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之前的全国平均粮食亩产最高能有多少？ 第1页

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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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田法并不是“九阴真经”，不存在什么特殊技术，其简化版：宽窄行条播法、“稀大窝、四方蔸”，和“深耕”、“密植”、“全苗”、“重肥”等方法现在也在广泛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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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事实上，很多研究农业史的人（包括余也非、吴慧在内）都犯了一个错误，把在历史文献中明确记载的亩产数据与现代的统计数据等量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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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究农业史的人普遍犯的另一个错误是：论文中使用的以历史文献中明确记载数据所折算而来的耕地面积较真实面积普遍大为偏低（这将导致由总产反推亩产时亩产被高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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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而言之，在农业社会，以自耕农最为理想的情况：每户6人30亩耕地60亩柴草山（或鱼塘湖面），饲养10头猪2头牛，而粪尿收集、腐熟、贮存、运输、使用过程中的遗失、流失、挥发等损失仅以50%计算（实际仅贮存过程中不加盖密封就将挥发损失约40%的氮），不考虑经济作物用肥，其“提供”的纯氮也仅能维持3200公斤的粮食产量。即使能精耕细作每年挤出1/3耕地轮休种植一季绿肥，最多也就3700公斤粮食产量。而农田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物质的输入和输出应该平衡，否则系统就要退化、崩溃，表现为土壤退化板结，地力下降，减产甚至绝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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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前的浮夸风？

——论数千年以来全国平均亩产从未曾稳定达到100公斤

　　我在《不能理解工业化的重要和困难的人，没有资格评论中国近现代史》一文中曾提到：

　　根据《中国历代粮食平均亩产量考略》（ 中国历代粮食平均亩产量考略_余也非 - 百度文库 ），我国历代粮食亩产最高峰是明清时期北方平均亩产为1.3市石（小麦），南方平均亩产为2.6市石（水稻）。再考虑到北方耕地远多于南方、旱地远多于水田等情况，所以，数千年以来，全国粮食平均亩产一直未曾稳定达到100公斤。

　　有人无视我在文中的引用和随之的理论分析，破口大骂这是“搬出一两年的数字上下嘴皮子一碰”的数据，是“诽谤历史”“卑劣无耻的手法”！

　　可把我吓死了！

　　如此大的罪名我怎么背得起！所以只好抗辩一下。

　　一、《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和“区田法”

　　仔细研究了下破口大骂者的论述，发现吴慧的《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成了他的圣经或救命稻草。

　　所以，他言之凿凿：汉代“区田法”栽培粟可达到“亩产3904斤”、“清末有人按同样的方法实验二十年得到的产量是亩产两千斤”，“去汉未远的稽康在《养生论》中说：‘夫田种者,一亩十斛,谓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称也’上好的‘良田’亩产10石,是天下公认的高产水平。吴慧认为,小亩产粟10小石,折合今市制亩产937斤,已经接近亩产1000斤了”；

　　深信不疑：“平均亩产合今制，战国247市斤，汉代281市斤……，明代前期亩产是343市斤”，“汉代……亩产粟281市斤,高于战国后期的247市斤,比战国前期的亩产205.8市斤……”

　　亩产3904斤!!!

　　难道古代农业真有“九阴真经”，可以达到远高于超级稻的亩产？赶快学习一下。

　　1、从农技人员角度来解读“区田法”：

　　“区田法”首见于《氾胜之书》，原文为：

　　……略，有兴趣了解者请至：http://gj.zdic.net/archive.php?aid=1189 ……

　　区田法具体做法：

　　首先是深挖作“区”。区田法的田间布置有两种﹐即沟状区田和窝状区田﹐沟或坑就称为“区”。沟状区田的规范作法是将长十八丈﹐宽四丈八尺的一亩土地﹐横分十八丈为十五町。町宽一丈五分﹐长四丈八尺。町与町间有宽一尺五寸的行道。每町又竖挖深一尺﹑宽一尺﹑长一丈五分的沟﹐作物即点播在沟内。窝状区田是在土地上按等距离挖方形或圆形的坑，坑的大小﹑深浅﹑方圆﹑距离﹐随作物不同而异，作物即点播在坑内。

　　区田法技术特点：

　　A、作区深耕。区田在土壤耕作上的特点：区内深耕，不耕区外的土地。这种做法是甽种法和代田法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防风防旱，保墒保肥和作物根系的发育。

　　B、点播密植。尤其是窝状区田种粟，各小区(坑)下种二十粒，一亩三千七百区，合7.4万株，远超出了正常密度（3万株）。

　　C、溲种重肥。区田法须播前溲种(以肥料和驱虫物质处理种子)和在区内施用重肥，如粟﹑麦﹑大豆等每小区（坑）要施“美粪”（优质腐熟粪肥）一升，瓜甚至要一石。而且这还只是底肥，按常规管理至少还有拔节肥或穗肥。

　　D、精耕细作。区田法注重中耕除草，保墒和灌溉。如播种后覆土的厚度都有要求，不能厚，也不能薄；“区种麦”播后还采取“以足践之”或“以掌抑之”的办法进行镇压，以达到“种土相亲”的要求。

　　区田法是汉之前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集大成者，开创性地综合运用“深耕”、“密植”、“全苗”、“重肥”和充分利用日光等技术要点，这是必须肯定的。

　　可为什么“亩产高达3904斤”的区田法没有在大范围内普遍推广？

　　从其布局看，沟状区田类似于宽窄行条播法，窝状区田则类似于“稀大窝、四方蔸”，便于通风透光，提高植株对日光的吸收利用率；其它“深耕”、“密植”、“全苗”、“重肥”等措施也一直在农业生产中广泛应用并都被列入了“农业八字宪法”。因而其推广在技术上不存在任何难度，但历史上为什么屡屡被提起却从未大范围内普遍推广？

　　原因是：

　　首先，区田法是靠多施肥料和精耕细作来争取高产的，肥料来源先姑且不论，以人工而言就相当可观。“上农夫区，一亩三千七百区，一日作千区。”中下田情况亦相似，仅作区，一亩就需要三至四个劳动日。在管理上也同样费工，“区中草生，茇之。区间草以剗剗之，若以锄锄，苗长不能耘之者，以鉤镰比地刈其草矣。”因此，区田法所要求投入单位面积土地的劳动集约度要远大于代田法，且不能利用畜力和机械，无法长期维持，只能成为一种救灾济急之法。

　　其次，如果真的“丁男长女治十亩”就可“支二十六年”，到了人均耕地仅5、6亩的明、清早已是“种田如绣花”精耕细作到了极致，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完全不是问题。但是，《氾胜之书》“区田法”亩产有很大的浮夸成分，历代效仿和试验者不乏其人，甚至大跃进时期的增产方法也基本都是在“区田法”之上增减，产量也确有提高，但远远达不到《氾胜之书》的记载。例如：

　　《区田法在农业实践中的应用——兼论其在中国农业史上应有的地位》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在大规模推广中“区田法”所必需的肥料来源无法解决。每小区(坑)要施“美粪”（优质腐熟粪肥）一升甚至一石作为底肥，每亩总用肥量“美粪”2000公斤以上，这就造成了“区田法”在小面积试验时尚可以“广泛搜积、集中使用”的方法来解决肥料问题；但如果大规模推广其对肥料的需求量就远远超过了化肥问世之前农业社会农户“获得”肥料的能力。“区田法”必定在“庶尽地力”之后，因无法及时足量地补充“N、P、K”导致地力下降，减产甚至绝收。

　　总结：

　　区田法并不是“九阴真经”，不存在什么特殊技术，其简化版：宽窄行条播法、“稀大窝、四方蔸”，和“深耕”、“密植”、“全苗”、“重肥”等方法现在也在广泛采用。一个试验或论文的结论，必须可以被其他人以相同条件进行重复，才能证明其结论是正确的，而不是偶然获得的错误结论。吴慧引用、计算的数据最欠缺的就是“可重复”。“区田法”使用的农业措施和技术都是明确的、可再现的，从长期以来各个时期的生产实践来看，“亩产3904斤”在相同的试验措施下却根本不可能再现。即使依《氾胜之书》所记的较高植株数目，而且假设有效分蘖、每穗粒数和千粒重都以目前所能达到的最佳状态计算，也仍然达不到那样高的产量。所以略为严谨的农业史学家均对此抱怀疑而只是有条件地仅对其方法予以引用。

　　2、全国平均亩产“汉代281市斤”、“明代前期亩产是343市斤”的实现难度还远高于小面积的“亩产3904斤”。

　　《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中说全国粮食亩产水平“平均亩产合今制，战国247市斤，汉代281市斤……，明代前期亩产是343市斤”，“汉代……亩产粟281市斤,高于战国后期的247市斤,比战国前期的亩产205.8市斤……”，事实上吴慧推算的这几个数据的实现难度还远高于小面积的“亩产3904斤”。它们已经高于了良种化和保障化肥农药的粟全国平均亩产（1986年101.6公斤、2012年162.6公斤），而1949年全国平均粟亩产仅为56.5公斤、全国平均粮食亩产仅为68.6公斤（播种面积的亩产）。

　　吴慧在《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关于粮食亩产的古今对比问题（209页）中为其古代亩产比近代更高的数据进行辩解：“说这一时期（近代）农业生产量不仅比汉唐而且比明清还高，这怎么能算是合乎情理？难道亩产‘一百四十斤’反而能出现汉唐盛世，粮食储备充足；亩产‘二百五十斤’反而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粮食贸易繁盛，而（近代）亩产‘近三百斤’就偏偏是弄得民不聊生，‘粒食日艰，无论凶荒之岁’，一年需从外国进口几百万担的大米、几十万担的面粉?”

　　这段话的逻辑都是混乱的。别人质疑的是“（经多年农业技术的发展积累后）怎么会古代亩产反比近代高？”，吴慧自辩的核心却是：乱世（近代）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农业生产量）一定低于盛世，所以近代的亩产高于汉唐不能算合乎情理。

但是，人均粮食占有量和亩产是一回事？汉唐人均耕地多少？近代民国时期人均耕地多少？

　　汉唐盛世亩产‘一百四十斤’但人均数十亩耕地，当然粮食储备充足；民国亩产‘近三百斤’但人均耕地不足4亩（1949年下降到3亩），当然民不聊生。

　　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第149页“从城乡人口总的来说，供养全部人口的消费量，需一人四市亩，才过得去。这个比例关系其实古已如此，固不独清时为然”的说法更是和他自己的明、清亩产343市斤和367市斤的数据明显冲突。如果吴慧的数据正确那么必然有这个结论：明、清时人均原粮（亩产367市斤*4亩≈）1400市斤只能算“才过得去”！即使考虑到当时原粮加工损耗较大，以60%加工率计算人均口粮仍有840市斤。而现在全国人均原粮也仅870市斤（435公斤），以80%的加工率计算人均口粮也只有522市斤，还远不如明、清时期！

　　如果粟真能达到全国平均亩产“汉代281市斤”，以其抗旱耐瘠的优良特性和长期形成的饮食习惯，玉米怎么可能在明、清取代它的地位？！

　　如果不用化肥，玉米这种公认的高产作物也无法大面积达到平均亩产200市斤。

　　3、事实上，很多研究农业史的人（包括余也非、吴慧在内）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把在历史文献中记载的亩产数据与按统计学抽样方法得到的统计数据等量齐观。

　　曾看到史志宏《十九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粮食亩产量及总产量再估计》绪言中介绍：

　　“本次收集的亩产数据在数量和地域分布的广度上均远超过以往的研究。前人如郭松义、赵刚等先生以及其他研究者已经发布的清代粮食亩产数据，也包括笔者本人过去贡献的，总数约计1000多个，其中南方稻作数据不超过1000。而本项研究收集的南方各省稻作产量数据，仅据录入数据表的事例统计，总数即已达2319个；由于有些数据是经过处理合并计算的，原始数据的实际数量至少在1万个以上。在地域分布上，前人的数据多集中在苏、浙、皖的江南地区以及江西、两湖、广东、福建等省，而四川及广西、云南、贵州等在清前期亦有大面积水稻种植的省份的数据则相对较少。本项研究除进一步在前人已有研究基础的各省收集事例外，在过往研究相对薄弱的几省，也收集到了大量事例，从而使亩产数据在各省的分布更加均衡。清代南方各省州县一级行政单位的总数，根据《清史稿·地理志》统计，大约只有900出头（包括台湾），即便算上土州、土县、土司，也就1000稍多。笔者收集到亩产数据的行政单位的数量超过其半数，可以说已经覆盖了南方水田稻作区的绝大部分地方。”

　　即使勤勉如斯的该学者的数据来源也不过“收集到亩产数据的行政单位的数量超过其半数”，并且，这个行政单位还只是州县一级，而州县驻地周边却往往是水利设施较好较富庶的地方，和其它地区可能有较大的亩产差异，而“崇山密菁”、地瘠水瘦、广种薄收、看天吃饭之地往往正是“山径险恶之处，士人不能上下”之地。

　　所以：古代文化昌盛能有较大概率留下农业数据的绝大多数地区也正是农业生产水平较高的地区。

　　所以，基于这样一种文字描述和记载之上而不作修正的研究，其成果肯定会因数据来源偏重于富庶文盛地区和缺少贫穷落后地区的数据而偏高。即使是今天，江苏省的粮食平均亩产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0%。

　　再如，今天一个对农业一无所知的人仅仅通过报刊杂志来了解农业，他只会看到：无论南方的水稻还是北方的玉米小麦，新闻报道动辄就是亩产1000、2000斤；农业学刊所刊登的品种试验报告，因为属小面积试验，亩产上2000斤并不罕见；甚至更慎重一点，随便问几个进城的农民工，大多也会告诉你现在亩产1000多斤很正常很普遍，1500上下也不少……但是，如果只是如此地走马观花，你能想象今天的全国平均粮食亩产实际上仅有353公斤？

　　4、研究农业史的人普遍犯的另一个错误是：论文中使用的以历史文献中明确记载数据所折算而来的耕地面积较真实面积普遍大为偏低（这将导致由总产反推亩产时亩产被高估）。

　　以解放后的耕地面积数据为例：根据历年统计数据，民国时期全国耕地面积14~15亿亩，1949年14.6822亿亩，1995年14.2461亿亩。

　　然而，1996年，在首次部分采用遥感测绘、计算机制图等方法、历时十三年完成第一次全国土地调查后却发现，全国耕地面积一夜之间增加了5.2598亿亩！之后2007~2013年全面应用航空、航天遥感、GPS、地理信息系统（GIS），首次“全国一张图”的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结束后的统计结果：截至2009年12月31日全国耕地为20.3077亿亩，比1995年统计数据增加了6.0616亿亩。

　　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主观上的漏报、隐瞒耕地外，还有客观上的技术原因：

　　土改和公社划分耕地、确定面积时农村90%以上是文盲，偏远山区的情况更为严重，大部分基层干部连面积计算公式都不会，根本不可能用丈量、制图的方式来确定面积。再加上土地有肥瘠之分，因此沿用了一种巧妙简单实用的方法——以产定亩。即如果确定基准田、土亩产为2市石（2市担或200斤）稻谷或包谷，就以此来用各地块产量来折算成耕地的上报面积：这块田常年产4市石（市担）稻谷，那么就是2亩田，那面坡常年产70市石（市担）包谷，那么就是35亩地。因为其巧妙简单实用，实际上自古以来，包括后来土地下户时确定承包面积，除坝区好地外，地形复杂的山区一直都是使用的这种方法。

　　这种情况实际也就是部分学者提到的“地亩换算”，“中等土地按一亩一分七厘到两亩甚至更大的比率折成纳税亩。贫瘠等级土地按两三亩的比率，或者提高到七八亩的比率折合”。（注：[美]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版，第312页。）

　　与之类似的还有“以种定亩”，光绪《滁州志》卷2之2《食货志·土产》就提到滁州州城一带“田以种计，大率种一斗得田一亩”；而距离不远的来安县却是“每种一石，计田三亩零”，即约每种3.3斗计田1亩。当然，以1斗=0.1石（担）≈10市斤，和现在每亩2市斤左右的用种量相比，“大率种一斗得田一亩”尚勉强可用耕作方式和种子不同解释，但每亩用种33市斤就肯定是瞒报耕地面积了。

　　参考资料：《中国1961-2009年统计耕地面积_世行数据_新浪财经_新浪网》图文：中国1961-2009年统计耕地面积

　　事实上直到现在，因土地承包证是用农经报表面积（计税面积）的数据颁发的，所以新旧两套数据依然同时在使用。所以我们县的2012年农经报表，上报的耕地面积（不是播种面积）数据是全县97933亩水田，161142亩旱地，合计26万亩，但国土局地籍年度变更调查上报的耕地总面积为56万亩。这两套数据可能要等新的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工作全面完成后才会统一。

　　所以，两次全国土地调查后“新增加”的耕地面积绝大部分是之前未进入统计的耕地因新的技术手段显露出来而被“发现”进入统计，并不是真正的新增加。

　　综合《国家数据》国家数据 和“一调”、“二调”和国土资源公报相关数据分析，建国后真实历年耕地面积应为：

　　1949年16亿亩以上（当时统计数据为14.68亿亩；农作物总播种面积18.6亿亩，粮食播种面积16.5亿亩），此后以生态恶化和耕地质量下降为代价，大力垦荒，耕地逐年递增，至90年代达到峰值22亿亩以上（统计数据为14亿亩多，“一调”数据为近20亿亩），此后每年净减耕地0.1~0.2亿亩，2012年全国耕地面积不到20亿亩（“二调”数据为20亿亩以上，能稳定利用的耕地面积约18亿亩）。此外，1949年至今历年因城市、道路、工厂等经济建设因素以及其它因素（如退耕还林、灾毁等）而占用的耕地累计在10亿亩以上。

　　1995年全国耕地真实面积不是14.2461亿亩，应为22亿亩以上！

　　那么明、清真实耕地面积是多少？

　　根据《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七十九：万历三十年十二月丙辰“官民田土共一千一百六十一万八千九百四十八顷八十一亩”再加上“屯田子粒地共六十三万五千三百四十三顷七亩八分六厘三毫”，明代耕地面积为12254291顷，1明亩折0.92市亩，即11.27亿亩耕地。

　　郑正/马力/王兴平所著《清朝的真实耕地面积》清朝的真实耕地面积 认为“清朝官方统计耕地数只是收取赋税的计量单位，这个数大大低于真实的耕地面积。……这个面积根据近年来土壤和耕地普查以及卫星照片分析，实际值应为约20亿亩。 ”《对清前期耕地面积的综合考察和重新估价》对清前期耕地面积的综合考察和重新估价 周荣进一步推算历年耕地面积为：清顺治十八年（1661）9.47亿亩，雍正二年（1724）16.02亿亩，乾隆十八年（1753）17.80亿亩，嘉庆十七年（1812年）22.40亿亩，道光二十年（1840年）21.04亿亩。

　　即使不采用《清朝的真实耕地面积》、《对清前期耕地面积的综合考察和重新估价》的“20亿亩”等数据，参考前述原因，及《清实录》记雍正初年耕地面积就已达8.9亿亩，最保守也可认定：明盛时及清雍正元年（1723年）纳入漏、隐耕地在内的真实耕地面积在10亿亩以上。此后小冰河期过后气候转暖，东北柳条边废驰，西北宁夏、河套垦荒和内地围湖毁林开荒等原因导致耕地面积大幅增加，例如：湖北“深林剪伐殆尽，巨阜危峰，一望皆包谷也”，东北早在乾隆中叶仅奉天旗地即已开垦4000万亩（注：王育民：《中国人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7页。），真实耕地面积至咸丰元年（1851年）增长至16亿亩以上。清末及民国因战乱、灾荒等原因，耕地面积在15亿亩（太平天国、抗战）~17亿亩（同治、1933年前后）间。1949年耕地面积16亿亩以上。这些数据均远远高于《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所使用的耕地面积数据。

　　我们把吴慧等人这些论文中使用的以历史文献中明确记载数据所折算而来的、大为偏低的耕地面积还原之后就会发现很多问题。

　　如《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190、191页，吴慧以耕地面积7.4亿亩、粮食耕地面积6.3亿亩，人均粮食耕地降至1.45亩作为道光十三年社会危机渐起的计算基础。因为亩产367市斤*1.45亩=人均原粮532市斤，以60%加工率计算人均口粮319市斤，乍一看确实已在饥荒线之下了。但是，耕地面积7.4亿亩这个数据明显有问题。雍正元年（1723年）至咸丰元年（1851年）真实耕地面积由10亿亩增长至16亿亩，道光十三年（1837年）真实耕地面积肯定在15亿亩以上。按亩产367市斤和同样的粮食耕地占比计算，粮食总产应超过4600亿斤，道光十三年人均原粮应在1000市斤以上！折合成口粮后也有600市斤，已经远超今天（870市斤、以80%的加工率折口粮522市斤），和吴慧所推算汉唐盛世的人均口粮差不多了，与1949年的人均原粮418市斤相比更是“大康”水平，怎么也不应爆发白莲教（席卷5省历时9年）和太平天国等大规模农民起义吧？？？

　　只有全国平均亩产不到200市斤而不是吴慧所算的367市斤，才会出现“道光十三年社会危机渐起”的情况。

　　5、补充一下，粮食全国平均亩产在农业上常用的有两个口径，“耕地面积的亩产”和“粮食播种面积的亩产”，区别在其亩产计算的分母不同。分母换算公式为“耕地面积”*复种指数=“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经作播种面积=“粮食播种面积”。在解放后因工业所需的经作用地，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比例逐年下降，1950年为88.81%，1980年为80.09%，2010年为68.38%。由于这一变化，在1949年以后“耕地面积的亩产”低于“粮食播种面积的亩产”，1949年以前两者大致相当或前者略高。例如：1949年粮食总产1.1亿吨，耕地面积约16亿亩，农作物总播种面积18.6亿亩，粮食播种面积16.5亿亩，“耕地面积的亩产”约70公斤，“粮食播种面积的亩产”68.62公斤；2012年粮食总产5.9亿吨，耕地面积19.5亿亩，农作物总播种面积24.5亿亩，粮食播种面积16.7亿亩，“耕地面积的亩产”301.75公斤，“粮食播种面积的亩产”353.45公斤。

　　我所提供的亩产数据如无说明都是指“播种面积的亩产”，但在1949年以前两者无法区分时也只能混合使用。

　　在《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101页）及很多农业史论文中有时同时在使用另一种口径的全国平均亩产：“粮食耕地面积的亩产”，其大致为“耕地面积”*85%=“粮食耕地面积”，所以其亩产量应*85%才能口径吻合。

　　6、有很多人无非是出于“祖上也曾宽过”的心理，所以愿意相信这些高得离谱的数据，会主观、盲目地相信唐、宋、明甚至清末人均原粮会超过1100甚至1500市斤——虽然这些数据超过了现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粮食消费水平（包括饲料用粮，但扣除出口和工业用粮），而2012年中国人均原粮也不过435公斤。

　　但是，在农业社会，农业生产水平的构成无非就是：耕畜、水利、广泛使用的优良品种、农具、农业技术。和“区田法”存在的问题一样，汉代至清末所广泛使用的农业措施和技术在今天都是明确的、可再现的，但吴慧所算出来的高得离谱的亩产量在同样的技术措施（无化肥、大面积、“深耕”、“密植”、“全苗”等）下无法再现，我们怎么可能相信“汉代281市斤”是全国的粟平均亩产？

　　不过，我们确“祖上也曾宽过”，《工业革命前英国农业生产与消费再评析》工业革命前英国农业生产与消费再评析-中国社会科学网 中提到：

　　16世纪“每英亩16蒲式耳还是一个较为适中的估算，折合中国市制，相当于1市亩产55公斤。”

　　“就整个18世纪而言，迪恩等的估计即20至22蒲式耳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如取21蒲式耳，即相当于1英亩产438公斤，折合中国市制，相当于1市亩产72公斤。”

　　即使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包括整个欧洲，在广泛使用化肥之前其农业水平仍然比中国低得多。

　　二、农业社会的中国粮食亩产水平

　　那么，农业社会的中国粮食亩产水平究竟是多少？

　　1、首先从土壤肥力供需情况分析：

　　以下是我《不能理解工业化的重要和困难的人，没有资格评论中国近现代史》一文中所分析的：

　　仅以作物最重要的3种生长元素之1——氮计算，每生产100公斤稻谷约需吸收纯氮2.2公斤，100公斤玉米约需纯氮2.5公斤，100公斤小麦约需纯氮3.0公斤；折中取2.5公斤，相当于人或猪粪尿（标准腐熟肥）500~600公斤，或牛粪尿腐熟肥约1000公斤，或绿肥腐熟肥500~1000公斤。而这分别大约是2个成人，或0.2头猪，或0.2头牛全年的“产量”（折为标准腐熟肥），或不施肥的2亩绿肥产量。同时应注意到，虽然在“提供”肥料的能力方面，猪牛等大牲口远高于人，但是1头牛或猪需不施肥的10~30亩草地或耕地（秸杆）提供饲料。所以，在小农经济下，农户养殖猪牛等大牲口数量是有限的；在耕地不足的情况下，能挤出来种植绿肥或保留为提供饲料的山林草地面积也是有限的；所以农业社会的农户“获得”肥料的能力是极为有限的。另：南方的河池所能提供的塘泥也是同样情况，不再分析。

　　换而言之，在农业社会，以自耕农最为理想的情况：每户6人30亩耕地60亩柴草山（或鱼塘湖面），饲养10头猪2头牛，而粪尿收集、腐熟、贮存、运输、使用过程中的遗失、流失、挥发等损失仅以50%计算（实际仅贮存过程中不加盖密封就将挥发损失约40%的氮），不考虑经济作物用肥，其“提供”的纯氮也仅能维持3200公斤的粮食产量。即使能精耕细作每年挤出1/3耕地轮休种植一季绿肥，最多也就3700公斤粮食产量。而农田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物质的输入和输出应该平衡，否则系统就要退化、崩溃，表现为土壤退化板结，地力下降，减产甚至绝收。

　　当然，农业水平已经达到农业社会巅峰的古代中国，各种肥饼和酒糟、糖渣、豆渣、油渣等也被广泛用作肥料，尤其在江南被广泛使用。明后期甚至已开始把硫磺、砒霜、黑矾、卤水及螺蚬壳灰、蚌蛤蚝灰等用作肥料。但是因来源有限、产量有限（酒糟糖渣归根结底仍然是农田产出物的返还）、肥效有限、或作用有限（硫磺蚝灰等只能用于改良特定土壤，不能补充氮等），对农业生产没有根本性的影响。

　　所以在化肥问世之前（或者是不使用化肥），无论有多好的水利、良种、良法，木桶效应就决定了农业不会有高产。也就是说在农业社会、小农经济的“盛世”，在保留必要的柴草山（约24亿亩）后受限于“合理耕地”的总量（约12亿亩），以最好的耕作管理、技术和品种，中国的全国粮食可持续总产极限为：1.2亿吨，合理供养人口为3~4亿人。

　　再强调一下合成氨工艺（氮肥）的重要性：

　　A、氮是蛋白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氮在植物生长过程中的作用是其它任何元素都无法替代的。“任何元素”，其中当然包括了硫（可由硫磺提供）、磷（可由骨灰等提供），及前面提到过的砒霜、黑矾、卤水及螺蚬壳灰、蚌蛤蚝灰等等。在植物缺氮的情况下，施用10公斤“万年人参、少林大还丹”也远不如1公斤尿素。

　　B、农田生态系统不同于自然生态系统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每年有大量的物质（即收获物）被带离系统。虽然其中大部分都可以从土壤、空气、肥水中得到补充，但是在工业革命以前氮、磷、钾却补充很困难，尤其是既不能从成土母质中获得补充、又极易流失挥发的氮。农田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物质的输入和输出应该平衡。通常不会出现氮输出（收获物中所含氮量）大于氮输入（肥料中所含氮量+农田生物、雷电固氮量）的情况；如果真有什么特殊技术可以让这种情况出现，待土壤中原有的氮存量消耗殆尽，农田生态系统就必将退化、崩溃。物质守恒定律是不会受所谓“自然经济和市场经济巨大的经济模式差异”影响的。

　　C、空气中虽然有大量的氮气，但是氮气分子中由于含有氮-氮三键，化学性质特别稳定，不能被植物吸收，绝大多数植物只能吸收氮的化合物。所以农田生态系统氮输入的形式只有3种：施肥+农田生物固氮+雷电固氮。但是，在工业革命以前，在可以人工化学固氮--“合成氨工艺”发明以前，氮的最终来源也只能是“雷电固氮+生物固氮”。所有施用的含氮肥料：各种肥饼和酒糟、糖渣、豆渣、油渣等，其实际只是农田的氮输出的极小一部分的返还，其余绝大多数氮输出都被消费或挥发或流失了。

　　a、雷电固氮。在雷电的放电作用下，空气中的N2和O2发生反应，生成NO,NO与O2反应生成NO2，NO2与H20发生反应，生成HNO3和NO，生成的HNO3与土壤接触，生成硝酸盐，可以被植物当作氮肥吸收。N2+O2=2NO 2NO+O2=2NO2 3NO2+H2O=2HNO3+NO。经研究者计算，每年每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100克到l000克闪电形成的“化肥”进入土壤，即每亩不到0.7克纯氮。

　　b、生物固氮。有些豆科植物的根瘤菌，可以将空气中的氮气直接吸收，变为氮的化合物，已知固氮作用要消耗植物制造的光合产物的15～30%。适宜的豆科作物根瘤固氮量平均占植物生长所需氮量的75%，其余部分由土壤或施肥中的氮补充。根瘤菌固氮量因根瘤菌品种、寄主植物及二者发育的环境而异。通常作为牧草绿肥的苜蓿、三叶草和羽扇豆比花生、菜豆和豌豆固定氮量多。大豆、豌豆较之蚕豆固氮效率低。大多数温带豆科作物年固氮约7.5公斤/亩，而集约管理的绿肥田和牧场常为7.5~15公斤/亩。生育期短的一年生豆科作物年固氮量多为4~7.5公斤/亩，多年生豆科作物固氮量则要高些。

　　但是，根瘤菌所固定的氮素都直接被豆科植物所吸收。要增加土壤中的氮含量，必须等到豆科植物死亡並且分解之后。甚至，豆科作物在采收豆荚之后所留下根、茎、叶的氮含量比例上并不比非豆科植物高，也就是说根瘤菌所固的氮大部分都在豆子所富含的植物性蛋白质里。所以如果目的是要肥沃土壤，最佳做法是在豆科植物结荚之前就把整个植株作为绿肥掩埋。

　　不施肥的豆科绿肥植物大约一季可提供绿肥250~500公斤/亩（含纯氮1~1.5公斤），以尿素纯氮含量46%计算，折合化肥约2~3公斤。

　　所以，在工业革命以前的欧洲，因为没有掌握农家肥的使用方法，即便采用三圃制甚至二圃制：耕地分成两块（或三块），每年1/2或1/3耕地休耕，逐年调换并轮换作物（春播和秋播）以保地力，相当于每2或3年就种2季绿肥，16世纪农业水平折合亩产仍仅约55公斤，而同时期的中国要比他们高一半。

　　2、从现在的粮食产量的构成分析：

　　先从“3414”试验说起。“3414”试验是根据测土配方的要求，全国几乎所有县（包括我）实施了多年的一个多年多点试验，“3414”试验的方案设计吸收了回归最优设计，是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肥效田间试验方案。“3414”是指氮、磷、钾3个因素、4个水平、14个处理。该方案除可应用14个处理进行氮、磷、钾三元二次效应方程的拟合以外，还可分别进行氮、磷、钾中任意二元或一元效应方程的拟合。例如：进行氮、磷二元效应方程拟合时，可选用处理2～7、11、12，求得在以K2水平为基础的氮、磷二元二次效应方程等等，以找出肥料最佳用量。此外，通过处理1可以获得基础地力产量，即空白区产量，所以其试验成果也可用于分析是否施用化肥的产量对比。

　　其试验成果网上一搜就是一大堆，例如：《玉米3414肥料田间试验初报》玉米3414肥料田间试验初报 - 百度文库 、 玉米“3414”试验总结_word文档在线阅读与下载_无忧文档 、水稻“3414”肥料效应田间试验报告_word文档在线阅读与下载_免费文档 ……等

　　专业分析暂不用去看，单看《玉米3414肥料田间试验初报》表2：

　　A、不用化肥的“处理1”亩产（315.71公斤）仅为最高亩产（630.17公斤）的一半左右。

　　B、小面积生产达到高产较容易，这个试验的小区最高亩产和各小区的总平均亩产都高于当时全国粮食平均亩产353公斤。非专业人员对农业的记载往往偏重于小面积的特殊事件，而以此来估计全国粮食平均亩产就将出现高估。

　　此外：

　　联合国粮农组织从1961年~1989年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行的大规模肥料（NPK）试验计划（FP）表明：主要粮食作物的60089个试验中，加权平均的总PI值（单位化肥的平均肥效）为10.3kg/kg。另一项在孟加拉、埃及、印度、菲律宾、加拿大和美国进行的8500个水稻试验和6100个小麦试验结果的研究表明（Ahmed，1979）：每kg氮肥（N）平均增产稻谷（籽实）在14～20kg之间，增产小麦籽实在17～21kg之间。关于每kg养分能增产的产品量，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如作物种类、管理条件，以及整个农业生态条件都有影响。一个对不同地点数据进行研究的结果认为，每kg养分（N＋P2O5十K2O）可增产的经济产品量在7～30kg范围内。所以也有的作者采用8.5这一数值，但不如 “10”这一数值用得普遍。这一数值所以重要，原因之一是可以对一个国家或地区估计化肥在粮食生产中的贡献。比如，有人估计，整个发展中国家在粮食总产量中化肥施用的贡献为31％。在增产的粮食中，化肥的贡献为57％（Hignett，1985），其中拉美地区较高，为65％，印度的结果则高达75％（FAO，1981）。从60年初到90年代初的30年间，我国粮食增产中有60％来自化肥的增产，这和国外的估计甚为接近。

　　在不同情况下，化肥在农业生产中的贡献率不同，这是不难理解的，甚至在同一国家不同土壤区域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原苏联的结果表明，在不同土壤上化肥在作物生产中的贡献是不同的，如在生草灰化土上55％的产量依靠化肥投入，在灰色森林土上为28％，在黑土上只有20％。这些结果表明，化肥在作物生产中的作用还与土壤肥力水平有关。在肥沃土壤上的作用较小，而愈是贫瘠的土壤上，化肥的贡献愈大。一般认为，化肥的贡献大体是：在粮食总产中化肥的贡献在30％～40％，而在增产的粮食中，化肥的贡献在50％～60％。（第二讲 科学施肥的基础第一章施肥对作物产量和质量的效应第一节 施肥的产量效应 -- 农化学堂 -- 中国化肥网 ）。

　　《化肥对中国粮食产量变化贡献率的研究》化肥对中国粮食产量变化贡献率的研究 在引用前述联合国粮农组织成果（FAO，化肥贡献率50%～60%）同时，在“图2中国单位面积产量/化肥施用量”显示，在时间段内平均单位肥效为10kg/kg左右。《中国主要粮食生产的化肥削减潜力及其碳减排效应》中国主要粮食生产的化肥削减潜力及其碳减排效应 认为化肥对粮食增产贡献率为40%~50%，《化肥施用对粮食产量增长的作用分析》化肥施用对粮食产量增长的作用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08年08期 认为达56.81%。

　　一个试验得到的结论，必须可以被其他人以相同条件进行重复，才能证明其结论是正确的，而不是偶然获得的错误结论，这才是《“3414”试验报告》和我的试验可以让人完全信服的原因。

　　看了这些试验报告，只要略会思考的人都不会相信古代会有“亩产3904斤”、“亩产二千多斤”和“汉代……亩产粟281市斤,高于战国后期的247市斤,比战国前期的亩产205.8市斤……”的高产。

　　这些试验只是剔除了农业生产中化肥的作用，其它还有良种、农药、农膜……如：普遍认为在良种方面，普及矮杆水稻、中杆水稻、杂交水稻在其它因素支持下的增产效果均约为20~30%，《中国种业知识产权调查报告》中国种业知识产权调查报告 认为良种对粮食增产贡献率达40%以上。

　　所以，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个人认为，就中国而言，自1949年至今平均亩产增加的300公斤中，单纯化肥因素约占30%（±10%），单纯良种因素约占20%（±10%），单纯水利因素约占10%（±5%），单纯其它因素（包括高厢垄作免耕轮作预留行间套作肥水管理在内的耕作制度改革，和农药、农膜、农机等）10%（±5%），多因素综合作用（包括化肥、良种、水利、农膜、农机、农药、肥水管理耕作制度改革等）因素约占30%（±10%）。

　　（注意：1、农业的影响因素太多、且多因素综合作用太复杂，“粮食增产各因素占比”不可能有“一个能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所有因素的影响比例都只能定性不能准确定量，只能说大致在一定范围内。研究者不同、研究方法不同，会有不同的数据。所以这里有一个浮动范围，即（±5%）或（±10%）。2、“多因素综合作用”。例如：假定某作物产量只由品种和化肥决定：“老品种+不用化肥”亩产100斤，“良种+不用化肥”增80斤，“老品种+化肥”增120斤，“良种+化肥”能增300斤以上。300-80-120=100，这100斤就是“多因素综合作用”。但在化肥行业做对比试验时，为控制变量，往往只用“良种+化肥”与“良种+不用化肥”对比，就成了化肥能增亩产220斤，在增产因素中占比73%。育种行业也同样，往往只用“老品种+化肥”与“良种+化肥”对比，就成了良种能增亩产180斤，在增产因素中占比60%。所以，以肥料效应为例，准确的表述应为：“多因素综合作用因素约占30%（±10%）”与“单纯化肥因素约占30%（±10%）”叠加后综合化肥因素约占60%（±20%）。但是，仅以化肥为主题的论文简单表述为：“化肥因素约占60%”也不能说是错误。）

　　2018年全国粮食平均亩产是370公斤，但如果把这些工业化成果全部从农业生产中剔除，那么全国粮食平均亩产将是现在的多少？30%？还是20%？

　　我认为绝不会超过100公斤/亩，和今天的印度相当。

　　3、从历代人口数量分析：

　　明朝及清前期（东北、西北垦荒前）纳入隐匿耕地在内的真实耕地面积至少也有10亿亩，如果按吴慧的粟全国平均亩产“汉代281市斤”总产1.4亿吨粮食。另一方面，即使1949年的中国、现在的黑非洲和印度人均原粮也仅200公斤多点。《表象与事实：近代中国粮食供求平衡研究》表象与事实：近代中国粮食供求平衡研究 - 论文 - 百度文库 所引用的调查数据：1930~1936年河北清苑县农户人均消费314.52斤粮食，其中地主430.37斤、贫农267.99、雇农251.49斤。

　　人均原粮300公斤以上时怎么也不会“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暴发农民起义吧？

　　而以人均原粮300公斤计算，中国早在汉、唐就至少可养活4.7亿人。

　　但是，古代中国不仅从未曾达到这个人口数量，甚至在玉米等高产作物普及之前甚至连这个数量一半的一半都达不到。

　　历史上的几个人口高峰分别是：西汉平帝元始二年6300万人，东汉桓帝永寿三年7200万人，唐玄宗天宝十四年8500万人，宋徽宗宣和元年14000万人（占城稻广泛种植），南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4000万人，明世宗嘉靖元年17000万人（岭南开发），清乾隆二十九年即1764年20000万人（玉米等高产作物广泛种植、耕地面积有较大增长），清咸丰元年43600万人。（见《中国古代人口损耗数据简列》中国古代人口损耗数据简列

　　这些人口高峰实际就标志着历史上粮食生产水平的提高情况，人口*人均原粮=粮食总产=耕地总面积*平均亩产。2012年中国人均原粮435公斤，姑且认为“盛世”人均原粮应更高一点为500公斤（虽然“盛世”之后紧随的农民起义和人口锐减证明粮食不可能如此富足）；由“盛世”的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年）17000万人和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20000万人反推，可大致算出当时粮食总产最高估值为0.85亿吨和1亿吨；但在1723年全国耕地面积就已恢复至明朝峰值10亿亩以上。所以此时的亩产水平虽然达到农业社会的极限，但仍未达到100公斤。之后，因小冰河过后气候转暖，柳条边完全废驰、西北垦荒等，咸丰元年（1851年）耕地面积增长至16亿亩。于是，人口在“盛世”中增长至43216万人，清末的历史地理学家汪士铎为此惊呼：“人多之害，山顶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天地之力穷矣！”于是，太平天国爆发，人口损失超过1亿，人、地矛盾缓和后，方再有“同治中兴”。

　　此后，因垦荒已危及生态（如科尔沁沙漠化），土地过度利用导致平均耕地质量进一步下降，再加上战乱、灾荒等因素使亩产水平更无法恢复，人口的增长就只能以生活质量的进一步降低为代价了。

　　根据《表象与事实：近代中国粮食供求平衡研究》表象与事实：近代中国粮食供求平衡研究 - 论文 - 百度文库 所引用、推算数据，整个民国时期含稻、麦、玉及杂粮在内的粮食（谷物）总产一直在1亿吨~1.5亿吨间徘徊。按16亿亩耕地计算，全国平均粮食亩产在62.5~93.8公斤之间。注：《表象与事实：近代中国粮食供求平衡研究》所引用各专家数据中，张培刚、蒋学楷、吴传钧（《中国粮食地理》）等估计的含薯豆等杂粮在内的全国粮食总产，抗战前22省年产24.36~25.6亿市担；22省中未包括东三省，但东三省大豆等经作比例较高，粮食分省总产并不比内地诸省高；所以全国粮食（谷物）总产最高不超过1.5亿吨。许道夫估计的不含薯豆在内的全国谷物总产为1914年~1947年产18.61~25.49亿市担（表5）。另有数据认为民国时期包括东三省在内的全国粮食（谷物）总产最高也不到1.2亿吨。

　　1949年中国16亿亩耕地总产粮食1.1亿吨，平均亩产68.62公斤，5.4亿人人均粮食209公斤。

　三、结论：

　　数千年以来，全国平均亩产从未曾稳定达到100公斤！

　　《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中“平均亩产合今制，战国247市斤，汉代281市斤……，明代前期亩产是343市斤”，“汉代……亩产粟281市斤,高于战国后期的247市斤,比战国前期的亩产205.8市斤……”的全国粮食亩产水平数据是错误的。

春过雪消：工业化之前的全国平均粮食亩产最高能有多少？

春过雪消：地主阶级是怎样阻碍生产力发展的？

春过雪消：如何评价人民公社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过程中的历史作用？

春过雪消：小农经济（包产到户）是否已到最后的末路？

春过雪消：我国农业改革的逻辑以及进一步改革的思路？

春过雪消：194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水平和规模在世界上能排到什么等级？

春过雪消：如何评价建国后、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工业体系？（近现代史之核心：国家工业化——不能理解工业化的重要和困难的人，没有资格评论中国近现代史）

春过雪消：就中国而言，近代到今最伟大的人是谁？

春过雪消：为何印度耕地面积世界第一而粮食年产不足中国一半？

春过雪消：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讨厌日本？单纯因为历史？

春过雪消：为什么一些人觉得美国是中国的敌人而不是朋友？

春过雪消：如果你可以改变你的国家一个政策或者法律，你会改变什么？

春过雪消：有哪些农业上的事实，没有一定农学知识的人不会相信？

春过雪消：立足于今天，回顾过去一百年，展望未来一百年，对中国，世界、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与方向，你有什么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