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的「赤脚医生」？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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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de-xin-bu-shi-xi-zi 网友的相关建议:

這叫技術不行？

你行你上。

大家如果沒事，都應該讀一讀這本《赤腳醫生手冊》。雖然有很多技術過時了，但卻在紧急的時候簡單有效。

感谢您的阅读，笔者还有一个公众号「若昧若退」，主要发一些哲学和历史的随笔，有兴趣欢迎关注：

或者可以来本人的小站：晏如齋隨筆，看看：）

yu-yu-14-32 网友的相关建议:

我想此回答下的大部分答主，都是含着金钥匙出身，从小端着金饭碗吃饭的主，一生病就挂急诊专家号往三甲跑的人。

你们不会明白赤脚医生存在的意义，也不会懂赤脚医生当年存在的背景。

抛开历史背景，抛开大环境，你们就是瞎扯淡！！

一句话，你们根本不懂中国医疗环境！

他们专业极差，素质太低，可这在当年已经是优秀解决方案，不信？

诸位不用去穿越去几十年前的农村，就在当下，麻烦在西南的某个山区里得个病试试。。

我相信那时诸位会懂得，“何不食肉粥乎？”是多么无知且自大的表现。

诸位以为今日中国的强盛已经涉及到方方面面，却丝毫不反省自己的无知，开启上帝优越级视角，简直已深入骨髓。

zhou-mu-cheng-28 网友的相关建议:

整体来看才好回答。所以我从头说起。

戏说伟大的毛泽东虐杀中国流行病！

正文开始：

现在有些人拍主席马屁胡编乱造！要拍马屁，要歌功颂德就要来真的！我首先从我了解的医疗方面拍个马屁！让你们知道毛主席多么伟大！————穆成的怒吼。

毛泽东。是神一样的存在。

你说是上帝也好，撒旦也罢。反正都属于神这个阶层。

别的神迹大家已经看过很多了。我今天讲的是他另一方面的神迹。

如果病毒和动物有思想，他们听到毛主席重生一定会吓尿。

当时，最强大的BOSS是疟疾。屠呦呦这章

http:// mp.weixin.qq.com/s? __biz=MzA3MTM0MTg1Mw==&mid=212636295&idx=1&sn=c147606ebdc1eb125772f011156ae866&scene=20#rd

已经讲了疟疾有多么牛逼。不再累述。

这个病在新中国建立以前却是一种全国性的常见病，每年发病数高达3000万人。在中医（反中医的人有很多借口，本文不提）的苦苦支撑下，也有上百万人会因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丢了性命。

当时，我们叫做东亚病夫。没错。无论政府还是人，都是病的。

第一节：病毒泛滥的建国前。

老百姓没有医疗卫生的保障，传染病、寄生虫病等在人民中间广泛流行肆虐，除了疟疾，比较常见的病种还有：

鼠疫、霍乱、天花、血吸虫病、性病、结核病(俗称痨病)等，这些疾病流行是非常广泛的，例如建国初期统计，血吸虫病疫区就达200多万平方公里，感染病人1200万人，大量的人丧失了劳动能力。

即使现在《冬至日》武汉黄教授说的脊髓灰质炎依旧在中国泛滥。

其实就是小儿麻痹症。

世界上只有五个国家还有这个病，如果正好是五个不能使用FACEBOOK的就更有意思了，可惜不是：尼日利亚，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天朝。

这些数据表明，当时的中国有多么惨。一半人口不到三十岁，扑街。人均寿命35。各位看官，你们活过三十五，就是拉升国家平均线了。

这个时候，一个神降临了。他对现代医学一窍不通，但直接就要干死传染病。

我们都知道，毛主席是非常反对嫖娼的。对于他而言，用这么肤浅的方式获得女人的身体是下流的。

可对我们这些屌丝而言……哎，说多了都是泪。

白求恩同志传言特别好这一口。毛主席对他则非常包容。为什么呢？因为尊重医生。

1945年，主席写道：“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

这种最朴质，最崇高的救世情怀令我感动。让人民健康，有病可医，是毛泽东一生最求的远大理想。

人，可以直接枪毙，但不能病死。

1944年，陕甘宁时他说过：“………新医当然比旧医高明，但是新医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痛苦，不为人民训练医生，不联合边区现有的一千多个旧医和旧式兽医，并帮助他们进步，那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实际上忍心看着大批人畜的死亡……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

这段话可以看出毛主席非常清楚只培养，只使用新医——也就是先进西医——在当时是不现实的。这个观念，非常接地气。

1945年他还说过：“……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

这句就更接地气了。没有健康的农民，哪有富裕的国家？

“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

“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

“……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

毛泽东，中国医科大学第四期毕业生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毛泽东给中央医院题词：“治病救人”。

乱世当中，一个这样满脸慈祥，一身正气，才高八斗的伟岸男人，天天在你耳边不断的对你说：“小兄弟，注意身体。”“小兄弟，吃饱了吗？穿暖了吗？”“小兄弟，要看医生，要爱惜自己”……

你哭不哭？

就问你服不服？

来，跟我一起答：“服！”

这样回答的人多了。国家也就顺理成章拿下了……

第二节：建国后的卫生“战争”

建国后，某些古代君王开始忘记自己的誓言和理想。现在奥巴马，安倍的什么也老忘。

毛主席，勿忘初衷了吗？……此处删去一万字……

没有！

建国当年10月，察哈尔省爆发鼠疫。

毛泽东直接@斯大林：“空运生菌疫苗四百万人份，血清十万人份。我们要用。拍防疫队来，在我们这工作下。”

他战争时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爱国卫生运动。搞了一个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他把卫生，提升到了爱国层次。

爱卫生=爱国。

不洗手=不爱卫生不爱卫生=不爱国不爱国=枪毙。

就问你怕不怕？

后来。毛主席开始放大招了。

两个例子：

1：麻雀战。

1955年12月。毛主席要求七年之内基本消灭传：老鼠，麻雀，苍蝇，蚊子。

蚊子苍蝇老鼠已经是不要脸了，他们听到了这个消息也没觉得意外。

麻雀吓尿了。麻雀心想，老子起码是个鸟类，这么和这些被人类喷了几万年的低贱生物放到一个名录了？

因为毛主席不但注重医疗，还注重农业。麻雀吃粮食。

所以后来，麻雀只要听到毛主席发言，就像狗狗遇到玉林人一样，吓尿。

1956年10月12日，毛泽东写道：“除四害的根本精神，是清洁卫生，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

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再次强调：“除四害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运动，是一个破除迷信的运动。……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民族振作起来。”

1957年10月，毛主席在《做革命的促进派》一文中说：“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这四样东西，我是很注意的。”他还说：“要来个竞赛，硬是要把这些东西灭掉……中国要变成四无国;一无老鼠，二无麻雀，三无苍蝇，四无蚊子。”

竞赛……这个是很可怕的。比如长沙杀了一万只麻雀，成都杀了一万另一只，那么成都的市长就是毛主席喜欢的战士，长沙市长就可能成为反动派……

神出一招，足以致命。

毛主席出了几年的招。并且，他还把这个发展到战争层次——“麻雀战。”

同志们，神迹出现了。说出来你都不相信。

麻雀没了……就问你怕不怕？

天上没有麻雀了！卧槽！麻雀啊！飞的啊！繁殖力超级猛啊！

神说，要有光，于是出现了太阳。

神说，没麻雀，于是没有麻雀。

上海曾经专门展开了两次打雀嘉年华。

一次灭雀88171只，获雀卵265968只；第二次进行了两天，灭雀598001只。

好啦。总之，最后科学家们发现麻雀没了，害虫造成的伤害更严重。于是要求给麻雀平反。他们说：”替麻雀翻案，比替曹操翻案的意义大”

曹操在墓下很无奈……

伟大领袖毛主席，多少是要点面子的。

庐山会议上，有人拍桌子：“你是农民，我也是农民，一亩地多少产量你会不知道？”

没事干和神PK。后果当然是很痛心的。

科学家们就比较婉转：“神啊，您说的很对。麻雀有害，但是呢，某些时间它也有益，当然啦，主要决策在您手中嘛。”

最后，主席下了结语：“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虫’

从那以后，可爱的麻雀就又自由的飞翔了。大家可以在餐馆吃到很多自由的麻雀。

2：灭螺大战

毛主席还提出要搞死血吸虫病。

1955年，毛泽东到血吸虫疫区视察，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

“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若干种危害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鼠疫、脑炎、牛瘟、猪瘟等”

1956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号召：“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

毛主席再次把卫生提到了战争层次。史称“灭螺大战。”

神迹……又出现了。

1958年，血吸虫病流行区江西余江县率先全面消灭血吸虫病，创造了世界血吸虫病防治史上的奇迹。

人民日报讲述了江西消灭血吸虫的故事，毛主席写首祝贺。

“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还有著名的送瘟神：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你看最后两句。感受到嗨没有？

毛主席听闻血吸虫被消灭，真的是发自肺腑的开心。从诗句中，你能感受到的。

那么两个例子举例结束。我们整体上来看看。

第三节：建国后毛泽东的卫生制度改革。

毛主席首先搞了前无古人的医疗卫生体系。要知道，这个体系是在一穷二白的国家建立的。这个国家基本都是无知的农民。

毛主席带领人民弄了很多至今都在运作的重要机构。

生防疫、疾病医治、地方病控制、妇幼保健、国境卫生检验检疫。

针对流行病——结核病，皮肤病，麻疯病，鼠疫、克山病、大骨节病、地方性甲状腺肿——专门机构……

50年代初，要求全国免费接种牛痘和卡介苗。

60年代初，脊髓灰质炎、麻疹、乙脑、白喉、破伤风、百日咳和结核病等展开免费计划接种。

这些体系，今天还在沿用，和发挥。

神，就是神。

神说不要钱，那些医生就诊不敢要钱。你现在去医院说你要接种。你一分钱不花可能吗？

主席知道国家穷。所以搞了合作医疗。农村医疗就靠这个普及下来。

1975年合作医疗在全国覆盖率达到84.6%，到1970年代末，甚至达到了90%以上。

你要知道这之前，我们国家都是偏向城市，和少数人的。是毛主席，让医疗公平起来。

“什么都搞特殊化，看病也搞特殊化，我很不赞成搞什么高级病房、高级病床，老百姓有了病怎么办啊?有那么多的工人、农民，有了病怎么办?你不给看?不给治?现在的这些医生，都喜欢给大官看病，还不如三国时期的华佗，华佗给老百姓看病是不收钱的，实行治病救人”。

看看主席的话，现在的官员不觉得羞愧吗？脏水总往一线的医生脸上泼，也不看看自己做了什么？

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有人投诉缺少药，看不起病，不及时，主席当时就快哭了：“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呢，主要是我，对不起乡亲们，以后，相信我们的党会认真做好农村的医疗保健工作……”。

现在有几个官说过自己：“工作没做好？”不都是推卸吗。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主席626指示时严厉无比。

这次谈话后，医疗重心向向下倾斜。五亿农民得到了希望。

一个让世界无法想象的职业从天而降了。

赤脚医生。

最近啊，很多人喷这个赤脚医生。我反正不会喷。因为赤脚医生救过我亲人的命。好几条。其中一个病就是白喉。

这个赤脚医生。就是我们游戏世界里的游医。光脚，背药箱，田间行走。武侠世界里，游戏世界里，这种人都是很酷的。

赤脚医生就是半农半医，医术一般，有些基本素养的医生。如果是今天，这些人的医学知识只够考舞蹈专业。

王桂珍，是赤脚医生的代言人。1974年出席日内瓦卫生大会，将中国这一个职业带向世界。

我认为赤脚医生一定会治死人，一定会失误，一定会有骗子。

但在那个时代，那种情况下，这是最好的办法。

当这个世界上没有医生，没有药物时，你有几片阿司匹林见临死的人就给两片，你就是救世主。何错之有？

第四节：国际社会对毛泽东卫生贡献整体评价。

各个国家对中国卫生制度的评价：

“中国从落后、破坏、饥荒、水灾和瘟疫的废墟上站起来，在短短的一些年里在农业和历史、教育和公共卫生、征服宇宙和原子方面——还有在使集体和个人的道德臻于完善方面取得了非凡的进展。”

它丢弃传统的西方模式，而发展出一套有创意、适应中国建国后三十年内的实际情况的体制。

“此外，中国独特的医疗卫生体系创建，深刻的影响了其它国家的医疗改革，启发那些改革者们多多发展适合自己的医疗卫生制度，而不是盲目照搬其它国家的制度。”

“自从1949年后的新中国，在消灭和控制旧中国流行的传染病和寄生虫病方面、在建立一个过去从未有过的全国医疗系统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前30年中国创造了一个奇迹，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花那么少的钱就解决了老百姓的基本医疗问题”。

中国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是发展中国家群众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尽管每个合作医疗的具体情况在全国有很大差异，但是总的来讲，它是由群众集资、采取预付医疗保险金的形式，解决群众基本医疗保健问题的一种医疗保健制度。

初级卫生工作人员的提出主要来自中国的启发。中国在占80%人口的农村地区，发展了一个成功的基层卫生保健系统，向人民提供低费用和适宜的医疗保健技术服务，满足大多数人的基本卫生需求，这种模型很适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在当代世界的发展中，中国做出了一项重大的贡献，即展示了一个国家即使在相对比较贫穷的时候也能在推进民众的健康与长寿方面取得重大的进步，也展示了卫生成就无需严格受制于经济手段，即使经济手段非常有限。……虽然当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很低，但是中国的卫生成就己经开始同那些远比中国富裕的国家比肩了

……

第五节：毛泽东时代的成就

好了。最后，我们总结下，毛主席带给中国卫生事业的成就。

我用感叹号数量，代表难度。

1957年，霍乱有效控制！

1958年，血吸虫大范围消灭！

1959年，妓女妓院消失，性病几乎绝迹！！！！！！！！！！！！！！！！！！！！！！！！！！！！！！！！！！！！！！！！！！！！！！！！！！！！！！！！！！！！！！！！！！！！！！！！！！！！！！！！！！！！！！！！！！！！！！！

1960年，天花在中国绝迹！！！

1970年，疟疾逐渐消声觅迹！！！！！！！！

1975年，肺结核基本控制！！！！

1965年城市千人床位比农村多8倍，专业卫生人员是3.8倍，而人口农村比城市多4.6倍。经费农村25%城市75%

1975年，农村床位提高60%，180多万赤脚医生正在工作，60%经费花在农村。

平均寿命35提高到67.婴儿死亡率由20%（5个孩子死1个）降到3，47%。烈性传染病被完全或基本消灭。地方病和寄生虫被有效控制。

日本医学家总结道：“科学进步，医药方面的新发明，虽然各国都有，但是医疗卫生普及人民，在全国各地普遍展开防病治病工作，恐怕只有中国做得最彻底了。”

我们可以看出。

神的带领下，一切病毒都是纸老虎。

神的带领下，一切生物都可以批斗。

神的带领下，各位才能活到今天，然后易居城市，或安享在家乡。

只要有神在，什么丧尸，什么Z病毒，都是浮云。

现在，神在你身边拍着你肩膀说：“小伙子，为了新中国，冲锋吧！”

你是不是闭着眼睛就冲了？

神的错误本篇不谈。以后有机会再说。

神的正确和明智，我是敢说的。因为投诉无效的！

神的整个一生都在为中国的卫生事业努力着。论经济，他晚年才开始重视，论医学，他几乎一窍不通。他完全凭着一腔热血，或者说救世济人的初衷在努力着。

最后，送上几句神谕，希望大家别忘了。

“什么医院……要开放，给老百姓开放。……县卫生院认为赚钱的医疗队就好，不赚的，少赚的就不好，这难道是人民的医院?药品、医疗队不能以赚钱不赚钱来看。”

记住神的话。否则遭雷劈。

tong-chi-bo-62 网友的相关建议: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医疗改革是一场彻底的失败。2014年中国人均寿命73.5，排名83位，巴西略高于中国排名82位，显示数据也是73.5。看起来挺正常吧？都是金砖国家。可是2007年中国人均寿命73.0，巴西人均寿命名72.3，再看看1990年，中国人均寿命68.3，巴西66.5。这三十年巴西发展比中国快吗？巴西是一个重视公共福利的国家吗？都不是，巴西只是一个普通的发展中国家，事实上，中国的人均寿命增长速度放缓是由于医疗卫生制度改革所导致的。世界银行的报告（World Bank，1992）警告说，如果中国继续现行的论量计酬医疗系统，并让市场主导医疗系统，那么医疗费用无法控制的飞涨、医疗保健极端不平等这样的灾难性的状况很有可能发生。而在1980年世界银行还盛赞当时中国的医疗卫生制度，1978年的阿拉木图大会上，世界卫生组织还向世界发展中国家推广中国的制度。详细情况可以参考这篇文章：Health sector finance in China. World health statistics quarterly. Rapport trimestriel de statistiques sanitaires mondiales, 1984, Vol.37 (4), pp.387-402.

以下是对本题的正式回答：

谈论任何一种制度都不能脱离时代背景。

我们先看几组数据：

1940—1944云南省呈贡县（今昆明呈贡区）人均寿命：

平均32.8，男子31.9，女子34.2

剔除因霍乱死亡人口：

平均36.0，男子33.8，女子38.0

联合国公布的1940年拉丁美洲人口平均寿命：

巴西37.25，智利38.70

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水平相近，因此可信度较高。（呈贡县数据来自当时的社会学家陈达的调查）

事实上，根据古籍记载以及骨龄测算中国古代人均寿命的结果是这样的：

东汉22岁唐朝27岁宋朝30岁清代33岁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主要有三：

1.战争

2.婴儿死亡率高：250‰——也就是每四个婴儿就要死一个

3.传染病（猪瘟鼠疫等等）

后两个问题就好比你去打dota，刚开局就随机死一个英雄，然后所有人不定期地被持续伤害技能打中，更要命的是没有驱散没有药膏，只能靠自己硬抗，所以经常就被团灭了。相比之下，和对方开团（战争因素）甚至都微不足道了。

当时人均寿命低下的原因不是缺专业医生，而是没有医生。婴儿死亡率高为什么？大部分接生婆根本不具备基本的接生技术，广大农民对于婴儿护理等也缺乏最基本的常识，许多成年人生病以后也只能喝符水跳大仙。传染病多发的原因则是广大农民缺乏最基础的卫生常识。 @xun yin已经贴上了毛主席的那段著名指示，说的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培养一个高级医师的花费要远远高于培养10个甚至100个1000个赤脚医生的费用，这里面不仅有钱的问题，更有时间问题，高级医师可能需要5年10年，小班教学，赤脚医生集中培训，几个月就可以出师。而取得的效果呢？那些高、深、难的疾病很多都是富贵病，全国有几个人能够得到？高级医师愿意去农村吗？所以那一句”城市老爷卫生部“简直精辟，不是说专业医生不好，而是说，在那个历史条件下如果把有限的财力放到培养专业医生方面上去，那造成的必然结果是官员老爷先分掉最好的医疗资源，剩下的喂给大城市的居民，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依然缺医少药。

那赤脚医生有什么好处呢？首先是上面提到的，培训成本低、见效快，能够迅速解决农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绝大多数常见病；第二点也非常重要，赤脚医生并不是专职医生，他们与广大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使得他们对于每个人的情况非常了解，张三有什么病史，李四最近干的是什么活吃的是什么饭这容易引起什么病等等；更关键的是，可以在疾病初期及时医治，防患于未然。1935年白求恩作为皇家医学会成员，参加了在列宁格勒召开的国际生理学大会，他通过调查发现，革命之后的18年，苏联的肺结核发病率竟然下降了一半以上。苏联的医疗技术水平远不及美国加拿大，发病率下降的原因就是产业工人公费医疗制度的实施。其实大多数高深难的疾病都是由简单的疾病发展起来的，穷人由于没钱看病，常常是能熬则熬，把小病拖成大病，而公费医疗推广之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于是列宁感慨道：穷人有穷人的肺结核，富人有富人的肺结核，在西方是富人康复而穷人死亡，在苏联却是发病率的直线下降。赤脚医生也是这么一个道理。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赤脚医生制度是”爱国卫生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赤脚医生就是运动在农村的领导者。许多人说毛时代搞的是”愚民政策“，那绝对是扯淡，当时的政策是打破知识分子对知识文化的垄断权，做到文化的普及，最终模糊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界限，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做主，当然，实施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问题，和本题无关在这里就不多谈了，总之赤脚医生负责传播基本的卫生文化知识，改变落后的生活习惯，然后发动农民进行卫生运动，除蚊虫、填水沟、打疫苗、净化卫生环境甚至锻炼身体。

结果是什么呢？那么落后的一个新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控制了疟疾、血吸虫病、天花、白喉、肺结核，婴儿的死亡率从250‰降低到低于50‰。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平均寿命从1960年到1980年提高了27岁，而同期低收入国家提高约为15岁，中等收入国家为9岁，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为4岁。这些成就用”奇迹“二字都不足以形容它的伟大。

改革开放之后呢。嘿嘿嘿嘿……安全起见，我直接引用其他人的研究成果，不做评论，和我无关哦：

”婴儿死亡率在80年代早期就停止下降了（World Bank 1997; Liu et al. 1999）。5岁以下孩童死亡率——一个表徵国家健康状况的可靠指标——的下降在1980年代中期就停滞了。这让人忧虑，因为在相似经济增速的国家他们的5岁以下孩童死亡率不会像中国这样停滞的。一些地区曾出现过意想不到的传染病爆发（Zhang 1985; Zhu et al. 1989; Liu et al. 1995; Hillier and Shen 1996; World Bank 1997）。平均寿命几乎没有改变，从1982年的68岁到1993年的69岁（Hsiao and Liu 1996）。

在几乎每个健康指标上，城市人口都比农村要好，而且差距显着增大了（Bloom 1998; Liu et al. 1999）。举例来说，城市婴儿死亡率自从1980年代早期一直稳步下降，而农村则在90年代婴儿死亡率却增加了。事实上，对中国的30个贫困县的一个调查发现令人难过的倾向：婴儿死亡率从70年代的50‰上升到80年代末的72‰（Liu et al. 1999）。当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无论在城市或乡村都在扩大时（Hinton 1999; Weil 1996; Meisner 1999），两个地区内部的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健康差距也恶化了。 “

”国家为流行病防疫工作所提供的经费从1978年占GDP的0.11%下降到了1993年的0.04%（World Bank，1997）。 “

”卫生防疫中心为增加收入，长期兼而从事为工厂测试水质、为企业验证食物和化妆品的卫生，以及为厂矿职工进行收费的体检等（World Bank， 1992）。更严重的是，1994年的一项调查表明，通过对疾病预防服务的收费和其他的、如实验测试和收费体检等专门服务实现的收入占到县级卫生防疫站预算的 56％，更占到了县级妇幼保健中心预算的67%（Bloom 1998）。“

”环境卫生项目被忽视（World Bank 1992）。以血吸虫防治工作为例，报导表明因为公共卫生专案被忽略，从1980年代早期开始，钉螺的栖息地便不断增长、重灾区扩散范围极广（World Bank 1992）。 “

zhijiangchuan 网友的相关建议:

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中，有一章专门论述了赤脚医生。

回过头看，赤脚医生是在1.缺乏专业人才，2.广大农村有着相当多缺乏知识和技术但是被周围百姓认可的“草医”，3.百姓对西医的认同度并不像今天这么高的情况下，保证基本公共卫生需求的一次成功实践。

怎么解决基层的医疗需求，这一直是个问题。早在1949年10月，新中国卫生部的“卫生试验区”就划到了河北涿县。当时的想法是建立县-区-村三级卫生体系，组织巡诊、联合诊所等形式，把在城市中建立起来的医疗体系复制到农村。

但是，巡诊这种行为终究是杯水车薪，自由组合的联合诊所往往停留在乡镇一级，而不论陈志潜的“定县模式”（被认为是赤脚医生的雏形）还是建国后的“卫生实践区”对最基层保健员的培训，都严重不足。最底部一层，依旧是游离在体制外的“草医”和缺乏专业技能，“红黄碘酒，抹了就走”的西医保健员。

然后，就是1965年，那句著名的怒斥。

“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具体的解决方法是由专业医生对基层的“草医”进行基础中医和西医知识的轮训（农村很难抽出半年以上的时间去脱产学习），把他们作为国家卫生机构在农村的触角。而药费主要由当时的基层组织——生产队通过合作医疗的方式补助，加上财政进行的部分补助。为了体现其半农半医的性质，1968年的《人民日报》给了这群人一个新名字——“赤脚医生”。

和此前的实践不同的是，定县模式试图通过降低西医的成本与中医竞争，而赤脚医生节省成本的方式是中西医结合，用“土方”和中草药来降低医疗成本，使当时的农村人可以接受。

和我们这代人印象中的赤脚医生也许有所差别，赤脚医生在农村，还算是一种待遇比较好的职业。除了救死扶伤在乡村中带来的地位之外，补助和工分上的优待也是赤脚医生坚持下去的动力之一，有的地方，赤脚医生的待遇甚至和基层干部相当。

80年代开始，土地的再分配和合作医疗的解体，使得赤脚医生失去了其存在的土壤。而“用现代技术设备充实装备广大城乡各类医药卫生机构”（钱信忠，1981年）的目标，很显然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实现的。今天我们回头看，在改革开放的前提下，赤脚医生的消亡是一种必然，而国家没能为其留下的基层医疗空白做出有效的填补，是显而易见的。

赤脚医生不是神，他们也是一群在“较为优厚的报酬、较为严密的监控机制和乡土的亲情网络”之下选择这个职业的普通的人。但是，这无碍于他们的伟大。

题外话。就在钱信忠说出上面那句宏伟蓝图的1981年，山东金乡一个大队的赤脚医生回乡务农，导致卫生室关门，取而代之的是巫医神汉；没人组织注射疫苗，全村120多人患上麻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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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岛美雪传唱度最高一首歌《骑在银龙的背上》讲的就是日本版的赤脚医生的故事。

日本的南海有座孤岛，远离日本本岛，交通不便完全靠船与外界交通。那里有个叫五岛的医生在哪里长期驻守，走街串户为那里的病人救死扶伤。而为啥会取这样一个歌名呢？因为，五岛医生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而那个自行车被取名为银龙，这就是歌名的由来。虽然，被翻唱的中文歌《最初的梦想》也非常好，是范玮琪的代表作。但是，《骑在银龙背上》的原词却有更高更深的思想内涵。

看到没，连日本医疗极其发达地方，赤脚医生或者乡村医生也在发挥它独特的作用。虽然五岛医生是出身于东京大学医学部，但是，他在孤岛上的行医条件没比我们的赤脚医生好到哪里去。但是他最让人感动就是他身上的救死扶伤精神，而这些在我们很多赤脚医生和乡村医生身上也同样能够看到。

我是一个相信技术的人。解决人类健康的钥匙终究是饮食、药品和先进医疗设备。然而，在我们研发出新的医疗科技之前，赤脚医生、乡村医生再到全科医生，他们发挥的作用就是把健康卫生的理念传播到全社会，同时把对人类生命的关爱播种在全社会。

赤脚医生精神核心就是：健康面前，没有阶级，没有贵贱，所有人都有享受它的权利。（致那些在tpp谈判中为药品专利期限权而锱铢必较的美国制药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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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6月26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当时，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只有10%在农村。这组数字让太祖暴怒：“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这也是为何到现在为止还有那么多农村人挂着毛泽东的画像在家里的缘由。

1969年，由浦海中医学院、浙江中医学院等集体编著的《赤脚医生手册》出版，这些学识渊博的高级专家们第一次从基层实际出发，切实把握基层医疗条件，化高深复杂为精简明了，用最浅显的语言，最切实可行的办法来普及病症的诊断和治疗，这本书不按照传统的做法，先讲解剖学、生理学、生化学、药理学，而是以问题为中心，清晰明了、简单易行、务求实效，成为普及大众医学教育成功的案例。

　　《赤脚医生手册》出版后风靡全国，这本书做到了：只要你能识字，就能做个赤脚医生，对于占当时疾病发病总量99%的各种常见病能迅速诊断和按书治疗。从而为国家迅速培养了大批基层赤脚医生，根本上解决了当时的农村看病难问题。

　　凝聚着一大批专家心血的《赤脚医生手册》是如此的成功，甚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英国、美国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纷纷对其进行了翻译，先后被翻译的文字达50多种之多！在全世界发行，时至今日，在一些西方国家的书店里仍然可以看到英文版的《赤脚医生手册》。这本书可以帮助一个学医几年还摸不着门诊和抢救门道的医学院学生立刻成为经验丰富的临床医师，也能帮助普通百姓免去求医问药的繁琐花费，自行诊断和救治常见疾病。尤其是对收入不丰的普通家庭和广大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百姓，意义更加重大，可谓是一本书造福了无数人，挽救了无数的病患生命，说它是一本神书当之无愧。

http:// pan.baidu.com/s/1CfC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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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史第六卷（民国时期）第九章383页举例，在北平卫生示范区通过注射疫苗、净化水源建立一个初步的卫生体系，就可以把死亡率降低到原来的几分之一的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

编者按：这篇讲演是白求恩大夫在l936年4月17日蒙特利尔内外科学会举办的医学经济学专题讨论会上发表的。这天，其他发言人都反对社会化医疗，唯有白求恩大夫为之大声疾呼。

绪论

今天晚上提出了一件对这个学会来说是历来最有意思的案子。这是一件“人民对医生”的讼案。我们既是被告，又是法官。我们应该以最客观的态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这个案子是社会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伦理和道德问题，而不单纯是医学经济学问题。应当把医学看作是镶嵌在社会结构中而不能从中分离的东西。它是一定的社会环境的产物。任何社会结构的基础都是经济。加拿大的经济无论从理论上或从实践上来讲都是资本主义的。它建立在个人主义、互相竞争和私人盈利的基础之上。这个资本主义制度正在经历着危机——通常叫做经济萧条。这不是政治机体的一种暂时的疾病，而是一种需要作系统治疗的足以致命的顽症。那些懦夫却把系统治疗称为激进派的药方。我们大多数的政治庸医们所建议的治标的措施，就等于是用阿斯匹林来治疗梅毒性头痛，可以解除一些痛苦，却永远不能根治。

医疗事业是一个组织松散的、基本上以个人为基础的典型行业。在“能捞则捞”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它是以私人盈利为基础的一种垄断经营。现在，医疗事业不可避免地要经历资本主义世界其他部分所经历的几乎同样的危机，也会出现几乎同样有意思并令人不安的现象。这可以概括成为“对疾病的科学知识有余而健康不足”。正如某个国家生产的食物超过人民的消费量，但同时却有千千万万的人在挨饿（我们甚至烧掉咖啡，杀掉肉猪，付钱给农民要他们不种小麦和棉花）；也正如制造商们生产大量服装卖不出去，而同时却有千千万万人衣衫褴褛；因此，几百万人在生着病，几十万人在忍受着痛苦，好几万人因缺乏适当的医疗而夭折，而这种医疗本来是现成的，只是他们付不起钱。缺乏购买力是和分配不当有联系的。医学经济学的问题是世界经济学问题的一部分，两者不可分割。我们现在的医疗事业是一种漫天要价的行业。我们卖的是面包，却要人们付珠宝的价钱，这种价钱，占我国人口百分之五十的穷人付不起，于是只好挨饿，而我们因为卖不出去，也得受罪，人民没有健康保护，而我们没有经济保障。这样我们就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病人的困境

我们这个国家在经济上分成三大阶层：第一，富裕层；第二，不富裕层；第三，穷困层。上层包括那些生活富裕的人，有钱人和大富之家；中间一层是那些不甚富裕而又没有保障的人们；下层是广大的群众，他们实在是生活在镣铐之中，辗转于勉强糊口的边缘。低收入阶层的人只能从医生的家庭诊所和医院门诊中享受到基本的健康标准的三分之一。医疗费用委员会的材料说明，按适当标准现应住院治疗的人中，只有百分之五十五的人能住上，住院天数也只及实际需要的百分之五十四。唯一例外的是因外科手术住院的病人，贫富大致都能受到正常待遇。

总之，人们必须经历大手术的灾难，才能得到多少说得过去的治疗。委员会的报告还说，年收入低于一千二百美元的人中，有百分之四十六点六在一年之内得不到任何内科、牙科或眼科的治疗。假如和收入一万美元或更多的人（他们中间有百分之十三点八得不到这一类治疗）加在一起，我们就面临着这祥一个可怕的事实: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三十八点二的人，不管收入多少，都得不到任何内科、牙科或眼科的治疗。造成这种惊人状况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付不起钱是主要原因；第二，无知；第三，无人关心；第四，缺乏医疗设施。因此我们看到，l929年美国有一亿二千万人口，那一年一百人中只有四十八人去看内科，二十一人去看一次牙，十七人中只有一个人能住院治疗；二十六人中只有一个人检查了眼晴；九人中只有一个人受到健康检查、种痘或打防疫针。然而这一阶层人民中的发病率数字表明，同一年里每千人中就有三百四十四点五人得病。如果把加拿大看作美国这种现象的一部分，我们完全可以这么看，那么我们的数字不会有多少不同。

医生的难处

科学知识之博大已经使任何个人在实际上不可能掌握全部医学知识，更不用说加以运用了。这就使医生的专业化成为十分迫切的事，而集体行医也就成为必要的了。个人的专业化意味着需要人口集中。普通医生都知道，没有专科医生的相助，他们给病人的治疗就不值病人们所付的那些钱。然而专业化训练所需要的费用使许多医生不能进入该领域。年轻的医生为了支付医学教育费用，在经济上需要经过艰难的奋斗。此后，为了要挣钱，他们往往不得不去做任何有利可图的活计，不管这对于他们是多么不相宜。这样他们就被套上了经济的枷锁，千人中也难得有一人能从中挣脱出来。治病收费这一点使开业医生在道义上感到不安。病人往往不能正确估价医生服务的好坏。1933年，佩罗特和科林斯调查了美国九千一百三十个家庭，发现特别贫困的阶层比其他阶层发病率高。医生为这个阶层的病人出诊看病有百分之六十是免费的，为中等富裕阶层的病人出诊看病有百分之三十三是免费的，甚至为那些富裕阶层病人出诊看病也有百分之二十六是不收费的。假如以三千美元的纯收入为标准，那么美国有百分之四十的医生所挣的钱不足此数。如以二千五百美元的纯收入为计算标准，那么就有百分之三十三的医生收入不足此数。如以二千六百美元计算，也有百分之十八的医生收入不足此数。此外，有百分之五的医生总收入甚至不足以支付职业上的开支。把这一情况与在陆军、海军以及医院和公共卫生事业中担任专职医生的薪金作一比较，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这些人中间只有百分之十三点二收入低于三千美元。

除了上述这点以外，委员会还认为，目前的医疗系统和分支机构，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来看，都不能提供合乎基本标准的服务。迫切需要极大地扩充公共卫生事业。现在按人口计算，花在每人身上的三十美元中，医药费只占一美元。这是不行的，至少应该占二点五美元。然而，在这方面，我们的政客们对公共卫生，特别对贫困的人们却表现了漠不关心的冷酷态度，似乎不这样，就有损于他们的信条和尊严。

我们该怎么办？

请允许我提几点明确的看法。当人们犹豫不决时，来点儿说教是可以起作用的。

1.提供健康保护的最好方式是改革产生这种不健康状况的经济制度，消灭无知、贫困和失业。由个人来负担自己的医药费用的做法是行不通的。这样做不公正，效率低，浪费大，完全过时了。而医生们，搞慈善事业的个人和机构，都在尽力保持这种做法。本来在一百年前，即十九世纪初期，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这种做法就该自然消亡了。在我们这个配合得很密切的现代工业社会里，并不存在所谓私人健康——所有健康都是公众的。一部分群众的疾病或肌体的失调都会影响到所有其他的人。政府应该认识到，保护人民的健康是它对公民应尽的首要义务和责任。使医疗制度社会化并取消或限制私人行医看来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可行的办法。让我们把盈利、私人经济利益从医疗事业中清除出去，使我们的职业因清除了贪得无厌的个人主义而变得纯洁起来。让我们把建筑在同胞们的苦难上的致富之道，看作是一种耻辱。让我们组织起来，使我们自己不再象现在这样受政客们的剥削。让我们重新给医疗道德下个定义，不是作为医生之间职业上的一种陈规陋习，而是医学界和人民之间的基本道德和正义准则。让我们医学界更多地讨论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而不要尽讨论有趣的病例；更多地讨论医疗事业与国家的关系，讨论这一职业对人民的责任，讨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让我们承认我们时代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和社会问题，而不是技术和科学问题（这里指的是我们对这些词的狭义理解）。

2.医学界象今天的宗教界和法律界或任何其他组织一样，判断其领导人好坏的根据，是看他们对待当代基本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态度如何。我们所需要的不是现代医学界的第一流内外科医生，而是更多具有远见卓识和社会想象力的政治家。

医务工作必须成为传统的、一贯利于他人的人民健康的捍卫者。让我们向政府提出一个为全体人民提供有计划的医疗服务的全面的、完整的方案。在这个方案实施以后，不管医务工作会处于什么地位，它都必须接受这种地位。这看来象是把这项事业作为祭品焚化在理想的公众健康的祭坛上，但其结果将使这一事业象一只光辉夺目的凤凰从它自身的死灰中再生。

医学界必须全部重新组织并统一起来。要组成一支医生、牙医、护士、技师和社会福利工作者的大军，联合起来向疾病进攻，并利用它的成员的全部现有科学知识来达到这个目的。

让我们不要对人民说，“你们有多少钱？”而是说，“我们怎样才能为你们服务得最好。”我们的口号应该是：“我们是为你们的健康而工作的。”

3.医疗制度社会化意味着：第一，保健事业成为象邮局、陆军、海军、法院和学校一样的公共事业；第二，它要由公共基金来维持；第三，不是根据人们收入的多少，而是根据其需要，使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到医疗服务。必须取消慈善事业而代之以正义。慈喜事业使布施者降低了思想境界，使受惠者沦于堕落；第四，医务工作者应由国家支付有保障的薪金和养老金；第五，应由医务工作者自己来实行民主管理。

二十五年前，被称作社会主义者是一件丢脸的事。今天，谁要不是社会主义者，这才荒唐可笑。

医疗制度的改良办法，如有限的健康保险计划之类，并不是医疗制度的社会化。这是那千呼万唤方始出来的人道主义出于不得已才制造出来的虚假的社会主义形式。

医疗制度社会化的反对者们所强调的三点主要反对意见是：第一，会失去主动性。在现代这种野蛮的状态之下，虽然人类这头蠢驴可能需要在它的鼻子底下挂上某种蔬菜，但是还不致于要金黄色的胡萝卜；挂上一束荣誉之花就行了。第二，会产生官僚主义。这可以由自下而上的对机构的民主管理来防止。第三，病人自己选择医生的重要性。这是鬼话，这种说法的唯一支持者是医生，不是病人。给病人一个有限的选择——比如说两、三个医生任其挑选，要是病人还不满意，就把他送到精神病医生那里去！对人对己要一样——医生也应该有机会选择病人！百分之九十九的病人要的是疗效，而不是名医啊。

4.医务工作必须从它的科学偏见和强烈的个人成见中解放出来，要想到整个社会，要意识到健康和经济上的保障是分不开的。

让我们抛弃自己的孤立状态，了解当前经济危机这一现实。世界正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发生变化。医神之舟已开始感到，在它的龙骨底下日益高涨的世界潮流正在汹涌澎湃，奔腾向前，不顾一切地洗刷着昔日的陈迹。我们必须顺应潮流前进，否则就要葬身波涛。

5.今天的世界上有两种人在竞争：一种是那些相信为了生存必须进行残醋斗争的旧的个人主义者；另一种是那些相信为了使大家都生活得好一些，就必须进行共同努力的人们。

人民已经准备实行医疗制度的社会化。保障人民健康的障碍来自医学界内部。要承认这个事实。这是目前最重要的事实。这些人摆出一副反动派的讥讽面孔或者装出宿命论者没精打采的神情，他们打着“保持医生和病人之间的神圣关系”，“非盈利性的国有化企业没有效率”，“社会主义的危险性”，和“个人自由”等等旗号来宣传他们的主张。这些人是人民的敌人，而且毫无疑问，他们也是医学界的敌人。

今天医学界所面临的局面是医学界内部两种力量的斗争。一派主张，要紧的是维护我们既得的传统利益，维护我们的私有财产和支配医药的垄断权。另一派主张，医学界的作用比保持医生的地位要重大得多；保障人民健康是我们的首要职责，我们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人民的主人，人权应高于职业的特权。因此，莎士比亚《亨利第四》中一个剧中人的挑战性的话，虽然说了几世纪，今天仍然在回响着:“白莎尼安啊，你生或死于哪个国王的麾下！”

marrens 网友的相关建议:

先解决有和无的问题，在解决好和坏的问题。

没有赤脚医生以前，农民病了怎么办呢？

1.拖

2.等死

3.跳大神

4.喝符水

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看正规医生。

狐仙、黄大仙、中医、萨满、巫师护佑下的中国，皇帝都难以活过60岁，更别说农民。

看几张表：

林森. 中国人平均预期寿命的今昔[J]. 百科知识, 2009, (16):11-13.

赤脚医生虽然有各种问题，但是一般头疼脑热常见病还是看得好的。在无法培养出足够合格医生的前提下，赤脚医生是现实选择。也许赤脚医生不知道麦氏点，不知道毕1毕2。但是起码知道发烧就吃安乃近，发炎就吃青霉素。知道阑尾炎要往医院送。从比例看，疑难杂症才占多少？

以前是大多数人生病只能等死和拖，有赤脚医生后是大多数人能得到基本治疗。

我也知道电灯比煤油灯好，可没有灯泡我还不能点煤油灯吗？

natiahs-hou 网友的相关建议:

问“为什么不培养大量专业医生”的人都有帝王之资，晋惠帝的帝。

（晋惠帝的帝，楚襄王的王…spire k y 补完）

医疗卫生事业最好用一个比喻来说明:

把国家比作一个人，卫生事业比作看病养生的话，问题就很容易推演了。

一个低收入的人，必然不可能在医疗保健上投入太多，他的投入与收入和生活水平相匹配，最多就是维持的程度。

即便他明知道什么样的生活习惯正确，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对，什么状态治疗一下会更好，养生节目说的不错，公共账号讲的有理等等，可只要不是影响挣钱或者危及生命的问题，他是没法负担和改变的，因为他不得不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提高收入上，把主要收入用于维持生活必须和积蓄上（用作滚动投入，提高收入的主要依靠）。

为什么一定是这样的局面呢？因为这个人如果支出了超过收入水平、生活水平的医疗养生投入，那么他在病死之前就先饿死了，毕竟国际上没有社保，没有偏向弱者的保护性条约，更没有人为福利买单。

所以，70年代的医疗，不靠赤脚医生，就只能靠赤脚大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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