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的地主的真实形象如何？ 第1页

地主，不信现在的书、不信共产党人的报告。那我们看国民党的书好不好？

《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在民国十五年至民国二十一年由李景汉等人调查编著，李老先生从1924年开始准备，1926年确定定县为样本，1928年正式开始调查直至1935年，1936年调查报告开始出版。时间上，传说中的“黄金十年”嘛，日本人也没打进来，在民国时代，这真是条件放宽到好到不能再好了吧。

而且放心，连共产党的屁事都不关一点。

看看老先生怎么讲：

首先，从自有田产者的比例来判断。

1931年全县7000余户，有6400余户为有田者，占总户数的92％，如果把其中的非农业者剔除，有田者可占总种地户的95％。
也正因为此，李景汉认为，“大多数的农家是耕者有其田的”。将区域扩大到河北其他县份，也是如此。1930年河北43县2.5万农户的调查显示，有地者占总农户的90%。

先不论农户占地的实际数量，至少传统革命斗争话语所谓农民贫无立锥之地的情况，是不多见的。

从自耕农的比例来判断。

自耕农占优势，是定县土地分配关系的另一个明显特征。所谓自耕农，是从占田和耕种角度而言的，即只耕种自有田产、不出租、也不租种的农户。

自耕农比例在不同地区有所差别，但就全县而言，占农村总户数的63%强。佃户仅占4%多，雇农更少，仅占1%强，完全出租地主才占0.5%。这一统计，与整个华北农村是一致的，1930年代初自耕农约占华北地区总户数的68%。

李景汉对定县农民的调查就显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据农民的意见，这一带地方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渐增，而佃农渐少。”国民政府实业部的调查表明，定县自耕农在1933年占总户数的50％，到1934年增至59.2％，佃农却由原来的14.7％降至8.8％。中央农业实验研究所报告，河北省111个县，自耕农百分率，1912年为67％，到1934年增至68％，1936年更增至72％。也反映了自耕农有所增加的态势，可作为定县地权关系变化的佐证。

好你个共产党！欺骗人民！哪有什么阶级矛盾，农村一片祥和之气嘛！

才怪

如上所述，定县地权分配并非呈现传统观点所认为的那种恶性局面，而是处于相对分散状态。不过，虽然没有如此恶性局面，但并不意味着土地分配关系就是均衡的、合理的。重要的是，土地占有不均到达何种程度？

从人均或户均土地不难看出，富有阶层占地比普通农民高得多。

先看阶级占有状况。

本段资料整理自：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649—663页；李景汉《定县土地调查》上

在土地总数中，地主、富农占地比例虽不占优势，但人均占有土地却大大超出中农和贫雇农。在翟城村的统计中，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人均耕地的不均状况已有体现，分别为21.3、9.1、3.15、1.47亩。又如土厚村，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人均耕地分别为21.2亩、14.8亩、2.39亩、2.48亩。其他村落也是如此，地主富农、中农、贫雇农的人均耕地，在清风店分别为9.28亩、2.48亩、0.82亩。在王庄村，分别为13.7亩、3.16亩、0.56亩；在北支合，分别为13.9亩、4.19亩、1.60亩。在宿家佐，分别为16.8亩、0.64亩、2.98亩。在陈家佐，分别为8.54亩、4.93亩、0.71亩。在南合小学区各村，分别为16.1亩、2.86亩、0.76亩。

1930年代初，全县人均耕地3.5亩左右。

与之比较，上述大多数村庄中农、贫雇农的土地不能乃至远不能达不到平均水平。根据二三十年代的调查资料研究农民生活水平，认为人均2.53亩才能维持最低限度粮食消费，人均3.8亩可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消费（包括粮食消费及其他各种开支）。

看清楚没？以此标准衡量，中农尤其是贫雇农所拥有的土地明显不足，自耕农比例高又有什么意义，自耕只是代表了他们的劳作方式，并不能表明他们真的是能自给自足的。这也正可解释，全县人均耕地本来可以维持最低限度粮食消费，距离最低生活消费也不算太远，但许多农民为什么仍然贫困呢？除了社会动荡等因素的影响以外，耕地不足应该是重要原因之一。

即便是在土地总量中的比例，在有的村庄，地主富农也大大超出中农和贫雇农，反映了同一区域之内土地占有关系的不平衡性。如东亭村，地主富农占地5000多亩，为全村土地的60%以上；官道庄村，地主富农有地1000亩，占总土地的62.5%；油味村，有地1.3万亩，地主占2/3；辛庄村，地主有地3600亩，也占全村土地的2/3；南支合村，地主富农有地2800亩，为总土地的70%；太平庄村更甚，地主富农占地2400亩，为总土地的99.5%。

更有少量地主，占有土地数量与普通农民相差十分悬殊。

1931年全县453村调查显示，19％的村有占地300亩以上者，共有119家，土地49266亩，平均每户414亩。还有1个村有占地1000亩以上者。城关地主的占地规模更大，300亩以上者有13家，共有土地12317亩，平均每户934亩，最多的一户达到3950亩。这些地主一般兼营工商业，财力相对雄厚，土地购买力较强。

尽管以上情况属于少数，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土地分配的失衡。

从全县而言，大多数的小田产所有者拥有不到1/3的田产，而占1/8的大田产所有者却拥有将近半数的田产。没有土地的农户，占总户数的7%以上。而且，越是靠近城关，经济越是相对发达的地区，无地户比例越大。第一区就是如此，无地户占当地总户数的15.65%，为其他5个区的两三倍。占地25亩以下的农家，约占总户数的67%％左右。调查占地最低的一组划为25亩以下，其实，在25亩以下的农户中，占地10亩以下者占大多数。据张折桂对定县1368家的调查，47.5％的农户占地10亩以下。1930年代初，平均每户占地20亩左右，以此推断，大部分农家的土地达不到平均水平。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占地较多者，大地主比较少见，更多是中小地主和富农。

还有一点应该注意，地主占地质量相对较高。水浇地与占地数量成正比。如果说占地20亩以下者，水浇地占65%左右，而占地50亩以上者，水浇地增至90%左右。土地质量的不同，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土地分配的集中。

论如何，土地占有的较为集中，就使得前述自耕农占优势（大多数农民无须租地，而是种植自己的土地），就带有一定程度的假象了。这一现象，与华北农村的土地质量有关，其生产能力不及水田区域，所须劳动力较水田少，每一农家所能耕种的土地面积较大，占地较多者往往自己经营而不出租，于是一些自耕农不一定不想租用土地，而是想租而租不到土地。

还是那句话，庸俗的中国的经济学者都以为自耕农是自给自足的，其实这是远于事实的见解，在黄河及白河两流域间，自耕农很占优势，然而大多数和贫农一样，所有土地，不足耕种。当时的社会学研究者，如陈翰笙、孙晓村等，都认为名义上华北一带，大都为自耕农，土地分配根本不成问题；可是在实际上，华北的自耕农，很少有自给自足的意义，大多数和贫农一样。

注意，千万注意，还记得前面说的定县人均土地状况吗？全县人均耕地3.5亩左右，与学者研究得出的“人均3.8亩可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消费”，看上去相差无几，那么当时的中国农民为什么依旧赤贫？

这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先生当年在河北清苑县的调查结果，实际上，经营地主，也是就大地主的粮食是出售给了城市换回其他工业品，或是进入了自家经营的油坊、酒坊、粉坊等粮食加工业，他们追求的是货币收入。显然这些粮食根本不是面向本地农民的口粮市场，而是城镇的食品加工、商品粮出口，而且他们的土地也有大量种植着收益更高的经济作物。这也是为什么明明自耕农很多、土地也足够，可是除了地主富农之外，中农以下在那个朝代里的最好的短暂时光里，依然是饥肠辘辘。

就定县而言，如果平分土地，就可以使10%的无地农户乃至50%左右占地不足平均数的农户获得人均3.5亩、户均20亩左右的土地，由此不仅可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粮食消费，也可基本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消费。有农产品出售的户数比例与农产品的商品率，经营地主均远高出于其他各阶层。张培刚先生在清苑的调查发现，有12户经营地主，其中只有一户完全没有农作物出售。也就是说，农村生产出来的大多数粮食，根本就没有在农村消费。

贫下中农——共产党得出的根本结论有错吗？这些人挨饿困顿真的是因为他们懒吗？

土地问题，主持调查的平教会定县实验区调查部主任的李景汉老先生自己又是怎么总结的呢：

定县虽自耕农比例最大……其离平均的程度尚远，……土地分配的不均状态也是很显然的。……我们不能不承认土地问题是农村问题的重心，而土地制度即生产关系，又是土地问题的重心，其次才是生产技术及其他种种的问题。若不在土地私有制度上想解决的办法，则一切其他的努力终归无效；即或有效，也是很微的一时的治标的。

综上，所谓土地分散更多是针对传统观点的一种反正，仅具相对意义，意在说明土地分配不象以往所说的那样恶性集中。大约国内也就是秦晖同志老捏着“关中无地主”这条社会学界的共识来论证全国范围土地政策的错误性。

拜托，本人，

因为认同大跃进造成3000万非正常死亡，就能改变某些人眼里的“五毛”属性吗？所以逻辑还是捡起来好不好？“关中无地主”也好，“华北无地主”也罢，从根本上掩盖不了土地、粮食在当时的中国农村高度集中的历史事实，掩盖不了当年共产党通过农村土改在真正让绝大多数人吃饱穿暖的历史事实。地主里有好人——就算地主里所有人都是好人——也掩盖不了他们的生活是建立在整个农村溃烂之上的事实。

地主们形象好不好，一点都不重要，这不就是很多人赞同的——平庸之恶麽？

末了，我还附送一个下载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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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按本人惯例，我还是要说一些私货，不喜勿看：

看民国穿越，多的是看张爱玲、章诒和，人家是天潢贵胄、进步人士，对人家而言，想想自己在民国时的倾城之恋……唉，往事并不如烟喏……皇帝换了又怎样，我们这些蓝血理当继续人上人。

而你们自己呢，翻翻《定县报告》，看看里面的出生率、识字率、死亡率，在这样一个就在紧挨着中国最重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近郊县城里，连自耕农都吃不饱穿不暖，你们的投胎技术又能有多好？

个人经验在赤裸裸冷冰冰的历史数据面前，与骷髅画皮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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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有人认为这体现不出来什么形象嘛，是跑题了。我的意思还不明白么？什么形象一点都不重要——没有你很重要。

不过看官们不满意了，那我就还是描绘一个地主形象吧，这是李景汉先生在定县调查时遭遇的亲身经历， 再放送一段给大家正正三观，看看当年的地主乡绅们是个什么“形象”：

1920－1930年代，我国教育平权运动的伟大先驱、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先生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下简称“平教会”）在河北定县发起了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实验，而李景汉先生的这次社会调查，就是这次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前所述，他也是平教会定县实验区调查部主任。

定县乡村建设实验进行到1933年，定县士绅中突然有人大肆造谣，污蔑平教会及平校毕业同学会，要求废止县政实验，撤换县长霍六丁。他们制造舆论，骂平教会人士是共产党、第三党，往平教会身上“泼脏水”；对到定县参访乡村建设的人士进行反宣传，把平校识字课中“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中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等歌谣（语出《水浒传》白胜语）诬为平教会所作，是宣传阶级斗争之歌；污蔑平教会把定县原有的地方自治成绩冒为己有；说平教会的乡村建设导致定县人民的生活奢侈化，并以1万名平教会员统制30多万定县民众。与此同时，他们也把矛头对准毕业同学会，指责“同学会干涉村政，争权夺利，恶劣分子则乘机肆虐，鱼肉乡里”（李明镜，1933，《＜平教会与定县＞（通信）》，《独立评论》79号）。

这些人尽管绝对数量较少，但是活动能量很大。他们为诋毁平教会，在外间进行了相当的工作，鼓动一些同情他们的学者、政要为之出头说话。国民党中央委员张继首先发难，在《世界日报》发表文章，讥评邹平、定县的乡村建设于国事无补，靡费国帑。清华大学教授燕树棠（定县人）也撰文抨击平教会制造阶级斗争和社会恐慌。这些言论经媒体、舆论渲染后，在社会各界引发热议，一时间人们对定县实验，乃至整个乡村建设运动。

实质上呢，蒋廷黻先生一语道破：“总而言之，就是定县现在统治阶级换人了。换句话说，平教会无形中在定县执行了一个大革命。那些原来得势而现在失势的人自然不满意平教会”（蒋廷黻，1933，《跋燕先生的论文》，《独立评论》第74号）。

难道蒋廷黻晏阳初这些当年跑到台湾的人 也是共产党？要是他们都是共党的话，你确定地主里面真的还能有好人吗？

呵呵

PS:

，我说这位清华大学的燕树棠教授的名字怎么这么熟，终于想起来在贵校的校史里看到过。这位先生在抗战后跑到了武汉大学法学院，后来因为既反国民党又反共产党，周恩来把他劝留在了大陆，可是共军一进入武大接收，头一批解聘的三位教授里就有这位燕先生。是韩德培向当年的军管组组长、新华社第一任社长、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潘梓年求情，在做过检讨之后特别“开恩”留在武大法律系编译室工作，后来又调到图书馆编资料。

共产党这么讨厌他……说不定，是共党这边的人把他当年在定县的发言都记在小黑本本上了吧，连这种最温和的改良你都看不惯，你到底内心是有多反动？

啊呀又找到了一发贵校的黑历史，真的是好开心233333333333

晚清时代，中国地主的收入并不仅仅是土地收入。他们往往还经营着本地的手工作坊。农民在农闲时期，往往以手工业补充家庭收入。

到民国初年，外国商品大量输入中国，农村手工业产品大量被外国商品或本国新兴工厂的商品打垮，于是农村手工业经济基本全军覆没。

如此一来，地主和农民的收入相比于晚清，都有了实质性的降低。

另一方面军阀割据和战乱，使得税收、摊派极其混乱，军队和政治组织横征暴敛，这又加重了地主和农民的负担。

在当时，绝大多数地主其实也是处在贫困的边缘。地主只能把重压转移给农民，而农民因此就完全活不下去了。

我们可以这样想，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没有把别人逼上绝路的必要的。从人性来说，绝大多数人不会从压榨别人（甚至导致他人死亡）的过程中获得快感。地主对农民广泛的压榨和逼迫，并不是地主乐于此道，而是很多地主本身生活拮据，都快活不下去了。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民国时期地主-农民的矛盾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农村不但不是某些人所想象的田园牧歌，大量地区已经进入了你死我活的境地。农村生活和生产关系的崩溃，导致了大量地主子女对国府期望的幻灭，纷纷投共。他们的父母压榨着农民，而他们不能认同这是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明白父母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因此才致力于打翻当时的政府。还有很多小地主，自己辛辛苦苦，却都要破产了，那就直接加入革命了。这种小地主，往往还是中共基层的骨干。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局面，那就是越穷的地区，中共越容易发展，而越富庶的地区就越难。在富庶的江浙地区，由于产出较高，农民还没有达到活不下去的程度，而地主也没有必要去过分压榨平民。因此，矛盾就不大。那些地区的农民往往就不觉得有舍命抗争的必要。中共发展也就不容易。

因此，“地主到底坏不坏”这个问题，是要看地域的。越穷困的地区，地主对农民的压榨就越厉害，而越富庶的地区就越轻微。我们今天听说的很多好地主的故事往往出自南方富庶地区。

当然这其中必然存在反例，在贫困的地区大概也有仁慈的地主，而在富庶地区也有心狠手辣的。东北抗联里还颇有几个地主，和日本人以命相搏。但总体上的规律应该不变。

解放前的地主的真实形象如何。

地主 都会过日子，省下钱买地买房，地多了种不了，顾长工。财多气粗，最后成恶霸，与本村窮人有对立情绪。