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为人如何？为什么历史上褒贬不一？如何正确评价？ 第1页

王安石翻案，关键是美国人华莱士

亨利·阿加德·华莱士（Henry Agard Wallace，1888年10月7日－1965年11月18日）

农业部长、副总统（罗斯福）

商务部长（杜鲁门）

关键字 罗斯福新政 副总统 亨利·阿加德·华莱士 进步党

我接任农业部长后--把中国古代农业政治家的实践——”常平仓”引入美国农业立法中。

--Wallace <<Wallace in China >>

今日抵迪之美副总统华莱士……于谈话中，曾询及我宋代政治家王安石之有关各节，华氏誉王安石为中国历史上推行新政之第一人……”

-----1944年6月21日中央日报

“华氏研究中国历史，对于吾国王安石之农政，备致推崇，迭次言论中皆有向往之词。在迪化今

参观新疆女子学院时，图书室中适有一部《王临川全集》。王世杰罗家伦两氏，因示华氏以该书。华氏谓彼曾研究过王安石，但在全集中一定还有彼所不曾知道的文章。王氏因语此书中不畏天变、不畏祖宗之法等语，谓王安石整个精神，只是不畏任何阻力。华氏答称:余于此颇悉。离院时向诸生演说，因即量诸生记取王荆公的话，不畏天灾，不畏任何阻力，效法蒋委员长，克服一切困难。在与王主任世杰及盛主席夫妇、罗监察使家伦等闲谈中，亦询及我宋代政治家王安石之有关各节，华氏誉王安石中国

上推行“新政”之第一人；并请王主任可能搜集有关王安石之事迹，并访得其后人。在沈部长欢宴席上，华氏重复提到王安石，并进而以现时代眼光与当时情形相较恒，发为一种乐观的期待。”

以下为摘引论文：

李超民：王安石变法与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新政

文章来源: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6月第21卷第2期

[摘 要] 提出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新政农业政策曾经受到中国古代王安石变法的影响。当时 ,美国的农业部长

在解决美国农业

的经济政策中 ,曾经全面借鉴了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市易法等基本思想 ,为根本解决美国农业问题铺平了道路。认为青苗法和市易法等就是美国

制度的原型。

一、问题的提出

王安石变法和20 世纪30 年代美国新政同为世界经济史上影响巨大的事件。1000 年来 ,对于王安石变法的巨大历史意义 ,后人的认识越来越深刻 ,世界上对王安石进行积极评价的人也越来越多 ,不少人对王安石变法对当代的启示意义给予全面评价 。王安石变法和新政农业政策之间的联系 ,少有人给予像美国新政农业部长

对之的关注。在华莱士看来 ,王安石变法所要解决的问题 ,是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同样面临的问题;王安石变法的措施 ,新政农业政策同样可以借鉴。

1944年 ,

访华期间 ,有关的报道写道:“华氏研究中国历史 ,对于吾国王安石之农政 ,备致推崇 ,迭次言论中皆有向往之词。在

今

参观新疆女子学院时 ,图书室中适有一部《王临川全集》。

两氏 ,因示华氏以该书。华氏谓彼曾研究过王安石 ,但在全集中一定还有彼所不曾知道的文章。王氏因语此书中不畏天变、不畏祖宗之法等语 ,谓王安石整个精神 ,只是不畏任何阻力。华氏答称:余于此颇悉。离院时向诸生演说 ,因即量诸生记取王荆公的话 ,不畏天灾 ,不畏任何阻力 ,效法蒋委员长 ,克服一切困难。在与王主任世杰及盛主席夫妇 ,罗监察使家伦等闲谈中 ,亦询及我宋代政治家王安石之有关各节 ,华氏誉王安石中国历史上推行“新政”之第一人;并请王主任可能搜集有关王安石之事迹 ,并访得其后人。在沈部长欢宴席上 ,华氏重复提到王安石 ,并进而以现时代眼光与当时情形相较恒 ,发为一种乐观的期待” 。

无疑 ,

曾经详细研究过王安石 ,王安石变法思想对华莱士也产生了相当影响 。王安石变法对华莱士的影响是在他读了清朝翰林、留美

经济学博士

的论文后 。论文中对王安石变法做了详细介绍 ,其中陈焕章以现代

的眼光指出了青苗法的农业信贷本质。20 世纪初西方来华传教士 Williamson则干脆把青苗法译为农贷法 。理解华莱士所说 ,他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才受到王安石变法的影响 ,似乎更可以说 ,是由传教士 Williamson 牧师对王安石研究的成果和20 世纪30 年代陈焕章的博士论文重新出版 ,使美国经济

时期的经济形势凸显出来 ,与北宋时代的形势形成了鲜明对照。所以 ,华莱士说 ,王安石时代的经济形势与罗斯福时代是相似的 ,而且采取的措施也一致;同样 ,王安石变法所采取的措施也更加触动了华莱士。因而 ,他借鉴王安石的经济政策 ,并根据美国的实际情况解决农业萧条状况。

中略

四、王安石变法对美国解决农业大萧条的启发意义

华莱士曾经指出 ,王安石和 20 世纪 30 年代罗斯福总统面临的经济危机“几乎完全相同”,所采取的办法“也极为相似”,“王安石执行了一套谷物贷款办法 ,与纳税人的能力相称的税收制度 ,公共建设计划和一系列的相关法律”,目的是为了封建国家的利益 。那么新政的农业政策目标除了解决农产品价格过低 ,保护农场主利益 ,长远地看 ,就是通过建立常平仓制度 ,稳定农业价格 ,保护农场主和保护消费者 ,彻底稳定美国的经济基础。二者有异曲同工之效。

新政时期 ,华莱士领导制定了一系列农业立法 ,《1933 年农业调整法》起到了阻止农产品价格进一步下滑的可能 ,但是也带来了许多实际问题 ,如美国农业利益集团开始指责该法违反宪法 ,因此 ,华莱士认识到农业调整措施本质上是实验性和救急措施 , 这些措施无非是在不久的将来美国人“要设计并开动的机器而已” 。所谓“机器”就是指用更好的办法取代当前并不完善的措施。“我对目前的困境研究的越多 ,就越感觉我们不能仅仅采取现在的应急方法。我们必须尽早找出根本办法 ,而且办法要与我国的国际地位和我们人民的智慧相称 ,并且要不顾艰难险阻去实现计划 ,无论机会主义的压力有多大。”而且他也认识到 ,一方面出现农产品过剩 ,一方面由于美国农业信贷系统本身为垄断集团所把持 ,一般农民无法取得贷款 ,土地被地主收回 ,生计日窘 ,只有通过政府向人民提供贷款 ,使农民们能够尽快找到生计 ,才是较好的办法。

此时 ,中国历史上王安石提出的青苗法启发了华莱士 ,他从中国古代思想中看到了解决美国农业萧条的希望 ,并在农业政策中加以运用。客观的讲 ,华莱士吸收王安石解决农业问题的思想并非偶然的 ,首先 ,华莱士出生在农业家庭 ,老华莱士的美国西部农业信念是他的人生哲学 ,献身农业是他的终身理想 ,热爱农业 ,热爱农民是他的基本观念 ,解决农业问题是他最大的乐趣 ,所以他对于一切关于农业的书籍都会加以涉猎;而在新政官员中 ,有关中国的书籍惟有他读的最多 ,当时中国最值得西方学习的是农业思想。其次 ,当时的美国农业形势 ,自由放任已成众矢之的 ,政府干预政策呼之欲出 ,有了强大的思想基础 ,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干预已经是民心所向 ,而中国自古政府就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政策进行经济管理 ,如常平仓制度 ,而且管理是有效的 ,这些也影响到他。第三 ,从常平仓思想本身看 ,它在古代稳定国民经济的作用显然没有其他思想比之更有力 ,不但王安石用来稳定农业价格 ,鼓励农民生产 ,还用来开展城市商业贷款 ,稳定消费品物价 ,国家从中也得到一定的收入 ,更不用说 ,实行这个办法还打击了高利贷阶级从人民的身上牟取不义之财的行为。国家还可以常平仓收入为基金 ,开展公共投资 ,如王安石兴修水利的资金就明文规定由常平仓制度筹集。可见北宋建立常平仓制度本身作用之关键。当然 ,美国农业部自美国殖民地时期就已经开始的学习中国农业的传统 ,也会使华莱士对中国农业予以很大关注。那么他从中国古代思想中吸取精华 ,为其所用就不应该感到奇怪了。

美国通过《1933 年农业调整法》,控制了种植面积 ,华莱士并灵活地根据相关法律 ,建立了商品信贷公司和联邦剩余商品救济公司 ,运用常平仓原理 ,一方面实施农业贷款 ,一方面收购多余物资和粮食食品 ,免费分发给城市人民 ,不但解决了救荒问题 ,还保证了粮食物资价格的稳定 ,可见美国常平仓的功效是很大的。通过建立常平仓 ,华莱士奠定了解决大萧条的制度基础。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他对中国 900 年前的“新政人物”王安石如此崇拜 ,而且在中国访问期间 ,想方设法要“访得”王安石的后代 ,详细了解他的事迹 ,以飧他期期向往之心。王安石经济思想无疑对华莱士的影响是巨大的 ,甚至可能对他最终在《农业调整法》和其他农业立法中彻底吸收中国经济思想 ,包括常平仓制度思想起了关键作用 。所以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和市易法等措施是美国常平仓的基本制度原型。

华莱士同志（这位是个社会主义者）具体吸取王安石的变法经验，出台33年美国农业调整法的细节，可参看以下文章：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以美国《1933年农业调整法》为例

PS:

最后必须说一句，那个美国人华莱士，水平啊，比知乎上的某些人高得多去啦~！

在肯定与否定中摇摆-王安石近代以来的遭遇

这个问题极其复杂，本人拟以代表性论文或著作为线索梳理一下。

第1波肯定：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梁启超《王荆公》—柯昌颐《王安石评传》

南宋以来否定王安石的言论，可看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在以上视王安石为小人奸臣的道德评价氛围中，蔡上翔依然沿用传统的道德评价标准，把王安石还原成“贤臣名相”，梁启超在蔡上翔编的年谱上把王安石塑造为政治家并把新法措施比附为现代政策，把原本具有贬义的“王安石变法”一词褒义化，柯昌颐继之。但第1波对王安石的肯定缺乏深入的史料辨析和研究。

对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一书的系统清理，直到1994年裴汝诚点校《王安石年谱三种》才完成。对梁启超《王荆公》一书，无论是之后的肯定派还是否定派都不买账，可看漆侠《王安石变法》的代绪论—《对资产阶级历史学中有关王安石变法研究种种谬论的批判》。对柯昌颐《王安石评传》一书，邓广铭在 《评柯昌颐编王安石评传》一文中甚至用劣滥形容（邓广铭和漆侠的两篇文章言辞激烈，有失学者平实）。

第1波否定：蒙文通《北宋变法论稿》（由于出版较晚未能及时影响时风）

针对梁启超《王荆公》一书，蒙文通开篇即言：今悉弃爱憎之辞，而一究其施行之措施及其实效与结果，乃知宋之法不可以不变，而荆公之变尚未为得，温公、苏轼、韩、吕之流亦莫不主于变，乃计议无当与 荆公等，未可以蘧为优劣也。孤立王荆公于整个变法之外，而称之不已，治史当不宜如是也。这是近代以来第一篇从学术研究上全面否定王安石变法的论文。主要观点如下：

1主张用“熙丰变法”替换“王安石变法”概括宋神宗时期的变法活动。这实际上牵扯到变法领导人问题。从变法实践上看，从王安石主政是在熙宁期间，元丰以后未参与，不足以概括整个变法活动。从皇权专制的背景看，以王安石变法为名忽视了宋神宗在变法中的决策作用。从反对者者看，反对王安石的新法措施不等于反对变法，变法和反变法都是在维护赵宋王朝这一前提下展开的。《北宋变法论稿》虽写于1954-1957年之间，但迟至1995年《蒙文通文集》出版才公布。在写作与出版的长期沉没期间，其弟子胡昭曦先后在1965和1984年发文申论师说。

2主张从变法措施的实效和结果来评论新法成败。

3从主张从北宋晚期政争的角度来观察新法措施的演变及效果，不拘泥于神宗朝或王安石任相期间。

以上3点代表了试图把王安石变法的学术研究拉回正确方向的努力，后面还会提到。

第2波肯定：邓广铭《王安石》—漆侠《王安石变法》

先说下邓广铭撰写王安石传记的版本：1953年版的《王安石》-1975年版的《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1979年版的《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1997年版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1953年的版本是普及著作，1975和1979年的版本受儒法斗争影响，1997年的版本受改革开始的时代氛围熏陶。4个版本最大的变化是书名，列宁称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邓就用作书名。但蒙文通的学生朱瑞熙在1986年写了《正确理解经典作家对王安石的论述》考订列宁之说为无本之木。邓于是弃用了。

邓广铭对王安石的研究结论是：王安石关于变法改制的全部构想可以说都是合乎时势发展趋向，应乎民众解除患苦的的迫切需求的。在这样的结论下，邓广铭对王安石的肯定以下面几点为据：

1王安石在法家思想指导下变法，尤其是“三不足精神”。

2王安石有“吞没西夏契丹，统一中国”的战略，把失败归咎于宋神宗不改祖宗之法。

3王安石的理财措施是好的，即摧抑豪强兼并。

4后世对王安石的负面评价主要是因为《辨奸论》，指出其伪就可消除。

5把王安石变法被推翻归咎于司马光。

关于第1点，黄复山在1993年《王安石三不足说考辨》一文辨其不能用了论著王安石的变法精神；关于第2点，他女儿邓小南在《祖宗之法》中指出“祖宗之法”的含义不定、各说各话；关于第3点和第5点，后面说；关于第4点，引发了《辨奸论》真伪之争，王水照发表《再论〈辨奸化〉真伪之争》论证非伪。

总体上看，邓的研究依然延续着蒙文通在《北宋变法论稿》论稿中批评的肯定派缺点，即坚持用王安石变法来指代神宗朝改革；忽视神宗的主导作用；对变法措施的分析止于神宗一朝。 夸大一些变法措施的作用。将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关系对立化。

而漆侠的《王安石变法》， 避免了邓广铭研究的一些缺点，认为：要想统观变法的全局，就必须紧紧抓住贯穿变法全局过程中变法派与保守派的斗争线索。他把王安石和司马光个人的政见之争上升为变法派和保守派之争。同时将王安石变法定性为地主阶级自救的改良运动。

总体来看，第2波肯定王安石的学术研究，以阶级史观为分析方法、受时代影响严重，对变法中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归类简单化，对变法的起因和失败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解释，非但没有认真历史上真实的王安石及其变法，反而在阶级史观的笼罩下模糊其面目。台湾学者帅鸿勋所著《王安石新法研述》一书虽无阶级史观，但在肯定王安石变法上，大体与邓漆二人相同。

第2波否定：王曾瑜《王安石变法简论》—叶坦《大变法-宋神宗与十一世纪的改革运动》

王曾瑜在1980年发表的《王安石变法简论》重提蒙文通在《北宋变法论稿》中的观点并细化，主张以行动而非言论、以结果而非动机来评价王安石变法，剑锋直指其老师邓广铭和师兄漆侠。未点名批评其老师夸大方田均税法的作用、批评其师兄划分大地主和小地主的标准。着重探讨了王安石新法的主要措施的利弊，同《北宋变法论稿》相比，本文仍沿用“王安石变法”这一术语，没提宋神宗的主导作用。而叶坦在1991《熙丰富国之法的枣核形-析王安石新法的阶级利益趋向》一文中，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王安石变法对社会各阶层的影响，使用熙丰变法而不是王安石变法，在1996年出版的《大变法-宋神宗与十一世纪的改革运动》正式肯定了宋神宗在变法中的主导作用。

第3波肯定：周良霄《王安石变法纵探》-谷霁光《试论王安石的历史观与其经济改革》

第3波肯定的特点是开始用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分析王安石变法并把评价王安石变法的标准从宋朝引向整个传统中国。就前一个方面来说，第3波肯定又回到了梁启超的原点，后一方面才是他们真正的特色。王安石变法就历史实际来说，主要是北宋后期到南宋。把它扩大范围来评价，在没有弄清楚这些具体措施的实际运行和变化之前，是没有意义的。

第3波否定：赵益《王霸义利:北宋王安石改革批判》

赵益在《王霸义利:北宋王安石改革批判》一书中，对第2波和第3波肯定做了系统的批评。准确地把王安石变法定位为：王安石变法的变法核心，是传统思想中法家取向者修正时弊、坚定君主本位、加强集权国家力量而采取的行动。王安石是一位典型法家取向的传统儒家，在个人遭遇及独特学养的催化下，成为激进的改革者。这样定性之后，关于王安石变法的研究趋向点状，不同学者在不同的领域研究王安石新法的各项措施。这样的研究在这几波肯定与否定学术范式中也存在，只是不如近年来多。

综上，以王安石变法为核心观察宋神宗在位带来的学术讨论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只停留在王安石主政期间的若干变法措施，而忽略了熙宁元丰时期的政治制度变革与对外政策。像张复华《北宋中期以后之官制改革》这样的著作很少。同时，学者们热衷于评价是非而忽略了对基本史料的整理。关于王安石全集系统整理，直到2016年才出版；关于王安石的年谱，直到2018年才出现，即刘成国《王安石年谱长编》。在这些基本研究没有前进的基础上讨论，结论终究是沙滩上的城堡。

第1波平视：刘子健《宋代中国的变法》-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

所谓平视，就是先弄清楚王安石变法的具体变化、试图在当时的政局中把握其变法思想与措施，进而分析其对北宋后期政局的实质影响。这是一条被大陆学者忽视并重新捡起的线索。刘子健这本《宋代中国的变法》同漆侠的《王安石变法》同年出版，都是1959年。由于是用英文写作且其时学术交流中断，并未影响大陆学者。学者对王安石变法引起的党争，虽然超出了传统的君子小人之争，但仍陷入变法与守旧的二元思维框架，如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殊不知刘子健已经开拓出了新的分析框架。方诚峰2015年出版的《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从哲宗朝写起，没有涉及王安石及其新法内容，对新法的分析不多，更多的是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的研究。这虽然是一个有益的尝试，但想摆脱新法措施影响来谈“后变法时代”，仍谈不透。

求书求资料，私信。

将近十年前，很喜欢史钧先生的《千古一相王安石》。

当中将荆公描写得完美无瑕，认为王安石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改善民生，而且实有效果，反对王安石的所有人，都与利益集团有各种各样的瓜葛。

史钧先生的话术，基本上脱胎于梁启超的《王安石传》，这种话术，格调太高，太理想化，就不能服众。

那么，真实的王安石是个什么人呢？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他是个狂热的法家信徒，是商鞅的极端崇拜者。这是他在儒家大师面具背后的真正面目。

他知道新法给百姓带来不便吗？

知道。

他不在乎。

那么，变法错了吗？

没有。

王安石眼里，国家是一艘船，国力是水。水足够多，才能水涨船高，为此，损害一部分船上人的利益，甚至把不合群的人扔下去喂鱼，都是完全可以的。这是他的真正想法，但绝不可能表露。

国家主义本就是如此。

王安石执政的时期，是宋朝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不过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这时候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在有宋一朝最高，但却足以证明国力增长非常明显。

苏辙《御试制策》：而当今自楚之北，至于唐、邓、汝、颍、陈、蔡、许、洛之间，平田万里，农夫逃散，不生五谷，荆棘布野，而地至肥壤，泉源陂泽之迹迤逦犹在。其民不知水耕之利，而长吏又不以为意，一遇水旱，民乏菜菇。往者因其死丧流亡，废县罢镇者，盖往往是矣……尝闻之于野人，自五代以来，天下丧乱，驱民为兵，而唐、邓、蔡、汝之间，故陂旧堤，遂以堙废而不治，至今百有余年。

以农田水利法为例，河南南部的大片地区，从北宋开国到仁宗朝末年，百年间都由于水利设施的荒废，无法得到有效灌溉。其缘由，即来自于北宋王朝长期的财政入不敷出，无力兴建水利。

如果能够将这些荒田恢复成良田，人口当然也会快速增长，国家能获得更多税源，形成一个良性循环。问题是，资金从哪里来？

为了获得建设资金，就必须从已有的人口中增加税负。通过“市易法”“均输法”与商人争利，通过“青苗法”与民间借款争利，通过“方田均税法”清查隐瞒的耕地，而“免役法”“免行法”虽说是要消除积弊，减少人民的不便，但获得更多政府财政收入也是重要目的。

仅以农田水利法为例，“农田水利法”下达全国不到7年的时间里，全国兴修的水利工程就已达17093处，灌溉民田更是高达36177888亩。王安石变法其余的基础建设成果，也非常可观。

但若说减轻人民负担？变法的目的一直是“富国强兵”，为了百姓只是搪塞旧党时的说辞而已。

但是相比贫民，富民无疑是肥羊。王安石大量起用江西、福建、广东等不发达地区的青年官员作为自己的臂膀，这些人与中原、蜀中、江南地区的富民缺乏瓜葛，在下手上显得极快极狠。从结果上讲，王安石变法使得富民大量破产，确实有效缓解了阶级矛盾和土地兼并。

（这里必须提一件事，就宋朝而言，富民对于贫民的压迫常常是要远大于政府对于贫民的压迫的，详见鄙人这个回答：谁能告诉我朱元璋为什么被吹的这么高? 不过，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增加财政收入，短期内，并不会让贫民的负担有多少减轻）

再说王安石去冗兵。王安石主持了大规模的裁军，到熙宁末，北宋的禁厢军数额是80.7万余人，比宋英宗治平时的116.2万人减少35.5万人，比宋仁宗庆历时的125.9万人减少45.2万人。

但军事开支减少了吗？不，变法之后，宋朝的军队战斗力大有提升，战争模式从仁宗朝的被动挨打到神哲徽时代的主动出击，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攻击性的军事策略，军事开支无疑只会更大。显然，裁军的目的是将军费用在刀刃上，而不是为了减轻人民负担。

对于王安石来说，他想要的就是恢复秦汉时期的威权政治，打造一个全体国民如同螺丝钉一般随之运转的强大国家机器。帮助神宗强化皇权，支持神宗以皇城司逻卒充当特务搜集情报，这都是王安石为了实践其法家理想而实行的手段。

至于百姓的利益，王安石会考虑吗？当然也会考虑一点，但都排在“富国强兵”之后，否则都是免谈。

就譬如保马法，强制百姓养马，使得许多富民为此破家，王安石不知道其后果吗？他绝对知道。但是由于当时北宋王朝的马政已经彻底败坏无法整顿，不可依赖， 只能下这样的猛药。实际上，强令民间养马的做法，在有明一朝被有效推行达百余年，提供了大量的战马，足以证明王安石的想法是完全有可行性的——

明嘉靖已前，有田租五十石者，要养马一匹，养夫一名，名曰马户、夫保......络绎答应，苦累破家，乡官户亦不免，故富贵者不敢多置租。当时士大夫畏清议，归来官囊皆淡，无豪强兼并之风。民有限田，家无甚穷，谷无甚贵。
——陈鸿、陈邦贤《熙朝莆靖小纪》

显然，王安石的法家理念，是大多数人很难接受的。富民大量破产，而贫民短期内也没有享受到实际的好处反而也有人受害，这种情况下，郑侠等人对于变法的攻讦，也是实有其依据。

然而，更深一层探讨，我们会发现，王安石比起我们想象的还要激进。他推崇的“公私无异财”竟有共产主义的倾向，而“兼并乃奸回”这一句，更表明出他实际的心迹——王安石认为，强国的关键，就是要打击残害富民，令富民大量破产。像汉武帝的执政令“中产以上皆破家”，这种治政正是王安石所推崇的。

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
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
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
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
后世始倒持，黔首遂难裁。
秦王不知此，更筑怀清台。

然而，变法带来的国力快速增长，军备的强盛却是肉眼可见的。而百姓是否获利虽然不好判断，但耕地面积上升使得国家人口增长变速，富民大量破产也使得很多佃农解放出来成为自耕农，对国家毕竟是有益的。

像苏轼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对变法从一开始的轻微抵触到后来的极度抵触。王安石自己的兄弟王安国、王安礼也感受到百姓因为变法而受到各种损害而不便，于是反对变法。对于这些人，王安石不可能公然解释自己的法家思想，因为古代中国虽然是外儒内法，但法家却是不能拿到明面上说的，而是明面上要批倒批臭的。

然而，以实用主义著称的曾巩对于变法的态度却颇可玩味。曾巩一开始是极度反对变法的，后来态度却大有缓和。元丰三年（1080），他写《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夸宋神宗“履祖宗之基，广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则宋兴以来，全盛之时，实在今日”。这让南宋对曾巩文章评价很高的朱熹不满，说此文是“力为谀说”，拍宋神宗马屁。

在今天，笔者为王荆公说话，很容易被人说成头仰得太高，看不清自己屁股坐在哪里。但就阶级的角度来说，定期搞破产一批富民，将统治成本很一部分转嫁到富民身上以增大致富风险，可能真是缓解社会矛盾的良药。换句话说，劫富本身可能长远地就能济贫，因此梁山好汉并没有怎么济贫，也能让人民群众看得快活，原因可能在此。

现在看来，所谓的拗相公王安石实在理性到冷酷，他所以不擅长团结人，在于没有必要，他也根本不在乎提拔起来的人是不是掊刻酷吏。变法之所以会得罪大部分官僚，是因为王安石根本没有打算团结他们，正如当初商君不在乎一样。他本来要做的就是一个孤臣。

神宗对王安石功高盖主的猜忌，王安石副手吕惠卿过大的权力欲望，才是变法第一阶段遭受巨大挫折的关键。事实上，王安石罢相之后，新法依然极为有效地运行，足见强化皇权提高国家财政收入和军事实力的新法是极为对神宗胃口的。而神宗本身能力缺乏又喜欢遥控指挥，以至于五路伐夏和永乐城之役的惨败，终于气急暴毙，使得旧党卷土重来，才是变法失败的关键。

王安石显然敏锐地看到了新法就增强皇权方面对于君主的极大吸引力，这也是他最大的底牌。宋哲宗亲政后，马上选择新法。宋徽宗虽然贬斥章惇致死，但依然选择继续推行新法，然而靖康之耻与新法并无关联，实是由于徽宗如隋炀帝杨广一样丝毫不惜民力，对民间的搜刮突破阈值的缘故。有学者认为是新法强化了皇权才导致徽宗可以为所欲为，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就中国封建时代而言，宋朝“与士大夫共天下”的皇权不足模式，本来就不是正常的模式。

就目前来看，大家大抵不希望有一个王安石来变法，但就北宋而言，王安石变法却毋庸置疑是一剂非常有效的猛药。像富有而倾向自由主义的 @杨婵 女士，她看完这个回答一定会不太喜欢王安石，但如果比她富有千万倍的杰克马某一天突然倾家荡产，想必她也会感到愉悦。

歌颂王安石的意义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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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评论里面又有人发靖康之耻缘于变法的陈词滥调，由于水平过低，我直接删评拉黑了。这是宋人一贯的甩锅技巧怎么还当真了？现在宋粉把宋朝打仗不行归咎于唐朝丢了产马地，还真和南宋把靖康之耻甩锅新法的做法一脉相承。

至于认为西军没打赢金军证明变法后的军队不如变法前，我只能说，澶渊之盟并不是王安石签的，澶渊之盟后100年没打过仗的河北军没办法指望其有什么战斗力。西军面对金军也不是不堪一击，靖康之耻主要责任除了此前徽宗灾难性地消耗民力和国力使得面对突发事件缺乏弹性之外，更在于当时中枢应对的极为混乱。

《河北民》——王安石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

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

老小相依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

悲愁天地白日昏，路旁过者无颜色。

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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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山》——王安石

欢乐欲与少年期，人生百年常苦迟。

白头富贵何所用，气力但为忧勤衰。

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在贞观开元时。

斗鸡走犬过一生，天地安危两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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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孟尝君传》 ——王安石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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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枝香·金陵怀古》王安石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