点，反而演绎为民族精神正面宣扬。造成杀敌国平民或者战俘是武勇象征的正激励得到强化。到了战场，那些在老家种地祖祖辈辈被武士杀的平民子弟自然变本加厉的用杀人来证明自己已升级为武士，这种自我阶级提升的幻觉加上鼓吹精神原子弹鼓励军人用屠刀证明自己勇气的二战日军文化造就了日军以暴行为荣的结果。而如果军队已经形成杀平民证明武勇的氛围，再去约束比杀人次一级的诸如强奸，劫掠等犯罪显然是难以实现的。

其他二战参战国，总的来说多少是收到过近代化洗礼，不论实际纪律如何，军人思想上至少有杀平民“不光彩”的意识（德军对待所谓低等民族如前述另有成因）。当然也有分化，文明化程度高的，表现体面一点，近代化差的，在占领区暴行也严重。

中国另有原因，中国首先自古就有“杀俘不祥”的文化背景（倒不是多么文明，是悠久国战历史总结出来的兵法，避免杀俘造成敌国死战拒降增加战胜难度），不鼓励杀战俘。其次，近代中国正经打到敌国领土的（英属缅甸是盟友区）就解放军。解放军既没有封建遗留，也不是以极端民族主义为精神指导。解放军讲的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团结，越南人绝大多数当然属于无产阶级，理论上是要团结的，他们实在不肯团结最多就不团结了，非自卫下的屠杀肯定是不行的。

不相信来世、天堂、地狱，只相信“人死如灯灭”的民族在战争中是最残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