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主这个问题从题设就错了。“苏维埃风”一定就和布尔什维克有关系吗?在更庸俗一点的人那里,“苏维埃”就意味着坦克飞机大炮,意味着大国沙文主义,意味着俄罗斯式的粗犷和豪放(然而我觉得这叫做罗曼诺夫风、杜马风更适合一点)。事实真的如此吗?
在1905年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中占多数的是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居于少数。
在1917年,苏维埃里曾有很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只是后来由于布尔什维克的错误,才把他们赶了出去。而这个错误的恶果自然在后来显现出来了。
在巴伐利亚的苏维埃那里,主导政权的是从社会民主党里脱离出来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和一批无政府国家主义者。 @Militant 在B站写的这一篇文章讲得非常清楚了:
在奥地利,甚至社会民主党自身就领导了苏维埃,尽管这个苏维埃失败了,可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仍然在顽强斗争。在1934年,正是他们勇敢地站出来,向陶尔斐斯的天主教法西斯主义政权发起了英勇而悲壮的反抗斗争。
在柏林的苏维埃,那就更不必说了,一切的独立社会主义者,或者说,第二国际内部的左翼反正统马克思主义派系,都加入了它,伯恩斯坦派、考茨基派和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派的通力合作使得这个苏维埃富于活力和生机。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所以说,我们应该如何苏维埃风一些呢?
我的答案是学会宽容,友善对待与你意见不同而思想、价值观接近的人。不要粗暴地指控对方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指控对方是“敌人”、“叛徒”、“特务”,一副基本盘铁板一块,我是左你就是形左实右,我进步你就反动,我社你就资,忠诚不绝对等于绝对不忠诚的样子。这种用二分法粗暴地通过判断立场来区分敌我的做法只能让人反胃。就像 @高林 先生所讽刺的那样,“从主义到主义的大字报一个一个都挺在行,真拿自己当莫洛托夫了,我看倒更像李春姬。”
正如 @Militant 在“正统”与倒退,论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派(USFI)的评论区所说的那样:
布尔什维克主义是毫无疑问的带有了俄国民粹派的色彩(列宁导师同时也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创始人之一的普列汉诺夫曾是民粹派重要人物),换而言之就是旧沙俄式的精英主义和政治俱乐部思想,由此而来的先锋队和布尔什维克监察体制使得苏维埃没能成为民主集中制的民主之盾,成为了后来的血腥的政治清洗运动的起因。
但党的存在还是有其重要性的,这点列宁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在革命活动中,党的团结统一才能让群众无方向的力量凝成一团,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罗莎卢森堡所说的:“群众如果不站出来,党在关键时刻的行动将会变得软弱无力”,革命的主体永远是工人群众,党,甚至是先锋队都不能替代这个主体作用。
关于暴力,我认为这永远是无产阶级的可选项,或者说这几乎就是必选项,“无产阶级无论到了什么时候都是和资产阶级无法相容的另一个阶级”-饶勒斯,只不过暴力必须要有规划的使用,什么时候都提暴力,只不过是另一种民粹主义的体现而已,“改良也是革命”-饶勒斯,“改良主义与革命改良只有一个不同点,那就是是否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为最终目的”-罗莎卢森堡,革命者更不应该害怕改良,改良要和暴力并行,在民主内改良,以暴力保护改良成果,在资本主义陷入困境时暴力推翻资本主义,这是我作为独立社会主义者对于革命的态度。
“苏维埃”的原意是“代表会议”,它意味着无产阶级对民主的憧憬,寄托了那一代左翼战士们对团结、合作的向往。我认为,是时候让我们重拾它们了。
也正如 @Militant 在“正统”与倒退,论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派(USFI)的评论区所说的那样:
斯托之争是苏维埃民主失去活力的表现,政治斗争充斥在布尔什维克的监察机关,但是民主的群众结社却不能做出任何群众表态,这本身就是病态的。
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日后都开始了自己国际革命的尝试,第三国际和第四国际都是他们努力的表现。斯大林派的社会主义社会容不下一切非斯大林派,而托洛茨基派尽管充满活力,但是他们内部的官僚化和实用主义民粹化也严重的阻碍了他们自己的行动。
我原则上不在斯托之争上站队,因为斯大林派肯定容不下任何异见,但今天的第四国际也不愿意接受现实。我主张带有政治原则的互相合作,反对斯大林派左翼清洗,也反对正统托派的独善其身宗派主义,以及托派的无条件合作策略。
今天的世界上,不仅仅只有托派,或者斯大林派在战斗,还有霍查派,毛派,拉美的格瓦拉派,无政府派,所以我说一个新的工人国际是今天所必须的,但为了这个新的工人国际,我们就必须破旧立新,反对改良主义的社会党国际,反对自诩正统的国际工人党与共产党大会和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建立起一个真正横跨激进左翼的新的工人国际。
我觉得这一段话基本符合了我对目前局势的看法和对未来的展望,但有一些地方我持异议,我不会如此激烈地反对社会党国际,因为我理解他们在议会之中在右翼政党的挤压和极为恶毒的攻击下为工人争取权利的艰难,我理解他们的苦衷。
就说这么多吧。
韩国的一所监狱里,三名囚犯在讨论自己被捕的原因。
金明焕:“我因为发动工会被文在寅关了进来。”
李相熙:“我因为破坏工会被文在寅关了进来。”
最后一名囚犯:“我就是文在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