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罗塞塔碑铭文的最后一段明确说了敕令用三种文字刻写:
阙特勤碑是非常罕见的情况,这种国家之间阳奉阴违一般不会出现在对国内发布的敕令里。罗塞塔碑的执笔者是依附于国王的孟菲斯的祭司。
第二,很多人不了解的是,1822年商博良解读出古埃及文字的成果其实当时很多人是不信他这套体系的。后来呢,是一件文物来了个一锤定音,1866年埃及出土了一块叫做卡诺帕斯石碑(The Decree of Canopus)——这块石碑跟罗塞塔碑类似,上面内容是由埃希双语,用圣书世俗希腊文三种文字刻写的国王托勒密三世敕令:
埃及学家利用这方石碑来验证商博良的破解体系,如果把石碑上的希腊文遮住,让人把圣书体世俗体转换为希腊文;和上面埃及文字遮住,让人把希腊文转换为埃及文字——两边得到的内容交叉验证结果是一样的。这方石碑验证了商博良的体系,证据如此有力,完全打消了那些对商博良体系质疑,也印证了罗塞塔石碑的埃及文字解读无误。
题主不要以为阙特勤碑这种东西是常态了,这是个特例。
阙特勤碑之所以出名,主要是相比其他的突厥碑文,碑文内容丰富,字数多。而且字迹较为清晰,对比下,毗伽可汗碑则大段直接复制粘贴阙特勤碑内容,暾欲谷碑就是个简短的自嗨吹牛碑,其他的突厥碑文内容又模糊内容又简短。所以阙特勤碑才在突厥文石碑中地位特殊。
但是,在世界各地的碑文里,阙特勤碑则真的是一个特例,大部分碑文都是主权国家标榜正统的东西,或者强权人物标榜武功的东西。阙特勤碑却恰恰是一个特殊的时期,一个不愿意当臣属但不得不屈服的非强权,用死者的武功煽动民族情绪,却不得不又用其宗主国的文字来确认自己属于臣属的别扭石碑。
你以为毗伽可汗愿意让阙特勤的碑文上刻着“可汗,犹朕(李隆基)之子也”这种话?阙特勤碑的碑文内容,恰恰是毗伽可汗在投降唐朝后立的碑文。既想立碑给突厥的子民灌输反唐思想,又不敢断绝和李隆基的野爹之谊。而且该碑文突厥文内容和汉文内容,不是对照的,突厥文内容是体量庞大的正文,汉文内容是一小段收尾。阙特勤碑上的汉文内容恰恰在设计初衷方面是多余的。而恰好,毗伽可汗此时投唐不久,唐廷也格外留心,才有了唐廷专门强加于上的这段收尾。
突厥人和粟特人懂突厥文、汉文的人很多,您觉得,那些毗伽可汗时代的突厥贵族和粟特达干们要是读完了这石碑上的突厥文和汉文内容作何想?前面还痛斥汉人、打败了汉人无数次呢,忽然到收尾阶段突厥的可汗、突厥的第一勇士阙特勤就双双成了汉人的儿子了……
话说回来,回鹘人革突厥人的命的时候,大量的突厥人没有投降回鹘,哗啦啦投降唐朝,指不定就跟这碑文内容有关。尼玛这么猛的阙特勤,到死了还是没翻身,那我们既没有阙特勤猛,也没有暾欲谷那么狡猾,还反唐反个球儿呢。
《毗伽可汗碑》《暾欲谷碑》都是在突厥投唐之后,由于实力进一步衰弱,李隆基已经懒得再去关注了,也就没有强加汉文内容于上了。而且有意思的是,不知道是夜落纥特勤(碑文文字作者)太懒的缘故,还是因为碑文内容脱离事实(忽视并有意抹杀默啜和阿史德元珍,吹捧毗伽可汗),毗伽可汗死了之后夜落纥特勤不敢自行创作的缘故,毗伽可汗碑的内容有大段是直接用了阙特勤碑的原文。
而《暾欲谷碑》则明显是暾欲谷生前自己写的,很像弥留之际的老大爷夸张性地吹嘘自己一生,甚至有许多老年中二病的语句(说要不是自己,默啜就不配当可汗)。
而《九姓回鹘可汗碑》就是汉文、粟特文、突厥文(当时回鹘人还没有创制回鹘文)三种文字,粟特文和突厥文内容风化严重,但对比能发现,和汉文内容是一样的。汉文内容就是回鹘人自己写的,回鹘人写的(PS:文采还非常好),不需要汉人过来强加。回鹘人在碑文上写汉文,就是要让汉人也看得懂,能让汉人也知道回鹘人的武功,这才是真正自信的强权势力碑文的常态。
就以文采、政治意义来说,《九姓回鹘可汗碑》比突厥三大碑都强得多,这才是碑文应有的状态。
罗塞塔石碑,很正常的石碑嘛。统治阶级要用希腊文,被统治阶级要用两种埃及文,这都是方便让自己用不同文字的臣民理解的。这就跟《九姓回鹘可汗碑》用汉文、粟特文、突厥文三种文字对照是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