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日本历史上的“赤穗事件”，“赤穗事件”表现了日本人民族性的一些特征吗，对此该如何归纳？ 第1页

谢邀。。。既然题主用“赤穗事件”来形容那么我假定就不用前情提要了。。。具体本事件的争议我已在另一个问题里回答过（择要附录在最后），现在来补充其他的观点和角度。

1， 武士的家计簿

东大历史学家山本博文在进行了对原始史料的整理之后，提出从经济观点来解读武士复仇的必要性。他的主要着眼点在于武士们撤藩后的生计无继和走投无路，说白了就是复仇并非必然，只是纯粹因为过不下去了，怨恨越积越深不得不发而已。

先简略的介绍下当时的情况，浅野的行为被将军视之为极度恶劣，于是在第二天就下达了撤藩抄家的命令，山本氏认为”撤藩' 过程就如同公司的清盘，首先要把幕府领地禄米归还，其次偿还各级债务，当时各个藩国都各自发行有领地内部通用的藩币，一旦被撤藩，这些藩币废弃以及折算成可流通货币给持有人。再有余钱才是各级武士的退休金遣散费养老金等等。。。

赤穗事件当时是创下了江户历史上最高的换算汇率- 六成 （ 大概是一万八千两折了一万二嘛骚瑞答主看过就忘记不住数字了ORZ) , 一般同等情况下是大概四到五成这样，这件事情的决策者就是后来47士带头的大石，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的态度还是非常合作+争取减刑的。

一点很重要的是，江户时期的家臣制度令到藩内武士在主君失势之后没有跳槽的可能，所以如果给的遣散费不够花，那么很多人面临的就是红果果的从此失业的问题 ---- 这一点要比给主君报仇什么的重要多了。武士失去藩内收入是一个多么严峻的情况，从后来明治维新时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的西南战争就可以看出来 --- 不管是幕府还是明治政府，都无力负担武士阶级的工资开支。

然后就说到赤穗藩经历各种倒产清算。。。最后大石手里只留下了七百两，最后在退休金发放问题上又和另外一位资深家臣大野吵了起来，又经一通嘴炮之后，大石高风亮节的表示我本人不要退休金了。。。

从原始史料【预置候金银请拂账】里面可以看到，当时失业家臣的总数是120多人，这些家臣大多数的希望是促成复藩和平反，于是一开始他们的运动方向完全是到处找人陈情，希望有哪位高官贵人能出来说几句。大石一开始手里只有七百两，这七百两还有一大半是浅野夫人的嫁妆私房，要负责养家臣+送红包+应酬+各种乱七八糟生活开支，到了他赴死前留给母亲和妻子遗嘱的时候，已经只剩下十两了 （所以确实是钱花光了。。。。）

2， 所谓武士道

首先要说明的一点就是，赤穗事件当时期的【武士道】和近代日本的武士道是不同的。

武士阶级一开始在镰仓-战国时期是担任警备战争任务，进入江户幕府时期四海升平无仗可打，于是武士道逐渐变成一种伦理的体现，并分化为两个流派，儒家文化的一个分支”士道“和山本常朝受禅宗影响的“武士道”。以山鹿素行为首的理论家同时也是当代大儒，认为"仁义忠孝”才是其中的核心。山鹿语录里就有这样的说法：得主君盡忠奉公，與朋友交則重信用，謹言慎行義氣貫通。

而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叶藏】的作者山本常朝否定了大石等人的行为是正统的武士道，认为你要报仇就痛快报仇，吱吱歪歪那么长时间，使各种矫情小手段，报完仇还不肯慷慨赴死，还要求关注等释放，不是君子行径。

当时大石一行人决定报仇之后，其实是经历了一个很漫长的内部斗争时期的，有人想就这么算了，有人要坚持，有人觉得反正我没钱没地方去就跟着走吧，大石本人也要面对内外压力，举事的人从一开始的120多人逐渐退出到后来只剩下47人。而他对浅野夫人瑶泉院的告别也被当时的人觉得各种做作 （在院子门口拜别说要去别家做官了，被瑶泉院赶走，最后大石又递上绝笔信在院子外下跪求原谅什么的）---- 这些，都不符合山本常朝在书里列出的武士道原则：

绝不迟疑

为主君所用

孝亲

慈悲

（顺说【叶隐】因为提到了“死狂'这个概念，在战后被日本社会被断章取义的误解为是军国主义的著作而长期被禁，直到后来才被平反 --- 实际上这本书不过是类似于论语一样唠唠叨叨的随记而已，因为其详细而被认为是一本武士道礼法百科全书这样的读物）

那么再说现在的武士道，和顺便解答题主关于“日本民族性”这个问题。

明治后期，基督教思想逐渐进入日本各阶层，在这个时候，很多思想家因为看不惯明治时期的歌舞升平，觉得民族没落无药可救，于是决定去圣经里找安慰，又有一部分理论学者决定将基督教的骑士精神和古来的武士道精神结合起来，其中就有现代武士道的创始者新渡户稻造 （5000Yen纸币上面那位）。

新渡户稻造在1899年用英文写了一本书叫【Bushido:the soul of Japan】，后来又翻译成日文，叫【武士道】，这才是现代（被外界以为的）日本人伦理道德or民族性的来源。在他的解释里面，切腹这种行为，在一开始并不是武士道的终极目的，只是在无可奈何无路可退下作为责任的延伸而已，并非为了切腹而切腹，而是承担责任的最后手段 -- 谢罪。（切腹在日本古代实际上是一种“赐死”，只有高级以上的武士在受到幕府或者主君认可下才可以，不是想切就能切好吧。。。）

新渡户深受基督教精神影响，并认为说武士道需要进化和改造，又把基督教的殉道者和自杀武士联系到一起进行阐述。值得提到的是，因为这本书一开始是以英文写成，本意也是新渡户写给美国人看的科普性著作（虽然夹带大量私货），于是在当时直接被很多海外研究者认可为第一手资料进行研究，并直接影响到近代对武士道的（不全面）理解。

另外一位虔诚的基督教武士道理论家内村鉴三也对这种文化解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内村在他的著作以及本人带来的影响范围内极度为西乡隆盛洗地，认为西乡“为正义可以牺牲国家”的态度才堪为日本武士典范，并认为他虽然不信基督教却有一种天然的高尚，而这种高尚则是明治时代醉生梦死的日本人需要的普世价值。而且他还提出了对“忠诚”的新解读，即认为古代对大名/将军的忠诚只不过建筑于领地依附的功利主义之上，就算对天皇的忠诚也不算什么，只有对“道”或者说是“信仰”本身的忠诚才是正道。

至于从武士道延伸到军国主义的解读，很大层面上要起源于海老名弹正的研究，海老名在1903年的著作【胜利的福音】提到“新武士道”这个概念，并认为必须要以“基督教磨练大和魂，才能发出新的光辉”，他的观点里也充满领土扩张的概念：

但这毕竟只是海老名的一家之言而已，纵使后来被军国主义者利用，仍然不能代表真正的武士道精神。

所以我。。。到底想说什么来着，不抹黑不洗地只给事实读者自己评断吧ORZ，反正如果简而言之回答题主的问题就是：武士道为什么和军国主义联系起来是因为一批基督教新武士道理论家的影响，和赤穗时期的武士道不是同一个事物，赤穗武士们的事件固然具有争议性，但没到影响日本民族性的高度，充其量就是个几百年前的热门新闻而已。如果硬要把它掰到对自己有利的角度来解读，那也。。。是人家的自由啊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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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直接引用我在另外一个问题里的答案来解释下赤穗事件本身在当时的争议性：

1，喧哗两成败： 幕府判决的公正性
2，上意讨 ：复仇的正当性
3，仁义：儒家架构下对义理的探讨
4，传统义理和武士道的冲突

先说“喧哗两成败'这个概念。浅野在天皇使者面前为了私怨砍了吉良，进而被将军赐死。这个命题在东方文化来看其实很好理解，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御前失仪“的情况。将军要他死并不是因为多么偏袒吉良，而是因为殿中拔刀的大不敬之罪。可是这里就牵涉到这个概念了，所谓两成败，就是不问是非各打50大板，是日本幕府时期的一个判断对错的法则，只要两人争吵，就双方都错而得到惩罚。这个法则可以上溯到室町时期，形成原因可以粗略的概括为将军不想趟大名之间争斗的浑水，反正他怎样都可以坐山观虎斗。所以浅野的家臣就抓住这点做文章，认为只处罚了浅野没有处罚吉良并不公平。换句话说，他们并不觉得浅野死得冤，只是觉得吉良也该死。可是争议点在于”喧哗两成败'的判断原则是双方是否构成了“喧哗”的关系，从整个事件来说，完全是浅野单方面发难，吉良不仅没还口没还手，事后还特地澄清他和浅野并没有私怨，而客观证据也无法说明两人的争端从何而起。所以幕府判定是浅野单方面的错也属合理逻辑。

再说“上意讨”，这个词语有时候会和“无礼讨”混淆起来，但它的本来意义其实是"在上级认可或者授意下的讨伐行为“，当时的学者认为，大石在浅野死后率领家臣对吉良的复仇是不正当的，因为浅野并没有留下复仇的遗愿，而家臣们虽然打着为主君复仇的口号，实际上却是在报复因为被撤藩而生计无落的怨恨。（随着对各种史料的整理比如武士们的账本之类的，这个观点目前逐渐成为学界主流）

然后是义理。当时幕府在位的是第五代将军纲吉，这是一位后世评价很低而且经常被拿来做笑话梗的将军，用天朝的语境来说，某种意义上像韩信对项羽妇人之仁的评价。他非常迷恋儒家仁孝之道，又信佛，兼且不知民间疾苦老问何不食肉糜这一类的问题，还非常固执自大，经常性的作出些草率决策。在这个事件上，他一开始的态度本来是非常愤怒的，因为觉得浅野实在无礼，于是不顾朝野要求细致调查而匆匆将其赐死，但后来武士们复仇成功自首，他又森森感动了，想找个法子赦免这帮人。鉴于打脸实在不是个愉快的体验，他找到了当时的皇族法亲王，想让他出来送个台阶。谁知法亲王对他说了一段话，大意是”这些武士这么做确实是忠义之举，但考虑到以后这群人也许有人会做坏事，坏了这个团体的名声就不好了，还不如让他们就这么去死，还能成全了忠义的美名，有时让人赴死也是一种慈悲。”将军顺利被亲王说服，于是就赐死了武士们。这里亲王的话，重点其实是“求仁得仁"这个概念。 （我要硬着头皮驳斥下楼上大神”一切美好注定都是要毁灭的“这个解读）

子贡问孔子，伯夷叔齐既然是圣贤，为什么得被饿死，子谓：求仁而得仁，无所怨。这就是法亲王一番言语的核心，在这个语境上，”死“才是通往圣贤或者忠义的唯一道路。这时候让他们活下来，反而成了”吃周粟“而无法成全对方。

关于[非日本人无法像日本人一样理解这个故事]，我想简略介绍一下当时事件发生时这些舆论大V们的背景：
主张赦免的一派是：
林凤冈:儒家学者
室鸠巢：儒家学者，属于程朱理学的官儒派，
主张惩罚的一派是：
荻生徂徠：当时的第一大儒，以朱子学为基础的古文辞派
另外还有太宰春台，松宫观山等，这些人流派不一，但都是儒家学者。
而无论是哪一方，他们辩论的基础都是儒家学说（程朱学派），而论题是”义“和”非义“ --- 或者直接的说，如何才能让武士们站到”义“的立场上。林氏认为他们的行为本身已经是义，而荻生则认为，浅野出于私怨毁坏了朝廷礼仪，幕府的裁决并无不公平之处，武士们的报仇只是出于个人立场，这种”义“是不完整的，只有依法惩治，才能让这个故事里几方都回归到”义“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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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认为这个只有日本人才能理解，当然也有可能是我看太多大河剧中毒太深的错觉吧。。。。（美国人我倒是相信他无法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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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可以就”义”这个问题来看下儒家义理和武士道的冲突了。。。这个因为众所皆知的历史原因，感觉怎么说都没法在知乎达到政治正确，所以只能匆匆带过。

根据上面提出的双方论点来说，觉得这是义的当然不必赘述，而觉得是非义的一方，荻生徂徠作为舆论大佬，只是很粗略的表示了下“个人私情恩怨不该凌驾国家法度之上，结果正义无法取代程序正义”这样。。。然而他的弟子太宰春台，提出了一个不一样的视角，即武士道的义和当时儒家学者认可的义是有区别的。
太宰春台认为，这群武士的复仇方式的理念，是完全遵守了浅野家的谋士山鹿素行的兵家之道。山鹿素行本来也是朱子学派，后来开始弃程朱而取孔孟，另创了一套以“杀身成仁”和“舍生取义”为基础的武士道学说，也是近代武士伦理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因为当时这些武士并不是主君一死马上就去复仇，还经历了一番筹划以及内部争斗，事后又没有及时自杀甚至还在各种求关注，所以太宰认为他们的复仇动机不纯，里面有太多算计，而这种算计正是山鹿理论中的权谋部分。

之后武士道理论家一方对无辜躺枪深感不满，著名武士理论家山本常朝（叶藏的作者）出来撇清，说了很有名的一番话：
[只要有心一死就好，輸了要立刻報復，當然如果並未丟臉，那就另當別論。這樣的剛者，既不需要智慧，亦不需要功業；
既不考慮勝敗，也不在意外在形式，一味死狂，自置死地，方為活路。]
直接否认了“权谋算计”是武士道的一部分。

那么就长话短说吧ORZ（。。。这个事情在当时其实只是一帮高层理论家对于义理的争辩，并没有牵涉到什么死亡美学之类的（更加没有什么不毁灭不美这种心理过程），当然不可否认明治-昭和年间的历史原因令武士道精神需要更多的意象去支持 （所以在近代又变成皇道和士道的争论），但拿后来的戏剧改编去解读就好像拿孟姜女的故事去评价修长城，更别说被改到面目全非的[47 ronin]了（烂到要死的电影啊啊啊啊）。

个人是很反感民族性格理论的，此观点把复杂历史简单化直观化，肤浅的地域黑，经不起推敲。和希特勒日耳曼种族主义异体同根。

一说日本就“岛国性格狭隘偏激”，冰岛、印尼、新西兰、大不列颠、斯里兰卡、马达加斯加等无数岛国躺枪。

赤穗事件更多的是反应人类社会中道德与秩序的矛盾，中国历史中也不乏这种案例：

唐朝徐爽被县尉所杀，其子徐元庆复仇，杀死县尉，自缚请罪，陈子昂的做法是处死他，但表彰其孝义，中唐的柳宗元提出异议，写了

，站在国家秩序的角度加以批驳。

徐元庆复仇与赤穗事件何其相似，不同的是徐元庆事件终归是小事，政府可以因势利导、柳宗元可以批驳。

赤穗事件则要复杂得多，幕府最初是严厉弹压、维护政府尊严和社会秩序（与柳宗元想法一致），但事情已经超过幕府所能掌控的范围，激起全国民愤，如果幕府一味弹压，其本身的正义性就会遭到质疑，这时幕府只能丢车保帅，惩处吉良家，同时也为了幕府尊严处罚浅野家，两边各打耳光。表彰忠臣义士则是为幕府本身贴士明察秋毫的正义光环。

当今也不乏这样的案例，“药家鑫案”，药家鑫的确该死，但也应注意到，他不是被法律杀死的，他是被民意杀死的。

民意滔滔，一旦激起，任何理性都不复存在，而民意的出发点永远是道德。流传千古的是荆轲刺秦、伍子胥鞭尸，学者站在社会秩序、政治稳定的角度常常非议荆轲、伍子胥，但民间不管你那套，编成戏曲、传唱至今，根源在于对同为弱势者的共鸣。

如果你想从赤穗事件找出日本的国民特性，抱歉，你找不到的。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