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会是长期稳固的大一统政权吗？ 第1页

大顺政权曾经有很大的可能会成为一个稳固的大一统政权，当然我的这个观点不是以满清不存在为前提的（毕竟如果满清不存在，农民军不会那么早打进北京），而是本位面曾经存在过的一种可能的历史走向。

简单说就是大顺集团有通过取得军事斗争的胜利来赢得其在历史上所缺乏的时间，扭转政治上的不利局面，进而完成从造反出身的新兴汉族军政集团到新兴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封建王朝这一转化过程的可能，并由此具备动员汉地压倒性的人力、物力一统天下的能力。

展开说——1644年春，大顺政权作为明末农民起义中形成的以汉族为主体的新兴势力，半年时间里摧枯拉朽一般消灭、招降了明朝二十万边军，收取了黄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在控制地区内打击官绅地主，安抚农民恢复生产，各地地方造反农民或接受招抚或解散还乡，黄河流域开始出现复苏景象。

当时的社会中坚力量——缙绅地主对大顺政权的态度初则改换门庭、纷纷投靠，待发现大顺政权尚未完成转化，依旧实行“追赃助饷”“三年免粮”“贵贱均田”（此条尚有争议）的政策，又因为兵力不敌而“人人饮恨，未及发也。”

大顺政权处于一种一边在政治上对地主阶级招揽人才、建立新朝，一边在经济上对地主阶级“追赃助饷”“掠资均产”进行打击的矛盾状态。这个状态正是大顺政权处于由造反出身的新兴军政集团向封建王朝转化过程中的表现，以其在历史上表现出的执政效率来看这一转化过程不会很漫长。李自成意识到追赃助饷政策不利于自身政权稳定后，甲申年四月八日停止了北京的拷掠政策，六月撤回西安后“通行免追比”全面停止了追赃助饷政策，开始征收赋税，这些行为在清朝档案里留下了记录。对于大顺政权官吏风气，对“流贼”切齿痛恨的当时文人们留下了“号令严切,所遣守土之吏,无敢暴民。”“贼令严明，将吏无敢侵略。”的记录。一旦完成这一转化，作为以汉族为主的新兴势力，大顺政权将会迅速走向轻徭薄赋、清明政治的传统新兴封建王朝的路线。

这里还要插两句，一直以来对大顺政权的通行说法——草台班子，“我与他同作响马，何故拜他?”，地方只靠虚声恫喝各级地方长官单骑赴任，进北京抢掠不止等等。实际上按照当时、当事人的记述，此等记录基本都是编造脑补、以讹传讹、互相转引、添油加醋形成的。甲申年的农民军已经建号立国，对李自成的称呼早就已经是“圣驾”（出自刘宗敏之口）“万岁”，各级地方长官普遍是带兵赴任，迅速建立地方武装，各地方志都有记录可查。至于在北京的军纪问题当事人明确记录“淫夺斩杀之事，则尤未见也。”“军纪不行”是四月二十六日败回北京后的事，“若二十六日以前，则绝无此等。”此类相关问题顾诚先生论述详矣，有兴趣的自可去看。

要而言之，大顺政权所需要的就是时间，历史上由于山海关战败，满汉统治者得以合流，满、蒙、汉统治阶级总动员对大顺政权穷追猛打，大顺政权迅速走向败亡，没有时间进行调整转化。想获得时间，就必须击退满洲贵族的进犯，避免正在经受打击的汉族缙绅官僚找到新的主心骨儿——满清，来完成大顺政权正在进行中的转化过程（从《剿兵安民檄》到《永昌元年诏书》可以看到这一转化的迹象），转到轻徭薄赋、清明政治的传统路线上来，争取到汉族地主阶级中下层的支持，建立稳固的统治。

下面说军事斗争胜利的可能性。

首先要明确一点满清的八旗兵不是天兵天将，在敌人占据有利态势或兵力优势时也会死人，也会打败仗。

兵力对比：1644年春夏，满清已经开始动员，预计四月左右出兵攻取北京，从满清满文、汉文档案及初期行军路线看其预定路线是从蓟镇诸口入边，并且有相当数量的汉军八旗及大约全部红夷炮不准备随穿越草原的主力大军行动，而是驻于锦州，等待主力入边后东、西夹攻山海关。其动员兵力大致为：满洲八旗大约三、四万人，蒙古、察哈尔八旗万余人，汉军八旗约两、三万左右，三顺王、一顺公部约不到一万人，外藩蒙古的数万人（历史上由于吴三桂叛变，预定战场由蓟镇转至山海关，西部外蕃蒙古大约没有来得及参加山海关之战），总计动员兵力大约十万到十一万人，其中预计从蓟镇诸口入边的主力大约近十万人。满清剩余动员能力为八旗加外蕃蒙古三、四万老弱病残男丁，另有数千八旗兵正出征黑龙江流域。

依据如下——入关前夕满蒙汉八旗的牛录数,满洲八旗共有309个牛又18个半分牛录，蒙古八旗为117个牛录又5个半分牛录，汉军八旗为157个牛录又5个半分牛录。

顺治五年八旗男丁，八旗满洲55330人，八旗蒙古、察哈尔28785人（天聪九年八旗蒙古正式编立时，推测共有17000人左右，《圣武记》记为16840人，其时八旗察哈尔男丁约四、五千人），八旗汉军、台汉人45849人 （含有大量顺治二、三年投降的前明军将校，崇德七年编立八旗汉军，《圣武记》记为24050人）。

丙寅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同多罗豫郡王多铎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多罗贝勒罗洛宏固山贝子尼堪博洛辅国公满达海吞齐喀博和托和托续顺公沉志祥、朝鲜世子李＜溰-豆王＞暨八旗固山额真梅勒章京诣堂子。奏乐。行礼。又陈列八纛。向天行礼毕。统领满洲蒙古兵三之二及汉军恭顺等三王续顺公兵。声炮起行。

清初外藩蒙古牛录数——甲申年前后大约960牛录，四万八千户。（崇德二年的户数，科尔沁左翼254牛录、科尔沁右翼193牛录，共223,80户，敖汉26牛录、奈曼24牛录、巴林左翼17牛录、巴林右翼12牛录、扎鲁特左翼29牛录、扎鲁特右翼38牛录、四子部42牛录、阿鲁科尔沁60牛录、翁牛特右翼25牛录、翁牛特左翼34牛录、乌喇特37牛录、喀喇沁60牛录、东土默特56牛录，共23000户，附牧的茂明安等七爱马克40牛录，1942户，额哲的察哈尔扎萨克旗12牛录，约一千余户。其时外藩蒙古牛录基本是平均五十户一牛录，不同于八旗的一、二百丁左右一牛录。另，当时还没有为满清所有效整合的苏尼特、乌珠穆沁、鄂尔多斯等部能够提供的兵力并不多，暂不予考虑）

“令定南王孔有德率旧兵三千一百……靖南王耿仲明率旧兵二千五百……平南王尚可喜率旧兵二千三百 。 续顺公沈志祥降清时“兵丁家口共约两千四百余名口。”推测军队约有千余。

大顺政权刚刚完成横扫华北的大进军，顺军“老本”兵力分布，中营、后营、左营（可能还有前营的部分兵力）的主力七、八万人在北京（南线进军的刘芳亮左营主力在三月下旬攻克保定后已经赶往北京与主力汇合）。东征途中在山西、河北、河南的豫北分兵驻守（刘忠在潞安、刘汝魁在彰德、马重僖在真定各数千），留“老本”兵约一万数千人。大同、宣府、蓟镇防边（张天琳在大同约万余人，黄应选在宣府、黄锭在遵化各约五、六千人为核心驻守），留“老本”兵两万多人。新降的宣大边兵随征到北京的只有少部分骑兵。袁宗第的右营主力近两万人正在赶赴湖广击退左良玉，之后赴河南镇压刘洪起的途中。五营在西北的边防兵力及河南、湖北四府的留守兵力约有四、五万人。其时顺军“老本”部队大略在十八、九万人规模。

依据如下——崇祯十五年夏秋三攻开封时、据《守汴日志》、《豫变纪略》载其兵力“步贼约十万，马贼三万，每一贼有马三匹，胁从之徒近百万”。

崇祯十五年秋革左五营与闯曹联军合营，其兵力据郑二阳奏疏“革、左之狡横不下于献、操，善战者不止数万。”

崇祯十五年冬闯曹联军攻取襄阳诸地，初步建立政权，发生李自成杀罗汝才、贺一龙的“罗、贺事件”，罗部多有散去，罗之亲将杨绳祖以精兵数千、外甥王龙率三千精骑入关投孙传庭、部将李汝桂以兵降左良玉，老回回自领本部游离于外（马守应病亡后，其部并入正欲入川的张献忠部）。

崇祯十六年冬，李过、刘芳亮攻取榆林时带着两营主力加中营部分兵力也不过七万人。

综合看来至甲申年初其农民军嫡系——“老本”五营总兵力不超过二十万人的规模。

甲申夏北京顺军“老本”的兵力，东征山海关+留守北京，当时、当事人佘一元（亲身参与山海关之战）《山海关志》--“骑兵”及“各营数万人”，程源（时在天津）《孤臣纪哭》--“兵六万”，留守兵力无异辞--老弱万余。

宣大、蓟镇驻军人数出自李鑑、姜瓖奏章及光绪《永平府志》。

投降大顺政权的原明边军分布情况——辽东总兵官吴三桂的宁远兵三万多人与山海关总兵官高第的一万多人合营后达到五万之众，迅速接受李自成的劝降，吴三桂率部入京朝见新主，其主力三月末(大约二十六日左右)走到玉田。

蓟镇主力西协总兵唐通领本部主力八千人，大约还有部分关宁兵马防守山海关，蓟镇其余的一、两万兵马基本在原驻地。

宣府、大同的约五万人左右除少数精锐骑兵被抽调随军，大部在张天琳统领下驻防沿边。

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各镇经过郏县、潼关、榆林、甘州诸战损耗，剩余的五、六万人仍然驻防沿边。原保定、山西、河南的少数明军也都投降了大顺。

另有一些零散兵力分布各处——郭升的数千人在山东，董学礼的一、两千人在淮北，白广恩的数千人大约在随顺军主力行动，马科的约数千人正向关中运动准备出征四川，高汝砺、武大定等部的数千人可能滞留在关中一带。

这些前明军投降时间甚短，虽然经过简单整理、重分，但在大顺政权站稳脚跟之前尚处于观望状态，其服从性和积极性都十分缺乏。

依据如下——姜瓖、唐通、孟乔芳、吴孳昌、董学礼、黎玉田等人的奏章及相关档案文献。

明军分布情况——著名的四镇，援剿总兵高杰的三万多人（九千骡马）在徐州以南，山东总兵刘泽清的一、两万人在淮安，庐州总兵黄得功的一、两万人在河南永城、南直凤阳一带，江北总兵刘良佐的一、两万人在河南正阳一带，此两部正向南直隶境内移动。这大约十万人就是即将成立的弘光政权主要的野战兵力。

尚有一些可供调遣的规模各在数千左右的零散兵力分布在南直隶及浙江境内，如卞从善、张天禄、张天福等部，总兵力约数万规模。此外胶东沿海亦有一部明军处于观望状态。至于即将组建的南京京营及水军的几万人则与刚刚消失的十万账面儿北京京营一样，除了吃粮、领饷，没有别的用处。

另有一些独立倾向颇重的军队——平贼将军、湖广/援剿总兵左良玉的四、五万人在九江、武昌一线，福建总兵郑芝龙的郑氏武装主力数万人在福建沿海，其弟镇江总兵郑鸿奎领一部分兵力在镇江。至于湖广、四川（张献忠正在扫荡湖南、赣西）、云贵（沙定洲之乱正在酝酿中）、两广的少数明军及西南土司的兵力，数量即少，距离复远，短期内指望不上。

甲申至乙酉年这两年之内曾经有过两次历史的转折点。

第一次历史走向的转折点

甲申三月下旬的历史走向本来是吴三桂、高第部的关宁主力三、四万人继续向北京靠拢朝见新主，与北京的顺军主力七、八万人汇合，加上派驻宣大、蓟镇、真定的两、三万顺军和宣大、蓟镇的原明边兵的机动兵力两、三万人。到五月初多尔衮的入边军迫近蓟镇诸口的时候，大顺政权能集中到北京区域的部队达到农民军嫡系—“老本”十万多人，前明边军的野战主力六、七万人，形成以大约十六、七万人凭借北京坚城在京郊对抗从蓟镇破口而入的八旗兵+三王一公兵+外藩蒙古兵大约近十万清军的局面（此时相当数量的汉军八旗和大约全部红夷炮正驻于锦州，一小部八旗兵在宁远，等待满清入边主力从西面兵临山海关后，配合主力东、西夹攻山海关，打通入关大路）。

此时的关宁兵远离驻地和眷属，并且在顺军主力挟制之下难于叛变（就算吴三桂一心想叛变，数万关宁兵也不能不顾驻在山海关一带的眷属性命。因为历史上的吴三桂突然叛变能拉走队伍是有身边无重兵挟持、拦截和突袭没有防备且兵力弱小还有内应配合的眷属驻地山海关成功率极高这两个先决条件的。），也难以避免打头阵充当炮灰消耗满清入关军的命运，宣大、蓟镇前明边兵亦然。此种局面下满清的入关大军大概率会无功而返甚至遭遇失败，满洲贵胄内部矛盾也将在对外不利的局面下激化（历史上清初满洲贵族内部矛盾激化都是在对外占据优势的局面下发生的——多尔衮对豪格，济尔哈朗、福临对多尔衮兄弟），很大可能在一个时期内自顾不暇。新生的大顺政权也将获得宝贵的时间推进向新兴封建王朝的转化。

但是由于吴三桂的突然抽风儿叛变，回军突袭唐通部夺取山海关，导致李自成不得不率领身边的兵力——北京的顺军主力紧急东征平叛，同时由于吴三桂不断向多尔衮通报军情，多尔衮对李自成的东征军形成了单向透明的情报优势。局面变成了关宁五万人及两、三万关宁乡勇加十万余清军（实际赶到大约七、八万）以逸待劳对阵离京东征面对山海关坚城与重兵的六、七万左右顺军。这就是吴三桂这个偶然因素对历史的影响。

补充：历史上山海关之战前后顺、清、吴三方的大致行程、经历——三月十九日北京易手，辽东总兵官吴三桂部正在关内永平一带观望，其时山海关总兵官高第的一万多山海关兵已经与吴三桂的三万多宁远兵汇合。三月下旬，吴和高接受李自成的劝降，将山海关防务交由“伪镇”唐通，此时山海关由唐通领着八千本部可能还有部分关宁兵马防守，辽东巡抚黎玉田大约也在此时投降，之后出任大顺四川节度使攻略四川。吴三桂率领主力一路向西入京朝见新主，三月末大约二十六日左右走到玉田，很多人见到了他沿途张贴的入京朝见新主的告示。在这个离北京几天路程的地方吴三桂突然变卦（原因说不清，大约是他听闻家族利益受到了触犯，以当时的亲历者如杨士聪、彭孙贻转述吴三桂之幕客见闻而言，吴氏父子的家财没有被夺取，吴襄本人也没有被拷打。而他听到消息恐怕是吴襄已经被夹，家产被夺，甚至吴襄已经死了。吴襄已经被杀这一传闻流传深远，当时身在永平的李伟然与身在吴三桂军中金大印听闻都是吴襄已经被杀，吴三桂才叛归山海关，甚至二十多年后玄烨的说法还是“逆贼吴三桂值明季闯贼之变委身从贼寻以父死贼手穷窜来归”）。率部急行军返回山海关偷袭击败唐通夺取了山海关，其降而复叛的消息陆续传到北京，到四月上旬在此期间吴三桂联合高第汇集山海关缙绅大姓为崇祯发丧正式举兵，同时派出两批使者，一批由当地士绅组成向西迎接李自成的东征军行缓兵之计拖延大顺军行军速度，一批由亲信（杨珅、郭云龙）组成带着求援信向东向多尔衮请求联兵。

四月初九日满清集结主力（满洲、蒙古八旗的三分之二，汉军全部，三顺王、续顺公兵及陆续来会的数万蒙古外藩兵，共计大约达到十到十一万人，这是当时满清去除满蒙八旗老弱病残的全部主力）出兵，其中相当数量的汉军八旗及红夷炮驻于锦州，多尔衮亲率的主力大约不到十万人。此时吴三桂中途变卦突袭山海关的消息大约刚到北京（初九日刘宗敏传令调营），吴三桂夺取山海关的确信传到北京时李自成当即决定推迟登基仪式出兵东征山海关。初九、初十日、十一日、十二日、十三日、十四日清军以日行六十里的速度沿着前两次入关的旧路——绕道内蒙古在蓟镇诸口入边的预定路线悠闲行军，十四日多尔衮还邀请朝鲜世子准备第二天在途经的山边打猎。此李自成经过两、三天的准备已经于十三日自北京率领顺军入京主力六、七万人出兵东征山海关，吴襄和崇祯的儿子们也都随军做招抚之用（已经是聊胜于无，吴三桂降而复叛已经摧毁了双方最基本的互信），大约两天后在三河遇到吴三桂的使者放慢速度，以平均日行八十里的速度向山海关行军。

十五日，清军刚刚行军五里，吴三桂的请求联兵的信使赶到，多尔衮得知山海关易手迅速改变行军方向，决定不按原定计划(同时也是吴三桂的建议那样）从蓟镇入边而是转向山海关迫降吴三桂，同时命令锦州汉军、红夷炮先行“进发山海关大路”，整个十五日清军都没有行军(这是整个1644年中国历史关键性的一天，正是吴三桂的联清、降清信导致了满清西征军转向，不是在大约五月上、中旬由中协 、西协入边，而是在四月下旬与吴三桂、高第的五万关宁兵汇合，使得李自成在甲申年四五月间所需要面对的敌人在时间和空间上统一起来。)。十六日、十七日、十八日、十九日虽然之前多尔衮宣称“當為倍程”，但基本上是以日行八十里的速度行军，十九日午时方过锦州。此时顺军已于十九日前到达永平并迫近山海关。

二十日多尔衮率领的清军主力行三十里即停驻休息，晚饭时分到达当天预定宿营地连山驿。此时吴三桂的求救信到达多尔衮军中（吴三桂的降清和不断提供情报导致了山海关之战前，满洲人取得了战略上单向透明的优势），多尔衮得知顺军位置后当即决定放弃宿营连夜行军午夜过宁远至次日黎明前到达沙后所。二十一日清晨短暂休息后继续行军，路过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至日落后到达山海关外十里（十五里），并且前锋与绕出山海关外的唐通部遭遇。自二十日夜到二十一日日落行军了二百多里，此即是所谓“山海关战前清军一昼夜行军二百余里”。四月二十一夜，清军前锋击败顺军绕出关外建立封锁线的唐通部，唐通部退据侧翼山谷一片石，李自成大约是此时正式得知清军到达山海关的消息。此时顺军已经开始攻打山海关，战斗入夜仍在进行，被连续重点攻击的山海关北翼城已经有部分军队出现动摇迹象。次日晨吴三桂亲自冲过顺军封锁线，向多尔衮投降后，双方正式合兵一处。

二十二日吴军支持不住北翼城守军一部向顺军投降，清军在吴三桂出城投降后，于上午分三路进入关城控制了山海关。此时吴三桂的关宁兵主力已经在石河列阵与顺军拼死交战掩护清军在关宁兵左翼列阵，顺军发射的弹丸直达西罗城城门。期间大量八旗及外藩蒙古官佐率领部下以下马步战的方式支援吴三桂，到清军主力在关宁兵左翼列阵完毕后展开突击终于击败顺军。顺军主要将领除刘宗敏因身先士卒身中箭外无伤亡，清军两个梅勒额真伤亡，一个是与顺军步战，身被三十一创，毁一目的正红旗满洲梅勒额真叶克书（叶克舒），一个攻击顺军阵营中炮而死的镶红旗满洲梅勒额真萨苏喀（萨素喀）。清军战后缴获骆驼一百四十一，马骡五千六百。当天清军、关宁兵追击二十里后返回石河战场宿营。

二十三日清军移营十里在北山山麓修整，二十四日至深河驛（新河驿），二十五日至抚宁县，二十六日孔有德耿仲明率领红夷炮由大路直行永平府多尔衮的主力向西南至昌黎城，二十七日至滦州，二十八日至开平卫西十里，二十九日至玉田 。开始时行军较缓慢，后期加速追赶到日行百里的程度。

三十日行軍至薊州南二十里渔阳桥欲宿营时，多尔衮得知顺军放弃北京的消息，命令阿济格、多铎、吴三桂、三顺王及外藩蒙古诸王率精兵加速追击，自率主力夜行二十里宿营公罗店。五月初一日至通州西十里宿营，初二日多尔衮所率清军主力进入北京。此时，李自成在四月二十九举行登基典礼后率顺军于四月三十日放弃北京。

五月初一西撤顺军经过涿县，当天酉时阿济格、吴三桂等的追兵抵达涿县巨马桥。五月初三李自成所率顺军主力经过保定，五月初四清军追兵宿营于保定西郊。五月初五李自成所率顺军主力午时经过真定西行至获鹿之上安宿营。五月初六顺军主力出固关，五月初七顺军主力过平定州。五月初八阿济格、多铎、吴三桂、三顺王及外藩蒙古诸王率精兵在庆都县击败顺军殿后的谷可成、左光先部（谷可成阵亡，左光先负伤），之后主力停止追击，固山额真谭泰、准塔等率部分精兵继续追击至真定与顺军后营交战，结束追击。清军追击战的总战果是马四百零七、骆驼一及主要是顺军弃置路旁的缎帛五万四千三百一十一匹。

对吴三桂本人而言，得到了如下结果——其父吴襄在山海关之战后在永平被李自成斩首，全家也在李自成撤回北京后被杀。三万多宁远兵伤亡过半，其部队在后续追击和平西王蕃编定牛录时只有一万余丁壮。吴三桂本人受封平西王，在畿南追击战结束后回京受赏。

第二次历史走向的转折点

甲申年十月，入主北京的满清进行了一年中的第二次总动员， 分兵两路分别西征与南伐。靖远大将军阿济格统领半数主力八、九万人西征大顺政权，定国大将军多铎节制另一半兵力大约七、八万人南伐弘光政权，而北京只有少数兵力留守。多尔衮的这个决策本来会导致两路离心用兵渐行渐远，先发的阿济格极易在十二月左右于陕北受挫，按日程估算已经渡过淮河兵临扬州的多铎再紧急回师西向，又会在潼关坚城之下遭遇大顺优势兵力的得胜之师，形成客观上采取添油战术的局面，打断满清征服中原的进程，甚至敲响自身政权的丧钟。

但是怀庆战役的发动改变了历史的走向，最终形成的局面是——满清两路大军汇集西北，大顺政权战败放弃陕西走向了覆亡之路，最终在茅麓山上迎来自身壮烈的终结。

欲说明这一局面的产生，需要从甲申年五月说起，在山海关之战中战败的永昌天子李自成匆忙登基后放弃北京，率领身边的主力向国都长安撤退，在五月初六进入山西，虽然在五月初八日左右的庆都之战，后卫部队遭遇惨败，毕竟主力得以保全。但此时山海关战败影响还在继续，大顺政权派驻蓟镇、宣府、大同的两万多野战军在五月初被投降大顺的前明文武同时（五月初在遵化、五月初八在宣府、五月初十在大同）突袭消灭，如果仅论兵力数字，其损失甚至不次于山海关之战本身。同时华北各地“饮恨未发”的缙绅们纷纷起兵摧毁大顺的地方政权，这些起兵在顺军兵力空虚的北直隶、山东、河南东部基本成功，而在顺军兵力尚多的山西、陕西、豫西一带则基本遭到了镇压。最终李自成于六月初退回陕西时，局面趋于明朗，大顺政权全部或大部控制山西、陕西、豫西三府、湖北四府，由于弘光政权的混吃等死，山东、豫东处于权力真空状态，北京周边则处以主力入关的满清控制下。

这里再说一下此时各方的兵力对比：占领北京的满清其主力进驻北京，辽东的家眷、奴隶搬迁工作也马上展开，大略而言在1644年秋八旗能动员的兵力没什么大变化还是大约十一万左右的成年男丁，外藩蒙古的近五万户亦能提供数万骑兵。

依据如前述。

投降满清的北方明军情况——关宁兵于山海关降清，辽东总兵官吴三桂的三万多宁远兵经过山海关之战伤亡过半大约剩余一万多人，山海关总兵官高第的一万多山海关兵剩余数字不详，吴三桂的部属被安置在宁远、锦州一带。

蓟镇除了西协总兵唐通领本部经过山海关的一系列战斗约剩余数千人外其余的一、两万兵马在原驻地突袭消灭大顺驻军后降清。

宣府、大同的约五万人（其中大同的三万多人其主力日后随姜瓖反清）左右在山海关之战顺军战败放弃北京消息传来后突袭消灭大顺驻军后降清。

另有一些零散兵力分布各处——原保定、山西、河南的少数明军也都陆续在甲申年夏秋投降了满清。董学礼的一、两千人在甲申年夏降清，滞留于胶东的一部明军也在觉罗巴哈纳、石庭柱收取山东时降清。

至十月满清大举出兵前，投降满清的具备野战能力的前明边兵已经达到十万人以上。

依据如下——吴三桂、高第、姜瓖、孟乔芳、吴孳昌、董学礼等人的奏章及相关档案文献。

PS：这里忍不住吐槽两句，北方的前明边军可谓自带干粮效忠满清，从档案史料看，宣大的边军从五月投靠满清到九月准备大举出兵前，没有从北京得到一两银子，一直是自己给自己发饷，其中大同镇姜瓖发了三个月饷九万二千七百四十两九钱三分（其中有一万二千余两主要是姜镶自掏腰包儿），宣府镇王应晖发了四个月饷四万八千余两+四千八百余两的开拔费+六百余两的草干银，还倒搭（发去北京）两万余两。

大顺政权的兵力分布情况——退回陕西的大顺政权兵力损失颇重，山海关之战及后续追击战及叛乱导致总共十一、二万人的大顺东征军共损失四、五万人，其中李过的后营主力和部分前营、中营、左营兵力进驻陕北延安、榆林，李自成亲率的中营、左营可能还有前营主力驻军关中，恢复兵力。没有参加东征北京的袁宗第右营主力两多万人在河南镇压刘洪起后进驻晋西南。陈永福在太原约有万人左右。五营在西北的边防兵力及河南、湖北四府的留守兵力约有数万没有损失，但被牵制于防区无法机动。其时顺军“老本”部队大略在十三、四万人规模，其中能用于机动的部队——分处关中、陕北、晋西南三地的中营、后营、左营、右营主力大约八、九万人。

依据如下——由于资料缺乏，推测成分比前文高很多。山海关之战清军缴获马、骡五千六百，这个数目大约占参战顺军马骡的四到五分之一，同时各部队主官（五营二十二将级别）也没有人阵亡或被俘，表明军队组织基本完整。当然炮灰部分损失的比例会高一些，比如徐应芬所见的以宣大降兵（骑兵）为主的一小队十六七人，战后回到驻地的剩下九人。那么个人估计其兵力损失大约在几分之一的范围内，即大约损失一、两万左右。安肃、庆都的后卫战，清军缴获马四百零七，表明殿后的是少部分兵力。山海关之战及后续追击战共损失大约两、三万人。

宣大、蓟镇顺军嫡系部队——“老本”两万多人遭到自身上级、同僚的突袭全部损失，驻军人数出自李鑑、姜瓖奏章及光绪《永平府志》。

投降大顺政权的原明边军分布情况——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各镇经过郏县、潼关、榆林、甘州诸战损耗，剩余的五、六万人仍然在顺军嫡系部队的监视下驻防沿边。

另有一些零散兵力分布各处——原明柳沟副将郭升的数千人从山东撤向陕西，白广恩的数千人大约在随顺军主力行动，唐通的数千人在保德、府谷一带驻防（八月末突然叛变），马科部的约数千人正出征四川。

这些前明军投降时间甚短，只经过简单整理、重分，在大顺政权山海关之战失败放弃北京后，处于观望状态，军心不稳，其服从性和积极性都十分缺乏。

依据如下——唐通、孟乔芳、董学礼等人的奏章及相关档案文献。

明军分布情况——著名的四镇，援剿总兵高杰的三万多人（九千骡马）在徐州淮北一带（高杰部在甲申年冬一度向河南进发，睢州之变后趋于分裂，退回淮河一线），山东总兵刘泽清的两万人左右在淮安，江北总兵刘良佐的一、两万人在凤阳一带，一字排开于淮河一线，庐州总兵黄得功的两、三万人处于淮西庐州二线，还负担有防备左良玉部的责任。这大约十万人就是刚刚成立的弘光政权所能依靠的主要野战兵力。

尚有一些可供调遣的规模各在数千左右的零散兵力分布在南直隶境内，如卞从善、张天禄、张天福等部，总兵力约数万规模。至于匆忙组建的南京京营及水军的几万人则与甲申之变中消失的十万账面儿北京京营一样，除了吃粮、领饷，没有别的用处。

另有一些独立倾向颇重的军队——平贼将军、湖广/援剿总兵左良玉的四、五万人在九江、武昌一线积极袭扰湖北四府的大顺政权驻军，福建总兵郑芝龙的郑氏武装主力数万人在福建沿海，其弟镇江总兵郑鸿奎领一部分兵力在镇江。至于湖广（高斗枢四、五千人在郧阳困守）、四川（张献忠放弃刚刚扫荡的湖南、赣西正在向四川进军）、云贵（沙定洲之乱正在酝酿中）、两广的少数明军及西南土司的兵力，数量即少，距离复远，只有极少数勤王之师到达南直隶，对眼前的局面没什么影响。

从甲申年夏的兵力对比来看，大顺政权的兵力已经不足以与满清全力争夺山西。个人推测李自成可能采取了派少数部队占领要点迟滞敌人，主力在二线争取尽快恢复兵力的策略。

满清在北京初步稳定后，开始派兵收取周边的北直隶、山西、山东、豫北诸地，其中山东、北直隶基本兵不血刃轻易收取，而山西因为顺军在太原进行了抵抗，费了一番周章，收取山东的觉罗巴哈纳、石庭柱转向山西，最终在十月初，叶臣、觉罗巴哈纳、库鲁克达尔汉阿赖、伊拜、祖泽润、刘之源、吴守进、金砺、佟图赖、石廷柱、巴颜、李国翰共十二个固山额真汇集太原城下，经过短暂而激烈攻防夺取了太原，继而基本占领了除平阳南部以外的山西。

这一变化影响到了多尔衮的决策细节。从目前所见的满清往来军机公文，如《署宣府总兵王应晖揭帖——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等档案史料来看，多尔衮最初制定西征大顺政权的时间与路线不是十月出兵取道陕北，而是九月出兵，主力经宣、大南攻太原，在固关、潼关等方向进兵的偏师配合下自山西取关中，只不过由于汉军八旗会攻太原打跑了陈永福，才没有在九月成行。十月阿济格正式出兵西征，其部署是阿济格率八旗兵+外藩蒙古兵+吴三桂的原明宁远边兵+宣大、山西边兵自从晋北渡黄河自陕北入边，阿山率领驻平阳的部分八旗兵、外藩蒙古兵、宣大边兵牵制潼关方向，两路配合西征大顺政权。

而多铎率领由八旗兵+外藩蒙古兵+山海关边兵+蓟镇、保定兵组成的南征军则沿运河南下，与先期紧急派往山东平定青州之变的镶红旗满洲梅勒额真和讬、镶白旗汉军梅勒额真李率泰和派往替换豪格的阿巴泰所率的正白旗蒙古固山额真准塔、正黄旗满洲梅勒额真谭布一同南下，征伐弘光政权。

初始出兵阵容：

西征军

阿济格 英亲王

罗洛浑 衍禧郡王 瓦克达 贝子

满达海 固山贝子 博和讬 固山贝子 吞齐喀 固山贝子

谭泰 正黄旗满洲固山额真 觉罗巴哈纳 正蓝旗满洲固山额真

都类 正红旗满洲固山额真 阿山 镶白旗满洲固山额真（后转隶多铎军）

库鲁克达尔汉阿赖 正黄旗蒙古固山额真 武赖（吴赖） 镶黄旗蒙古固山额真

伊拜 镶白旗蒙古固山额真 巴特曼 镶蓝旗蒙古固山额真

马喇希 镶红旗蒙古固山额真（后转隶多铎军）

阿喇善 镶黄旗满洲梅勒额真 务达海 镶白旗满洲梅勒额真

罗弼 镶红旗满洲梅勒额真 阿哈尼堪 镶黄旗满洲梅勒额真（后转隶多铎军）

谭拜 正白旗蒙古梅勒额真 明安达礼 正白旗蒙古梅勒额真

阿济赉 正红旗蒙古梅勒额真

祖泽润 正黄旗汉军固山额真 刘之源 镶黄旗汉军固山额真

石廷柱 正白旗汉军固山额真 巴颜 正蓝旗汉军固山额真

李国翰 镶蓝旗汉军固山额真 金砺 镶红旗汉军固山额真

吴三桂 平西王 辽东总兵 （约万余 ）

尚可喜 智顺王 （两千余 ）

姜瓖，大同总兵 （确数不知）

唐通，定西侯 （约三千） 高勋，宁武/山西总兵 （约两千）

康镇邦，宣府副将 （约数千） 王大业，原大同东协副将

南征军

多铎 豫郡王

豪格 肃亲王 （后替换返京） 硕赛 承泽郡王

博洛 贝勒 尼堪 贝勒

尚善 固山贝子 和托 固山贝子 汉岱 固山贝子

屯齐 贝子 镶蓝旗满洲固山额真（顺治二年正月） 拜音图（拜尹图）镶黄旗满洲固山额真

富喇克塔 正蓝旗蒙古固山额真 恩格图 正红旗蒙古固山额真

图赖 议政大臣

伊尔德 正黄旗满洲梅勒额真 叶克书 正红旗满洲梅勒额真 （后替换返京）

硕詹 正红旗满洲梅勒额真 和讬 镶红旗满洲梅勒额真

鄂罗赛臣 正蓝旗满洲梅勒额真 额孟格 镶蓝旗满洲梅勒额真

济席哈 正红旗蒙古梅勒额真 库尔禅 正蓝旗蒙古梅勒额真

佟图赖 镶白旗汉军固山额真 吴守进 正红旗汉军固山额真

李率泰 正蓝旗汉军梅勒额真

孔有徳 恭顺王（约三千余）

耿仲明 怀顺王（约两千余）

高第 山海关总兵（确数不知） 孔希贵 蓟镇总兵（约数千）

吴胜兆 倒马关副将（约一、两千） 土国宝 原总兵 （约一、两千）

两路出兵参战的外藩蒙古各部

科尔沁、阿霸垓、扎鲁特、鄂尔多斯、郭尔罗斯、土默特、巴林、四子、扎赖特、乌朱穆秦、苏尼特、翁牛忒、喀喇沁、吴喇忒、敖汉、柰曼、阿噜科尔沁。

补充：两路会攻陕西后其他八旗主官大体位置

从阿巴泰在山东者

阿巴泰 饶馀郡王

准塔 正白旗蒙古固山额真 谭布 正黄旗满洲梅勒额真

从豪格先发山东者

豪格 肃武亲王(其时在黄河北岸因兵力单薄不敢过河接应许定国)

叶克书 正红旗满洲梅勒额真 彻尔格(车尔格) 户部承政

北京留守者

睿亲王多尔衮

郑亲王济尔哈朗

叶臣 镶红旗满洲固山额真 自山西回京留守。

英俄尔岱 正白旗满洲固山额真

巴都礼（巴都里） 镶蓝旗满洲固山额真 （顺治元年末卸任，三年病死）

这次出征满清已经把手里的所有机动兵力全部派出，满、蒙、汉八旗兵的主力，三顺王、续順公兵，外藩蒙古各部兵，新降的关宁、蓟镇、宣大、山西、保定前明边兵。北中国的满、蒙、汉各族老爷们实现了大联合，长城内外统治阶级的军事力量都站到了同一阵营。从档案文献等史料看，上述各部分除了最低留守兵力和不适于出征的老弱，机动兵力都已派出。比如，在多铎部准备班师时，为了派出换防兵力，不得不从刚刚结束远征回京的阿济格部内抽调人员。

”八月二十日。谕固山额真以下诸官曰：各牛录未出征所留之护军一、御林军一，现作速遣派。再，随武英王出征返回之章京、兵丁等，劳苦是实。然逢此际而不出征可乎？故应整治器械，其无马者，应火速买马后前往。“——《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册。

”摄政王多尔衮、遗书定国大将军和硕豫亲王多铎等曰。……大兵日久劳苦。王可亲率诸将士还京。今已遣多罗贝勒勒克德浑、固山额真叶臣、总督洪承畴等代王，俟贝勒勒克德浑等到日，一切事务交付伊等。王所统将士可留满洲每旗护军参领一员，每甲喇护军校一员，每牛录护军二名，骁骑营每甲喇下章京一员，不留兵。汉军每翼梅勒章京一员，每旗章京一员，每甲喇骁骑校一员，每牛录马兵五名，益贝勒勒克德浑等军。红衣炮留置南京，炮手绵甲兵俱带回。勒克德浑已尽率此处护军南行，王处所余护军俱带回。“——《顺治实录》

而且在出兵名单中占篇幅不大的前明边军实际上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关宁、蓟镇、宣大的边兵及保定兵的从征精兵占出征兵力的比例大约为三分之一弱，没有这些前明边兵助阵，满清的两路大军就无法构成对大顺政权的兵力优势。而且满清维持在（“盗贼尚繁”“千百成群”的）北京周边有效统治的防守、看家兵力主要也是以上各镇边兵的留守兵力。

从二者的阵容看，阿济格军胜于多铎军，多尔衮对大顺政权还是重视的，但是这种兵力不足以完成其任务。阿济格到达大同一带时，在把宣大前明边军“搜括无遗”总兵力也只达到八万人——《顺治元年十二月十三日清宣大总督吴孳昌启本》。即使考虑可能有部分外藩蒙古兵尚未赶到，总兵力也不过八、九万人。这些兵力如果以洪承畴等误判的甲申年四月在北京者即为顺军所有主力来考虑——入京的顺军全部主力七、八万人在山海关及北京周边损失数万兵力退到陕西之后，其总兵力即使经过半年恢复也不过六、七万人，则大概够用，如果以大顺政权实际的兵力考虑，即当时在西安集结的李自成亲率主力大约八万人加延安、榆林的李过、高一功严阵以待的三、四万人，是完全不够用的。

有关多尔衮初期失误的分析

如果多铎没有转向的话，阿济格恐怕还是会如历史上一样自由散漫，没有抓紧时间从唐通打开的保德—府谷通道进攻陕北，而是绕道出边擅取外藩蒙古马匹后，又急于求成，见高一功坚守榆林不下，就把宣大、山西的前明边军留下围困榆林，在不清楚多铎动向的情况下自领主力攻打延安。在此假设下，他在延安城下会遇到李自成的援军和李过的守军会师后两倍于己的优势兵力，且处于遭到腹背夹击的恶劣态势下，潼关方向的阿山兵力较少也不会起到多大作用，阿济格大概率会遭遇惨败。按日程估算已经渡过淮河兵临扬州的多铎此时再紧急回师西向，又会在潼关坚城之下遭遇大顺重新集中起来的优势兵力的得胜之师，形成客观上的添油战术局面，难逃败退的命运。这种局面下，满清的征服中原的进程会被打断，甚至会因为自身作为一个以满洲为主体的奴隶制政权（正在转化中），在兵力补充能力、人力物力动员能力上远弱于以汉族为主体的新兴势力（也正在转化中）——大顺政权，而敲响自身政权的丧钟。

这种历史走向我在一篇架空中做过详细的推演——虽属自娱自乐，但自认为还是值得一看的。

有关兵力恢复问题还可以展开说两句。大顺政权作为汉人新兴势力，其嫡系部队——农民军出身的“老本儿”的补充和扩军能力在达到地区后勤承载能力之前相对满清是近乎无限的，当然由于历史上被敌人战略优势压倒迅速放弃地盘儿，这种可能性并没有转化为现实。而满清方面的兵力补充能力则十分有限。当时其所能使用的军队中，普遍认为战斗力强于顺军嫡系的八旗满洲只能依靠人口的自然增殖和从松花江、黑龙江流域捕获的少量壮丁补充。一般认为战斗力次于八旗满洲的八旗蒙古以及性质介于八旗和外藩蒙古之间的八旗察哈尔也只能依靠人口自然增殖补充兵力，而在与顺军、明军交战中表现不佳的外藩蒙古同样如此。至于八旗汉军、汉人诸王兵、前明边兵/绿营兵等前明政府军出身的军队虽然补充能力比前几者要强很多，但受制于满清的民族属性，不可能大肆扩张喧宾夺主，而且在与大顺政权的对峙状态下满清也不大可能在江南建立稳固统治，上述汉人军队的钱粮供应也无从解决。况且历史上前明边兵在与顺军嫡系部队作战中的表现一贯不佳。所以满清如果不能利用甲申年冬对大顺政权的兵力优势迅速击败对方，其前景恐怕会迅速暗淡。

甲申年末大顺政权兵力恢复情况的依据——阿济格的奏疏提及“流贼李自成亲率西安府马步贼兵十三万；并湖广襄阳、承天、荆州、德安四府所属各州县原设守御贼兵七万，共计二十万”。《延安府志》大事表记“顺治元年，大清兵渡河。顺治二年，流贼李自成遣兵四万窃据延安，英王将兵八万从府谷济河，复绥德，来攻延安。”郑四维提及“一只虎统贼高一功等九股”“分头九股，一李锦、一李友、一贺蓝、一高一功、一刘汝魁、一马重禧、一张能、一田虎、一杨彦昌”。李可学奏疏中说，乙酉年四月间“闻荆门、当阳等处潜有大贼一只虎等十余股，近十数万”。综合看来东路去除眷属（其中西安只有一、两天时间准备，带出的眷属必然只有西安城周边的少数人，湖北四府则停驻月余，眷属的数量应该很多）以外，实际兵力自西安撤出者大约不足十万，湖广留守者数万人。陕北李过、高一功部汇合了大顺西北驻军后实际兵力合计应在五万人以上。也就是说大顺政权用半年时间（在兵力数量上）基本恢复了山海关之战失败及其影响造成的损失。

但是由于晋西南的顺军发动怀庆战役以及弘光政权的联虏平寇政策导致多铎的（分离出准塔部后又汇合阿山部）大约七、八万人（个人估计）转向，全部压向大顺政权，而理论上路程较短的阿济格之前又延误时间，才导致了历史上的两路清军几乎同时接敌会攻大顺（阿济格十二月十四日至米脂，多铎十二月十五日至灵宝），使阿济格没有因满清对大顺政权的兵力误判而陷入窘境。这种情况导致兵力占不明显优势（纯个人估计：大约不足十万人VS七、八万人）的李自成主力在潼关形成顶牛儿，无法迅速击败多铎。阿济格的兵力较之李过两倍有余（榆林两万人左右VS万人上下，延安六、七万人VS三万人左右），李过、高一功虽顽强善战，但也无法保证不被突破。一旦出现这种局面，大顺政权的潼关主力就会被多铎、阿济格的优势兵力两面夹击，因而历史上的李自成做出了仓促放弃陕西，南下长江流域的决策。之后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历史了。

@蒋-由检 隔了很长时间补充了一部分，含有关放弃山西的内容。

至于后续的发展（主要是领土方面），在一个相关问题下做过回答。

辽东半岛从南到北被千山山脉分割，靠关内的一带是海边的沼泽地，如果不在千山山脉建立堡垒群，给后金如鲠在喉的打击，反而退缩到山海关一线，虽然省钱精简人数，但也更难与后金军较量。

辽东人口在天启年间的战乱向关内大规模迁移，根据明史的说法多达上百万人。崇祯初年清军攻旅顺，从水陆逃难到登莱的辽人也有十余万人。

这些人口心向明朝，反对后金的统治，是优良的士兵来源，比如毛文龙就是在兵败后经过朝鲜的援助，吸取辽东难民在海岛上扎根形成了武装集团。

后金攻打辽东的一系列战争中，大批量的汉人逃亡关内，寻求庇护，后金为了弥补工农业劳动力缺口，不得不多次进入关内掳掠生人。孙承宗等人在辽东建立的一系列堡垒，比如宁远，就通过煮盐、海运、采煤等产业扎稳脚跟，“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

这样的局面作为明朝皇帝，放弃辽东，放弃数十万子民，拱手将城池、器械、人民全部让给清朝，固然可以说是壮士断腕，但更像资敌。如果一城一池的拉锯战，明朝受不了，清朝更受不了，有人说关外军队时明朝的出血口子，但放弃了关外，大同、密云等重镇不就成了新的出血口了么？

辽东军将制度到后期发展为兵将结合，放权养兵的态度，等于说你在辽东爱干嘛干嘛，地给你，子女财产都给你，你当土皇帝都可以，只要帮我守土就好。从明成祖在辽东总兵改制到正统年间收权，大抵的思路都是如此，后期天启、崇祯用督抚架空总兵，但总兵仍然有相当大的军事经济自主权力，放弃辽东，这些人你也要放弃么？把他们带入关内，他们就会把边境重镇继续变成辽东那样的地方。

明代朝廷的思路有问题，朝廷斗争导致朝令夕改，不能彻底贯彻一种作战方案，放弃辽东和放弃北京是一个级别的计划案。这个朝代已经完全腐化了，辽东什么样，关内就什么样，他无论如何都要对后金布防，布防就要起码十几万士兵，腐朽了的、高度兼并高度瘫痪的明朝财政系统养不起这十几万士兵，无论是在辽东，还是在山海关。失去了辽东的纵深防御和群山沼泽，到山海关只能是更被打的更疼。

辽东这个突出部是扳手腕的地方，你不在这里扳，就要在其他地方扳，挪个地方就能扳的过时不可能的事情。

（网上对这段历史有各种说法，野史地摊充斥，数据真假难辨，所以关评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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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半岛从南到北被千山山脉分割，靠关内的一带是海边的沼泽地，如果不在千山山脉建立堡垒群，给后金如鲠在喉的打击，反而退缩到山海关一线，虽然省钱精简人数，但也更难与后金军较量。

辽东人口在天启年间的战乱向关内大规模迁移，根据明史的说法多达上百万人。崇祯初年清军攻旅顺，从水陆逃难到登莱的辽人也有十余万人。

这些人口心向明朝，反对后金的统治，是优良的士兵来源，比如毛文龙就是在兵败后经过朝鲜的援助，吸取辽东难民在海岛上扎根形成了武装集团。

后金攻打辽东的一系列战争中，大批量的汉人逃亡关内，寻求庇护，后金为了弥补工农业劳动力缺口，不得不多次进入关内掳掠生人。孙承宗等人在辽东建立的一系列堡垒，比如宁远，就通过煮盐、海运、采煤等产业扎稳脚跟，“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

这样的局面作为明朝皇帝，放弃辽东，放弃数十万子民，拱手将城池、器械、人民全部让给清朝，固然可以说是壮士断腕，但更像资敌。如果一城一池的拉锯战，明朝受不了，清朝更受不了，有人说关外军队时明朝的出血口子，但放弃了关外，大同、密云等重镇不就成了新的出血口了么？

辽东军将制度到后期发展为兵将结合，放权养兵的态度，等于说你在辽东爱干嘛干嘛，地给你，子女财产都给你，你当土皇帝都可以，只要帮我守土就好。从明成祖在辽东总兵改制到正统年间收权，大抵的思路都是如此，后期天启、崇祯用督抚架空总兵，但总兵仍然有相当大的军事经济自主权力，放弃辽东，这些人你也要放弃么？把他们带入关内，他们就会把边境重镇继续变成辽东那样的地方。

明代朝廷的思路有问题，朝廷斗争导致朝令夕改，不能彻底贯彻一种作战方案，放弃辽东和放弃北京是一个级别的计划案。这个朝代已经完全腐化了，辽东什么样，关内就什么样，他无论如何都要对后金布防，布防就要起码十几万士兵，腐朽了的、高度兼并高度瘫痪的明朝财政系统养不起这十几万士兵，无论是在辽东，还是在山海关。失去了辽东的纵深防御和群山沼泽，到山海关只能是更被打的更疼。

辽东这个突出部是扳手腕的地方，你不在这里扳，就要在其他地方扳，挪个地方就能扳的过时不可能的事情。

（网上对这段历史有各种说法，野史地摊充斥，数据真假难辨，所以关评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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