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有各的目的”,之前的回答说的很好。这里就黄巢或李自成之事迹,说一些令我感怀的景况。
李自成攻入北京以后,曾经这样问他的部将:
何不助孤做好皇帝?
他希望约束他的部曲,秋毫无犯,市不改肆,他将赢得千古美名。他的部将却直接回答:
皇帝之权归汝,拷略之威归我,无烦言也。
他们很直接——“你别烦了,皇帝爱做你做,东西我们是要抢的,人我们也要杀。” 这则史料告诉我们,当一伙暴徒进入了一座繁华的城镇,他们期待着什么,他们要什么。我们并不必指责这些人。我们生活在一个秩序的世界里,路上的人很美,我们不去碰,店里的东西很好,我们不去拿,是因为良知,也是因为法律与惩罚就在那里——我们对之已然有某种理解。但当大规模暴乱或战斗发生之后,情势变了。对于起兵反叛,或投入战场的人们来说,自己已经豁出去了,命也已经不要了——所有的法度、秩序都不再适用了,“我要我想要的,其他我不管”。
对于这些“杀红眼”了的人们来讲,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约束他们,抢掠、杀人,从心所欲。自己的生命早就不要了,社会的规范那算什么。这样的部众是很难约束的。很少有统帅可以控制住他们。李自成不行,黄巢也不行。
我们换一个例子。赵匡胤陈桥兵变的时候,他要先和大家说好:
太祖揽辔谓诸将曰:「我有号令,尔能从乎?」皆下马曰:「唯命。」太祖曰:「太后、主上,吾皆北面事之,汝辈不得惊犯;大臣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廷府库、士庶之家,不得侵掠。用令有重赏,违即孥戮汝。」
他知道,他的大军一旦进城,就有可能失去控制——如此多的武人,看到如此多的财货美人摆在面前,尽在自己的掌握。会发生什么,这很难说。赵匡胤预见到了这点,他要和大家说好。然而,如果我们只觉得赵匡胤于百姓有一种同情,我们就太幼稚了。这个过程中,赵匡胤其实在考验自己的属下:“你们到底是服从我?还是要以我的名义抢掠财货美人?” 如果是后者,他知道自己只是众人欲望裹挟下的一个棋子;如果是前者,他知道,他的权威已然建立,可以追求天下霸业了。
约束部曲真的很难。另一个例子也许更有说明里。赵匡胤让曹彬去征江南,临行:
以匣剑授彬曰:副将而下,不用命者斩之。
赵匡胤要曹彬做到,进城之后,秋毫无犯——李自成希望自己的部将做到的事情。太祖说完,当时在场的副将们都很害怕——“潘美等皆失色”“(李)汉琼等皆股栗畏慑”。他们为什么要害怕呢?仅仅是史家的修辞,还是说他们已经有了一些自己的算盘?我们不知道。按理说,曹彬有恃无恐,可以约束自己的部队了。但事实不是这样的:
城垂克,彬忽称疾不视事,诸将皆来问疾。彬曰:「余之疾非药石 所能愈,惟须诸公诚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杀一人,则自愈矣。」诸将许诺,共焚香为誓。
曹彬玩了一个心眼。他说自己病了。对于眼巴巴地盼着入城的诸将来说,这就是在说:这城我不打了。“什么?不打了?那我们的好处呢?” 武人们会说。就在这时候,曹彬要求这些人与他“焚香为誓”,答应他入城以后绝不乱来。武人们同意了。曹彬知道,一旦杀红了眼,太祖的尚方宝剑都挡不住这些将规范抛诸脑后的武人。需要与他们有别一种约束,一种更加切近也更容易体会到的约束:我们在神像前,再做一次约定——彼时的许多武人,信佛。
现在,我们回到题主的问题,这问题很好。其实我们可以这样问:众人是如何被组织、约束起来的?
似乎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权威的建立——它可以以很多方式建立起来,我们按下不表;一种则是集体的欲望、甚至无意识的欲望。黄巢、李自成,乃至洪秀全的军队属于后一种,黄巢李自成洪秀全只是这种欲望裹挟下的符号化的领袖。在这些欲望与冲动面前,他们就只是微不足道的个人。因之,只有当他们的部曲不断的杀人的时候,他们身边才会聚集起更多的部曲,才会有人,表面上忠于他们。
更进一步说,诸如某某阶级的局限性、某某人目光短浅之类的说法,其实毫无意义。“得民心者得天下”,也是一种说辞。得天下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爱百姓,而是他们能用权威将暴力组织起来,指向自己所指的地方而不是任由其泛滥。换而言之,如何在乌合之众中建立个人的威权,这是一个更好的问题。
我想起我朝太祖。我的祖父和我说,他随军攻入济南的时候,满街都是尸体。解放军就住在街上,在尸体间吃饭睡觉,一天又一天。尸体来不及清走,每天散发着恶臭,他他们依然在这里驻扎。没有一个人搬到民房里去住,即使那民房已经空了。间或还有金条、首饰,没有人在意,也没有人有心去清点——直到他负责的团队,开始统计城里剩余的物资,大家才开始上缴。
我小的时候觉得,这真是仁义之师啊,我为之深深的触动——现在依然如此。但现在,我还意识到了一点:这支军队中已然建立的权威实在太可怕了,它可以压制住人群中最原始最可怕的欲望与冲动,这样的权威也用来做许多其他的事情。
我朝太祖啊,他的国史,真是读进去了。
中途岛战役……
中途岛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