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队有军纪吗？ 第2页

1949年1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天津守敌发起总攻。垂死挣扎的敌人向南开师生下毒手，驻守海光寺的敌军向南开大学（东院，在今天的甘肃路）开炮，东院大楼北面的墙壁被炸开一个大洞。幸亏解放军很快占领海光寺，敌人妄图对南开大学师生进行屠杀的阴谋未能得逞。
——《南开大学史话》

值得注意的是，1937年7月29-30日，侵华日军正是从海光寺兵营炮击南开大学的。

做一下国共两党军队对比。

先看国民党的。

斯诺还记载了采访徐海东的情形。他问徐海东：

“你家里的人现在哪里？”

徐海东答道：

“我家的人全都给杀了，只留下一个哥哥，他现在4方面军。”

斯诺看着徐海东若无其事的回答，显然没有准备，使他不能不怀疑这是实话：

“你是说在打仗的时候打死的？”

“哦，不是！我的哥哥只有3个是红军。其余的都是汤恩伯和夏斗寅将军枪毙的。国民党军官一共杀死了徐家66个人。”

“66个人？”

斯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徐海东继续说：

“是的，被杀的有我27个近亲，39个远亲——黄陂县的人都姓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婴孩都给杀了。姓徐的都给杀光了，除了我的妻子和3个在红军的哥哥，还有我自己。后来两个哥哥又在作战时牺牲了。”

“你的妻子呢？”

“我不知道她的下落。1931年白军占领黄陂县时她被俘。后来我听说她被卖给汉口附近的一个商人做小老婆。这是我逃出来的哥哥告诉我的，还有其他人被杀的事。在第5次围剿中，徐家有13个人逃出黄陂，到了礼山县。但是在那里都被捕了。男的被砍了头，女人小孩被枪决。到了1933年12月，整个鄂豫皖有一半已成了荒地。在这一度富饶的地方，留下房子极少，牛都被赶走，土地荒芜，白军占领的村子无不尸积成山。湖北有4个县，安徽有5个县，河南有3个县，都几乎完全破坏。东西4百里、南北3百里之内，全部人口不是被杀光就是给迁空了。”

再看共产党的。

1940年秋，边区一些地方的老百姓向边区政府反映，留守兵团在恳荒时占了他们的田地，并发生了其它一些侵害百姓利益的事情。情况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极为关注，他约见留守兵团及所属部队的十几位领导到杨家岭一谈。据莫文骅记载说：

“毛泽东同志在杨家岭接见八路军留守部队的一些领导同志。到会的有萧劲光、耿飚、阎红彦、甘渭汉、贺晋年、文年生、钟汉华、余飞、周仁杰、刘随春、李宗贵和我等10多人。毛主席半开玩笑地说：

‘今天请各路诸候来谈谈军民关系问题。’

有的同志发言时带有怨气，埋怨群众态度不好，说有的老百姓动不动就要拉着部队同志找毛主席评理。毛泽东同志听了以后，耐心地开导我们说：

‘开天辟地以来，只有军管民，老百姓见了军队就跑。现在老百姓敢批评军队，这是大好事。从古到今，哪有老百姓敢批评军队的？你们懂历史，你们说说看，是不是这样？如今变成了民管军，这该多好啊!这说明我们边区政府的民主建政工作有很大成绩。军队有广大人民群众当老师，你们做军队工作的才不会犯大错误，才能打胜仗。边区才有希望。’

一席话说得大家豁然开朗，心悦诚服，怨气一扫而光。认识到军队要加强军政军民团结，这决不仅仅是方式方法问题，而是自觉保持人民军队本质的问题，是思想意识改造的问题，要摆正军队与人民群众的位置，自觉地把军队自己放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接受人民群众教育监督的位置上，彻底肃清剥削阶级军队的残余意识即军阀残余思想的影响，树立牢固的拥政爱民观念。”

远的就不说了，说一个近一点的，1990的，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某些答主说的“要看哪个派系”了，毕竟都被两蒋收拾完，成了唯一派系。也不是像某些答主说的“战时”，我们这儿就说“非战时”。

闽平渔5540号事件

1990年7月21日下午，国民党伪军队在宜兰县，将陆续渡海入台的大陆同胞用黑布蒙住双眼，强行关进船舱，并用六寸长的全新圆钉将船舱顶盖钉死，并压上木头等重物。被关押的渔民挤蹲在一米来高、三米见方的船舱内，缺氧缺水，闷热异常。他们用头顶，用手砸，拼死欲打开舱盖，但无济于事，最后一个个痛苦地死去。

1990年7月22日凌晨，出海的福建平潭县澳前镇光裕村渔民发现一艘搁浅渔船。登船后打开两个被密封钉死的船舱，发现25具尸体。舱中惟一的幸存者林里城，也已奄奄一息，经全力抢救后脱险。林讲述了这一惨案的经过。这艘渔船叫“闽平渔5540号”。

林里城是偶然发现船舱隔板上有一个绿豆大的小孔，贴近呼吸才尚存一息。

国民党伪”行政院长“郝柏村在答记者问时，称“国军”不存在责任问题，“国军”没有一点责任。说特么这是遣返。

你们特么给我翻译翻译，这特么的是特么的什么遣返？！

你军只有欺负弱小时才会有劲。

对于这种垃圾，只有狠狠的打。

国民党反动派的失败，不是蒋某人能力不足、运气不佳、气魄不够，而是他和他代表的阶级及其武装鹰犬，是骨子里反劳动人民的，

他们的立场，是吸血鬼的高台，

他们的军队，是黑屠夫的妖刀，

他们的军纪，是杀人犯的规则，

他们的失败，是邪恶势力的惨败，

他们的惨败，是人民的大幸、国家的大幸、中华民族的大幸！

这支背叛中山先生遗训后毫无信仰的军队，现在已经被绿党改头换面洗脑再造，成为反民族反统一的无牙鹰犬和绿卫兵，在民族复兴的历史洪流里，在人民解放军的铁拳之下，他们必将灭亡，必须灭亡！

55师参谋主任朱×，曾命令直属连连长："凡是士兵犯了错误，一律活埋!"此人曾在一次处罚士兵时，当场挖出士兵的心脏，挂了两大串。士兵揭发他"常有吃不完的人心"。

其349团2营排长石××要鸡奸一名士兵，被该士兵拒绝，石××竟弄来一根红萝卜往这个士兵的肛门里硬塞!

其473团副营长王××接新兵的时候，遇见几位病号走不动路了，就欺骗他们说："谁走不动了，说一声，我放你们回家。"有4名士兵刚扭头往回走，被王××叫住，他让4名病号跪在四五丈高的崖边，抄起一根棍子，一棍子一个，全把他们打到沟底，然后，扬长而去。

其158师军官邓××揭发，他当排长的时候，一次跟着迫击炮连连长到四川接新兵，亲眼看见这位连长杀死了20多名开小差的新兵。多是用铡刀铡死的，还有用"五马分尸"等办法杀死的。

在第144师中统计，2 451名士兵中，母亲被强奸有107人，被霸占的有21人，被迫改嫁的有185人;妻子被强奸的有57人，被霸占的有53人，被迫改嫁的有93人;士兵被强奸、霸占的姐妹有159人，被强奸、霸占以及被迫改嫁的嫂嫂有175人;士兵的母亲、姐妹、嫂嫂被强奸、霸占以及被迫改嫁的，总计达850人。

个人方面，被吊打过的345人，被捆打过的289人，被棒打过的1 238人，被刺刀打过的13人，被枪托打过的677人，被打过耳光的1 362人，被皮带打过的945人，被拳打脚踢过的991人，被打昏死过去的53人，被打吐血的20人，被打残废的22人，被罚过跪的1 298人，被罚过冻的535人，被罚过晒的128人，被罚挨饿的1 302人，被罚过喝尿的1人，被罚过吃地痰的1人，枪毙未死的33人，活埋未死的24人……

这样的部队你指望它有多少军纪。

一个国民党宪兵的回忆（摘自王鼎均《关山夺路》，标题为答主后加）

1、国军的基本文化是敌视、蔑视老百姓

王鼎钧1945年加入国军宪兵第十四团，参加新兵训练，他写道：

原来新兵训练就是挨打,操课教材无非是打人的借口。

起床号已响，你的动作慢了，要打；起床号未响，你的动作快了，要打。熄灯号未响，抢先上床，要打；熄灯号已响，还没有上床，也要打。

他们打起人来真狠，真下毒手，夜间紧急集合是一个完善的样本。

紧急集合的号声，把大家从梦中惊醒，穿衣服的时限是五分钟，动作慢一拍的要挨打，罪名是‘老百姓’。有人匆忙中把裤子穿反了，并不惊怕，好像挺有幽默感，该打，罪名是‘老油条’；有人担心自己来不及，穿着衣服睡觉，该打，罪名是‘神经病’。

老百姓，老油条，神经病，班长每天动手动脚，念念有词，尤其是‘老百姓’,这一条是每个新兵的原罪。班长打一下，骂一声活老百姓，打一下，骂一声死老百姓，好像和老百姓有深仇大恨，久而久之，“老百姓”一词竟然成了军中骂人的话！

王鼎钧叹息道：“兵士来自民间，带着民间的习性和身段，也许和军事训练的目标相悖，但是你不该因此侮辱老百姓，不该借此丑化老百姓，以致教育出几百万卑视百姓、欺凌百姓的官兵来。”

2、军官总队纪律极坏，被称为社会的“四大害”之一

日军投降以后，国府着手整编军队，军缩编为师，师缩编为旅，团以下酌量合并。究竟裁掉多少人，各家的记述不同，我不做研究，只抄台北“中央研究院”编撰的大事记，一九四六年七月，国防部提出报告，“裁汰”军官十四万人，“汰”字非常刺眼。

国民政府终于成立了十二个军官总队收容编余军官，维持他们的生活。这些军官都觉得受领袖和政府欺骗，他们自己求公平，办法是集体扰乱社会，欺压官民，军官总队纪律极坏，被称为社会的“四大害”之一，他们居心伤害国民党政权的基础，流行一句话：“你砸我的饭碗，我砸你的饭锅。”我听见有人说，蒋委员长曾对他们演讲：“我的事业就是你们的事业，你们的前途就是我的前途。”这人说，“现在我们的事业前途都完蛋了，且看他的事业前途还能有多久！”

军官总队的本领大概如此。近人论裁军之失，多半说编余军官纷纷投共，国共军力因此消长。当年确有一种说法：“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爷去当八路。”也曾出现传单：“不要吵，不要闹，老蒋不要老毛要，武汉领路费，延安去报到。”……

3、电影院里的“宪警弹压席”

那时电影院是宪兵巡查的绿洲，里面设置“宪警弹压席”，备有清茶、糖果、瓜子、香烟，可以歇脚，我不抽烟，值勤时也不喝茶、不吃糖，我从未把整部电影看完，也从不带朋友进场看白戏。戏院经理看见我，总是露出害怕的神情，好像我是来者不善，使我非常纳闷。后来他明白我没有恶意，只不过初出茅庐，内方有欠外圆。他的态度由戒备改为亲热，不过有时流露出不以为然的样子，他多次拍着我的肩膀说：“老弟，好好地干哟！”我至今猜不透他什么意思。

4、军纪是怎么变坏的？

国军的军纪变坏，宪兵队冷衙变热，民众纷纷前来投诉，要求制止军人欺压。宪兵巡查沿途取缔违纪事项，每天带回整页记录，有时加上需要“带队处理”的军人。郭伟班长专门负责处理这些案子，我是他的助手，往往忙到三更半夜才得休息。

军纪是怎么变坏的呢？

第一个原因是伤兵增加。

军队作战，官兵当然有伤亡。伤者先由野战医院紧急治疗，转到后方医院继续治疗，他们或因留下后遗症，不能再上战场，或因心灰意冷，不愿再上战场，千方百计保留伤员的身份长期留院，于是后方医院兼有收容所的性质。好莱坞出品的电影里有一场戏，炸掉一条腿的大兵和炸瞎一只眼的大兵额手相庆：“对我们来说，战争已经过去，我们可以回家了！”国军的伤兵无家可归，你两条腿离家，怎么能一条腿回去？而且战争对他们并未过去，他们的家乡在解放区，缺一条腿或瞎一只眼，正是他残害人民的罪证，不能掩饰，无法原谅。这些人逗留戏院，游荡街头，心理不平衡，见谁跟谁生气。

那时社会歧视“残废”的人，多少民间故事以嘲笑他们为题材，连儿童都以捉弄聋哑为乐。那时，基督教认为残废是上帝的惩罚，佛教认为残废是前世的业报。中国人把残废改成残障，再改成肢体障碍，花了四十年的时间。四十年前，给残障的人让路、开门、预留座位，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事。政府对伤兵没有康乐服务，没有职业训练，没有教育补习，没有宗教陶冶，甚至连医药卫生也照顾不周。九十年代，我读到美国心理学会一份调查报告，人若生活在困难的环境里，长期受疏忽蔑视，容易产生暴力倾向，这时人经常愤怒，爱打架，任意破坏物品虐待动物，喜欢携带武器。我觉得这番话几乎是为四十年代沈阳的伤兵而设。

伤兵还想活，还想活得有自尊心，只有结队聚众提高自己的地位，他们发现，一个伤兵是弱势，一群伤兵就是强势。他们并不游行请愿、奔走陈情，那时不兴这个，他们结伙横行，强力开辟生存空间，用他们自己的办法向社会讨公道、求补偿，例如成群结队吃馆子，上澡堂子，坐车，看戏，都不付钱，而且动不动把馆子戏院砸了。老百姓众口流传的顺口溜把“四大害”扩充为“十大害”，伤兵入选。沈阳市是东北军政首长集中办公的地方，伤兵还相当收敛，到了偏远县市，他们简直没有顾忌。陕西安康是我和文学结缘的地方，我手头有一部《安康市志》，明文记载安康八二医院伤兵激起公愤，民众冲进医院，杀伤四人，医院连夜迁走。

我和伤兵有很多接触，我纳闷，他们为何不和市民和善相处。有一个伤兵对我说，他也很想发展军民关系，很想和老百姓起码有点头之交，无奈男人看见他就捂鼻子，女人转身就跑。有一次他到公园散步，看见一个很可爱的小男孩，他走过去朝那男孩微笑，做母亲的立刻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向他怒目而视。他说我们是伤兵，只能做坏事，不能做好事，我们进饭店白吃白喝，社会能接受，大家认为我们就是这么个料子，我们做别的，社会不接受，认为我们不配干那个。

他说将领以前玩弄他，现在政府舍弃他。

第二个原因是通货膨胀。

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把东北定为经济特别区，发行九省流通券，希望币值稳定，减低腹地经济波动的冲击，这个目的并没有达到。我们初到沈阳的时候，沈阳市的公共汽车和电车，一张车票三毛钱，另有私营的马车代步，车夫沿街招揽生意，不断喊着“一张票！一张票！”意思是花一块钱就可以上车，你可以坐车到铁西区内的任何地方，越区才加收车资。没过多久，这“一张票”居然变成十块钱了。我把以后的发展提前写在这里，据《沈阳市志》记述，两年以后，一九四八年六月，公车车票一张涨到两万元。再过三个月，币制改革，金圆券出笼，东北流通券三十万才换得新币一元！

且说我们当时，有一个大兵坐上马车，下车的时候车夫向他收钱，他夺下赶车的鞭子，给车夫一顿狠狠地抽打。

郭班长审问他，问他为什么坐马车不付钱，他说，一个月的饷只能买两条麻袋，拿什么付车钱？既然没有钱，为什么要坐马车？军人坐电车、坐公共汽车都是免费的啊。他说沈阳市这么大，街巷这么复杂，我们外路人哪里摸得清楚？谁知道该坐哪辆车？下了车谁又知道怎么找门牌？

你不付钱，已经过分，为什么还要打人？问到这里，“被告”的语气忽然激昂：“他根本不应该向军人要钱，我要立下规矩，教他们知道军人坐马车也得免费，规矩立下来，你们也可以不花钱坐马车。”

我在旁边制作笔录，听到这番话怔住了。郭班长勃然大怒，抄起木板，命令他“伸出手来！”狠狠地打了他一顿手心。吩咐我“写下来！把他说的话都写下来！我们要专案报上去。”

情况越来越令人不堪，我要把后来发生的事情提前写在这里。三个军人坐一辆马车，找个空旷无人之处，把车夫的双手倒剪，毛巾堵住嘴，面粉口袋套住头，推倒在地，三人赶着马车扬长而去。他们一定是把马卖了，把车也卖了，军营似海，这个案子谁也无法海底捞针。

我记得，四小名旦有一位毛世来，他到沈阳登台公演，门票一张东北流通券五千元，爱好京戏的人想买票还得找门路。公演这天晚上，宪警在戏院四周每一个路口布下岗哨，文官的汽车，武官的吉普车，富商巨贾的私家马车，一望如水如龙，平时看白戏的人个个坐在家里死了心。

我听见这样的对话：

毛世来一张票凭什么卖五千块？

大米卖到一万块一石了，毛世来也只是为五斗米折腰。

我要把后来发生的事情提前写在这里。沈阳市有一条街叫太原街，这条街很长，商店很多，街道两旁摆满了卖银元的小摊，军公人员领到薪饷，急忙跑到太原街去买银元，当时叫做“保值”。那时银元市价紊乱，“货比三家不吃亏”，手里攒着钞票的人，一个摊位一个摊位问价钱，怎么越问银元越值钱？还是开头第一家价码合算，急忙回到原处去买，这“第一家”居然比“最后一家”还要贵！“早晚市价不同”，货比三家吃了亏。

于是国军的“五强”作风，渐渐由关内带到关外：强买，强卖，强借，强住，强娶。

强买，商家定价一百元的货物，硬要二十块钱买下来。

强卖，拿着东西到商店推销，明明只值二十块钱，硬要一百块卖给你。

强借，借用老百姓家的东西，你不借也得借。中国人因为语言不通或腔调不同，互相轻视。有些士兵听不懂东北话，东北人也听不懂他的乡音，借东西沟通失败，自己升堂入室寻找，哪有工夫听老百姓争论，索性举手就打，拿了东西就走。

强住，军人不带着房子走路，随地住在民家，眼睛只看屋子不看房主，一句商量也没有。

强娶，团长或师长级的带兵官选中了对象要成亲，他的年龄可能比岳父大，说媒求亲纳采下聘样样按规矩来，花轿抬到门口，你还想怎样？强娶的例子关内多，关外少，但是影响面很大。

“五强”本来是个荣誉。大战结束，英美苏并称三强，美国从欧洲拉来法国，从亚洲拉来中国，合称五强。那时“五强”经常挂在要人的嘴边，嵌在报纸的大字标题里，实际上中国的国势很弱，老百姓把军人违纪扰民的行为凑成五项，冠以五强之名，真令人哭笑不得。

第三个原因是成立许多保安团。

几乎人人都说，政府没有收编东北的青年，犯下极大的错误。我到沈阳以后知道，经过苏联红军占领和中共抢先接收两番淘洗，等到国民政府的大员出现，“满洲国”的军队已不存在。国军也曾收容残余，编了两个师，战斗力平常，军纪也差。（据溥杰写的文章说，日本根本不希望“满洲国”有很好的军队。）第一批出关的军队也曾大量吸收东北青年入营，宪兵第六团也曾立刻招考新兵，我还奉命去监考。

然后，出现了一个又一个保安团，我曾看到保安第四十四团的番号。

保安团是就地取材的“民兵”，军事当局先委派某人做团长，他再找营长连长，四处招兵。政府给他们的薪饷补给诸多不足，他们自己就地筹措，怎样筹措呢？除了“五强”，他们不知道别的办法。有个保安团长在铁西区弄到一栋房子，有了房子就得布置家具，他的副官带着几个护兵四处寻猎，冲进一个中年商人的客厅，搬走全套设备。商人到西区宪兵队告状，郭班长派我去看他家空空的客厅。

我奉令去找那个保安团长，冒着大雪找到他的家，他让我进门，却任我立正站在客厅里，不理不睬，他和他的朋友一同喝高粱酒，吃白肉酸菜火锅，我说话他装做没听见。等到酒过三巡，我按捺不住，提高嗓门告诉他，他必须把东西归还原主，究竟哪一天归还，现在必须给我一个答复。他站起来指着我，斥责我目无长官：“你给我回去，叫你们连长来！”谷正伦的灵魂忽然附在我身上：“我正在执行勤务，我现在代表连长，代表警备司令部，代表国家的法律。我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之内你一定要归还。”说完，我离开他的家。

他没有归还。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以队部名义起草报告，要求警备司令部处理。两个星期又过去了，我再起草一份言辞激烈的报告去催促，有几句话是：军队是国家的命脉，而军纪是军队的命脉，警备首长一再如此训示，宪兵未敢或忘，所以整饬军纪，锲而不舍，人微言重，要求长官决断。朱连长读了我起草的文稿沉吟良久，终于对“人微言重”四个字表示欣赏，算是批准发文。

然后，我们的努力实现了，保安团副官带着大卡车送还家具。大概我在外面留下一点虚名，常常有市民写“呈文”给我，申诉“五强”遭遇，信末写着“谨呈上等兵王”。且慢高兴，我把那些信拿给郭班长看，他说“烧掉”，我遵命烧信，心里很痛苦。

我的“第一天差事”，曾经和国军编余的一位营长打过交道，他姓庄。我又遇见他，他佩戴中校领章，进保安团当营长。他对我说：“现在我这个庄营长不是假装营长，是真正的营长。”那时许多人冒充连长营长在外招摇，他拍拍我的肩膀，“小兄弟，以后见我这一营的弟兄，能放一马就放一马，大家都得混口饭吃。”

他沿街招兵，我总是在马路边碰见他，每次他都对我有忠告：“小兄弟，你们宪兵做事不方便，有些事可以来找我。”我不懂什么意思，他望着我微笑。

有一次，他提议喝茶，坐定了，他又提议喝酒，我坚决拒绝。

他说，他投考军校的时候也是个纯洁的青年，“像你一样纯洁”。但是人生漫长，总不能“一条路走到天黑”，以前当军人为“国”，这一次当军人为“家”，合起来还是“国家”。上一次做的是赔本生意，这一次要赚回来。

他说：“我现在是真营长，你来，咱们共患难也共安乐，我给你当排长，你带两三个宪兵来，他们当班长，趁着天下大乱，好好地干它一场。”我急忙站起来往外走。这样的保安部队，我在河南见过，知道他们的三部曲：怕共，通共，降共。真奇怪，军政当局为什么要“一条路走到天黑”！

第四个原因是国军常打败仗。

春尽夏来秋又至，共军连番发动攻势，国军打了好几次败仗，撤出好多据点。败兵入城，自以为“入死”、“出生”，高人一等。这时，首批出关作战的精锐开疆拓土，越走越远，后续部队在训练、装备、教育程度各方面都次一档，基层官兵的旧习气比较深，坏习惯比较多，他们不但扰民，也和友军冲突，也和宪兵冲突。他们的长官多半有“家传”的统驭学，以包庇纵容部下的违纪行为来营造个人威望，维持士气。向来败兵难惹，即使是史可法，也只是一句“悍卒逢人欲弄戈”了事。后来，终于有一天，他们用冲锋枪向宪兵开火。

说到兵家胜负，有人认为出关的国军多半从南方调来，难耐塞外的严寒，此言有理。记得出关第一年冬季，团部派几个人到长春出差，他们穿着皮衣皮裤，回沈阳都进了医院，小腿的肉冻坏了，必须开刀。我们的棉军服里面有纯毛的毛衣，外面有厚毛呢和咔叽布缝制的大衣，风雪之夜，卫兵只能在户外停留三十分钟，他得回到室内休息三十分钟再出来，室内有暖气，两班人马轮流取暖。天气影响士气和战力，我们睡在鸭绒睡袋里，睡袋的尺码形状照着人的身体设计，门户锁钥全仗中间一条拉链，拉链失灵，人就变成木乃伊。长春外围的共军半夜摸进国军的哨所，把躺在鸭绒睡袋里的哨兵抬走了好几个。

可是想想共军：抗战胜利，时在夏天，中共急忙从山东、热河、河北、察哈尔抽调十万军队，出关接收，他们是穿着单衣上路的。国军出关以后，共军退到松花江北，那里比沈阳更冷，那时共军的补给十分简陋，纵然组织动员的能力高强，乡村妇女赶制出来的棉衣毕竟水平很低。东北的天气，借用武侠小说家古龙的话：“冷风如刀，以大地为砧板，视众生为鱼肉。”他们如何度过第一个冬天？我在风雪之夜站卫兵的时候常替他们犯愁。

那时有关共军的报道极少，偶然从报上读到一些，从小道消息听到一些。共军雪地行军，把棉军服翻过来穿，军服用白布做里子，白雪就成了他们的保护色，可以躲避国军飞机侦察，读了这条新闻，我知道他们还没有大衣。后续报道说，有一天，共军踏雪行军，头顶上忽然来了飞机，全体官兵一律蹲下，以免暴露目标，飞机盘旋几圈，掉头而去，可是蹲着的官兵大半站不起来，咳！他们冻僵了。

听说国军出动突击，来到乡下，共军的一位军官正站在井旁，指挥民工打水，水桶里的水溢出水来，流到他的脚旁，结成冰，把他钉牢在地上。国军冲进来，他只有站在原地射击抵抗，当然，他阵亡了。由这条新闻看，他似乎穿着布鞋，咳！“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布鞋！

沈阳市区几乎家家用蒸汽取暖，烧煤，煤由抚顺运来，可是共军挖断了铁路。这年冬天，沈阳的最低气温降到摄氏零下三十三度，我们的天花板罩上一层浓霜，还挂下檐溜，我躺进鸭绒睡袋，再盖上毛毯和大衣，还想打哆嗦。那时眼镜的镜片用玻璃制造，同班列兵郭某严重近视，他的眼镜冻裂了，一时没钱去配新的，排长暂时免了他的勤务。夜晚出外巡查，回来指甲发紫，这时暖气降到最低，特准我们到厨房里生火，一面烤火一面发抖。那时国军掌握城市，共军掌握乡村，乡村的建筑水平、取暖设备、食物热量都差一大截，那日子如何度过？咳，布鞋，没有大衣，还半夜出来摸哨，挖铁路。

雪地行军，如大浪中浮沉。冷，人如生了锈的铁。我读到神话，共军入关，七日不眠，三日不食，冰上赤足行走三百里，零下四十五度照常出操。我不相信，他们也无须我相信。他们匮乏艰苦到极点，士气仍然很高，能征惯战，无论如何这是奇迹。毛泽东用兵如神，练兵也如神，其中的神秘性犹待揭开。

无可奈何，有一个国军将领嗟叹：他们怎么没冻死！真是天亡我也，他们怎么冻不死！大家猜想，出关第一个冬天，共军可能冻死许多人，野狗常从雪后的路侧和田野里扒出尸体来，那穿白衣的（翻穿军服）的都是共军。可是直到现在，我没有看到有关的资料或听到传说，征人苦寒也还很少进入以内战为背景的小说诗歌。

国军败兵违法乱纪的事件不断增加，违纪人员的阶级也一再提高，起初只有士兵，后来有尉官，然后出现上校。一名上校在旅馆里企图强暴一名女学生，女生从楼窗跳落街旁，严重骨折。恰巧宪兵巡查经过，举发他的罪行，死生有命，陈诚接东北行辕主任，立即杀他立威。然后出现少将，一名少将高参竟然私带鸦片，那时鸦片行情奇俏，号称“黑金”。宪兵（我还记得他叫周哲斌）发现，移送法办，可是死生有命，陈诚卸任走了，继任的卫立煌放了他！这位朱高参写了一张明信片到宪兵队部，文曰：“我行我素，自由自在，其奈我何！”真名真姓落款，毫不含糊。巡查宪兵见他和美女并坐在吉普车上，从身边风驰而过。

5、军粮运补的每一道手续都有侵吞的机会

国共内战期间，联勤运补东北国军，开支庞大，据说占全国军费的百分之四十。无数物资由上海运出，由秦皇岛葫芦岛两个港口运入，后来陆路交通断绝，仰赖空运，仍然由葫芦岛运往锦州，由秦皇岛运往天津，再由两地空军转接。

军粮运补的工作最繁重，《孙子兵法》：“军无粮则亡。”但我从未想到军粮运补的方式如此粗糙而原始，手续繁复而不精确，每一道手续都有侵吞的机会。

第一步，运粮的轮船进港，起重机卸下米包，每次十包，临时放在码头上。全船一共运来多少包，接粮的单位对“包数”要负责任。依照规定，准许有“船耗”，如果船舱漏水，一部分粮米潮湿霉坏，可以由船长出具证明，申请报废。于是每一艘运粮船的船舱都进水，每一位船长也都愿意证明，没听说哪位船长拒绝合作。为什么每一艘轮船都会漏水？政府从未监督改善。

第二步，每一包米都要过磅，计算这一船米有多少公斤，接粮的单位对“斤数”要负责任。俗语说，两只碗同样大小，把满满一碗水倒进另一个空碗里，不会仍然满碗，依照规定，装船时允许有损耗，卸船时也允许有损耗，按路程远近定出百分比，于是每一船粮米都可以短少一些，完全合法。

第三步，一包一包军米过磅以后，由码头工人背上火车。工人手里拿着一支铁钩，先把铁钩插进麻袋，用力向上一提，接着一转身，另一个工人两手捧起麻袋，向上一送，整袋米驮在背上，这时铁钩在麻袋上拉出缝隙，大米哗啦哗啦流到地上。地上早已打扫干净，从地上扫起来的米仍是好米，可是依照规定，这些米受了污染，需要整理，整理时有进一步的损耗，两斤折合一斤。每一船米都会有相当数量的“污染米”。工人为什么一定要用那把铁钩？政府从未过问。

第四步，军粮装满火车，再一节车厢一节车厢过“地磅”，地磅装在铁轨上，称出整节车厢的重量，扣除“皮重”，求出“米重”。我一直纳闷，既要分包过磅，又要整厢过磅，这种设计有何必要？两种重量的差距又将如何对待？这个秘密，我始终没有窥破。

有时候，船上运来的是面粉，面粉只问多少袋，不问多少斤，因而受另外一种待遇。除了船舱漏水产生废面以外，所有的面粉立即运到本单位特设的仓库，这个仓库由老板最信赖的军官管理，最信赖的工人操作，我们一律不得走近。若是老板调动，新老板必定带自己的人来上任，第一天第一件事就是接管仓库。

据说这个仓库除了存放“废米”，有一间密室，四壁光洁，地上铺着细纹的席子。工人把一袋一袋面粉放在席子上，用藤条抽打，面粉从布袋纤维间飞出来，落在席子上，再扫起来，装进空袋里，由老板待机支配。据说每一袋面粉抽打多少下都有规定，抽打的力度角度都有训练，瘦身后的一袋面仍然是一袋，交出去没有困难。有一次，只有一次，我在二楼的办公室凭窗下望，看见一个满身雪白的工人经过，那天他一时怠忽，没有卸装就胡乱走动，算是让我看到一个旁证。

每年一次或两次，本单位依法处理“废米”，照例由三家大粮行竞标，上级派员全程监督。依照规定，派下来的官员阶级一定要比我的老板高，他和我的老板必须没有历史关系，也没有亲戚关系。这些规定都没有发生作用，他们虽然没有历史关系和亲戚关系，他们却像电影里的黑帮人物，尽管素昧平生，只消一个手势，一句暗号，立刻产生完全的默契。他们都熟悉音乐和舞步，可以一见钟情，佳偶天成。高级首长派谁出来干这趟差事，就是看某一个老部下生活太清苦了，给他机会找些外快，当时叫做“调剂调剂”，也许由他顺便带些油水回来分享。监督者和被监督者“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关系超过同乡同学同宗。

监督者先视察仓库，他看见了“九千斤废米”，他做市场调查，证明“底标”的价格合理，他亲自主持开标，亲眼看见得标的粮商把“九千斤废米”运走，他负责证明这一切，千真万确。但是事实上三家粮行共同接下这笔大生意，他们以低价买去六万多斤好米，我们不眠不休，动员配合，完成表面作业。当年这叫“集体贪污”，今天称为“共犯结构”，可以想象，偌大一笔粮款，绝非老板可以独占，许多人都会有一份。

当时政府筹粮，多管齐下，公文中有采购、派购、摊购、配购、抢购、搜购等等字眼，可见筹粮之辛苦积极，也可见民力负荷之重，运补单位并未受到感动。政府对运补的损耗设想种种可能，也算十分体贴，运补人员反而受到鼓励，浑水摸鱼。防弊的规定如此周密，作弊者破解跨越易如反掌，一切如德国小说家茨威格所说，由军粮处出发，有一条金线似的捷径，直伸到银行家和放高利贷的人。民间也有顺口溜：“从粮（良）不如当仓（娼），当仓不如直接税（睡）！”每年约有十艘万吨级轮船前来卸粮，当局没有丝毫检讨改进，我虽已放弃一切理想，仍不能甘心接受这样的现实。

国民党军队是有军纪的。不过那是在长官面前。

一旦离开了长官的视线，军纪就不起什么作用了。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国民党军队没有完成现代化军队的建设，这一过程被蒋介石打断，从而回到了旧军队的老路上。

当年孙中山搞黄埔军校，就是为了培养一批有现代军事政治理论的干部，建立一支现代化中国军队。

现代军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军队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是国家军队，不是私人武装。

而蒋介石作为一个军队领袖，不希望自己参与建立的武装，在孙中山死后，去支持汪精卫为首的文官政府。为了获取浙商集团和帝国主义势力以及帝国主义买办的支持，拿国家军队去谋私利。镇压工会组织，屠杀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这支国民党军就此退化成蒋介石的私人军队，参与到与各地军阀争夺势力范围的战争中去。

凝聚意志，保卫领袖。这是私人武装，不是人民的军队。他们只对领袖负责，对于人民，则是予取予求，人民就是粮草，就是资源，就是人力，就是性工具，就是被掠夺对象。

因为他们忠于了领袖，领袖对于他们的胡作非为，就只能睁只眼闭只眼，相对于祸害百姓来说，背叛领袖显得更不能容忍。

这是中国式旧军队一贯作风，自清末以降，旧军队遇到西方现代军队以及经过部分现代化改造的日本军队屡战屡败的首要原因。

现代军队要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西方现代军队四处掠夺，其本质还是为了自己的国家的人民抢劫资源和利益，他们是在服从国家利益。

而中国式旧军队，是为了私人利益，是在维护自己忠于的领袖，与人民无关。这个时候，所谓的军纪是不存在的。

建立一支现代化军队，连慈禧老太后都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不走这条路，就只有亡国。

北洋水师是中国第一支最像现代军队的旧军队，这里面的青年海军军官，是正经喝过洋墨水的，虽然他们失败了，但是却走出了第一步。

袁世凯的北洋新军，开始有了现代陆军的一些特征，从这里面走出来中国最早的现代军事意义上的将军和理论家。

蒋介石作为孙中山的爱将，本来应该接过革命的火种，完成建设中国现代化军队的火种。可惜，为一己之私利，他把国民党军队倒退回封建私人武装。

作为中国当时的合法的国家军事武装，却要去保卫他这个唯一的领袖，镇压革命，荼毒百姓，任人唯亲，迫害异己。

领袖追求私利，用什么样的要求去约束手下？

共匪共妻，真是包天包海的理由，杀人就是杀共匪，强奸妇女就是铲除共妻。

以凝聚意志，保卫领袖的理由为非作歹，任何人都不敢妄言。

陈布雷说：“孔院长，陈氏兄弟，蒋夫人能不能捐出几千万美金出来支援内战？”蒋介石冷笑一声，说：“送客。”

上面当买办当的起劲，使劲捞，把国库当成自家的仓库，把抗战援华物资卖给日本人。有什么资格要下属清正廉明，不去鱼肉百姓？

国民党军队距离现代化军队还不如北洋新军近。

一支旧军队，在已经有了现代国家观念的中国，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军纪。

现代化军队打倒一支旧军队，这就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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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修改，把蒋匪军在井冈山和鄂豫皖苏区干的事也贴出来

蒋匪军在占领井冈山根据地后，立刻开始了大规模报复性屠杀。蒋匪军提出在苏区“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的烧杀政策，单大井村先后就被焚烧九次。江西省1933年1930万人，到1936年居然只有1370万人，除去因战争死亡及跟随红军主力长征的30万的人数，被蒋匪屠杀的中央苏区军民达数百万，福建省，湖北省苏区各100多万，而且令人发指的手段不计其数。

为彻底“消灭”红军，蒋匪军队和蓝衣社别动队在当地施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每侵占一地，就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他们纠集卷土重来的豪绅地主、流氓恶棍组织“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义勇队”、“挨户团”、“靖卫团”、“保安队”、“搜山队”等反动组织，对苏区人民进行疯狂地报复。蒋军狂叫“大乱三天，大杀三年”，要“屋换石头，人换种”，“斩草除根，诛家灭种”。在“宁可错杀一千，不能错放一个”的反动口号下，蒋军在苏区实行惨绝人寰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诚如国民党政府在报告书中供述，在“清剿”区内，“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

蒋匪军肆意屠杀苏区共产党人及老百姓，其手段极为残忍，骇人听闻，如挖心、剥皮、肢解、分尸、刀砍、碎割、悬梁、火烧、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铁丝、割舌头、破肚取肠、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钉丁字架、灌辣椒水等数十种酷刑。从3岁孩童到80老人，均不能幸免，不管男女老弱，均遭屠戮。有的婴儿被蒋匪军抓住2条小脚，活活撕成两半。有的革命群众被蒋军用烧红的铁盒戴在头上活活烧死。有的妇女被轮奸割乳，凌辱而死。

比如，国民党独立33旅旅长黄振中杀害宁都、瑞金、于都、兴国、广昌、石城等县人达数万人。国民党江西保安3团团长欧阳江一个晚上屠杀500多名抗交粮食的瑞金武阳群众，制造了‘武阳围血案’。瑞金菱角山一夜被活埋300多人，南门岗一次枪杀了500余人，国民党瑞金县长邹光亚在云龙桥下一次集体屠杀了120余人。瑞金竹马岗被杀害的人数以千计。谢家祠和陈家祠被害的革命群众的尸体推积如山。

据当地史料的不完全统计，瑞金有18000人被屠杀;兴国被害2142人，被捕6934人，逃亡3410人;于都被屠杀3000余人，其中禾丰地区被保安团团长华品懋杀害的革命群众达500余人，沙心地区全家被杀绝的有37户。赣县田村一地被杀害94人，其中有14户被杀绝;寻乌被杀害4520人，杀绝900余户;会昌被杀害972人;石城县被屠杀的干部和群众576人;广昌被害的1000余人;宁都有1442名干部和3378名群众死于蒋军的屠刀之下;上犹县被杀害的干部达1466人，群众658人。在蒋军的血腥屠杀下，不少村庄被杀光，成了“无人村”、“血洗村”，尸骨遍野，血流成河。

江西省吉安地区1933-1936年间人口从380万下降到190万，赣州地区被杀了300多万，瑞金、兴国两县80%人民被杀。

其中有个地方叫千坟岗的，1934年红军长征后还乡团在半个月内在这一带8个村杀了1000多人，此地因此得名。千坟岗附近的一个村庄，民国初期有1000多人，到1936年居然被杀得只剩下8户，现在才100多户。当地至今到处可以看到国民党军队烧毁房屋后的灰黑地基残余。

在大屠杀告一段落后，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几乎人口灭绝，全成为废墟。在杀戮最为惨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带，原本有6万多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个地区只剩下不到300个老人和几个病弱的小孩”。

算了，爷直接整个结论吧

蒋匪军要是能有军纪，就不会在三年内败走台湾了。

一群连畜牲都不如的东西，你指望它有军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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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给大家看封信

修改一下，给大家个心理警告，心理承受能力差的就别看了

告诉你们蒋匪它为什么叫匪

我初看这封信时看的我毛骨悚然，后来又了解了红军长征后蒋匪对苏区惨绝人寰的暴行。

导致我对现在影视剧描写时国军共军化的行为非常不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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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司令员、刘政委并转九纵全体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看见了你们，我们又喜又悲：喜的是这回可得救了，悲的是这几个月我们受尽了亘古未有的大灾难。国民党军自占领潍县后，抓丁抢粮，烧杀掳掠，无所不为。潍北县即被拉去牲口两千余头，粮食被抢净光，被抓壮丁难以统计。更残酷的是广大群众被杀害。两年多来，潍北县人民被残害者已有千余。单是纸房区李家营村一带即被害数百人。

直到今天，寒亭据点周围的死难同胞仍曝尸旷野，无人收拾。残杀方式更令人闻之毛发耸然。铡刀铡、活埋已成为匪徒们采用的普遍手段。有的先被割去耳朵舌头，然后活埋；有的被拔去头发而后铡死；有的被割开腿后加油烧死；有的被丢在水里眼睁睁淹死；有的妇女被裸体绑在树上轮奸，然后用火烧的枪条插入阴部活活搅死；有的被剥光衣服，用开水浇，把全身烫起水泡，再用竹扫帚把皮扫去，名为“扫八路毛”；有的用剪刀剪碎全身皮肉，名为“剪刺猬”；敌人还把待哺的婴儿的两腿劈开，丢在烧红的锅里，叫做“穷小子翻身”。纸房区邢家东庄，蒋匪在街口安下3面铡刀，竟然按户抓人去铡。这个村先后被杀害21人。妇救会长的孩子被铡成两段，青妇小队长的妹妹徐单被敌人用枪穿死，邢振明的妻子和怀孕的儿媳相继被活埋。纸房村贫农韩在林弟兄3人14口一起被活埋，只剩韩的老母，哭求给她留下一个人种而不得。她眼看着自己的子孙被杀光，悲痛欲绝，也上吊而死。高里区一次被杀被铡12人。军属于传弟之妻被敌人用钳子先拔去头发，又割开腿肚子加上盐，活活折磨死。固堤区东小官庄一家贫农3口人全被杀死，其妻怀孕6个月，死后小孩的两腿露了出来。当时的潍北，被害同胞尸横遍野，任野狗撕食。断骨碎肉比比皆是，难属四处认尸，小孩嚎哭寻母，其惨痛情景催人心酸落泪。这是潍北人民永世难忘的血海深仇！

自去年三合山战役后，敌人被迫退出据点，我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始含泪忍痛，收拾死难同胞的尸体，但已骨折肉烂，不可辨认。死难的穷老少爷们，在临死时都殷切盼望为他们复仇，杀尽蒋贼。高里区的一个村妇救会长，死时曾告诉邻家说：“告诉共产党、解放军，一定为我报仇啊！”

亲爱的同志们，你们是华东野战军的主力军，你们是胶东的子弟兵，你们屡打胜仗，有了你们就有希望，有了依靠，你们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不让你们走，要你们给我们报仇，要求你们象在孟良崮一样消灭敌人，在潍县留下英雄的胜利，立下大功。

这是我们对你们的高贵信仰，也是人民对自己军队的命令！

亲切的胜利敬礼！

中共潍北县委员会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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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oist-alex 网友的相关建议: 
      

我来说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民党的军纪故事。

资料来自下图中的书。。

共产党员廖运周的第十二兵团八十五军110师在双堆集战场起义立功。

110师里的地下党干部工作谨小慎微，严格管控纪律，生怕国军纪律败坏糟蹋百姓，受到邓小平的严厉批评说搞的国军不像国军，有暴露危险。

后来改变工作思路，对于士兵欺负普通老百姓的事情严加管束，对地主豪绅则让士兵放开手脚。这些家伙写了联名信给白崇禧和蒋介石告状，被骂“纵兵殃民”，国民党反过来怀疑有共产党在队伍里活动，有意败坏国军名声。还派出特务组“人民服务队”监督部队活动。

想来不是普通国军真的不扰民，而是普通国军军纪败坏，必然是欺软怕硬，升斗小民们无权无势忍气吞声，不可能告到蒋介石处，而共产党带领的国军针对土豪劣绅，这些人有权有势手眼通天才会被告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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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ao-zi-you-fang-zhang-xian-zhong 网友的相关建议: 
      

国军的军纪基本上看部队主官的良心，如果主官愿意管的话，那这支部队的军纪就不会太糟。然而问题的关键就是因为国军的待遇太低，大部分主官都会对违纪犯罪行为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以换取属下的忠诚，所以大部分国军部队的军纪都很糟（还有些部队的军纪已经不能用糟来定性了）。

我之前写过一个回答，里面就有国军军纪的相关内容，大家看了之后自己判断吧。

这个答案篇幅太长了我也懒得修改，这里就提供一则新的材料吧。那就是现在社科院的张海鹏先生，他写的义和团的很多内容我都引用过，张老师小时候就遇到了一些国军，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后来他到台湾遇到“国军”少将，都要问现在“国军”还抢不抢老百姓了？

大约1947年，我家乡驻扎了国民党正规部队，美式武装，士兵戴船型帽，绿哔叽军服，腰里挂着手榴弹，很威武。我对这支军队有两个印象，一是在上学路上，他们放出大军犬嗷嗷大叫，吓得我们要绕很远的路去上学；二是有一天早上，一个小军官和几个士兵到我们家里吃油条等“过早”，吃完了起身就走，父亲上去要他们“会账”，那小军官摸着腰里插着的手枪，眼睛一横就出门，父亲哪里敢跟他们要钱。那时我正在场，亲眼目睹。我后来到台湾开会，在会上遇到一个少将，还跟他开玩笑说：“贵军现在纪律如何?还抢老百姓的东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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