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里什么是「叙事」，或者「宏大叙事」？ 第1页

首先开宗明义：“叙事”这个概念是流变的，在1960年和2000年说的不是同一个东西，而且在历史学和文学那里也不是同一个东西。

历史学中的“叙事”，事实上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上的概念：

（1）“叙事”意味着一场关于“结构还是个体”“科学还是叙事”的漫长争论中，对个体的关注。

读过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或者布罗代尔《15-18世纪》《地中海》的读者会知道，年鉴学派给历史学找出的一条出路是关注历史的长时段，抛弃兰克以降的“叙事”——过去的历史学关心的是伟大人物的言行决策乃至奇闻异事。这样，“叙事”就意味着对个别具有决定性的个体能动者和短时间内特定事件的关注。它是一个需要被排斥的概念。

年鉴派的前两代人抵制这样的历史学。以《地中海》为例，地中海周围缓慢变化的地形、长期的经济发展，压倒了个体发挥作用的短期的政治事件；按照勒华·拉杜里的更极端的说法，历史中的主要变量是“食物供给与人口之间的生态平衡”。

勒华拉杜里还有句名言：“每一个历史学家都应该是程序员。”

大洋彼岸的美国此时也进行着另外一场异曲同工的运动：计量史学，或者说“科学化的历史学”。他们同样采用先进的数学分析工具和模型，和年鉴派一样，生产出一种结构化的历史学知识：物质条件是决定历史发展的核心力量，经济和人口是最重要的研究目标。

关于结构主义的历史学，我们还有一个更熟悉的样本，经典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各民族人民展开 了英勇抗击XX的斗争……”

那么问题来了，在这种历史叙事中，作为主体的大多数个体的能动性在哪里？他们在做什么，在想什么？在个人化的理念兴趣逐渐凌驾于公共议题之上的趋势下，旧的历史书写模式的问题凸显了出来。

劳伦斯·斯通的论文《历史叙述的复兴》（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 1979）预示了历史学在将来几十年内的发展方向。在斯通看来，“叙事”是一个与长期进程相反的观念，也不是兰克式的政治密谋的复兴，而是受到人类学“深描”概念启发的，对个体行动者及其日常生活的关注。按照斯通所言，文化史作品是“叙事的”，首先因为它们关注了个体生活的表象，而非凸显了序列性和情节。

（2）叙事的另外一个维度是认识论的：“序列性的情节”。

“叙事”在这一层面上意味着历史学家的“故事的编排”，一种历史知识的生产形式。于是，与建构主义相连接，这里出现了一个争议性的观点：叙事性不是历史本身的属性，而是我们在表现事件的语言解释过程中所特有的性质。历史学家们书写某一段文本的叙事方式，源于他先验持有的元史学审美偏好。

正如柯林武德所说：

圣奥古斯丁从一个早期基督教徒的观点来看待罗马的历史；提累蒙特是从一个17世纪法国人的观点来看；吉本是从一个18世纪英国人的观点来看；而蒙森则从一个19世纪的德国人的观点来看。

另外一个例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责任问题。相互论辩的两派中一方的代表人物Bernadotte Schmitt这样感慨：

这一直让我困惑不已。我们都在名牌大学拿到高等学位……在准备我们各自的论著时，我们使用同样的档案，阅读同一些传记和回忆录——却得出了大相径庭的解释……两个学者从同样的证据得出了如此水火不容的结论，历史研究和训练的方法中出了什么问题了吗？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种“故事的编排”，或者说“历史编撰的诗学”的目的？

“先发生了A，再发生了B”这样的叙事，是人类理解世界的基本方式。要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就是要讲述一个人的生命故事，讲述的故事就是那个作为“谁”的活动。

海登·怀特在《叙事性在实在表现中的价值》（The Value of Narrativity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1980）中提出这样一种反思：为什么叙事成为了历史编撰学的根本形式？归根结底，没有开端和结尾的年代记与编年史在早期时代具有重要意义，叙事在后来的优势地位是历史的结果，而非必然产物。怀特认为，叙事作为特殊地位的表现形式的出现，取决于同步发展出的世俗集体的主体观念，于是叙述历史潜在地成为一种论述合法性的方式。

因此，叙事不仅仅是“讲故事”的技巧，一种认知工具，更是一种社会化工具，它试图满足我们的某种深层渴望：我们生活在一个有序的世界里。

那么我们也可以回答题主的第二个问题，给“宏大叙事”下一个描述性的定义了：在（1）的层面上，它意味着对结构（长时段、空间、阶级等整体）的关注胜于对个体的关注；在（2）的层面上，它意味着组织材料与论述的方式服从于这样一种目的：唤醒整体（社会、民族、国家）的认同。

那么，“宏大叙事”在走向终结吗？在（1）的层面上，新的重视个体的历史书写方式确实在取代着结构主义的历史书写；而对于（2）来说，只要人们还相信存在一种个体认同从属于集体认同的“世界秩序”，相信一个有秩序的历史能够作为指导的力量之源，那么，作为公共记忆的来源的“宏大叙事”就永远不会死亡（但是利奥塔式的“后现代状况”在挑战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