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主是不是对当时日本的形式有什么误解?
就算潘汉年想签这玩意,日本又有谁敢签这玩意?当时,天诛国贼才过去几天啊?日本某些大佬的尸首搞不好还在东京挂着呢……
这种阴谋论毫无意义。
我们后人追寻这些事情要多思考,而不是为了否定而去否定!
我就地问一句,日军谁敢跟你签这个玩意儿?日军在华东的核心就是南京、上海、杭州为中心长三角那一片,恰恰新四军在这边疯狂发展。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查查苏南抗日根据地,东起淞沪、西至芜湖、北接长江、南达天目山,光抗日县级政权就19个。这特么已经不是疥癣之患了,这是心腹之患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你TG愿意跟日军签什么协议,日本有人敢签么?!想想40年日本在华北干嘛?
再退一步来讲,40年日本人要是有脑子和勇气跟TG来签这种协议,还为啥要跟TG来签?直接去找重庆不是更好么?
37到40算是敌后根据地大发展,八路从日军手里强粮抢枪抢地盘,以至于发展到常公忍不住出手搞皖南。然后41到43日军各种嚣张,扫荡扫得八路差点步抗联后尘。再然后八路熬出头,各种大反攻,到45年都把分基地铺到南京城边了,山东日军更是惨成了段子。然后你告诉我这俩签了互不侵犯协议?
张牧之不禁要问:你tm的告诉我什么叫做互不侵犯协议?
首先这些人经常用尹骐《潘汉年的情报生涯》这本书说事,并且还说潘汉年此举是代表党的。一旦有不同意见,就以该书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著作来反驳。可是这些人却有意忽略同样出自尹骐《潘汉年的情报生涯》这本书里的一封电报:
(一)汉年1939年自延安出去时,中社部曾要他设法争取和利用李士群在敌伪特务机关内为我方作情报工作。香港沦陷汉年到沪后,潘曾经过袁殊关系与李士群在上海会面一次,进行过争取工作。此事在事先事后潘均电告了延安中社部,而且当时上海党负责同志刘晓也知道的。以后潘由沪撤至华中时,华中局决定派遣他到南京与李第二次会面,此事你们都晓得。至于敌伪及国民党各特务机关说汉年到南京与日方谈判并见过汪精卫等等,完全是造谣污蔑。在利用李士群的过程中,汉年也绝无可怀疑之处,相反的还得到了许多成绩。这类工作今后还要放手去作,此次汉年来延安,毛主席向他解释清楚。
(二)刘晓、汉年由沪撤退至华中时,确系利用李士群、徐汉光(即刘毅)的关系作过掩护,当刘晓到延安后即向中央讲了敌后交通工作常常利用敌伪关系,许多华中干部由彰德至集总,也是如此。
(三)国民党中统局经常制造谣言说延安派李富春、华中局派潘汉年到南京与敌伪勾结,又常造谣说汉年已被华中局扣押,极尽造谣挑拨之技,望告情报系统的同志千万勿听信此种谣言致中敌人奸计。【1】
而这一点,也得到了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陈永发教授的认可:“潘汉年在不久之前才向毛泽东报告他十年前秘密会见汪精卫的事情,毛泽东最恨的是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当年他已经听到潘汉年会见汪精卫的谣传,但是一直相信潘汉年的忠贞,还帮他辟谣,不料十年之后才发现谣言是真的。”【2】陈永发另外还写过一篇文章,是这些人喜欢用来证明另一个问题的【3】。
其次,潘汉年案件背景复杂,他见汪精卫的事情,只是提供了一条引爆炸弹的导火索。
第三,直接拿车桥战役打脸即可。潘汉年见汪精卫是在1943年,如果他们真的签订了互不侵犯的密约,为何新四军第二年就发动了进攻?
第四,潘汉年自作主张并非没有前科。早在1936年,潘汉年从苏联返回苏区,“途经香港时,没有明显的理由滞留二个月”【4】。皖南事变后,国共伪三方的关系十分微妙。中共必须对付日本扫荡,同时还要应对国民党通过曲线救国等方式进行进攻。潘汉年既然没有向上级上报见汪精卫的是,自作主张说了某些问题也是可以成立的。
但是潘汉年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恐怕没有想到,因为汪伪政府里已经有不少人被军统吸收,因而很快他的事情就传到了国民党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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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尹骐:《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人民出版社,1996年,170页。
【2】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下,台北联经出版,2008年,675页注
【3】该文见新史学,1990年第一卷第四期
【4】秦福铨:《博古与毛泽东——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们》,香港大风出版社,2009年3月版,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